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强盛的根基

所有的帝国和统治均在战争中发现了自己的起源。

——让·德·比埃伊《源泉》

战争从来都离不开浩大的开支，每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背后都流淌着一条由真金白银汇聚而成的洪流。从文艺复兴以来，直至三十年战争，欧洲各国的无名小卒、天潢贵胄都围绕着叮当作响的金银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而铺设并行走在这条金光大道上的，是由金钱聚集起来的各式军队。

跃动的金银

14—17世纪欧洲战争经济简史

作者/许天成

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它，一切物品都能进行买卖，彼此交换。

——亚当·斯密《国富论》

每当提起14到17世纪的欧洲，似乎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勇敢的统帅和骄傲的国王、悲剧性的英雄和时常变节的雇佣兵。他们谱写了历史，制造了战争和杀戮，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版图；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似乎从来无须过问“钱从哪里来”这样的“小问题”。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闪耀着魅惑之光的金银币和世界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既可以“在投入购买赎罪券的钱箱的叮咚声中让人的灵魂洗清罪恶”，也同样能够因为每年20万杜卡特（金币，或称杜卡币、泽西诺币、西昆币，意大利威尼斯铸造的金币）的教皇国剥削而在德意志地区引发轰轰烈烈的宗教战争。16世纪初，为教皇服务的威尼斯雇佣军首领吉安·吉亚柯莫·特利维齐奥（Gian Giacomo Trivulzio）直接对教皇说道：“发动战争需要三样东西——钱！钱！第三还是钱！”三十年战争中的著名统帅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则显得稍微委婉一点，他说：“没有钱就没有火药，自然就没有战争”。

百年战争的开销和经济影响

让我们以13世纪末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英法百年战争为例证，来看一看战争的惊人花费。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查理大帝曾经规定，为保证银质货币的铸造质量，每1法磅（里弗尔）重量的白银最多可以铸造22个苏或264个德涅尔。一般情况下，法磅、苏和德涅尔的比例关系则应该是1：20：240。自公元9世纪起，这个比率虽然一直在变动，但基本是围绕着1：20：240这样的三级关系来折算的，这也是近代欧洲便士币体系的源头所在。

1294年至1298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间爆发了争夺加斯科涅地区的激烈战争，这也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腓力四世在1294—1298年间至少为战争花费了432000英镑（相当于1英磅约0.45千克白银），约占其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61.5%。腓力四世为防御城堡和攻占城堡的行动划拨了大笔专用款项，而这些城堡有很大一部分以惊人的频率迅速地多次在英法两军之间来回易手。爱德华一世则花费了大约40000英镑，这是他所有的封建贡赋收入和税收收入。爱德华一世还急切地需要资金来归还他对商人和银行家们欠下的大笔贷款，因此不得不借助极为沉重的关税来为战争筹款，即开征所谓的“恣意税”（又称“邪恶税”），因而招致了许多批评。此后，爱德华一世苦于军费不足而没能在加斯科涅御驾亲征，贵族们也因此抵制了他对封建军事服役义务的要求。迫于压力，1297年11月5日，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在根特城重新颁布了《大宪章》，并宣布废除“恣意税”。这份文件确认了国王开征新税需要得到议会批准的原则，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自今往后，任何献金、权利令状、赏赐均不会从本王国境内被征收，除非此举出于全国一致共识并确系为全国公共福祉服务。”

——爱德华一世1297年11月5日所颁布之协议

爱德华一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英格兰王室手头的现金总是不够。英格兰国王的不动产收入每年只有5吨纯银，所以依赖于税收来提高其收入。爱德华一世时期开始对动产征税（即所谓的“俗世附加税”），该税目在爱德华二世时期最终成为年度固定税种，但是开征该税需要经过议会下院批准。不过，这一约束并不一定是对王权的削弱。因为议会授权使得国王可以公开其意图，并使自己的意图得到全国一致的支持。这有利于明确战争的目的，提升己方国民的组织度。由于英格兰贵族地产的规模通常比法国贵族的要小，国王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征兵。这种情况可见于苏格兰战争中的英格兰军队，其中有大批威尔士和英格兰长弓手。14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军队中也可见到这种情况。但是跟随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北部发动战争的那些军队则是由贵族及其“重骑兵和弓手混编扈从”所组成的，一般说来，重骑兵与弓手之比为1：1。英格兰国王御驾亲征时，部队的服役期与国王一致。如果是由别人带领军队，那么就会更为频繁地运用“定期服务契约”（合同）体系。契约中事先议定服役条件和期限。

到了爱德华三世那一代，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他依旧如同其祖父一样，非常依赖于贷款。英格兰羊毛出口就被银行家盯上，成为了这种战争贷款的重要抵押项目之一。羊毛出口同时也是英格兰方面在百年战争初期的重要财政支柱。法国国王得到的信贷支持则较少。1335年至1336年，腓力六世不得不依靠铸币面值改订（实际上的通货紧缩、货币供应断绝）来渡过难关。腓力六世在统治之初的确想要恢复“圣路易时代（1226-1270）的优良硬币”，但是战争所需使他一再食言而肥。后来的经济史学家统计过，1337—1350年间，法国的货币制度走马灯一样地变换了24次，单单是“一法磅纯银”的重量就在380—550克之间变来变去。

除了只用作记账重量单位的里弗尔之外，当时的法国还铸造了各种各样的埃居金币。1266年，法王路易九世开始铸造金埃居。埃居的法语原意为“盾形徽章”。这种埃居称大埃居（Gros Ecu）。1337—1349年铸造的金埃居重4.53克，等值于20—25苏，在当时基本等值于1图尔里弗尔的金币。1385年铸造的金埃居重3.95克，等值于22苏。1422年铸造的金埃居重3.47克。1461年铸造的金埃居重3.45克，等值于1里弗尔又13个苏。法王于1473年把1金埃居兑换25苏改为兑换28苏又4德涅尔。1515年又变成了1金埃居等于36.75苏。1547年，1埃居竟然可兑换45苏。金埃居的含金量不断下调，这反映了金银比价的变化趋势。从1483年起，金埃居重3.496克且保持稳定。1577年，亨利三世首次启用白银来铸造埃居银币，规定1银亨利三世埃居等于3图尔里弗尔。路易十三于1641年发行了等值于此的新埃居银币。此后，各种埃居金银币的币值起伏不定，极其混乱，1726年之后才约定残存下来的1埃居等于6图尔里弗尔。

法国国王主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收入并供养军队，这种财力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正常情况下，法国国王自己的土地每年能够提供相当于16吨白银的收入。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法国发展出了一种王权观念，即：国王可以无须召集任何“代表会议”（后来发展为大名鼎鼎的“三级会议”制度）而为国防目的课税，课税额度取决于人民缴纳的“免役钱”。但是法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名目的“免役钱”，而且所谓的“免役钱”并非特指“贵族对国王的免役钱”，法国的普罗大众也会被征收“免役钱”。法国在克雷西战役惨败之后，国难当头，腓力六世趁机于1347年在蓬图瓦兹的一个省级议会上发言炮轰“贵族在军事上的无能”，而且打算用“免役钱”来招收雇佣兵替代贵族军队。所以他借口要组建一支舰队进攻英国，提高了业已存在的贵族“免役钱”的应征额度。尽管腓力六世对于银行家不那么依赖，他从教皇那里还是获得了极其慷慨的贷款。考虑到自腓力四世一手制造出著名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天主教教廷迁移到法国阿维尼翁）后，数十年间教皇一直由法国国王扶植起来的法国人担任，这种贷款就显而易见是怎么一回事了。1345—1355年，教皇总共为法国国王送去了339.2万金弗罗林。

战争无疑也给英法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亨利·德尼夫勒于1897年到1899年之间出版的《百年战争期间法国教堂、修道院及医院的荒废》一书表示，在14世纪的战争中，即使是教堂也不能免于战火，遭到“失业的散兵游勇”袭击的教堂尤其不能幸免。对法兰西岛地区、奥弗涅地区、安茹地区以及诸如图卢兹、图尔、普瓦捷、佩里格这样的重要城市所做的详细研究也证实了前述观点。例如安茹地区农村的地租价值在14世纪后半期内下跌了30—40个百分点。

相对于浩大的军费开支，法国各阶级的经济生活状况则千差万别。在1384—1388年这个相对和平的间隙，法国最穷困的小领主也可以一年挣到60里弗尔，最高则可以收入500里弗尔。贫穷的骑士就差得多了，年收入大约在25里弗尔。一个步兵当时一天的薪水大约为3个苏。军备开支方面，当时重装步兵的一套正常质量的盔甲售价约为25图尔里弗尔，一门加农炮的价格为2埃居金币，骑士的战马售价为每匹75图尔里弗尔或60巴黎里弗尔，随从人员的驮马售价为28图尔里弗尔。生活方面，一双鞋售价4个图尔苏，每蒲式耳盐巴较为便宜，只需6个图尔苏，每磅羊油蜡烛的售价为12图尔德涅尔。《军队与骑士壮举录》（Livre des fais d'armes et de chevalerie）记载1382年的卢瑟贝克战役期间，一支200人规模的军队作战所需的开支如下：

