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苦战——苏伊士运河与戈兰高地

以色列由于国土狭窄、人口有限、战备状况良好、训练有素和资源缺乏等原因，闪击战是最适宜的战争形式，但由于不明智的占领政策，他们不但从1967年6月起，陷入了一场长达6年的消耗战，而且因为在这场消耗战中建立起了所谓的“巴列夫防线”，还拥有了一种虚幻的军事安全感。不过，当历史的时钟指向1973年时，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自从1967年的热战结束以来，埃及人在军事上的总体计划实际上非常简单，即尽量在消耗战的第一阶段用炮火摧毁防线。一旦摧毁了大量以军支撑点，则在第二阶段派遣突击队进行一系列有限的短时间渡河作战；第三阶段要求在渡河后更广泛地进行纵深作战，第四和最后阶段是全面渡河作战，目的是占领运河东岸地带，以此来打破自1967年以来形成的政治僵局。然而，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何时以及是否能够进入第二阶段。对此，萨达特总统施展了绝佳的战略迷惑手段，并在军事行动的细节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973年3月底，萨达特宣布，他除了担任总统外还兼任总理，其目的是为埃及对以色列全面对抗做准备。4月底，萨达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你们美国人总是用计算机来解地理政治论方程式，而计算机也总是让你们犯错误。你们就是忘了将（埃及人的）心理学输入电子计算机。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震惊世界的时刻到了。无论战前、战时和战后，外交将继续进行……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为再次作战而认真地动员起来了——战争现已不可避免……俄国人现在正向我们提供他们可能提供的一切，现在我很满意”。一个一贯表现为并不热衷于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向世界以及各方如此明确地宣布其意向是罕见的。虽然以色列情报人士注意到了萨达特的讲话，但仍用老框框来进行判断，认定埃及人在未建立一支必要的轰炸机攻击力量之前，萨达特是不会将其威胁付诸行动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继续认定，这是萨达特的典型的边缘政策，他绝不会出边。

然而在整个1973年夏季，在萨达特的将军们和苏联顾问的心目中对发动战争至关重要的几种主要武器，正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来——这其中，尽管不如9P117战术弹道导弹系统那样敏感（也就是所谓的“飞毛腿”弹道导弹），也不如先进的T-62那样令以色列人感到紧张，但以PT-76为代表的一些特种装备却才是将军事行动付诸实践的关键。PT-76是战后世界上唯一批量生产的水陆坦克，尽管装甲较薄（车体正面首上装甲厚度为10mm，倾斜角为80.5度，首下装甲厚度为13mm，倾斜角为45度。车体侧面为垂直面，侧面上部装甲厚13mm，下部装甲厚10mm），火炮威力一般（一门D-56TS 76.2毫米坦克炮，以发射化学能破甲弹和榴弹为主），但由于储备浮力系数高达28.1%（而一般的两栖车辆的浮力储备系数为20%～30%），再加上采用了先进的喷水推进系统，因此在水中的适航性相当好。另两种由苏联运来的神秘两栖装备则是苏联生产的BTR-50和捷克生产的OT-62两栖装甲人员输送车。其中后者为前者的改进型号，该车车体为钢装甲焊接结构，同样采用喷水推进装置（为实现车辆水上转向，应关闭内侧的喷水推进器），在车体顶部后前方装有一小型炮塔，安装1挺机枪和1门无后坐力炮。能够装载18名全副武装士兵的载员室在出入门上设有射击孔，顶部有2扇舱。无后坐力炮的装填在车外进行，乘员在车内瞄准射击。此外，还有大批ТММ机械化车辙桥架桥车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埃及。而如此多的两栖装备，足以证明萨达特的讲话不是虚张声势的政治伎俩，而是为了突破运河对岸的“巴列夫”防线实打实的准备行动了（但有意思的是，凭借此前几次战争中的缴获，由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官戈南将军的弟弟——库克·戈南少校指挥的第11装甲旅侦察营，基本上成了一支全苏械部队，上述型号基本上都能在该部的装备序列中看到）。

另一个能够说明埃军准备程度如何细致的例子，则是关于高压水枪的。有许多次渡河演习就在运河被巴拉岛分成两部分（相距约5英里）的地方进行（西部分运河完全流经埃及领土，是训练渡河的理想场地）。以色列沿运河构筑的沙垒使任何企图渡河的装甲车辆都无法通过东岸。这对埃军来说是个大问题。经过高爆炸药试验失败后，埃军工程人员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高压喷射的水把沙堤冲毁。作战计划要求在运河两岸开辟60个通道，埃军工程人员逐步配齐了这套装备，使他们能在5-6个小时内开辟出这些通道。为实施该项工兵作业，建立了80个小分队，在埃及境内构筑了同样的沙堤，这些分队白天开辟通道两次，夜晚两次，每次训练结束后，再把沙堤重新垒好。在进行上述准备期间，挖掘了大量的土方。与此同时，为了隐蔽己方的活动和全面观察到以方的情况，埃军沿运河修筑的沙堤增高了，因而可以看到以军沿运河修筑的所有碉堡、支撑点以及第二道防线后的坦克发射阵地。情况好得不能再好，下一步已非采取军事行动不可了。

埃及人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制定的；而在以色列，经常公开讨论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已成司空见惯。埃及人满意地看到：以色列人过于自信，深信他们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技术和文化上有着日益增大的差距，深信阿拉伯领导人没有魄力做出进攻的决定，更不用提阿拉伯世界内部缺乏团结了。在这年夏季作战准备的数月间，阿拉伯人千方百计地使以色列人深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而阿拉伯联盟参谋部（包括埃及、叙利亚、约旦）在萨达特的军事助手伊斯梅尔将军的领导下，自1973年初便一直在制定作战计划。在考虑各种气候情况及其他各种因素后，确定了进攻发起日期，并对以色列的内部情况、国际形势以及这些形势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周密的检查。最后决定，最适宜的时机是1973年9月或10月。1973年10月3日，他与负责协调埃、叙两军行动的巴哈丁·诺法勒将军一道访问了大马士革，在那里他们会晤了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将军和他的总参谋部人员，制定了进攻的最后细节。中午，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接见了伊斯梅尔，并确定进攻发起时刻在10月6日下午2时05分。10月6日，一个月明的夜晚，这时苏伊士运河的潮水最适合于作战，同时这一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被埃叙双方认为以色列军队的反应将降至最低。事实证明，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押对了，而以色列人则大错特错（以色列人猜想，阿拉伯士兵不会在斋月禁食期间发动军事行动，而事实上埃及的计划制定者们成功地欺骗了以色列国防军和西方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四个月来，埃及部队不断向运河前移。但是，甚至当进攻日期临近时，他们仍然极为小心谨慎，以防以色列人觉察到将有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件发生。渡河器材都收藏起来了，尽量到战斗迫近时再拿出来；而且专门制作了装放器材的大木箱，把它放在不起眼的场所；靠运河附近挖掘了深壕沟，以供装载器材的卡车夜间行驶；甚至部队调动也安排得使以色列人确信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演习。比如，一个旅在白天进入运河前线，把渡河器材送到运河边，到晚上，该旅只派一个营灯火通明地从运河返回后方，使以方产生的印象是整个旅已完成训练从运河撤回）。

