第8章 文永·弘安战役(1)

公元13世纪，蒙古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各汗国国主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了世界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而它们从西伯利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成为世界统治者的过程，也是世界军事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行动之一。自成吉思汗将原先各自为政的蒙古游牧部落统一之后，蒙古人在马背上向西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罕有败绩，整个欧亚大陆的版图都已经被蒙古人重新划分了。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却在蒙古帝国建立后的整整70年里并未受到影响。当时日本虽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与中国、朝鲜渊源颇深，但由于自平安时代便中断了与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联系，直到蒙古人占领整个亚洲东亚大陆，并将矛头指向日本之后，日本这个相对封闭的岛国才被重新推向国际舞台。而举兵攻日之人，就是元朝开国大帝忽必烈。

1271年，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登基成为元帝国皇帝，使自己手下那些原先居住在蒙古包中的游牧部落逐渐定居到了汉族城市中。在元帝国建立仅仅三年后，忽必烈就开始计划将日本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与西亚大草原上那种蒙古人熟悉的机动战争不同，这一仗将从朝鲜的港口和河流入海口展开。尽管蒙古人擅长马上作战，但想要入侵日本，他们就不得不将大部分战马丢在身后，乘船登上日本徒步作战。而对13世纪的日本武士们而言，他们也还未曾体验过大陆式的大规模战斗，对朝鲜和中国步兵所采用的密集队形以及弓箭齐射战术也一无所知。总体而言，双方均要投入一场自己并不擅长的战斗中。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关系一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摇摆不定，而忽必烈治下的元帝国总算是首次捅破了战争的窗户纸。1274年元帝国对日本的首次进攻也是亚洲大陆军队首次从朝鲜跨过对马海峡（亚洲大陆距日本最近的航线）进行跨海作战。在此之前，由于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频频前往亚洲大陆进行抢劫，日本人当时在东亚大陆的名声并不好，甚至很多中国和朝鲜人将自己参与蒙古军队进攻日本看做是对倭寇的报复。

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朝鲜与蒙古人首次发生冲突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时蒙古骑兵在追击契丹人的过程中跨过了鸭绿江，并要求朝鲜方面为其提供给养，但却遭到朝鲜官府拒绝。盛怒之下的蒙古人不再追击契丹人，反而对朝鲜进行劫掠。到1231年，在蒙古人攻克了朝鲜北部一系列要塞之后，高丽王朝被迫逃往江华岛避难。在蒙古扩张过程中，这是他们第一次面临跨海战斗。虽然江华岛与朝鲜大陆之间的海峡仅有一公里宽，但蒙古人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来跨过这个水沟，更没有办法迫使高丽朝廷投降。对于四十年后的侵日之战而言，这场战争要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

在对朝鲜继续发动了数次突袭之后，蒙古军队于1254年再次踏入了高丽领土，而这一次蒙古人又和上次一样被迫在江华岛面前止步。直到1258年，高丽朝廷的内乱才使得蒙古人有了攻克江华岛的机会。在先前的几次战役中，江华岛的防御并非由高丽国王指挥，而是被交给了一批坚定抗击蒙古入侵的朝臣。但当主战派的领袖被刺杀之后，高丽国王重新接过了朝政和军事大权，并表示希望和蒙古签订和平协定，甚至还给蒙古人送去了人质。

在蒙古骑兵不断进入高丽王国进行突袭劫掠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蒙古首脑却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上——征服西夏、金以及南宋。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所进行的一切战役中，这个计划是耗时最长、过程最为复杂的。从成吉思汗进攻西夏开始，直到1279年才由其孙忽必烈征服南宋画上句号。无论是叙利亚、俄罗斯、波兰还是后来对日本发动的首次进攻，都是与进攻征服西夏、金以及南宋同时进行的。由于这片土地幅员辽阔，蒙古军队在征服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无数困难。在整个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也在经历着由游牧民族向封建帝国的转变，这点差异从成吉思汗所住的蒙古包和忽必烈所居住的皇宫就可见一斑。

1232年，蒙古大将速别额台率领大军攻克开封，宣告了金的灭亡。到了此时，南宋非但不为蒙古人的野心感到担心，认为凭长江天险即足以将北夷拒之门外，因此对于自己长久以来的对手金国灭亡而欢欣不已。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金国的存在，才为南宋构成了一道阻止蒙古人入侵的屏障。现在这道屏障已经消失，南宋上下却鲜有人为此担心，反而是金国的使者告知南宋，现在宋王朝要面临远比金更为可怕的敌人了。自此之后，蒙古人就开始了进攻南宋的准备工作，期间只因蒙哥汗逝世而在1259年暂时停顿。托雷的四子忽必烈在继承汗位之后，开始向南宋发动猛攻。蒙古侵略战首先由1260年至1262年间的突袭劫掠拉开序幕。1265年，双方在四川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会战，蒙古军取得完胜，击败宋军占领四川，并夺取了146艘宋军战舰。在过去上百年时间里，宋朝对于水军的发展始终相当重视，并在临安和长江沿岸各地建立了不少造船厂，几位皇帝也经常亲自前往造船厂视察。宋朝建立强大水军最初是为了应对倭寇和其他海盗在东南沿海的劫掠，但这些战舰很快就在抗击金人入侵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忽必烈选择俘获而非摧毁宋军战船，表明他已经认清蒙古必须拥有自己的水上力量。作为一个马背民族的领袖，他对于制海权重要性的认识惊人地具有预见性。在攻克朝鲜后，高丽王国在被征服之后，也将战船转交到了忽必烈手中。到了此时，蒙古人已经拥有进行跨海作战的能力了。