“让我们考虑一下200名重骑兵再加上他们的仆人，每名骑兵有两个仆人，他们要备有6个月所需的给养。那么按照巴黎人所使用的度量衡，你将会需要约27.5夸脱的小麦。其中的三分之一应该以面包的形式支付，而剩下的小麦则以面粉的形式支付……12架扔石头的投石机，其中有两具投石机应该比其余的更大，以便击毁城防器械、防御盾牌和其他覆盖物……为大炮发射所需，还需准备3000磅铅、6打铁头长枪……反地道作战所需的8个风箱……6打木制铲子……”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战争期间，军人的部分工资采取了实物发放的方式，为便于理解，可以将之与我国明朝官员薪俸中的“本色”、“折色”制度相类比。相对于以上所列的小人物们的消费水平，法国国王花起钱来真可谓是“土豪”。这里的“土”倒不是说国王的品位不高、举止粗俗，而是如同其字面意义，指的是国王陛下购买土地主权的行为。1349年，腓力六世从马略尔卡国王詹姆斯三世那里花钱购买了蒙彼利埃地区的主权，共花费了12万金埃居。

对法国厄尔省卢维埃城的一项研究显示，战火绵延至15世纪之后，英法百年战争对诺曼底地区的经济和物价造成了更为剧烈的影响：该城在1418—1420年之间曾五次易手，其谷物税收入从1424年的29英镑下跌到了1432年的13英镑，而同期该城的总收入则从191英镑下跌到了115英镑。法国人于1440年夺回该城以后，拆除了该地的纺织会馆，以便用其材料重建卢维埃城外围的防御工事。该城的羊毛和其他纺织品的贸易活动因此遭到沉重打击，大量商人迁居至布拉班特和其他一些还能够做生意的地方。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该地区地租和农业收成的下跌幅度太大，以至于虽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能被归咎于战争，现代法国经济学和历史学家居伊·布瓦还是非常激进地称之为“诺曼底的广岛”。物价飞涨的同时却又通货缺乏，经济凋敝的情况也影响到了占领者。许多英格兰人在诺曼底公国被分封了土地，但这毫无意义。这些土地往往价值很小或毫无价值。例如因为法国西北部石灰岩高原地带的丢失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约翰·法斯特尔夫爵士就损失了他在诺曼底公国封地上应得的那600镑收入的三分之一即200镑。

既然传统战争艺术的运用遇到了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军事破坏，那么是时候对战争的形式做出一点改变了。

雇佣兵的花费及周边影响

在采邑制度的旧封建体系下，一般而言，封臣的服役期限是每年总计不超过40天，如果国王另外付钱可以适当延长。但从“付钱买人”的那一刻起，这些人就一定是不再可靠的了。而且，从英法百年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40天的封建贵族服役期、3个月的城镇动员兵服役期远远不够。于是法国国王开始把战争中得到的土地、战利品，甚至原属于王室的一些特权下放给跟随自己作战的骑士和随从。但是这种做法代价巨大。于是，在封建中央集权最为发达、王室直属领地和收入最多的法国，国王开始加税并自己雇佣军队。原有的军事贵族为免服兵役需要交纳一定的“免役钱”，附庸通过交钱来逃避兵役，封君便拿这笔钱去招募雇佣兵。

对于附庸来说，通过付钱来减少他们个人的服务时间是一件很划算的事。作为采邑的领主，他们需要时间来照料自己的土地和处理行政事务。对于国王而言，他们也更愿意花钱雇佣受过专业训练而且可靠得多的人。12世纪的经济复苏过后，商人和教士手中的货币日渐增多，经历了十字军东征的西欧领主也见惯了东方来的各种奢侈品和东方的先进生活方式。他们情愿出钱买个清静，因此到了13世纪，腓力二世就能够付薪召集常备军而不依赖于临时组织的征召兵。后来，那些支持法国国王的市镇也开始交纳市民阶级的“免役钱”。通过花钱组建常备军和雇用雇佣军，腓力二世减轻了对封建附庸武装的依赖。使用领取薪水的军队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并平定“我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这种形式的叛乱。1202年，腓力二世雇用了一批共2800人的雇佣兵。其中2000人为步兵，剩下的800人包括骑士、骑兵、弓箭手、弩手、步兵。他们都拿到了国王的报酬并且作为城堡的守备队而固定驻扎在某地。

这些雇佣兵来源五花八门，其中既有法国人，也有外国流浪者。他们的唯一共同点在于都身怀武艺而又穷困潦倒。英法百年战争的持续进行催化了雇佣兵制度的发育与完善。由于西欧封建制度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其结果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维持了采邑的集中度，防止了主从关系的混乱和消磨。另一方面，长子以外的其他骑士很难弄到土地。由此产生出了一种无采邑继承权的无地产无财产骑士阶层。为了还债、维持其奢侈的贵族生活或是开创自己的家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了游侠儿的冒险生涯。譬如诺曼骑士唐克雷得·德·豪特维尔，他是个小庄园主，但却有12个儿子。于是，有8个儿子跑路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通过充当雇佣兵赚钱购买了新的土地。对于这些过剩的贵族子弟而言，大多数人死得籍籍无名，剩下的幸运儿则大获成功。虽然风险极高，还是有大量骑士踊跃参与，因为对于贵族而言，战争是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落、贫困比死亡更坏。对于国王，雇佣兵不受服役时间的限制，服从指挥调度，人际关系简单，而且他们即使没有继承财产，也还是有贵族家学渊源的，即所谓的“拥有骑士的美德”。

1202年的法国王室财政卷宗中记载了雇佣兵的价格。市镇公共财政一般会付出3个里弗尔来代替其出兵1人的义务；为了自身防卫的需要，他们还得另雇一些骑士，1名雇佣骑士每天的薪水是7个苏。一般情况下，骑士的佣金是其净得收入，他的装具和饮食另外由国王和贵族提供。1226—1270年的圣路易时期，路易曾经雇佣了香槟伯爵下辖的一个采邑的邑督儒安维尔，并且圣路易还显摆了一把他的会计技能：“为表示对儒安维尔的关切，路易亲自为他算账。路易算出，儒安维尔需要再雇佣3名骑士，每人要付给工资400里弗尔，还有800里弗尔要花在马、武器装备和骑士的一日三餐上。”但很可惜的是，以上记录中没有提及这次雇佣的时间长短。至于出身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涅地区的弩手的价格，在腓力二世在位期间（1180-1223）很高昂：骑马的弩手为每天5个苏，步兵弩手较为便宜一点，为每天18个德涅尔。由于弩手属于技术兵种，法国国王比较重视为他们提供防护装备。1295年的一份材料显示，一个法国弩手的装具包括了头盔、皮甲、装在箭袋中的箭矢、手持的一把剑。全套装具的价格为3图尔里弗尔。相应地，这时候他们的工资也比起前辈们涨了一点。14世纪时期，由于在对英国的战争中强调杀伤输出，战场上弩手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法国国王开始从热那亚、西班牙、加斯科涅等地四处搜罗弩手。

雇佣兵中还包括一部分骑兵和步兵。雇佣骑兵薪资水平比骑士要低，却又比普通骑士的随从们拿到的报酬高。骑兵每天的工资是3个苏，骑士的听差随从每天最多拿0.75—1个苏。雇佣步兵的薪资水平很低，约为每天9德涅尔，仅仅略高于军队中徒有虚名的皇室总管。在布汶战役中，腓力二世使用骑兵来保护自己。到了他的儿子圣路易在位的1231年，为了雇佣1名骑兵，就得要求有3匹马，作战、骑乘、驮载各1匹。到圣路易死后，即14世纪早期，骑兵雇佣军和步兵雇佣兵已经被正式纳入王室军队编制。尽管高级贵族看不起并嘲笑他们，教会也会干涉他们的武器装备问题，但他们赖以为生的优秀作战能力却也不得不被所有人认可。

雇佣兵的花费是巨大的，但在西欧货币经济日渐发达而且国家财税系统日渐完善的情况下，雇佣兵比采邑封建附庸兵的能力强很多，因而显得自己物有所值。借助于王室直属领地的巨大财力，法国王室的雇佣兵实际上成为了中央集权的战争工具，大大加速了法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进程。

这对王权是好事，但对平民就不同了。在那个时代，发动战争的人往往故意将平民卷入其中。百年战争期间的反平民行为大都得到了英法双方国王的授意，看上去这似乎是“已经经过授权”的战争行为。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私人破坏或扰乱行为”，这些行为是由雇佣兵自己决定发动的。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据点里的英法双方士兵常常跑出来进行“自由冒险”。而且毫无疑问，他们的佣兵首领赋予了这些小喽啰某些见机行事的权力。虽然英法双方部队都曾宣布过纪律条令以阻止士兵们攻击平民，但他们仍可以自由决定抢谁的东西作为战利品。而英法双方政府都鼓励海盗行径，即使是在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早期的停战条约期间，海盗行为也从未停歇过。