以色列的基本思想是用较少的现役部队守住防线，依靠大规模的空军支援进行防御战，以赢得时间动员预备队，沿防线构筑的支撑点防御工事，则依靠机动的装甲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阵地构筑坚固，能抵挡住大规模的进攻。但埃及人首先在苏伊士运河发起的攻击形态，却多少有些出乎以色列职业军人们的意料。埃及军队（世界上最庞大的现役军队之一）总兵力约为80万人，共有2,200辆坦克、2,300门火炮、150个防空导弹连和550架作战飞机。部署在运河一线的是5个步兵师和若干独立步兵旅和装甲旅，并有3个机械化师和2个装甲师作为其后盾。每个步兵师的3个旅各编有1个坦克营，每个步兵师有120辆坦克。3个机械化师各由2个机械化旅和1个装甲旅编成，每个师共有160辆坦克，2个装甲师各由2个装甲旅和1个机械化旅编成，每个师共有约250辆坦克。此外，还有一些独立坦克旅、2个伞兵旅、约28个突击营和2个陆战旅。第2集团军负责运河北半部；第3集团军负责南半部。第2集团军战线从塞得港至坎塔腊和费丹桥一线由第18步兵师防守，从费丹桥至提姆萨湖以北由第2步兵师防守，从提姆萨湖至大苦湖北端的德维斯瓦由第16步兵师防守。大苦湖的中心线是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第3集团军下属的第7步兵师负责大苦湖至苏伊士运河最南端的一半地段，第19步兵师负责由北向南的地段，包括苏伊士城。为了渡河，每个突击步兵师都得到了从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中抽调的一个装甲旅的加强。

而在西奈，面对这支沿苏伊士运河110英里长的战线展开的庞大部队，以色列仅有在间隔7-8英里的一系列支撑点内的436名士兵，整个运河前线实际上仅有3辆坦克。下午2时，7个以色列炮兵连在前线展开，而其余部队（总共约有70门火炮）随后展开，至于在计划防守前线的以色列坦克中，则有270辆在这一时刻在西奈前沿靠近支撑点的位置。差不多在以色列部队开始展开的同时，埃及军队开始出动了200架飞机对以色列一方进行了空袭，袭击西奈的3个机场，打击以色列的“霍克”地对空导弹连，轰炸以色列的3个指挥所、雷达站、中型火炮阵地、行政管理中心和以色列在福阿德港东面沙堤上的称为布达佩斯的支撑点。2,000门火炮则（野炮，中、重型火炮，中、重型迫击炮）沿整个前线同时开火。一个“蛙”式地对地导弹旅发射了导弹。坦克向修在沙提上的坦克掩体开去，压低炮身向以军各支撑点进行抵近射击，共向以军支撑点发射了3,000多吨炮弹，把苏伊士运河整个东岸变成恐怖的地狱达53分钟之久。随后埃及第130特种两栖机械化旅的突击队一边口中呐喊“真主万岁”，一边在PT-76水陆坦克的掩护下，搭载OT-62两栖装甲车强渡运河。在使用高压水枪将以色列的沙墙防线冲开了若干个缺口后，几架机械化桥开始将埃及装甲部队的大约150辆坦克和大约同样数量的装甲输送车送入了对岸……

而此时，以色列方面除了巴列夫防线上的一个营以外，整个西奈只有阿尔伯特·曼德勒少将的一个常备军的师驻守。以军在遭到突然进攻后，以军缺乏步兵的结构性缺点开始暴露。以军从六日战争后，“坦克制胜”思想占据主导，陆军中步兵大量削减，只有伞兵旅和“戈兰尼”步兵旅还得到保留，其余只保留配属坦克的少量步兵。但是在复杂地形和面对配备强大反坦克火力的敌步兵时，己方步兵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在防御作战中，步兵更是重要。以军缺乏步兵的窘境在这个时候毕现，坦克无法填补防线上的空隙，对水银泻地式攻过来的埃军步兵疲于应付，面对隐蔽良好、严阵以待的埃军步兵反坦克分队，以军坦克更是一筹莫展。以军作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是空中优势，首先夺取绝对制空权，然后用空中优势压制地面敌军。但是斋月里战争的爆发使以色列被打了一个冷不防，最后一秒钟的空军先发制人也被否决了，所以把敌机消灭在地上的设想是泡汤了（10月6日早上，在获得确切情报之后，副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强烈要求由空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被达扬和梅厄否决了，理由是以色列将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以色列打第一枪的话，美国援助将困难得多。美国也得到了埃叙可能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但要求以色列不得打第一枪，以避免美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在以色列内阁决定不作先发制人的攻击后，基辛格的密电也到了：“别打第一枪”）。以色列空军的退一步计划是消灭运河沿岸的防空导弹基地，打开空中通道，但这个设想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惨败，在开战50小时内就损失了44架作战飞机。美国空军在越战后期也遇到了防空导弹的问题，靠电子干扰和野鼬鼠攻击，勉强压住了北越的防空导弹。以色列空军照猫画虎，但面对的已经不是萨姆-2一级的老式防空导弹，而是萨姆-6这样的机动防空导弹，在性能上远远超过萨姆-2，难以干扰。萨姆-7这样的肩射防空导弹在使用上极其灵活，防不胜防。更可恶的是新型ZSU-23雷达控制的四管23mm自行高炮，基本连超低空盲区都不再存在。以色列空军在一头撞上铁板之后，被迫收缩行动，不再强攻。但这样一来，前沿孤立被围的哨所和零散部队就更得不到急需的火力支援，陷入绝境。6个小时内，埃军渡过了8万人，在170公里长的战线上，形成了80多个突破点。24小时内，另外4个师渡河成功，还有近500辆埃军坦克渡过了苏伊士运河，面对以军守备部队的200多辆老式坦克，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结果，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中几乎巴列夫防线上的所有堡垒都被击破（在最后关头，巴列夫防线上的以军官兵被命令分散突围，但只有很少人突围出来，大部分阵亡或者被俘，伤亡超过1200人）。

