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明治凶兽(4)

八国联军悍然攻占大沽口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全面战争的爆发，当日聂士成所部加入到了围攻廊坊联军的行列。面对同样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满清正规军，本就不擅长陆战的西摩尔只能放弃廊坊火车站，向天津方向撤退。在被围近5天时间里，八国联军阵亡65人，负伤225人。廊坊大捷固然提振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却也令慈禧等满清权贵滋生出了义和团足当大任的错觉。6月20日八国联军于大沽口发布《联合宣言》，表示“各国之所以调兵进京者，不过为救援各国人民起见，并非另有他意”。同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因各国公使向满清政府提出清军护送各国公使及侨民前往天津的照会未获答复，带一名翻译前往总理衙门。事态的和平解决似乎仍有一线曙光。

作为庚子之乱中的外交明星，克林德可谓名声在外。甚至在他前往总理衙门的4天之前，便已有英国报纸刊登出了其在北京遇害的消息。在途经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一场混乱的枪战突然在比利时使馆卫队和正在附近巡逻的清军神机营霆字枪队之间爆发，克林德头部中枪当场死亡。克林德究竟死于何人之手显然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的死已经足以令西方世界相信，满清政府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野蛮国度。

在包括比利时、荷兰、奥匈三国使馆工作人员在内的近900名西方在华侨民于当天涌入英国使馆的同时，自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的满清政府则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这份上谕表面上看是动员令，但却没有明确的调兵、筹饷的方略，只是要求封疆大吏们在通盘考虑“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显然另有弦外之音。

6月20日下午义和团开始向东交民巷及周边各国使馆发动进攻。然而这种攻势不过是“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而已。除了早已人去楼空的比、荷、奥三国使馆被焚烧之外，只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以自己的使馆处于防线的突出部，兵力薄弱，难以防守为由主动弃守了，其余各国使馆不仅连续击退了义和团的攻势，更在满清政府的接济之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关于围攻东交民巷之战，事后慈禧太后曾颇为得意地表示：“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显然在满清政府的眼中各国使馆是重要的人质。一些史料所谓“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的说法完全是误会了满清政府的本意，作为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亲上一线无非是为了调控火候，实现“以打促和”的目的。

6月21日，满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这篇由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撰写的雄文，虽然道出了义和团是西方列强“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所引发的民众反弹，也指出了中国“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的战争潜力，但却并未明确表示宣战的对象是谁，只是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彼等”。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向全世界的挑衅，但却也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份呼吁民众自强的动员令。

厦门事件

对于满清政府的《宣战诏书》，西方各国均以强硬的姿态作出了回应。其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向所派远征军宣称“要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但是对于遥远的东方，德国军队从本土长途跋涉两个月才能抵达战场，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更无心远征，只是以在京、津一线作战的海军陆战队虚张声势。

美、法两国虽然均在远东拥有殖民前哨，但美国陆军正忙于镇压菲律宾土著游击队，法国人在印度中国的力量有限。因此在八国联军之中美、法两军均只派出了3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八国之中英国无疑是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但此时英国陆军的主力正在非洲南部和布尔人厮杀，因此在几乎动员了印度和澳大利亚所有可用之兵后，再凑上在威海组建的“华勇营”和以印度土著为主力的“香港团”，英国在中国的陆军勉强达到了1万人。

八国联军中真正的大头是对中国野心勃勃的俄、日两国。6月15日，在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立即派遣由福岛安正少将指挥的一个混成联队（3800人）向天津进发之后，6月25日，日本政府又下达动员令，任命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为司令官，统一指挥第五师团及第十一师团一部，共计18000余人赴华参战。

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以沙俄为假想敌，全面开展陆海军的扩充。1896年至1899年的三年中，日军由原来的近卫师团以及其他六个师团扩充至十三个师团，骑兵、炮兵各两个旅团。不仅兵力平增了一倍，其机动性、合成作战能力更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当7月4日福岛安正所部混成联队于大沽口登陆时，却发现作为日本假想敌，由旅顺出发的沙俄陆军已经提前扮演起了救世主的角色。