在法国，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以外，还有私自劫掠、破坏社会秩序的雇佣兵游荡武装团伙流散在外。他们以“失业雇佣兵”的名头而为人所知。他们发现自己从常备军雇佣关系中被炒了鱿鱼之后，仍自发继续开展针对平民的战争。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法国这一时期还爆发了两次特别艰苦、暴力性的内战。14世纪50年代末期，在法国王太子和纳瓦拉的查理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内战，席卷了巴黎盆地；雅文邑人和勃艮第人之间于15世纪早期爆发的第二次内战又蹂躏了勃艮第公爵领地。这两场战争都与百年战争搅在一起。基本上，正是法国人在对英战争中的失利激化了矛盾，鼓动起了公开的秩序大乱和内斗。

由于雇佣兵的来源十分复杂，民族、语言、阶层各不相同，管理和组织雇佣兵是一件千头万绪的事情。同时，使用雇佣兵实际上鼓励了某些地方的青壮年男性脱离土地、脱离城乡劳动。习惯了刀口讨生活的雇佣兵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又会威胁地方的治安，甚至会发生雇佣兵首领纵兵为匪、私自劫掠的恶性事件。

一般来说，当冲突发生在王室直属军队之间的时候，平民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而即便如此，也不能确保士兵的良好行为。1358年的法国“衬垫斜襟衣衫党”农民暴动（即“扎克雷起义”）的直接起因就是一小撮法国王太子的士兵强占了要塞化的圣勒修道院，无视了其领主稍早前要求“任何士兵都不得夺取、劫掠或抢夺广大臣民的谷物、葡萄酒或其他食物储备”的训令。

但是暴露在失业雇佣兵团伙面前时，法国人民尤其脆弱。失业雇佣兵的散乱军纪和所犯罪行令人发指。相比之下，法国王太子殿下的队伍简直可以说是彬彬有礼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英法战争的缘故，失业雇佣兵的问题本不会出现。这场战争创造出了对于士兵的“史无前例的需求”，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这些士兵发现，他们被雇佣后没能领到薪水。这种情况在《布雷蒂尼条约》签订后尤其严重。而14世纪50年代晚期，王太子和纳瓦拉的查理之间爆发了内战。这已经造就了一批无法无天的士兵。他们可以肆意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发动“我们自己的战争”。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法国人，但是也有一些英格兰人、纳瓦拉地区的西班牙人、弗兰德斯和布列塔尼的自由执矛战士。有趣的是，这些人的组织往往模仿了正规军的组织形式。在这些“伟大的扈从队”（即雇佣军）中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军事首领，首领往往准备残酷地惩罚其属下。他们也试图模仿王室军队的突袭行动——这些行动往往动作迅速，紧张刺激。而且，这种快节奏的暴行容易获得战利品，又不容易与别的士兵发生遭遇或打斗。抢劫平民这种行为在中央政府软弱无能时往往不会被追究。虽然平民们为了抵抗已经结社抱团，他们仍然是一种“毫无防御能力的软弱目标”。正如历史学家赖特写的那样，扎克雷农民暴动时，圣勒的农民们收到了王太子训令。训令鼓舞他们起来对抗行为不端的士兵。

“又及，如果士兵们确有抢劫，我们希望、并且命令，任何人都可采取任何对自己来说最方便的方式方法来抵抗他们并且用钟声从邻近村社寻求支援。”

——1357年3月王太子查理的训令

法国国王对于雇佣兵又爱又恨是有其历史根源的。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中，法军大败溃散，就连国王约翰二世都被俘虏。法方雇佣兵团发现，由于军团的秩序已经瓦解，贵族大批死亡，法国国王被俘不知所踪，他们不用再受雇于贵族或者国王，却可以趁乱抢劫而一夜暴富。于是有很多雇佣兵就此失业，流散在外，开始了土匪生涯。

流散在外的失业雇佣兵团伙作案的问题才是导致查理五世在14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重组其军队的实际原因。但是，必须牢记的重要一点是，这些雇佣兵也时不时地被招募到王室军队中去。所以他们的职业状态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才是常态。他们不仅参加了14世纪60年代在西班牙发起的各类行动，也参与了1369年后对英占法国故土的入侵。到14世纪末，这种雇佣关系在更加遥远的战场上也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意大利。

后来，失业雇佣兵的问题在英法百年战争的第四阶段险些再度浮出水面。但这一问题的规模和出现的地理范围并不像上个世纪那么大。15世纪30年代中期，英格兰又向法国增兵数千人，但他们在15世纪40年代早期又削减了据点的数量。这导致了“无人雇佣且不属于任何据点的人”再次出现，这些人靠抢掠“社会边缘”（即疏于管理或者荒凉偏僻的新开垦地方）的土地维持生计。当英格兰人的要塞守备队出现空缺员额的时候，这些人是很好的人力后备资源，可以从中招人，他们的存在也确实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空额可以很快得到填补。

当雇佣兵带来的麻烦超过了英法双方的忍耐限度，而英法两国又都想拖欠工资的时候，两国会毫不犹豫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雇佣兵。在签署了《图尔停战协定》之后，英格兰和法国共同合作，采取行动来包围双方的失业雇佣兵。这次战役由当时身在瑞士的法国王太子路易主持。随后，英格兰方面下令所有英方失业雇佣兵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让唐地区南部集结。其中有些人在要塞守备队里找到了职位，那些有手艺或土地的失业雇佣兵则被要求各自重操旧业，赶紧散伙。而其他被认为是“不适于服役”的人，不论他们是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在卫兵押送下前往瑟堡和巴尔夫勒，再坐船回英格兰。

前面我们说过，躲避英法百年战争的很多商人，尤其是纺织业商人逃往了以布拉班特为代表的尼德兰地区。在尼德兰，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们发行的弗罗林金币一般作为记账的货币单位使用，日常实际流通中，很少见到大批量的弗罗林金币出现。1354年的“选帝侯弗罗林”金币重量为3.54克，含金量98%——这实际上是抄袭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弗罗林”的标准；德意志地区铸造的其他金币也与之保持一致。但从13世纪到17世纪，“选帝侯弗罗林”、“莱茵古尔登（莱茵盾）”、“莱茵弗罗林”、“选帝侯古尔登（盾）”发生过几次降低铸币质量引起的贬值。1419年的贬值最为明显，当年铸造的1弗罗林重量下降至3.51克，含金量减少至79%，相当于一次性贬值了20%。到1626年，以上金币的重量下跌至3.24克，含金量下跌至77%。商人们在15世纪40年代约定俗成的汇率一般是1弗罗林兑换40个弗拉芒格罗特币。到15世纪50年代，尼德兰的大小城主和公爵们正式承认了这个比率。但实际上，在尼德兰地区流通的主要银币是来自于勃艮第的斯图弗或者帕塔银币，它们大约每枚价值2格罗特。自13世纪起，物价水平也显著上升。我们可以参考1430年时美第奇家族的银行支取薪水记录作为印证，账簿上的记账单位是1354年铸造标准的佛罗伦萨弗罗林金币：作为家族总部用途而购置的上等宫殿建筑地产价格为1000弗罗林；美第奇银行“坐在银行大厅里板凳上”的学徒工（“银行”的词源来自于意大利语“banca”，就是指银行大厅里货币兑换商坐着的凳子）年薪为20弗罗林；正式出纳员的薪水是学徒工的两倍；美第奇宫（Palazzo Medici Riccardi）价值5000弗罗林。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银币的贬值和衰落。1467年，莱茵发行的古尔登金币官方牌价下跌到了1：42个弗拉芒格罗特银币，到1488年，这一比率已经跌破1：90。

同样的货币混乱和货币贬值也出现在尼德兰地区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经济联系中。法国货币体系的基本单位是里弗尔银币，主要的辅币则是巴黎和图尔铸造的德涅尔银币。法国早期的里弗尔和德涅尔都是在巴黎铸造的，后期则被转移到图尔并改订了新重量。因此，1图尔里弗尔只相当于0.75—0.8巴黎里弗尔。巴黎德涅尔最后一次发行是在1365年，含银量为16%，重1.28克。法国国王从图尔修道院收回铸币权之后，在1204年至1649年发行了各种质量不一的图尔德涅尔，就发掘结果来看， 1223年发行的图尔德涅尔重量为0.78—1.01克，1483年发行的图尔德涅尔重量稳定在1.02克，银含量为8%。虽然有两种法国里弗尔、德涅尔在弗拉芒地区流通，但记账使用的往往还是格罗特。1433年以后，布拉班特就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货币，但其旧币记账单位则沿用了下来，维持在3个布拉班特里弗尔银币兑换2个弗拉芒里弗尔的水平，记账货币则以弗拉芒格罗特为基础进行折算。