遭到巴列夫防线以军守备部队顽强抵抗的埃及第3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中的一个师长后来叙述突破经过时说，在最初的进攻中，他的人员损失了10%，而他原来估计要损失30%。他还讲述了一辆以军坦克单独击退进攻部队的故事，这辆坦克战斗了半个多小时，使他的士兵在试图击毁它时遭到了惨重伤亡。这位埃及将军说，他们最终战胜这辆坦克后，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坦克所有乘员除一人外都已阵亡，而这名负伤的士兵仍继续战斗。他描述了这个单独作战的士兵给他和他的官兵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名士兵告诉他们，他出生在德国。当他被放到担架上抬向一辆在等候的救护车时，他向这位埃及将军敬了个礼。

当然，按照预案，隶属于以色列南部军区的西奈战区指挥部在遭到埃及进攻的第一时间，就命令离前线最近的第162装甲师实施反冲击。10月7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第162装甲师（坦克170辆），于8日从运河东北线由北向南实施反击，企图消灭运河东岸埃及第2集团军的部队。8日上午9时，该师第600装甲旅在坎塔拉与埃军步兵第18师展开战斗，损失不大（该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在六日战争中任营长，参战20多次，负过重伤。一条腿是假肢，上下坦克要人扶，他生性好战，狂妄自大，军中称其为“人狮”）。当日中午，第460装甲旅（从第252装甲师转隶而来的残部）在向费尔丹方向的埃军步兵第2师反击时失利，损失坦克12辆；下午2时，第600装甲旅旅长将1个营留在坎塔拉作战，亲自带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以40千米的时速直趋南下，疾进至费尔丹正面，与第460装甲旅残部协同行动，组织再次反击。由于以军装甲部队末按军区司令计划绕到埃军桥头阵地的北翼，结果，发起冲击时，不是由北向南卷击，而是由东向西正面进攻。第600装甲旅所属不足两个营的纯坦克分队冲击时，正好钻进了埃军第2步兵师预设的伏击陷阱。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军队担任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7反导克火箭弹（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在最初的攻击中，埃及人只能将大量的步兵和少量的两栖机械化部队送过运河。但是由于步兵易于遭到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攻击（他们知道，在情况紧急时，以军装甲部队会开到运河边来），因此他们的对策是大大超过前线部队现行编制的数量，大量增加反坦克武器。这些武器包括连一级的RPG-7型火箭筒，营一级的B10和B11型无坐力炮和旅一级的AT-3“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同时，在埃及那一边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队能够轻易地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反坦克导弹非常便于机动，并且很易进行隐蔽。由于一般没有炮口焰和冲击波，因此，大多数反坦克导弹，在其整个发射和飞行过程中，均难以用肉眼看见。坦克无法知道反坦克导弹是否正在对它进行射击，即使能够发现正在对它进行射击，也无法探知反坦克导弹发射架的准确位置）。结果，当以色列国防军第600装甲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带着旅前进指挥所和第190装甲营在费尔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向前疾进时，突然发现在离运河800码处，被数千名埃军步兵包围。有18辆坦克在苏制反坦克导弹编制的火网中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阿萨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当了俘虏（至于率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实施反击作战，有恃无恐的巴拉姆上校，虽然丝毫没有遭敌伏击的心理准备，以致陷入困境，但在见势不妙后，幸运地地死里逃生）。埃及宣传工具对此大肆宣扬。埃及人由于抓住了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军官而欣喜若狂，他们把雅果里营说成是一个旅，而把雅果里说成是旅长。

战后，埃及第2步兵师师长赫佐格少将，曾经如此绘声绘色地描绘过以色列第190装甲营的覆灭：“……当他们距苏伊士运河800码远时，一阵密集的反坦克火力袭来，随着烟幕的升起，巴拉姆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们必须撤走。在他们的进攻部队中，只有4辆坦克（包括他乘坐的1辆）能撤离恐怖的战场。当他们开始撤退时，布伦（即第162装甲师师长阿丹）通过无线电通信网责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撤？’巴拉姆回答：‘如果你再问下去，几分钟后就没人回答你了。’一个步兵师，凭借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在几分钟内能够全歼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装甲营，这听起来似乎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确是事实。但从一定程度上说，埃及军队使用导弹的战术，正好同西方相反，他们常常是用3或4发导弹进行齐射，显然，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数量充足的导弹，另一方面则也是为了弥补射手训练的不足。为了能够确保命中，他们采用了浪费惊人的“连珠炮”战术。即使是这样，导弹也常常脱靶，有几份以色列的报告说，在战场上开动的以色列坦克，曾经被“赛格”导弹所落下来的—串串长长的控制导线所覆盖（可以肯定，看到如此浪费的场面，那些苏联“顾问”们必然会气得心脏病发作）。而与第600装甲旅的惨重损失相对照的是，此时在整个西奈半岛，战前以军部署在这里的4个装甲旅290辆坦克，已经只剩下不到1/3了。不过，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埃及进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达到了最精确的程度。总的设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横渡运河和巩固阵地，以对付以色列的反击；第二阶段是占领米特拉山隘和吉迪山隘。但是今天看来很清楚，尽管第一阶段的计划很周全，第二阶段计划却很笼统。这有助于证实，埃及人的目标仅仅是要在运河东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以打破政治僵局，并使下一阶段取得政治解决）。