攻克四川之后，蒙古大军将矛头转向了重镇襄阳，并展开了围攻。在围攻过程中，攻守双方均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使战斗不停陷入僵局。最终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战进行了足足五年，襄阳才落入了蒙古军手中。攻克襄阳后，忽必烈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迅速挥军向南宋首都临安挺进。忽必烈军中最能干的将领伯颜在1275年率军渡过扬子江，并在一系列战役中利用大量抛石机和弩炮将宋军击败。在扬州围攻战中，伯颜利用配重式抛石机和各种爆弹不断轰击扬州城，将城墙、庙宇和塔楼摧毁，攻克扬州。在继续向临安进攻的过程中，宋军的堡垒一座接一座被伯颜攻克，很多惊魂未定的宋军方一见到蒙军便举手投降了，临安也不可避免地落入蒙军手中，宋恭宗赵隰被伯颜俘获。赵昰和赵昺在重臣保护下逃出临安，前者于1276年在福州登基成为宋端宗。此后蒙军攻势不减，很快就攻至福州城下，赵昰、赵昺二人不得不再次向南逃亡，并最终抵达雷州。1278年，赵昰驾崩，赵昺登基成为宋朝末帝，但很快就在蒙军追赶下再次南迁逃往崖山。1279年，蒙古大军包围崖山，企图再次乘船逃亡的宋军被蒙古舰队切断去路，包括赵昺在内的800余名宋朝皇室全部跳海自杀，为延绵300余年的宋帝国画上了悲壮的句号。

作为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所面对的规模最大的侵略战，忽必烈似乎本应将全部力量集中在灭宋之战上。但早在1274年，蒙古人就集中战舰展开了首次侵日作战。要么是出于掠夺日本黄金的意图，要么是出于蒙古征服世界的“天命”意识，又或者是为了将日本拉入东亚官方贸易圈，忽必烈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在完全征服南宋前就进攻日本，目前已经无法获知。

1266年，忽必烈首次派出两位使臣前往日本，向日本传达国书，要求与日本建立“友好邦交”，国书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忽必烈的使臣们在出发后首先前往朝鲜，并要求后者派出向导，帮助使臣横渡对马海峡。但朝鲜官吏们却劝阻元朝使臣，不要在此时穿过那片海况恶劣的海峡，而且即使船只能够抵达日本，那些“固执而坚强，完全不懂得礼节和规矩”的日本人也很可能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朝鲜人的这些描述无疑与先前几百年里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完全不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要求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国书送到了日本人手中，很快就引起了公卿和武家两方面的激烈讨论。不过无论是公家还是武家，均拒绝接收忽必烈的来信。高丽使臣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国，而这次外交挫败也成了促使蒙古人远征日本的第一个导火索。

1269年，由70名朝鲜人和蒙古人组成的使节团前往日本对马岛，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对忽必烈的国书给予回应。这一次朝廷本打算做出正式回应，但却遭到幕府阻拦。使节团再次空手而归，只得绑架了两名对马岛民带往元大都。在为元大都的辉煌奢华所震惊后，二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即被送回日本。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忽必烈希望二人在目击了蒙古的巨大实力后回到日本大肆宣扬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日本人自己的亲眼所见来慑服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幕府终于开始认真讨论应如何回应忽必烈的国书，并提出了一份回复草案，但最终还是没有送交给忽必烈。

1270年底，忽必烈派出赵良弼前往日本时，本想为后者派遣3000人马作为护卫，对日本进行明确的军事威胁，但赵良弼最后选择只带24名随从人员出使。对赵良弼而言，这次出使即漫长又危险。首先，在使节团到达朝鲜后，高丽朝廷却不准他们立刻前往日本，因为高丽朝廷已经自行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进行游说。当1271年赵良弼终于抵达日本之后，却险些遭到日本人的攻击，虽然没有被杀，但还是被送进了一个木棚子里关了一天。在此之后，赵良弼最终抵达了日本九州岛的行政中心太宰府。不过他并没有得到亲自觐见“日本国王”的许可，最后经过劝说只得将忽必烈的国书转交给太宰府的日本官员。在无法得到回复的情况下，赵良弼被迫回国。1273年，赵良弼再次出使太宰府，等待幕府回复，最后仍然只能悻悻回国。虽然赵良弼满怀愤怒，但在面见大汗报告时却还是劝阻忽必烈不要进攻日本：“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不过到了此时，忽必烈早已下定决心，不容赵良弼劝阻了。