格罗特币和面值更小的德涅尔币在13世纪到15世纪的250年中铸币质量持续下降，而且兑金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这说明它们实际上已经不含有白银。在金融业十分发达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德涅尔币的价值已经小到了铸造这种钱币完全无利可图。于是，另一种“起码还含有一点点白银”的夸特里尼银币变成了实际流通中面值最小的硬币，它价值4个德涅尔，大概可以买两条1磅重的面包。这种钱币的含银量只有1%—2%，以至于被俗称为“黑钱”。于是，14世纪末期，大量含银量在50%的“半银硬币”开始出现。这类钱币在法国被叫做布莱币，在德意志被叫做威斯芬尼，在意大利被叫做皮格纳，在尼德兰被叫做帕塔。这些质量好的铸币按照其鲜亮的颜色被叫做“白钱”。“白钱”主要用来支付日常生活中的大额购物、租赁所需。每磅黄油或者动物脂肪制造的蜡烛、雇佣石匠的日结工资、有偿使用磨坊的租金都只认各种“白钱”，按照蒲式耳称重批发的苹果、奶酪、杂粮也大多可用“白钱”购买。“黑钱”退缩到了日常小额开支的领域，每一枚“黑钱”只能买很小的一条面包，或一品脱葡萄酒，或一小团不到100克的肉。

基于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低地国家的雇佣步兵，特别是布拉班特的贫民弓箭手和农步兵，大量地投入到了近在咫尺的百年战争中去。到了13世纪初，他们已经在战争中凶名卓著。布拉班特步兵雇佣兵擅长快速行军，而且对敌人十分残忍。在战争中，他们一般精于使用长枪、矛，有些人自备头盔和锁子甲，但大多数人只身穿手工缝合的皮甲。

三十年战争的起因与政治乱局

不过，英法百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和无序，跟德意志地区的情况相比其实就不算什么了。德意志地区拥有众多的自治城市和活跃的市民阶层，它们联合起来，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还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政治实体。从地理上看，德意志地区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莱茵河流域的美因茨、法兰克福、科隆、施特拉斯堡、巴塞尔；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北德意志平原上的不莱梅、汉堡、吕贝克、格但斯克；南德意志山地多瑙河流域的奥古斯堡、慕尼黑、纽伦堡、维也纳。这些城市是其周边地区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中心，也作为各个不同经济圈之间的转运枢纽而存在。它们虽然都是自由市而且具有基本相似的政治架构和社会阶层，但却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圈，而且历史来源不同。有些城市起源于主教领地和修道院辖地，有一些城市来源于采邑，还有的城市干脆就是王室领地演变来的。所有这些城市的市议会都是主权实体；它们都宣布组成自治的市民社会、各自制定法律、开设司法机构、铸造货币、征收税款、结成同盟、自由地与别国缔结条约或者宣战。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德意志地区多种多样的货币，形形色色的城主、雇佣兵、王侯之间各种莫名其妙的战争一刻不停。

至于隐藏在这些统帅们身后的银行家和高利贷商人，往往在自己的言语中将贪婪不经意地流露无遗。譬如曾经自封为“事实上的欧洲央行”的赫尔措格、金权帝国的后起之秀雅各布·富格尔等人就显得言语间顾盼自雄，雅各布·富格尔甚至比赫尔措格·西格蒙德更了解欧洲王室：赋税和捐税都不能满足国王们对奢华和排场毫无节制的追求，而他们彼此之间消耗巨大的战争也从未停止，随着陆军不断壮大，所需费用也日益增加。因此，这些银行家关心并且决定由谁来担任国王，以期在将来的战争中获得高额回报和土地上的种种权益。

既非“神圣”又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制度为银行家的这种欲望提供了可乘之机。1519年，又老又昏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终于驾崩，帝国的选帝侯们将从两位候选人中选出新皇帝，要么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要么是法兰西的弗朗索瓦一世。

然而选帝侯们并不在意谁来当名义上的君主，他们所关心的是谁能抛出更多的贿赂金，选举皇帝实际上是一场拍卖会，一种“卑鄙的特权动物”之间的金钱游戏。此次拍卖的最终获胜者是卡洛斯一世，他一共花了85万古尔登。而这笔钱的真正投资人就是我们那光芒四射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先生。竞拍成功之后，奥古斯堡城的编年史作者克莱门斯·森德尔在编年史中这样写道：“皇帝、国王、侯爵和绅士们为他提供消息，传教士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欢迎和接待他，红衣主教们在他面前也要起立。他为伟大的德意志，尤其是奥古斯堡城增光添彩。”银行家本人在写给卡洛斯一世的信件中则谦逊地表示：“毫无疑问，尊敬的皇帝陛下您学识渊博，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侄子到现在一直热衷于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兴旺腾飞竭诚奉效的原因。”

为了使读者对这样一笔钱有一种直观的概念，笔者就其购买力略作说明。莱茵古尔登（盾）由选帝侯和其他莱茵兰地区的大小封建主按照1354—1626年间签订的一系列协定铸造发行。1519年的古尔登金币重量略低于3.51克，含金量也不到79%，但其购买力已经足够一户三口之家的贫民过上一整年的温饱生活。

在贿选中落败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在银行家的眼里是个穷人，对于普通人而言却仍旧是个富豪，他给雇佣军卫队开出的薪水非常可观。根据《法国大编年史》的相关记载，瑞士雇佣军在16世纪中期每人每年从法国国王那里领到的招募金为三又四分之一弗罗林金币。

当时的瑞士雇佣兵是以团为单位出租的，由于瑞士人善于使用长枪，且组成的方阵极具威力，所以深受广大诸侯君王的欢迎。瑞士人具有忠诚的特点，所以屡屡被用作国王的卫队。不过后来瑞士雇佣兵除了继续为教皇服务外就不再出租给各国君王了。

前文我们提到了1493年到1519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奥地利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他有一个儿子娶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一世夫妇的女儿“疯女”胡安娜为妻。这样，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查理五世就继承了爷爷和外公的两份遗产。查理五世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国王、西班牙国王等多个头衔。查理五世皇帝（1500-1558，1519至1556年在位）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共同君主。这个时候的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君合制帝国是个无比庞大、实行多元制度、各部分叠床架屋的怪胎。所以聪明的查理五世本人比较偏爱母系传给他的、实权在握的西班牙。于是他就叫来自己的亲弟弟斐迪南一世，要他去当这个既非“神圣”，又不“罗马”，更算不得“帝国”的劳什子倒霉皇帝。斐迪南同时已经担任了波西米亚（德意志人对捷克地区的称呼）和匈牙利两国共同的国王，这也是后来奥匈帝国的雏形。

虽然从此以后兄弟两家的后代分别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的奥匈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两个王位，但是毕竟一笔写不出两家姓，别具特色的“哈布斯堡下巴”就是两家人密不可分的最明显例证，而且这个特色在欧洲已经传为笑谈。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联成一气，这显然是欧洲另一个强权法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此后两百年间，“法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势力”。在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中，和西班牙一样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却加入新教的英国—普鲁士一边作战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这一外交和战争政策的制定者和忠实执行人就是著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大人。

引发三十年战争的另一原因是波西米亚王国的王位归属问题。波西米亚在经过15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在理论上已经争取到了宗教自由。但是其实波西米亚的国王就是那个远在维也纳、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于是宗教的压迫程度全凭皇帝陛下的心意。1612—1619年在位的马西亚斯（Matthias）就是这样一个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波西米亚国王。马西亚斯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下定决心要制止帝国境内新教的扩张，做一个纯粹的天主教信徒。但是，当时的德意志地区七大选帝侯中，只有三个还信天主教。普法尔茨、勃兰登堡选帝侯信仰“异端”加尔文派，萨克森选帝侯已经皈依路德派。所以波西米亚国王的宗教信仰倾向在相关问题的投票时不具有使得任意一方过半数的压倒性力量。当时波西米亚的国王是皇帝陛下兼任，天主教阵营暂且万无一失。但是这位皇帝陛下没有儿子，将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波西米亚国王两个职位都要选举产生，万一波西米亚选出的国王是个新教徒，那么七大选帝侯的力量平衡一定会倒向新教一边，很可能会就此产生一位新教徒皇帝。这是马西亚斯所绝对不能容忍的。马西亚斯皇帝这时候福至心灵，想起了查理五世的老把戏。他决定也来一出“李代桃僵，宗藩入继”的大戏。趁着自己还没死，就让自己的表弟斐迪南（好多个斐迪南，在这里吐槽一下奥地利人贫乏的常用名范围），也就是马西亚斯皇帝的祖父菲迪南一世皇帝的另一个孙子，先接替自己出任波西米亚国王。这位斐迪南表弟是个和马西亚斯一样狂热的天主教徒。这样，通过让波西米亚王位先一步交接班，马西亚斯可以顺理成章地让表弟接替自己当皇帝。

为了实现这个如意算盘，马西亚斯双管齐下，一面加紧在捷克境内迫害新教徒，一面让保皇派的捷克议员召开国会，选举表弟斐迪南为新的波西米亚国王。但是波西米亚的新教徒不答应，和两百年前的胡斯战争一样，他们决定起来反抗。1618年5月21日，经过国会一番激烈的辩论，国王最宠信的两位近臣和一个书记官从王宫的窗口被扔了出来。这就是历史上颇有名气的“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但是据说这三个大臣掉在了粪堆上，都只受了轻伤，后来天主教徒宣称他们之所以没有受伤，全赖天主显圣保佑。这个事件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之后，新教徒组织临时政府，并组建了一支军队来抵抗马西亚斯皇帝。皇帝陛下于1619年驾崩，他的表弟斐迪南正式当选新皇帝（1620—1637年在位），即后来的斐迪南二世。波西米亚发动起义的新教徒拒绝承认皇帝斐迪南二世可以自动兼任波西米亚国王，新教徒们把波西米亚—捷克王国的王冠献给了信新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德意志新教诸侯大多数站在波西米亚一边，推举弗里德里希为首，组成新教统一战线。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获得了天主教诸侯联盟的支持，在军事上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组织联军。三十年战争正式爆发。