然而，与南线暂时的平静相比，北线的戈兰高地却正在经历一场装甲对装甲，火炮对火炮的坦克拼刺刀，残酷程度使这里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坦克炼狱。在以色列总参谋部的战略决策中，一直把戈兰高地置于优先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这一地区和西奈不一样，既没有任何纵深，也不存在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天然反坦克壕”，在光秃秃的火山熔岩上，双方的坦克只能面对面的对射，而一旦被敌人形成突破，叙利亚坦克将能够长驱直入以色列腹地（而在西奈半岛的作战即便失利，也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戈兰高地西部与加利利湖（太巴列湖）上游的约旦河谷相连，南部与雅穆克河谷接壤，东部与拉克德河交界，北部与赫尔蒙山脉相通，其总面积为480平方英里。戈兰高地从南向北逐渐隆起，由600英尺上升到3,000英尺，它陡峻的悬崖俯瞰着西部和南部的约旦河谷。戈兰高地地形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火山活动所造成的岩浆不断从裂缝和火山口流出，使高地上覆盖着一层连绵不断的玄武岩。火山锥则形似许多巨大的蚁冢耸立在熔岩覆盖的高原上。叙以前线由一块长与宽都约在0.5-1英里之间的无人区隔开。在平坦的黑色玄武岩高原上，火山星罗棋布，如阿维特尔山（3,970英尺），赫尔蒙山（3,996英尺）和特勒法里斯山（3,989英尺），这些山是以色列沿“紫色线”建立的整个防御的组成部分。以色列和叙利亚军队在这种地形上直接对峙了6年。由于近在咫尺，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天然障碍物能迟滞入侵军队的推进，而这正是奉行苏军条令的叙利亚军队所希望的态势，他们正打算在这里发起一次进攻。

以色列的基本思想是用较少的现役部队守住防线，依靠大规模的空军支援进行防御战，以赢得时间动员预备队，沿防线构筑的支撑点防御工事，则依靠机动的装甲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阵地构筑坚固，能抵挡住大规模的进攻。赫尔蒙山南麓有17个这样的支撑点，平均每个有15名士兵把守。这些支撑点有雷场和铁丝网等障碍物的良好保护，并与本身步兵支援武器一起组成环形防御阵地。每个支撑点后方均部署有一个坦克排。整个防御体系的设计是为了对付大量火炮和坦克的火力袭击，并在敌进攻时起到警报和迟滞敌人的作用。这条防线平时只由一个旅守备。不过，以色列的整个防御体系是依据有情报预警这一设想建立起来的，以便能有时间及时动员后备力量和使驻守戈兰高地的部队有能力迎击任何进攻。但这就造成多年来阿、以军之间的兵力成2.5-3：1，阿拉伯人占优势——以色列统帅部认为靠这个比例可以过得去。而叙利亚的防御体系则是按照这样一种方针构筑起来的：他们的部队在任何时候都不需经大量调动，即可展开实施进攻，因此给人的预警时间确实不多（叙利亚的空军不同于埃及的空军，它在六天战争后，没有被迫转移任何空军基地。因此，一旦叙利亚进行空袭，以色列应有的预警时间仍然未变，对平民人口的潜在危险也毫无变化）。

尽管在1973年10月5日以色列总参谋部宣布，以色列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后，驻守戈兰高地的部队兵力又有所增强：以军在戈兰高地的坦克增至177辆，炮兵连则增至10个；北部军区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了戈兰高地；全部后备役部队都接到动员的预令；所有负责进行正规动员的参谋人员都规定留在营地，以准备进行动员工作；正在休假的重要人员都全部返回部队。此时，戈兰高地防务的整体上由一个守备旅负责，前线配置两个步兵营，能够得到四个炮兵营的支援，并有北边的第7装甲旅和南边的第188装甲旅为其后盾，这两个装甲旅各有一个坦克营配置在前方，另一个营在后方进行训练。然而，与叙利亚准备用于进攻的兵力相比，即便是进行了增兵，戈兰高地以色列守军在兵力对比上实际上仍要低于2.5-3：1的比例——此时，叙利亚在前线的坦克已增至900多辆，炮兵连已达140个，并且130mm和152mm火炮的炮兵群已部署到了前线阵地的前沿。

1973年10月8日，戈兰高地战场，以色列伞兵正在检查一辆被击毁的叙利亚苏制9P133反坦克导弹发射车（9P133实际上是BRDM-2装甲侦察车的反坦克导弹版，由BRDM-2与9M14M反坦克导弹组合而成。图中这辆在被击毁前，火控系统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发射）

简单来说，从装甲力量的对比上，以色列国防军（IDF）以2个主力装甲旅（即第7装甲旅和第188装甲旅，两个旅合计共有160-180辆“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以及少量作为固定火力点的M50/M51超谢尔曼）和11个炮兵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3个机械化师2个装甲师与188个炮兵连的入侵。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军队有三个机械化步兵师在前线展开，每个师由两个步兵旅、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编成。第7师的第68、35步兵旅部署在库奈特拉以北的北部地段；第9师第52、33步兵旅部署在特勒哈拉到库奈特拉的中部地段；第5师的第112和第61步兵旅部署在拉菲德到雅穆克一线。每个步兵旅都编有一个有30辆坦克的营，而每个机械化旅则编有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装甲步兵营。部署在前线的这三个师共有540辆坦克；部署在他们后面的两个装甲师则共有460辆坦克。共和国近卫队（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的任务是保卫大马士革政权，它装备有最现代化的T-62型苏制坦克。此外，在前线还部署有两个二线坦克旅约200辆充当固定火力点的老式坦克（主要以苏制T-34/85、SU-100坦克歼击车、德制pzkpfw IV号中型坦克等型号为主，但这些坦克中的大多数仍可以开出掩体实施机动），从而使直接参战的坦克达到1,500辆左右（叙利亚人与埃及人一样，深知以色列作战部队的素质。他们很快地得出结论，这种素质只能用数量来取胜。因此，在六天战争后的六年里，苏联提供给叙陆军的坦克总数约达两千辆，叙军的装甲兵因而增加了5倍）。这就是戈兰高地的战斗开始时，以叙双方的总体态势。