6月24日起，陆续抵达的俄国陆军对老龙头火车站和东机器局的进攻虽然在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所部的抗击之下最终未能得手，但俄军的行动却极大牵制了中国军民向紫竹林租界的攻势。而之后俄军攻占天津城北汉沽军火库的行动，不仅成功救援了宛如惊弓之鸟的西摩尔联军，更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补给八国联军各部的弹药和粮秣消耗。

不过沙俄帝国对于攻占北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6月26日沙俄权臣维特通过电报向李鸿章表示，只要李鸿章支持满洲局势正常化，沙俄不仅不会向满清宣战，还将以强大的武力成为李鸿章与西方列强议和的后盾。维特口中的所谓“满洲局势正常化”指的自然是维护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此时作为满清政府内部亲俄派的代表，李鸿章已经调任两广总督，对东北的事务鞭长莫及。

此时义和团运动业已蔓延至东北，在一边准备遣使前往广东与李鸿章会商的同时，沙俄帝国开始增派所谓的“护路军”进入黑龙江领域。作为一个大国沙文主义的奉行者，维特虽然不主张在贯穿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两条铁路干线完工之前与满清政府全面开战，但也坦承只要“我们在当地有十万到十五万人的军队，就可以将它（满清政府）打得粉碎”。

维特乐观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怂恿了涉世未深且好大喜功的沙皇尼古拉二世。7月6日这位昔日的“加特奇那囚犯”自任俄军总司令，勒令远东俄军重新编组为三个军。除了旅顺、海参崴两地的驻军编组为西伯利亚第一军之外，西伯利亚第二军和第三军分别于伯力和赤塔展开。含预备队在内，沙俄总计动员了近18万大军，形成对中国东北的四面夹击之势。

在满清黑龙江将军寿山拒绝集结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俄军借道瑷珲、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的同时，7月9日，宾县、吉林、呼兰、阿城等地的义和团捣毁了哈尔滨四郊的铁路、桥梁，开始围攻这个沙俄在东北最大的据点。7月15日强行驶往哈尔滨的俄国货轮“米哈依尔”号和“色楞格”号在瑷珲江面与满清边防部队发生交火。这一起造成沙俄方面5人死伤的“黑龙江事件”随即引发了沙俄对其境内中国侨民的血腥报复。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合计近万华侨遇难，史称“庚子俄难”。

沙俄帝国全力筹备着鲸吞东北的大战略，自然无暇顾及京、津一线的战局。甚至本已属囊中之物的八国联军总司令一职也被尼古拉二世拱手送给了自己的表兄——德皇威廉二世。不过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仍在旅途之中，京、津一线的八国联军的指挥权实际掌握在出兵最多的英、俄、日三家“大股东”手中。

不过在日军主力第五师团抵达之前，作为日军先遣混成联队的指挥官，搞情报出身的福岛安正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在7月13日八国联军对天津的总攻中，俄、德两国负责攻占城北的制高点——水师营炮台，而日军则伙同英、法、美、奥四国军队进攻满清陆军和义和团防线的中心——天津南门。以沙俄唱主角的北路进展顺利，但是天津南门的激战却持续了两天之久。在包括美国陆军第9步兵团指挥官李斯坎在内的总计730人的伤亡中，日军便占了一半以上。

在聂士成阵亡，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后，满清政府的首都再度暴露在列强的兵锋之下。而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时一样，富庶的帝国南方并没有出现北上勤王的热潮。不过四十多年前，李鸿章等人是借口忙于围剿太平天国，这一次是直接表示置身事外搞起了“东南互保”。唯一一个率军北上的是有着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头衔的失意官僚李秉衡。不过他麾下的新募之兵会合了天津方向马玉昆等人的屡败之师，根本无力阻击八国联军的攻势。8月11日李秉衡兵败通州，自杀殉国。

8月13日，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此时东北战场，俄军已经解除了义和团对哈尔滨的围攻，正在向吉林、奉天等地进犯。慈禧太后深感“木兰秋狩”也不安全，随即于8月15日裹挟着光绪帝，在马玉昆、董福祥所部的护卫下向西北逃亡，而在此前一天英国军队已由西直门进入内城，抵达了他们想象中人间地狱般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眼前一派怡然自得的景象，却令联军误认为是进入了宴会会场。