在三十年战争的战场上，我们会见到雇佣兵的一代传奇人物华伦斯坦。

华伦斯坦的崛起与以战养战

阿尔伯莱希特·冯·瓦尔德施泰因（Albrecht von Waldstein），其姓氏常被柔化为华伦斯坦（Wallenstein），1583年9月24日出生于波西米亚东北部的赫美尼斯村，其家族是捷克最古老的贵族之一。祖父格奥尔格是捷克独立运动激进分子，因参加1547年布拉格起义而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处死。父亲威廉·瓦尔德施泰因是个精明的土地经营者，并且信奉新教。母亲出生于一个“在上一世纪取得惊人发展的家庭”。华伦斯坦对意大利的军事理论、绘画、建筑、剑术等都有着极大的兴趣，这对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有深远的影响。从信仰新教的父母那里，华伦斯坦得到了最早的宗教家庭教育。在少年时期，年轻的华伦斯坦被家庭灌输的全是对捷克民族独立的渴望以及对天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国仇家恨。12岁那年，华伦斯坦遭遇了重大的家庭变故，父母双亡，被送往母亲的亲戚阿尔伯特·斯拉瓦塔家寄养。从此以后，他形成了果决坚毅但残忍无情的性格。1597年，14岁的华伦斯坦进了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名校——西里西亚戈德堡的路德宗新教中学。两年后，他转学到纽伦堡附近的阿特道夫新教大学，这是一座著名的新教学校。

作为新教徒，年轻的华伦斯坦与众不同。他对自己的身份和信仰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眼中，波西米亚不是“捷克人的故乡”，而是大德意志的一部分。捷克人与其当一个渺小的独立民族，不如承认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和德国人一起建立一个统一、强盛的德意志帝国。在承认“一个德意志”的原则基础上，他想自己再捏出一个捷克民族自己的王国来。当然，站在捷克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看，这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欲望而赤裸裸地背叛民族的独立事业。后来在1600年的时候，华伦斯坦与阿特道夫大学校方发生冲突，决心辍学。华伦斯坦此后找到一个占星术士彼得·凡尔登戈（Peter Verdungo），和他一起游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这位17岁的贵族所看到的是统一而又强大的法国，商业贸易兴盛但政治上分裂、成为列强各自势力范围的意大利城邦，还有自己的祖国——诸侯割据、交通不便、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德意志。他痛感统一的重要性。为此，华伦斯坦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走上了一条日后让他收获无数荣耀和权力，却最后使他身死名裂，被世人诅咒的道路。

1604年，华伦斯坦随着神圣罗马帝国辖下的波西米亚分遣队，参与了哈布斯堡王朝时任皇帝鲁道夫二世镇压匈牙利博奇凯起义的战争。1606年6月，鲁道夫二世的弟弟、时任匈牙利国王的马西亚斯与起义领导者匈牙利贵族斯蒂凡·博奇凯以及南面的土耳其人签订《维也纳和约》，私自媾和。

鲁道夫对此显然不能忍受，他认为马西亚斯的行为是在出卖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王位，而且还有借机把自己赶下台的阴谋。因此鲁道夫二世准备重新对土耳其开战。这种猜想其实是正确的。但马西亚斯收买了匈牙利的新教叛乱分子，让他们向马西亚斯暂时效忠。借由这个机会，1608年，马西亚斯迫使鲁道夫放弃了匈牙利、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王位。同时，波西米亚新教派看准神圣罗马帝国最虚弱的时机，提出了更多宗教自由的要求。鲁道夫在1609年被迫签下屈辱的《1609年宗教信仰自由敕令》（Der Majestätsbrief RudolfsⅡ. von 1609），赋予信奉新教的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贵族以宗教信仰自由和特权。他们却得寸进尺，施压要求更多自由，鲁道夫只得派兵镇压。波西米亚人转而向马西亚斯请求帮助，马西亚斯发动政变，将鲁道夫囚禁在布拉格的城堡中，直到1611年鲁道夫将波西米亚的王位让给他才释放出来。被弟弟夺去所有实权的9个月后，鲁道夫于1612年1月20日去世，去世时只剩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空头衔。经过选举，马西亚斯在1612年6月13日继承了鲁道夫的皇位。

1617年，施蒂里亚大公查理二世之子斐迪南当选为波西米亚国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然要扶植他上位，而马西亚斯皇帝的皇位和匈牙利王位都因为没有后嗣而肯定要转给他。斐迪南二世顽固的宗教政策引起了新教信徒的极度不安；登上王位后不久，斐迪南就撕毁了鲁道夫二世颁布的《1609年宗教信仰自由敕令》。很快他在波西米亚便受到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反对。但他还是在1619年成功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随即，捷克新教起义者拒绝承认新皇帝斐迪南二世为波西米亚国王，转而把王冠献给德意志新教诸侯联盟的领袖、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正式开始。

早在1604年，华伦斯坦在匈牙利战场上就展现了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而且为此深受马西亚斯赏识。华伦斯坦在战后被提拔为上校，指挥一个3000人的摩拉维亚步兵团。1606年6月，他被哈布斯堡王朝任命为摩拉维亚军队上校，同年秋成为马西亚斯的侍从。华伦斯坦这时的政治立场已很明确，他把自己“最终塑造出在大德意志境内的独立捷克”的事业与神圣罗马帝国连在了一起，这就促使他抛弃了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新教教育，从一个新教徒变成了旧教徒。问题在于，他在政治上要同时对付法国的黎塞留枢机主教、神圣罗马皇帝、天主教诸侯，军事上要对付新教诸侯联军和瑞典的古斯塔夫狮子王，等于一个人与欧洲全部主要力量为敌。这样一个注定悲剧性的人物，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让自己短暂的生命辉煌地燃烧出了灿烂的光华。

华伦斯坦身材高大瘦削，仪表堂堂，加之他冷峻的军人气质，使他在马西亚斯的宫廷中鹤立鸡群。1609年，华伦斯坦在他所改宗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安排下，与富有的寡妇卢克丽霞太太结婚。1614年春天华伦斯坦的夫人去世，华伦斯坦从而继承了她的全部财产，成为巨富。借助寡妇的财产也是大航海时代一般破落贵族最简便的发家之路中的一条，并不存在什么道德上不光彩的说法。由于对皇帝极尽忠心，华伦斯坦在1615年得到首席侍从的头衔。但是，此时的华伦斯坦在宫廷里还只是个小角色，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在宫廷里结识各种贵妇和大人物并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时光之后，1617年，当时还是帝国王储的斐迪南大公与威尼斯共和国开战，华伦斯坦用自己第一次婚姻继承来的财富，私人招募了两百骑兵去帮助斐迪南，这大概是他和斐迪南的首次接触。作为回报，他被授予了伯爵爵位。不久，他就在宫廷里找到了新的婚姻对象，新娘是帝国宫廷重臣、皇帝心腹哈拉赫（Harrah）伯爵的女儿，这次婚姻完全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精心算计的结果，体现了他一贯的冷酷、精确。

时间转眼来到了1619年，新继位的斐迪南二世发现，困扰历代皇帝的问题同样缠上了他。他没有军队，打仗时要临时花钱雇一堆杂七杂八的雇佣兵，平时就遣散他们，并无后世民族国家的那种常备军。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并不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他能收到税款的地方仅限于他在匈牙利、奥地利的一些直属领地。这些领地的总面积只有约60万平方公里，此时他的国库几乎是空的。更糟糕的是，波西米亚人已经于当年6月推进至维也纳郊区，城里的达官贵人已经可以听到人喊马嘶、枪炮齐鸣，人人惶恐不安。

华伦斯坦那边也不太妙。1619年5月，摩拉维亚议会宣布加入与波西米亚人联合的捷克联军。本来华伦斯坦计划带领自己的摩拉维亚雇佣兵团勤王，这下他的如意算盘顿时陷入了困境。他的手下哗变。考虑到华伦斯坦从新教改宗旧天主教耶稣会并且“双手沾满了匈牙利新教起义人民的鲜血”，摩拉维亚议会宣布他是捷克的叛徒、卖国贼。华伦斯坦只得带着财宝和少数几个亲信手下一溜烟逃到维也纳。不过，在重新见到“我的恩主、我亲爱的陛下”之后，华伦斯坦的霉运终于结束了。