戈兰高地好比是诺曼底，以军登上了这个诺曼底，就可以居高临下，而面向叙利亚方向一马平川的地形使大马士革无险可守，但这也使叙军坦克容易从叙利亚一侧向戈兰高地进攻。相反，要是叙利亚控制戈兰高地，坦克在十几分钟内就可以冲进加利利，通向海法和特拉维夫的大路也同样无险可守，而以军向上仰攻将十分吃力。无论是叙利亚人还是以色列人都很清楚这种生死一线间的战场形势。而就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态势下，叙利亚的800辆坦克首先在南线与第188装甲旅的80辆坦克展开了面对面的坦克肉搏战。叙利亚的T-55坦克装备主动红外探照灯，具有以军坦克所缺乏的夜战能力，而以军没有足够的夜战光学器材，只能靠坦克的响声和照亮战区的炮火来判断叙军的位置，并以此来与叙军作战，至于更先进的T-62坦克更是将以军的“百人队长”坦克稳压一头。叙军坦克不要命地向戈兰高地冲击，简直就是钢铁的人海战术，很快在南线打开缺口，第188装甲旅旅长本·肖哈姆上校在混战中阵亡，精锐的第188装甲旅在恶战中基本被打光，最终只剩下了7辆坦克〔尽管叙利亚人在坦克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第188装甲旅最初几小时的情况是令人振奋的，许多报告都说“就像在射击场上打靶一样”，逐辆击毁叙军坦克。但是到6日下午4时光景，情况开始变得严重了。在库德奈地区，一支约拥有100辆坦克的叙军从南面成功地绕过了A6号支撑点。188旅没有预备队，所有部队都投入了战斗。旅长本·肖哈姆开始要求北线的第7装甲旅调拨给他第2营作为增援部队。各处的压力都在增大，由于在最初的激战中枪炮手们浪费了弹药，弹药也开始告紧。不久旅长本·肖哈姆对局势进行了总结，此时他的旅已大部被打光，只剩下在塔普林路作战的小部队（正在阻击一支显然是叙军主力的部队）和被分割而孤立在特勒法里斯的奥迪德的部队了，总兵力不到两个排15辆坦克。随着夜晚降临，旅前进指挥所在旅长本·肖哈姆上校的指挥下，乘一辆半履带车（半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和一辆坦克撤离了纳菲克。旅长决定将前进指挥所移至朱哈德尔，在那里他才能控制战斗，并将后方送来的预备队组织起来重新投入战场，然而，当天这位旅指挥官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坦克遭遇战后，被一辆已经被击毁的叙利亚坦克中的机枪手击中，当场牺牲〕。

在第188装甲旅基本全军覆没的当天夜里，戈兰高地南线实际上被叙利亚人多路突破了（不过，188旅指挥部军官达夫中校加强了在阿莱卡营地附近的公路两旁配置了约20辆被损坏的坦克（这是它们后撤时被他收拢来的），作为叙利亚军队和约旦河之间的最后一道装甲屏障，勉强阻止了叙利亚坦克进入加利利）。叙利亚第5步兵师的第46坦克旅突入了拉菲德地区。该师第132旅利用这一突破口，沿着与拉卡德悬崖平行的拉菲德-阿勒公路成扇形展开。10月7日星期日拂晓，第5师的部队到达拉马特马格西米姆，与第132机械化旅会合。当叙利亚统帅部认为显然胜利在望时，叙军第47坦克旅与拉菲德-阿勒公路平行地向北推进。在黎明的晨曦中，叙利亚人惊愕地俯瞰着令人激动的加利利湖。在那水波粼粼的湖水对面，他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大城镇——太巴列，他们兴高采烈。这里，他们正在追击败敌，胜利几乎是垂手可得的了。此时，对以色列人来说情况令人绝望：戈兰高地南部防区全部敞开。而在高地北线，叙军突击队在赫蒙山顶机降，夺取了这个战略要地。在这一段死守的以军第7装甲旅在增援全部向南线集中、填补战线缺口的情况下，苦苦独力死守，岌岌可危。战斗打得一片混乱，这是连营长们决定战争命运的时刻，高级军官们只能勉强控制战场。以军一个排要对付叙军一个整营，有时甚至是一个旅，叙军全然凭其数量上的优势，不断突入前沿的突破口。

不过，第7装甲旅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出色的队伍之一。该旅创建于1948年拉特伦战役，它曾在打开通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拼死战斗中，与阿拉伯军团进行过较量。后来，在刚刚成形的以色列军队肃清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的战斗中，这个旅又打过许多胜仗。在1956年的西奈战役中，第7旅在尤利·本·阿里上校的指挥下，突破了阿布奥格拉对面的埃及中部地段的防线，横扫西奈，直抵苏伊士运河；在1967年战争中，该旅在施穆耶·戈南上校的指挥下，一举攻占拉菲亚的埃及防线，在通往阿里什的道路上的吉拉迪打了个大仗，并再次横扫西奈直抵苏伊士运河。同第188装甲旅一样，第7装甲旅是以色列装甲部队的精华所在。1973年10月6日晚10点，第7旅首次与敌接触，敌人试图从“布斯特尔”高地和赫尔蒙尼特山之间第5营防守的旅中央地段进行突破，这是敌人一系列突破企图的第一次。全旅展开，坦克乘员们惊奇地注视着叙军坦克红外线灯光形成的成千上万个“猫眼”，在月光下缓慢地向前移动。猛烈的炮兵弹幕射击为叙军的坦克作先导。为了削弱敌人红外线器材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现任旅长阿维多尔上校命令部队等敌人抵近后再开火。在叙军步兵在反坦克壕上架桥的同时，叙军第7师第78坦克旅开始全力进攻。他们的坦克越过反坦克壕，展开成宽大的正面，朝着正在等候的以军第7旅的坦克缓缓运动。当他们到达800码距离时，阿维多尔命令部队开火。

叙军坦克分梯次实施进攻，一辆接一辆的叙军坦克和许多装甲输送车着火爆炸，火光把黑夜照得通明。叙军炮火轰击着以军重兵坚守的地域，激烈的战斗沿前线进行了5个小时。第7旅开始进行最大限度的精确射击，但当第一批叙军坦克被击中后，第二批马上又接上来，继续顽强地向以军阵地推进。因而他们离以军阵地越来越近。以军指挥官们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炮塔外，当叙军炮火集中向这支以军小股部队袭来时，坦克指挥官的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四面受敌的第7旅，这时在360度的半径内作战。此刻要想在战场上进行指挥和识别都已不可能了。每一辆坦克，每一小支部队都在各自为战。以军坦克发现自己混杂在一群叙军坦克之中；叙军坦克在以军阵地上迷失了方向。当叙军拼死战斗以达到突破目的时，双方的火炮都猛轰着这块可怕的战场。这时以军几乎是无意识地靠着本能在战斗，他们只是下意识地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重大。10月7日凌晨3时，在损失了大约350辆坦克后，叙军装甲洪流暂时从北线撤退了。