事实上清军和义和团对使馆区的进攻早已停止，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甚至表示那些象征性的枪炮声不过是自己的起床号。反倒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各种屠杀和劫掠才真正地令这座城市陷入了仿佛无休止的苦难之中。不过与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施暴相比，日军却表现出了相对的克制，而一个随军翻译更由于在日军占领区内率先组建起了“安民公所”而获得了留守的满清贵族的青睐，他便是35岁的川岛浪速。

八国联军虽然攻占了北京，但是列强之前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俄国力主向山海关、锦州一线挺进，以便策应东北战场。9月抵达的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则急于向西进犯，以便追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府。英国则希望先行肃清直隶境内的义和团。法国政府则于10月4日早早地拟定好了议和备忘录，希望能够结束与满清政府的这场战争。自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来迟一步的美国则大唱“和平外交、公正贸易”的高调，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则继续扮演着龙套角色。至于日本，西方列强俨然已经忽视了他的存在，直到日本海军登陆厦门的消息传来，其余七国才发现这位看似任劳任怨的“盟友”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出兵华北本是日本陆、海军协同完成的远征，但是由于满清海军不是不战而降，便是龟缩南方，日本海军虽然派出“爱宕”号、“丰桥”号、“须磨”号及从北洋水师手中缴获的“镇远”号、“镇中”号等战舰，但是在攻占大沽口之后，庞大的舰队便只能在中国近海无所事事地游弋。急于彰显存在感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向部署于台湾海峡的“和泉”号和“高千穗”号两舰下达训令，要其寻机在福建沿海挑起事端。

海军的行动随即引发了陆相桂太郎的警觉，不过桂太郎的反应不是设法阻止，而是授权新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看准时机行动，不能让海军专美于前。从1895年割取台湾以来，日本的所谓“台湾总督”已经更换了四任了。由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争夺，桦山资纪屁股还未坐热，便被调回了国内出任内务大臣，取代他的是山县有朋的亲信——桂太郎。

桂太郎接任台湾总督之时，恰逢台湾岛内民众所掀起的第一轮反日高潮，曾因力举石狮而被称为“简大狮”的简忠浩活跃于台北，骁勇善战的“猛虎”柯铁雄踞云林，乳名“少猫”的林苗生聚义风山，均令日本殖民当局不胜头痛。桂太郎除了跟随伊藤博文到台湾参加了一次所谓“始政纪念日”活动之外，甚至都不敢在台湾长期逗留。而桂太郎放纵日军以围剿柯铁之名，于1896年6月16日至6月23日之间展开扫荡，屠戮台湾无辜民众3万余人，更令日本在国际社会声誉扫地。为了平息舆论，日本政府不仅将当事军官送交军事法庭判刑，更不得不再度更换台湾总督。

第三任台湾总督是日军中著名的“一根筋”——乃木希典。乃木希典自认擅长治军，不善理民。在写给好友的信件中，他甚至将这一肥缺比喻为：“就像一位叫花子讨到一匹马，既不会骑，又会被马踢。”但是乃木希典对肃清台湾抗日武装的工作依旧十分热衷。他首创了分区控制的“三段警备法”，试图将抗日武装困死于深山老林之中，更派出2万地面部队在海军“葛城”号舰炮的掩护下进攻花莲县境内的太鲁阁原住民。

如同乃木希典其他的蛮干一样，这位台湾总督的工作虽然卖力却不为人所认同。“三段警备法”由于划分不清，而引发了台湾政法部门和驻军之间龃龉不断。清剿太鲁阁的军事行动更由于原住民藏匿深山和日军水土不服导致瘟疫爆发而以失败告终。心灰意冷的乃木希典随即以台湾每年耗费军费高达700万日元为由向时任首相的松方正义提出了“台湾卖却论”，甚至连价钱都和下家法国谈妥了——折合1亿日元的1500万法郎。

1898年乃木希典正式向国会递交“出售台湾”的提案。而除了外务省之外，反对最为激烈的便是儿玉源太郎。儿玉直指台湾之所以出现难以治理的局面，完全是因为官员无能。这番话固然将乃木希典的肺都气炸了，但是儿玉接任台湾总督之职后的确干得有模有样，而儿玉可以为乃木收拾残局的观念也随即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