波西米亚向同为新教邦国的北德意志新教同盟请求联合时碰了钉子，新教诸侯们认为不值得为了波西米亚人这群南方佬而冒险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天主教同盟开战。相反，由于普法尔茨选帝侯本人已经在接到波西米亚议会的通知之后跑去接任波西米亚国王，斐迪南皇帝于是顺手拿普法尔茨选帝侯的位子向巴伐利亚公爵封官许愿。巴伐利亚公爵是南方的天主教同盟的领头人。名位财帛动人心，巴伐利亚公爵替天主教同盟表态，答应出钱出力帮斐迪南二世打仗，他派出的领军人物是“披甲修士”蒂利伯爵。在蒂利伯爵的指挥下，1619年8月，25000人的平叛军队开入波西米亚，捷克联军被迫撤回。同时，斐迪南的本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也把一支24000人的部队交给斐迪南二世，其中包括了一小部分西班牙王国部署在尼德兰的精锐部队，这批部队共约8000人，由斯皮诺拉（Spinola）侯爵率领，直捣普法尔茨选帝侯的老家。但斐迪南二世觉得这还不保险，于是他召见了华伦斯坦，命令他指挥一支雇佣兵部队，协助蒂利伯爵攻打波西米亚。

分裂的德意志各个邦国对于这一桩如此有利可图的生意自然是不会放过的，华伦斯坦的个人魅力、财富，他和皇帝陛下的私人关系也大大地促成了这一生意。不过早期的德意志雇佣兵与瑞士长枪兵团比起来逊色不少。这主要是因为那时的德意志各邦国雇佣兵主要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业游荡市民组成。他们行军队伍杂乱，拖家带口，人也往往满面尘土、面黄肌瘦，每到一地便如蝗虫过境，把地方抢掠一空。并且士兵士气低落，中途开小差或者哗变炸营的事情是家常便饭。如果穷乡僻壤实在没有东西可供劫掠或者都城大邑防御森严，抢掠无望，他们便立刻变成良民，开始重操贫民旧业。队伍中，有手艺的人卖手艺，有苦力的人卖苦力。雇佣兵的妻儿一般都跟在行军队伍中，如果谁的老婆颇有姿色或是手艺不错，那他的日子就会过得比一般同僚要滋润。行军中，这些雇佣兵队伍里还夹杂着向皇帝陛下买了随军做生意特许状的、闹哄哄如无头苍蝇一般的各种商贩、铁匠、妓女，使人感觉队伍更像是一个游动的城镇。这和我们在各种影视片里看见的武装整齐、盔甲鲜明、英姿飒爽、纪律严明的军队根本是两回事。

组成这样一支军队之后，华伦斯坦就开始向他的波西米亚老家发动一场浩大的武装游行。当然，对于一个已经改宗天主教耶稣会的皇帝爪牙来说，那些造反的波西米亚新教徒并不算他的老乡。波西米亚新教徒一开始召集的乌合之众约有3万。但是他们却坐失良机，没有趁着维也纳空虚的时候抢先进行运动战。新教联军的雇佣兵首领曼斯菲尔德和特兰西瓦尼亚君主加博花了好几十天才结束了分歧，慢吞吞地向着维也纳推进。更糟糕的是，虽然新教联军占据着地利，他们的武器装备却比保皇派的差很多。华伦斯坦于是用同样是乌合之众的雇佣军在拉布拉特（Rablat）和多瑙河沿岸展开了两次小规模的突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除了维也纳战略方向上的危机。

随后他反攻回波西米亚。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地主还乡团一样，他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类似的“蝗虫战略”。他鼓吹并亲自领头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以补充军饷、提高士气。他在波西米亚连续获得胜利，但这也造成了另外一种传言：“华伦斯坦匪徒经过的地方，连草也不长。”由于捷克民族主义者在宣布他为叛国者和卖国贼之后，还没收了他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大批房产、田庄，华伦斯坦胜利后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他的雇佣军像漫天的蝗虫一样，抢走给养和值钱的财物。1620年11月8日，波西米亚起义者与蒂利伯爵展开了决定三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果的白山会战，起义者大败。弗里德里希被迫逃亡荷兰。这个时候的华伦斯坦雇佣军还远在波西米亚西北部。听到这个消息，华伦斯坦迅速东进，扫荡了各地的残余反抗分子。

佣兵之王的敛财与政治狂想

不过，华伦斯坦用自己继承的寡妇钱财招募雇佣兵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仗是附加了条件的。他在临行前向皇帝陛下要求波西米亚总督的职位和弗里德兰公爵头衔、铸币权。利用军队和皇帝给予的特权，他强行“购买”、征用、“恢复”了大量土地。白山战役后，约有75%的波西米亚土地被各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主老爷占据。而华伦斯坦作为其中最大的地主，占据的土地面积达到了波西米亚总面积的25%。华伦斯坦用各种铁腕手段获得了巨额收入。不过他并没有像葛朗台那样把每个铜板都窖藏起来。相反，他找来了几个犹太银行家，组团向斐迪南二世提供了200000塔勒的军费赞助。这对于正为国库空虚而头痛不已的斐迪南二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现在到了皇帝陛下实现他与华伦斯坦签订的契约的时候了。华伦斯坦如愿以偿，变成了“全捷克军事统帅”，受命指挥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全境所有帝国军队和私人武装。同时，华伦斯坦还在捷克和奥地利得到了开设造币厂的特权。众所周知，发行劣质钱币、获得超额铸币税是任何处于动荡时期的国家屡试不爽的敛财法门。华伦斯坦和耶稣会勾结起来，连同斐迪南二世宫廷中的大财团、大贵族串通一气。他们发行的新钱币几乎不含白银，颜色发黑，又轻又薄，还强制回收高质量的旧币和外国货币。而我们明确地知道，奥地利的蒂罗尔州、捷克的喀尔巴阡山中有大量的银矿和铜矿，很早就生产高质量的钱币。这种货币的混乱明显是故意所为。这种劣质的钱币几乎可以“媲美”明朝东林党发行的铁铅钱或两晋南北朝时期私人铸造的鹅眼钱。通过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华伦斯坦、皇帝陛下、教士们都发了大财。利用这些搜刮来的钱财，蒂利伯爵于1631—1623年再次击败了普法尔茨新教诸侯联军。三十年战争的捷克阶段就此结束。1623年，华伦斯坦与斐迪南二世的那位宫廷宠臣的女儿伊莎贝拉结婚。同时，皇帝授予他弗里德兰公爵的头衔。随后的两年，华伦斯坦经营他的领地，搜刮每一分钱送给皇帝做军费。1625年，他对皇帝输出的贡赋达到500000塔勒，几乎足以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全部开销。捷克人民“连最后一滴血也被榨干了”。

捷克阶段的战事虽然告终，但法国不能容忍查理五世时期的“大哈布斯堡帝国”复活；而荷兰于1621年开始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英王詹姆斯一世担心其女婿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的命运；丹麦和瑞典则不愿看到神圣罗马帝国真的从“一个松散的城邦幽灵”变成“有血有肉的实体”。因此，本来只是波西米亚人民反抗神圣罗马帝国民族压迫和宗教专制的起义的活动演变为了广泛的国际干涉行动。1624年，法国首相、红衣大主教黎塞留牵头，法国、英国、荷兰、丹麦、德意志新教各个邦国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丹麦负责出兵6万人，而英国与荷兰则在幕后提供金融支持。由此，战争的第二阶段——丹麦阶段正式开始。

1625年，当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发动战争的时候，由于天主教各个诸侯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继续扩大皇室直属领地，斐迪南二世又变得没钱招兵了。华伦斯坦于是主动凑上去表示，可以为皇帝陛下招来4—5万人，最妙的是招兵费用完全自理，皇帝陛下不要出一分钱。当然，他也表示，唯一的条件是皇帝不得干涉这支雇佣军的人事任免、作战计划制定和执行。于是皇帝陛下询问，以波西米亚现在的状况，是否养得起2万人的雇佣兵。华伦斯坦坚决而又响亮地回答道：“我可以一夜之间组织起来5万帝国军。”大喜过望的斐迪南二世随即颁布谕令，任命他为帝国军总司令。从1625年夏天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就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和兵工厂。华伦斯坦忙着四处征调粮草、购置军械，同时用严酷的军法整顿那些无法无天的雇佣军兵痞。当然，所有这一切基本上与斐迪南二世无关。

由于华伦斯坦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已经树立起指挥果断、付钱慷慨的名声，他回到弗里德兰公爵领地宣布招兵的时候，很是吸引了一批欧洲各国的雇佣兵。黑森—卡塞尔、意大利各城邦、瑞士，甚至丹麦、法国这样敌对方面的雇佣兵都跑来表态“愿意追随元帅”。回到封地仅仅一个月后，他就拉起了2万人的队伍。等到正式出兵镇压上匈牙利地区叛乱的时候，华伦斯坦已经招募到了5万人。于是他宣布这支雇佣军各级主要军官都由他自己任命，向他个人负总责，绝不拖欠薪水，奖金优厚。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坚决执行自己战略意图和战术部署的人立刻予以嘉奖，替自己的属下承担执行命令带来的损失和失败，论功行赏的时候依据指挥能力和作战表现，不怎么考虑家系传承和贵族出身的问题。这种作风很快就树立起他对雇佣军的绝对控制。他也关心战士的福利，运用个人的恩情来对他人施加影响。