1973年10月7日星期日早晨，当晨曦降临时，战争的破坏景象便展现在第7旅官兵们疲倦的眼前。在阿维多尔选定的的“诱歼地域”——赫尔蒙尼特山和“布斯特尔”山之间的山谷里到处都是燃烧着的坦克和被击毁的车辆，该地域后被称为“眼泪谷”而蜚声于第7旅和以色列国防军。一些坦克乘员在火焰中奔跑着；脱离坦克底盘的炮塔掉在被砍去“脑袋”的坦克旁；紫色和红色的火舌不断地舔着周围的弹药车和装甲人员输送车，车辆不时地炸成碎片。蘑菇状的白色烟幕笼罩在坦克上空。130辆被击毁丢弃和冒着烟的叙军坦克，以及大量装甲人员输送车，散布在“眼泪谷”中。许多叙军坦克被丢弃在以军阵地后面或阵地上。第7旅第一次意识到他们遭到的是一支多么大的力量的打击。他们阻滞了100多辆坦克的前进。

然而，战争从来就是一个整体，某一战场局部的暂时态势有时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就在巴列夫防线被突破和沙龙、阿丹两个预备役装甲师集结完毕之前，西奈以军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空白。而在戈兰高地上，虽然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苦苦支撑，但第7和第188两个常备装甲旅残部（在修复战损车辆和该旅不断赶来的预备队的支撑下，由旅指挥所副参谋长达夫中校指挥，该旅在10月8日又恢复了部分战斗力）也是摇摇欲坠，叙军坦克开进海法和特拉维夫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初期的攻势使以色列军遭受大量战损，以色列急需补给军火武器，否则战局将面临崩溃。除开装备的受损以及需要补充的零件以外，以色列全国弹药储备量也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层次。以色列历经多次战争，对于需要的弹药储存量有很好的经验，可是这一次的战斗的消耗量远远高于过去的任何一场战斗，而且以色列使用的多种火炮弹药在当时尚未具备生产能力，导致弹药的供应会面临断炊的危机。以色列全国的105mm坦克炮弹药储存量一度下降到只能够维持48小时。这种超过预期的消耗量所衍生的心理压力和恐慌，甚至促使久经沙场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突然惊慌失措，叫嚷“第三圣殿即将倒塌”（所罗门王建立的犹太教第一圣殿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入侵时被捣毁，摩西十诫因此失散；巴比伦之囚之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修建了第二圣殿，耶稣就是在这里宣教的，但是在犹太人大起义后，被罗马人所毁，犹太人也被赶出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建国，被称为犹太人的第三圣殿），建议以军在西奈和戈兰高地同时后撤，建立第二道防线，但被其副手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顶住，坚持要就地死守。这也是传说中以色列几乎动用核武器的时刻，但从来也没法证实。

不过，这也是这场战争的拐点了。由于以色列遭到突然进攻，美国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大增，立刻允诺空运军火（当时欧洲国家由于遭受阿拉伯国家威胁石油禁运和贸易杯葛，早已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军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赖美国支持军需品）。甚至在国内开始加速M60A1主战坦克的生产，以满足以色列方面的需要（作为美国和以色列装甲部队中最先进的主战坦克，M60A1自1962年投产以来，生产速率一直很低，以色列在战前也仅仅装备了不到210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教练车，分散在大约7个后备装甲营中）。尽管空运的军火要到后来才能补足以色列的损失，但美国的允诺使以色列可以不必顾忌长期作战的弹药和装备的损耗（在从美军现役部队仓库中抽调出一批坦克、战机和弹药的同时，尼克松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于是满载的大量C-141和C-5运输机从10月11号开始飞往以色列，到达以色列的军火很快被卸载并直接送往前线，有些弹药在发射出去的时候，甚至还是冰冷的。除了补充以色列消耗的装备与弹药以外，美国还提供以色列一些新装备：小牛空对地导弹、百舌鸟反辐射弹，其中百舌鸟飞弹的使用被埃及指责有美国空军的飞行员直接介入战争。事实上，阿拉伯人的指责也差不多接近真相了，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鬼怪式战斗机，但马上制造当然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战斗机都是在涂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空军的标志后，由美军飞行员直接飞往以色列，并马上投入战场）。

到了1973年10月8日凌晨过后，在预备役装甲军官拉纳少将的努力下，一个仓促编成的装甲师开始重新控制了整个戈兰高地防区的局势——-此时，这个装甲师由正在重建的188装甲旅残部，兰恩中校指挥的第17后备装甲旅，第14和第19后备装甲旅以及第20后备装甲旅的两个营构成，另外第7装甲旅也在第79后备装甲旅的支援下，恢复了一定的战斗力。拉纳在刚到达前线时，就发现战斗极为艰苦：大部分部队的军官非死即伤，他感到部队士气低落。他的亲临前线和他对部队的讲话明显地扭转了局势。他注视着一位年轻的军械中尉，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军官，他让这位军官担负起牵制叙军的指挥任务，并作了如何去做的明确指示。他协助他组织前沿残余部队进行全面防御；把伤员们集中在无法开动的坦克里。随后，由于战况濒临崩溃，在拉纳的命令下每个单位的后备部队到达后，都以连排为单位未经编组即匆忙开往前线（第19后备装甲旅旅长报到后，拉纳命令他不管现在手头有多少部队，立即开往阿勒，并在阿勒公路的隘口占领阵地。188装甲旅的三个后备连到达后，拉纳也同样命令它向阿勒公路前进）。不过，涓涓细流，终成大海。到了1973年10月9日傍晚，拉纳少将手中逐渐汇集起大约360辆各型坦克，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没有经过改装，仍然使用汽油机的百人队长MK3/5，但其中也包括110辆最先进的M60A1——一方面，这种最新型巴顿坦克不但拥有完善的火控系统，而且夜间观瞄设备比苏制坦克更为先进（比如炮长拥有的M32瞄准镜就属于主动红外潜望式瞄准镜，视场8°，其单倍系统用于广角近景观察，8倍系统用于瞄准远方目标，有昼用光通道和主动红外夜视光通道，夜视距离是1000m，红外光源氙灯固定在火炮防盾上，红外/白光两用；而车长使用的M36E1瞄准镜则更为先进，属于微光潜望式瞄准镜，采用了采用了25mm的第二代像增加器，夜视放大倍率为7.1×，视场为7.2°），另一方面这种坦克的平均故障间隔30h（960km），是第7和第188装甲旅装备的英制“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的2倍多，状况良好。于是一场矛头锋利的反击开始了。