早在1267年，在高丽使者仍然滞留在日本的情况下，忽必烈就急不可耐地要求高丽国王提供士兵、战舰以及足够大军三个月消耗的辎重，为远征日本进行准备，并命令高丽王国准备好1000艘大型战船。在忽必烈命令下，高丽国王动员了一万名士兵，并开始了战船的建造工作。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此时，忽必烈也从未在任何命令中指明其进攻的目标就是日本。对这位大汗而言，其当务之急仍然是征服南宋。在命令朝鲜进行军事动员同时，忽必烈派出的勘测人员并没有前往对马海峡，而是去到了朝鲜西南方向的岛屿进行调查。这里并不是远征日本所要经过的道路，但却是对南宋进行海上封锁的绝佳基地。至于日本，忽必烈此时已经知道这个岛国仍然与南宋保持着贸易关系，倘若使臣能够劝服日本放弃与南宋的联系，则蒙古征服南宋的工作就将会轻松很多。虽然在此时的忽必烈眼中，日本只是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小岛，但为了征服他所面对过的对手中最为强大的南宋，也不能简单地将日本忽视掉。

在蒙古人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高丽王国的军事动员却引发了朝鲜一批强硬派指挥官发动史称“三别抄之乱”的兵变，（“别抄”本是高丽崔氏王朝对以防盗为名建立的近卫军，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分为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三别抄，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些人罢免了主和派官员，决定继续抗击蒙古入侵。高丽朝廷此时非但不领导人民支持抗击外敌，反而主动邀请蒙古军队进入高丽境内镇压叛乱。到1270年，叛乱基本被压平，主战派幸存者逃往南方的济州岛。三年后，高丽国王的世子与忽必烈的女儿结婚，由于国王已与蒙古人缔结姻亲，济州岛的抵抗也渐渐停止。在蒙古人与高丽朝廷在大陆上逐渐达成和解的过程中，济州岛大部分土地都被转交到了蒙古人手中，成为了放养蒙古马的马圈。蒙古人最初表现得极为慷慨，仅要求高丽国王臣属于忽必烈大汗。但仅仅一年之后，蒙古人就开始无视高丽朝廷权威，在朝鲜境内强征壮丁、民夫，并征用了朝鲜所有海军资源，而其目的便是对日本发动进攻。随着济州岛抵抗的停息以及1273年蒙古与高丽的和亲，忽必烈彻底将朝鲜握在了手心，远征日本的跳板也终于设置完毕了。

日本之所以三番五次拒绝回复忽必烈的国书，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幕府并不认为蒙古人所威胁的入侵会成为事实。而无论是公家还是武家，都在忽必烈的国书中找到了很多令他们不满之处。在日本人眼中，虽然国书表面上语气温和，但却将天皇称为“日本国王”，显然是将日本视作了中国的一个册封王国。自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一直拒绝以向中国天子称臣为代价换取中国对日本国内的正式贸易资格。如果此时突然对蒙古称臣，那便将打破双方对等的外交地位。此外，尽管与南宋之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日本对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却十分满意，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为讨好蒙古而背弃正在抗击蒙古入侵的南宋。

直到1274年之前，幕府的动员令都仅限于九州地区，直到蒙古第一次远征后，才开始动员本州的武士前往九州加强防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首先，幕府有可能低估了蒙古人的战斗力，或者在下达动员令时仍然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蒙古的威胁。另外一种可能就要简单得多，即幕府认为将东国地区的武士调往九州从后勤角度讲很难实现。如何在九州供养、驻扎一支集中全日本军事力量的大军对幕府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旦战役演变成持久战，则问题会愈发严重。因此，当1274年蒙古远征军在九州登陆时，镇守在博多海岸的当地武士便成为了全日本命运的决定者。

九州北部的博多之所以成为蒙古远征目的地，完全因为其地理位置距朝鲜和中国最近，行动较为便利。自710年起，九州的太宰府就成为了日本对外贸易、交流的中心基地，作为太宰府出海口的博多商业发展也较为兴隆。现今的太宰府市位于福冈县，与博多毗邻，而当时的太宰府政厅即位于今天的太宰府市区以内。在710年至1274年之间的几个世纪间，太宰府附近的山丘上便建有两座小型要塞，保护太宰府不受外敌侵略。此外，在太宰府与博多海岸之间还设置有被称为水城的防御工事，后者在抵抗蒙古远征期间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1196年，武藤资赖以镇西奉行一职进驻太宰府，管理整个九州，确保当地能够按照幕府意愿行事。1221年，意图恢复皇权的承久之乱未遂而终之后，幕府为进一步压制朝廷在九州的势力，授予武藤资赖太宰少贰的官位。虽然太宰少贰在理论上并非太宰府的最高长官，但事实上由于官位更高的太宰大贰并不会亲自到太宰府上任，而只需留在京都，因此武藤资赖便成为了太宰府的实际控制者，并在幕府授意下将全日本的外交事务握在了自己手中。武藤资赖担任少贰期间处理了很多外交危机，其中就包括倭寇劫掠朝鲜沿海的事件。对于这一事件，武藤资赖毫不手软，在高丽使团前往日本交涉期间抓捕了90名海盗，并给予斩首的严惩，为日本正规武士与海盗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