比如，华伦斯坦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伊索拉尼（Isolani）因为达成作战目标而从华伦斯坦那里领到了4000弗罗林的奖励，但是当天晚上就喝酒赌博，一夜变回了穷光蛋。华伦斯坦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派人送去了2000弗罗林给他救急。伊索拉尼后来因为这事跑来向华伦斯坦致谢，这时华伦斯坦指着桌面上的侦查结果要伊索拉尼自己看。伊索拉尼发现情报上面说瑞典方面正躲在后方安全距离之外，向前线运送补给品。伊索拉尼立刻激动起来，用行动向华伦斯坦报答知遇之恩。他只带了一个摩拉维亚团队，趁夜向瑞典人背后进行大纵深穿插，部队就位后干净利落地击溃了这些瑞典军队。当然，他也没忘了抢掠战利品这种雇佣兵的老本行。还有一次，华伦斯坦发布指令，要求军官统一使用红色绶带。其中有一名善于表现的下级军官接到命令后立即把自己珍爱的白色弗兰德斯花边绶带取下来扔在泥里，还跺了几脚。华伦斯坦对此表示赞赏，马上提拔了他。

对于雇佣兵中的小头目，华伦斯坦也无愧于他慷慨的名声。自从1625年当上神圣罗马帝国元帅，他对自己拉起来的雇佣兵队伍就开始实行周薪制度。每周他发给骑兵和步兵上校的薪水是500古尔登，上尉的每周薪水则为100古尔登，少尉的薪水只有上尉的一半。为了保证作战勇猛，他给军法官的薪水也比照少尉。军医、神父这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薪水为每周6—8古尔登。

但是华伦斯坦同时也认为，适度的饥饿、抢劫和放纵有助于军队的士气和忠诚。所以，他不打算给一般雇佣士兵发现金。每周普通士兵领到的给养就是他的工资。这些给养只包括2个面包、2升啤酒、1.5磅肉。显然，靠这么一点东西维持一周是不可能的，那么士兵们就只能紧密团结在各自团体的小头目周围。而且他们还得以战养战，劫掠乡村。就这样，华伦斯坦提升了他的军队的破坏性和组织程度。当然，“蝗虫大军”的名头也就在波西米亚不胫而走。

而根据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和一些其他同时代人的记录，1624年华伦斯坦在弗里德兰开始招兵的第一个月，军队规模为2万人，到1625年他第一次升任神圣罗马帝国元帅的时候，已经有61900人聚集在他手下，其中步兵45300人，骑兵16600人。1628年他春风得意的时候，雇佣兵人数已经膨胀到了130200人，其中骑兵27300人，步兵102900人。1630年，他的军队人数达到顶峰，共有150900人，含骑兵21000人，步兵129900人。由此我们就能够猜想，华伦斯坦为了让这些人保持战斗力所必须列支的各项费用有多少了。这些钱财都是德意志地区人民的斑斑血泪凝结而成的。

对于这些“蝗虫大军”以及他们的元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占星家、预言师兼首席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就是后世行星运动开普勒定律所指的那个开普勒，开普勒在华伦斯坦还是个青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在自己的笔记里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华伦斯坦）只忠于自己和自己的欲望……贪得无厌，虚伪狡诈……总是默不作声，常常做出暴行。”还有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日记记载，华伦斯坦最喜欢听见人遭到折磨后的惨叫声。他还极其严苛，仅仅因为仆人在他睡觉时把他吵醒了，就下令把这个仆人抓起来绞死，以儆效尤。诸如此类的暴虐记录不胜枚举。这其中固然有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他的捷克老乡对他的憎恨之语和夸大之辞，但毫无疑问，华伦斯坦绝不是一个宽厚善良的人。相反，他冷酷、残忍、无情甚至嗜杀。但是，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是古今中外的共同原则。华伦斯坦残酷的名声除了来自于“蝗虫大军”，应该还来自于他所执行的残酷军法，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这支雇佣军达到如臂使指的驯服程度。古罗马时代对付不服从军令的军人还仅止于抽签杀头，但华伦斯坦却残酷得多。他曾宣布把不服从战役安排的一个连队全员吊死在树上，全军必须现场观礼。由此达到了恐怖的震慑效果，全军肃然。对付这样一群“千里打仗只为钱的乌合之众”，华伦斯坦可谓是恩威并施，效果斐然。当然，德意志人民自然是横遭兵祸。你不能指望17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军队和五花八门的雇佣兵有什么良好的纪律。事实上，斐迪南二世既没有为组建军队出钱，又没有对华伦斯坦发号施令的能力，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欧洲骑士美女、战争与玫瑰”的文质彬彬浪漫表现了。参与战争的统统是强盗匪类，大家在抢掠方面的纪录无非半斤八两。只不过，能把对自己的民族同胞进行抢劫一事搞得这么具有战略意义，还只有华伦斯坦一人可以做到。

1626年，华伦斯坦进入西里西亚。4月25日，他带领的帝国军在德骚会战中击败由曼斯菲尔德统率的新教军队。1627年，西里西亚的抵抗被扑灭。在1627年的一系列战役中，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当年春天，华伦斯坦攻克西里西亚公国。到了7月，萨克森、勃兰登堡等北德重要的新教诸侯都在帝国大军兵锋前献城投降。以巴伐利亚公爵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唯恐华伦斯坦把功劳占尽，再没有自己什么事。于是他们急忙进行动员，加入皇帝一方。在蒂利伯爵指挥的另一支帝国军的支援下，华伦斯坦把丹麦军队彻底赶出了神圣罗马帝国北部边界。帝国军乘胜追击，攻入丹麦本土，拿下了石勒苏益格公国。1628年，皇帝陛下加封华伦斯坦为“波罗的海和北海元帅”。在德意志北方的新教地区，华伦斯坦残酷洗劫了反抗者。对于望风投降的顺民，他也不放过。他的雇佣军向这些顺民征收高额的“占领费”，如果收的现金不够，就强征实物。占领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城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根据统计，因为遭遇连番战祸，勃兰登堡选帝侯国首府柏林及其郊区的人口只剩原来统计人口的30%。

如果有人在战争中凄惨无比，那就一定也有人飞黄腾达。1627年，斐迪南二世为了表彰华伦斯坦的竭诚奉献，把西里西亚公国送给了他；1629年，又更进一步封他做梅克伦堡公爵。这时华伦斯坦已经一身兼有三个公爵头衔，在帝国境内拥有大片封地，实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野心。但这个时候，他青年时期心怀的统一梦想开始刺激他走上僭越的巅峰。这一切的起因都要追溯到这一年他给斐迪南二世上的一份条陈。

在上奏的文章中，华伦斯坦表示：“我们的帝国陷于分裂，人民穷困。所有这些情况的原因都源于各个邦国诸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遵守皇帝陛下的训令，不执行您的政策……如果不消灭这些诸侯，国家就不会迎来和平。”他要求皇帝削弱各邦国的兵权、财权，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政令，结束政治上自行其是的状态，建立一个类似法国和西班牙的统一集权君主国。可以说，像当年叛教一样，华伦斯坦作为威福自操、受益于分裂的雇佣兵司令和诸侯，再一次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华伦斯坦还向皇帝建议放弃宗教迫害政策，实行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其目的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叛教者经历，而是要借这个政策得到新教徒的效忠和和解，整合帝国。

鉴于自己在和瑞典常备军作战时得到的经验教训，华伦斯坦还呼吁建立皇家陆军和海军舰队。必要的时候，帝国皇帝可以不再乞求各地邦伯，而是反过来用这样的直属部队征讨不臣。由于自己身上还挂着“波罗的海和北海元帅”的头衔，他自然希望通过海军控制海权，发展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和贸易。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他与丹麦讲和，用钱赎买了那些丹麦控制的汉萨同盟城市。他希望德意志能够利用汉萨同盟城市的税收，建起像西班牙和英国那样的海军，护卫神圣罗马帝国的商船。他真切地希望“从马斯河到梅默尔，从阿尔卑斯山到波罗的海，再也没有阻断经济血脉的苛捐杂税；诸侯割据、为私利相互攻杀的时代也将一去不复返”。对于这种远见卓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元老弗兰茨·梅林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华伦斯坦在德国所追求的目的，与当时的黎塞留在法国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样，建立这样一个纯粹世俗的君主国，它将摆脱一切宗教矛盾而使互相倾轧的诸侯处于其统治之下，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且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他不是一位富于幻想的政治家，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像法国的范例那样，他的目的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也是符合历史进步的。”到1629年的时候，华伦斯坦坐拥13万大军，挟战胜丹麦的余威，下令利用新控制的汉萨港口城市，征调人力物力，建立帝国波罗的海舰队。只要再假以时日，一支颇有规模的舰队就会出现在大洋上，从而成为帝国有力的北方屏障。单纯从军事上讲，华伦斯坦统一德意志计划所要求的军事目标在1630年已经基本达成了。