拉纳少将的计划是分两路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沿阿勒-拉菲德公路，由第19后备旅作为先导（该旅自星期日下午就一直在战斗，并已有伤亡），第20后备旅的一个营准备跟随突破。第79后备旅随后跟进，肃清残敌并在拉卡德悬崖上方掩护右翼。在主攻的左翼是第14后备旅，它沿着从吉瓦特约夫的加姆拉赖斯高地直到马兹拉特库奈特拉的道路，经纳哈盖谢尔直扑侯什尼亚。在以色列装甲集群开始发动反击时，叙军坦克群距约旦河已不到8公里了，叙军4个旅威胁着拉纳在拼死防守的两条通道。叙军第48和第51坦克旅越过侯什尼亚地区的塔普林路，并沿耶胡迪阿公路推进，企图到达加姆拉赖斯高地和约旦河的阿里克桥地区。在叙军各旅接近时，以色列第17后备装甲旅即将其部队展开。并在尔后的战斗中击毁了叙军15辆坦克。叙军第132机械化旅已在阿勒前停下，而第42旅则面向北部成扇形展开。叙军第47坦克旅兵分两路，一半由旅长指挥，从拉马特马格西米姆向耶胡迪阿公路朝北运动；另一半与132旅一起留在阿勒公路上。这样，叙军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在耶胡迪阿公路上与以色列第17旅的这一半兵力对抗，而另一半兵力则在阿勒公路上与以色列第17旅的另一半兵力对峙。

叙军的反应是凶猛抵抗，同时装甲部队继续从叙利亚越过战前的“紫色线”（67年停火线）开进以色列。不过，拉纳很快就通过亲自带领一个侦察连发现，叙军第47坦克旅的一半兵力正在向其翼侧朝北运动。他随即派出第14后备装甲旅新到达的一个M60A1坦克营占领阵地，展开火力，与敌交战。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了。以军在战斗中损失了2辆坦克，而叙军则损失了约35辆坦克。事后证明拉纳少将对阿勒公路上极为棘手的局势的处理以及他本人的以身作则，乃是稳定这条战线局势的主要因素。在这场战斗中，叙军第47坦克旅副旅长库尔塔姆少校被俘。他是在设想阿勒隘路口已被封锁，两翼没有部队的情况下调动他的部队的。叙利亚人在他们最狂妄的梦想中，也显然无法想象这条重要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但不管怎么说，在拉纳装甲师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尽管相对自身庞大的兵力相比真实的损失其实微乎其微，但叙军第5师的第47坦克旅和第132旅却莫名其妙地在中途停止了前进，并且开始仓皇撤退（或许是以色列空军此刻已经重新参加了战斗，轰炸了许多具有威胁性的地空导弹发射场，而且“紫色线”地区也在有效轰炸范围之内）。而既包括陈旧的谢尔曼也包括先进的M60A1巴顿在内，各种型号的以军坦克则在后面穷追不舍——-叙军的进攻被牵制住了。

伊拉克装甲师一经出现便发动了三次重进攻：第一次，坦克在先头开进，装甲人员输送车随后跟进；在第二次进攻中，装甲人员输送车在坦克的密切支援下在前开路，步兵在距以军阵地3,000码处下车，实施步兵突击；第三次进攻则是伊拉克坦克在前，步兵随后。战斗进行了约7个小时，伊拉克人这次战斗坚决，他们连续不断地进行突击。这一天，北部军区没有指望能得到空中支援（以色列空军正在全力对付苏伊士前线的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以色列军队向运河西岸苏伊士城猛烈进攻，该军即将被分割包围）。然而，以色列非常成功地运用了火炮的集中支援，从而有效地弥补了空中力量的不足。不过为了避免陷入包围，在激战过后，以军前锋被迫后撤几公里，但到10月14日最后稳定下来的战线依然形成一个很深的突出部，离大马士革郊外只有20多公里，对叙利亚构成严重的威胁。至此，戈兰高地的主要战事终于结束（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在战役中证明了戈兰高地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叙利亚人最终在戈兰高地丢下了867辆坦克，其中有些是最现代化的T-62型坦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车辆、反坦克车辆、大炮和各式装备。苏联向外国军队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布满了戈兰高地起伏的山丘。这是历史上在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条件下取得的一次伟大坦克战胜利的明证）。

在抑制住了叙利亚人对戈兰高地的全面进攻，并使之再无力于短时间内重新恢复元气之后，以色列军事力量的主要锋芒开始转向了埃及军队（尽管与美国一样，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要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的行动。苏联除了以运输机将装备与物资输送到这两个国家以外，也自部分东欧国家调动装备支援阿拉伯联军的作战。实质上苏联对两国的运补开始于10月9日，大多数的物资运往叙利亚，以补充他们在战场上蒙受的重大损失。然而，以色列人对叙利亚人造成的损失，却显然超出了苏联人的输血能力）。而与戈兰高地战场局势好转相呼应的是，埃及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后，战术上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失误：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这给了以色列一个喘息的机会。

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并集中兵力遏制住叙利亚的进攻，同时使用美国提供的卫星应用于战争，他们观察到了埃及的第二和第三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不过也有一说是沙龙亲自带一支部队向运河边火力侦察，发现了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在大苦湖北岸德维索瓦的结合部。沙龙兴奋地向南方司令部报告：“我的脚正在苏伊士运河边趟水呢，周围敌人的影子也没有”，要求从这里突破渡河，打到埃军后方去。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说法也有可信度。因为沙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场指挥官。就像许多人所说的，他天生具有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估量任何形势的本能，他不是依靠参谋工作中的逻辑推理，而是依靠健全的直观）。于是，埃拉扎尔指令巴列夫和戈罗迪什准备渡河作战，计划10月11日由沙龙师首先向大苦湖北岸的埃军结合部突击，夺取渡口，强渡运河，然后保障阿丹师渡河，向纵深发展，向南包抄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首先摧毁第三集团军。

然而，埃军在运河西岸的两个坦克师依然是以军的心腹大患（事实上，埃军在西岸集结了两个装甲师、两个机械化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共约有900辆坦克，数量大大超过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因此，渡河作战非常危险。埃拉扎尔和巴列夫都感到，在未予埃军装甲部队重创之前，进行渡河是不明智的）。以色列空军也对坚强的防空导弹网很是忌讳，无法用空袭将其削弱。但这个时候以军在戈兰高地的攻势凶猛，叙利亚强烈要求已经渡河成功的埃军向以军发动强大攻势，配合叙军作战。10月12日，埃军在运河西岸的两个坦克师渡河东进，摆出进攻态势，正中以军下怀。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10月14日凌晨，埃军在以军背后机降了几支突击队，但被以军及时发现，全部被歼灭。10月14日上午，埃及军离开防空火力阵地展开攻势，当发现埃军投入1000辆坦克展开第2次大规模进攻时，以军也全力投入了800辆坦克进行反击。

这样，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库尔斯克战役外，西奈半岛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全战线约有2,000辆坦克在激战。以军已精心做好这次战斗准备，一心迎战。由于以军步、坦、炮协同作战，并使用武装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发射“小牛”、“百舌鸟”式空地导弹、“白星眼”式电视制导炸弹等。战斗结束埃军损失了200多辆坦克。以军坦克在沙漠里挖坑隐蔽，只露出炮塔，并迅速地在预设掩体之间快速机动，在运动中射击，只损失了不多的几辆坦克（另一说法只有8辆坦克）。还有一支埃军坦克旅向米特拉山口猛冲，但一出防空导弹保护伞，就被以色列空军像老鹰扑小鸡一样地撕碎了。这次大战使以军士气大振，他们终于感到恢复了自己的常态。经清点，战场上被击毁的埃军坦克达264辆（以色列空军击毁的坦克除外），而以军在那天仅仅损失6辆坦克（在这一阶段以前，埃及人的报道一直是周密精确的，这是第一天以色列人感到埃及人又恢复了他们以前报道失实的陋习）。巴列夫给梅厄夫人打电话，以他那安详和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今天不错。我军又恢复了老样子，埃及人也是如此。”10月15日，新近得手的以军向运河猛扑，开始执行渡河作战计划。

在一座日本人经营的农场附近地区（这里是日本农业指导员搞试验的农业试验区，以色列士兵不懂东亚文字，看见日文题字后，便把这地方称为“中国农场”。这个农场威胁着两条大路的十字路口，是渡河必需的滚筒桥的必经之地。要是滚筒桥受阻或者受损，整个渡河作战计划就要泡汤），沙龙装甲师的安农旅与撤下来的埃及第21装甲师不期而遇，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坦克白刃战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事实上，这个孤军深入的以色列装甲旅突然发现自己闯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之中，光他们看到的就有集结在一起的数百辆卡车、火炮、坦克、导弹、雷达分队和四处走动的成千上万名士兵。而战后查明，这支以军部队来到了埃及第2集团军没有设防的南翼，即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对于这场战斗，《纽约时报》记者查尔斯·莫尔在战争一结束即采访了战斗现场，他描绘说：该地区已完全构成反坦克防御阵地，有坦克、反坦克导弹和数百名装备有反坦克火箭筒的步兵。此外，公路路肩上都埋没了地雷，因而任何企图绕过公路上的已毁坦克的以军坦克，都会触雷爆炸，数百条反坦克导弹导线在公路上纵横交错，就像一个掉下来的巨大蜘蛛网，埃及坦克就在“中国农场”的堤坝后面20-30码处进行射击。这块沙漠地上四面八方都布满了正在燃烧冒烟的坦克、车辆、火炮和运输车；步兵尸横遍野。指挥部、修理车、运载“萨姆II”型导弹的大型运输车、流动厨房车等等，众多的军事装备，好像没有一种能免遭炮火毁灭。以军的残骸也在那里。它们与埃及车辆相距不过几码。在短短几千码的一条狭长地面上，竟然有24辆被烧毁的以色列的巴顿型坦克。乘员很少能活下来……损坏不太严重的坦克已被拉去修理。约有100辆埃及坦克散布在这一战区。有一处，一辆巴顿型坦克与一辆埃及的T-55型坦克相距才3码）。

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借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但他们效仿阿拉伯军队此前的做法，大量配备了美制M72反坦克火箭弹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不过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而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当各指挥官忙于牵制战时，也很少有人过问渡桥装备问题，然而到了此时，南部军区却突然发现面临着严重的架桥设备问题。

但幸运的是，以色列在战前设法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此外还自制了较为复杂“滚筒桥”（早年搜罗的那些法国剩余物资，实际上用 “鳄鱼”两栖汽车架起的轻型浮桥，由两侧的橡皮气囊提供浮力，经不起枪炮的射击，真正能够顶用的，还要算是以色列自制的滚筒桥，钢制的滚筒可以承受更大的重量，也相对不容易受损。不过，滚筒桥用巨大的钢制的可以滚动的浮筒组成，非常笨重，需要用10-12辆坦克牵引，前面的拖，后面的做“刹车”，防止下坡失控。在路上万一遇到敌军，坦克可以迅速脱钩，投入战斗。事实上，牵引滚筒桥的坦克也是一路打过来的，经常需要向沿途的敌军射击）。这样，在一番努力后，10月16日晚上以色列工兵总算将浮桥架设完成（最后花了三天时间才打下中国农场，但以军不等中国农场守敌彻底清除，就急着把滚筒桥运到运河边，开始架桥渡河），紧接着渡河的沙龙装甲师的3个装甲旅约260辆坦克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军团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飞弹阵地。到了10月19日，在埃及军队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总共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到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整个战局得到了彻底的逆转。至此，这场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政治上的斡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