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其内部被攻破的，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真理。天主教联盟首领、巴伐利亚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固然觉得北德意志新教仇敌的死很让他们快活，但同时又发现华伦斯坦这种大兵在握、妄图削藩的危险简直不能忍！更何况，你一个波西米亚人怎么能骑在我们这些真正的贵族头上？！于是，各位天主教诸侯开始弹劾华伦斯坦。他们还威胁斐迪南二世必须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否则就不再支持斐迪南二世及其儿子的继承权。更为神奇的是，在这之前，皇帝陛下还自己激化了矛盾。斐迪南二世于1629年3月6日签署命令，要北方的新教诸侯归还1555年《奥古斯堡和约》签订后侵占的教会地产。按照这个命令，新教诸侯将失去70%的直属领土。这样一来，斐迪南二世使得自己变成了两边都不靠的无本之木。

按正常人的逻辑，既然已经先后得罪了新旧两派的诸侯，就应该握紧大棒，抓住军事上的优势。但是这个时候皇帝陛下再一次出了昏招。他觉得华伦斯坦的13万雇佣兵有点太多了。他回想起当初准许华伦斯坦招兵的限额是5万，于是又想通过牺牲华伦斯坦来讨好巴伐利亚人。然后我们就看到， 1630年8月13日，华伦斯坦被迫解散军队，将指挥权交给蒂利伯爵，自己回到了波西米亚封地。

古斯塔夫的常备军团与双雄落幕

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剥夺新教诸侯们的土地简直就是巴不得他们造反。1631年，新教诸侯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求救。随即，瑞典军队大举南下。当年夏，蒂利伯爵的天主教联军攻克造反的马格德堡，随之而来的大火和屠戮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死亡。9月，古斯塔夫终于和这个“马格德堡屠夫”接上了火。双方在莱比锡附近的布赖滕费尔德展开了会战。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这次战役是“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端”。

瑞典军队是那个时代在组织形式上最先进的军队。它理论上采取义务兵役制，实行统一着装，每个团一种统一的颜色，一个团的军装可以不统一，但是颜色必须划一。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其要求也日益降低。它的核心兵力是自由民组成的常备火枪兵以及轻便且可伴随步兵、骑兵运动的炮队。在军队运用方面，古斯塔夫参照荷兰奥兰治亲王莫里斯的方法，对西班牙式的方阵战术动了大手术。瑞典步兵的基本战术单位是中队，一个中队定员408人，其中包括了长枪兵216人，滑膛枪火枪手192人（后来增加到288人）。古斯塔夫把中队的队形正面拉长，纵深减少为只有6列；在采用滑膛枪的队伍中，还可以让士兵更密集地排列，将纵深减少为只有3列。作战的时候，三列火枪手可以按照传统方式展开三段式射击，也可以三列统一进行一次齐射，在牺牲火力连贯性的前提下取得短时间的火力压制效果。至于炮兵，古斯塔夫于1629年组建了第一个炮兵团，由27岁的托尔斯滕森（后来成为元帅和瑞典军团总司令）指挥，下辖4个炮兵连，还有1个野战工兵连和1个特种爆破连。炮兵在瑞典军队中首次成为一个独立正规的专门兵种。古斯塔夫并不在意大炮的发射速度和口径，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炮兵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和步兵骑兵联合作战。他把瑞典火炮的规格统一为3磅、12磅、24磅三种，减轻炮身重量，以最轻便的3磅团属火炮为主，这样的炮可以由一匹马或者两三个人拉走，是理想的步兵伴随火炮。结合古斯塔夫的指挥艺术，它终于开始敲响西班牙式战术的丧钟。

虽然瑞典以征兵得到的常备军为核心力量，但以瑞典的人口是撑不起太大的军队规模的。所以古斯塔夫也招募了大量的雇佣兵，其份额随着战争的进行越发上升。他的军队中包括了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佛兰德斯人、法国人、芬兰人和信新教的波西米亚人。许多雇佣军都有特殊用途：佛兰德斯人经常担任的是军队里的工兵以及少部分炮兵；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充当重骑兵；被驱逐的信仰新教的波西米亚人独立组成骑兵军团；步兵尤其是线列步兵的差事归了苏格兰人。

按照服装颜色的不同，这些雇佣兵被分作“颜色军团”。其中有4个团最为出色：黄色军团，这是一个由高级雇佣兵组成的军团，又被称作“宫廷军团”或“近卫军团”。该军团历史沿革十分清楚，历经生命军团（1613）、国王陛下军团（1615-1616）、德拉班特军团（1618-1621）、老霍夫军团（1621-1624）的变动。1624年，古斯塔夫用这些高级雇佣兵成立了新霍夫军团。1626年的时候该军团改名为黄色军团，此名号直到1635年转而为法国雇佣后才废止。该军团大部分都是日尔曼人。蓝色军团，主要由北德意志、普鲁士、瑞典本国的农民联合组成。绿色军团，该军团本来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组建起来要去支援波兰人的，结果在古斯塔夫的波兰战役期间误入了瑞典人的包围圈。这时候，军团里的苏格兰人、普鲁士人纷纷表示自己是同样信新教的朋友，也愿意效忠瑞典国王。他们就这样成了新军团。古斯塔夫闻讯后曾写信给勃兰登堡选帝侯，表示“希望勃兰登堡的老爷们下次好好管理自己招来的人”。还有一个军团是一直驻防在普鲁士、并未参与三十年战争的红色军团。1629年后，为应付三十年战争的需要，这些老军团都扩军了50%—100%；此外还组建了许多新的颜色军团，譬如黑色、橙色、棕色、白色军团，这些军团在史籍中资料较少，并不出名。

古斯塔夫于1631年9月17日赢得布赖滕费尔德会战的胜利后，进一步获得了中立的部分北德意志诸侯的支持。古斯塔夫乘胜南下，于1632年初在列赫河会战中再次取得大胜，蒂利伯爵在此战中受重伤，两周后去世。瑞典军队攻下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班贝格、多瑙沃尔特。战争风暴一站又一站地席卷上述城市，攻无不克。瑞典军在随后的三个月中连陷南德重镇美因茨、奥古斯堡和慕尼黑，兵锋直指奥地利。

皇帝由于实在无人可用，不得不在疑惧之中起复华伦斯坦。华伦斯坦也算是不负众望，于吕岑会战里跟古斯塔夫打得难解难分，后者更是于此战中战死。

虽然现在史学家依然对谁是吕岑会战最终的胜利者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古斯塔夫虽然战死了，但瑞典军达成了战役目标。神圣罗马帝国对萨克森的攻势被粉碎，华伦斯坦只能选择撤退到波西米亚过冬，瑞典维持了与萨克森选侯国的同盟。

而此战一个更为深远的结果则是，由于古斯塔夫的死，德意志的新教诸侯陷入了混乱和分裂。哈布斯堡家族得以在之后重整旗鼓并挽回了一些古斯塔夫二世所造成的损失。更为关键的是，古斯塔夫二世之死让法国人可以更加牢固地控制反哈布斯堡同盟。瑞典在联盟中只好退居二线。

古斯塔夫死了，华伦斯坦本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本来皇帝斐迪南二世和南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对他虽然疑惧，但是不得不借助他的军事才能来抵抗瑞典。吕岑战役的结果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在战略上的彻底失败。当然，让皇帝感到放心的是，古斯塔夫已经死了。对于华伦斯坦，皇帝疑惧他，诸侯也憎恨他，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嘎嘎作响。

华伦斯坦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吕岑战后，华伦斯坦变得畏首畏尾，开始迷信“搞媾和”。他总是按兵不动，和德意志各派诸侯、欧洲反哈布斯堡同盟的各个参与国展开各种各样的谈判。但是他所做出的各种诺言相互矛盾，萨克森人和瑞典人都不相信他。瑞典首相奥克森斯滕和军团司令伯恩哈德公爵元帅都不信任华伦斯坦许出的带领部下投诚的条件。而他昔日的老下级，代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大选帝侯前来谈判的阿尼姆元帅，不喜欢“元帅大人您那肮脏的政治”。法国这个战争的总策划地更是不可能给他喘息之机。华伦斯坦妄图用政治手段多少保留一点战争果实的希望又破灭了。

导致华伦斯坦二次下野的，是1634年的“宣誓事件”。1月12日，雇佣兵和帝国其他各类部队的所有将领都被要求宣誓“只要华伦斯坦还在为皇帝服务，就效忠于他”。但是，最终拿来签字的誓约被改动，“只要华伦斯坦还在为皇帝服务”这个前提条件被删掉了。军队中忠于皇帝陛下的人赶紧送出消息，向皇帝报告华伦斯坦叛国。于是皇帝立刻下令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华伦斯坦竟然不申诉或反抗，真的带着一些亲信离职了。他带着一帮铁杆亲信回到自己在埃格尔的庄园闭门卧床休养。这是保存军事骨干的小聪明，但却是政治智商上的大昏招：他本质上是个军阀，而军阀离开了军队就什么也不是了。在没有外国威胁的情况下自动弃权引退，无异于自己认输找死。

1634年2月25日，菲迪南二世派遣爱尔兰雇佣兵将军巴特勒和两位苏格兰雇佣兵上校莱斯利、乔丹率领军队冲进了华伦斯坦的城堡。英国上尉沃尔特·德弗克斯（Walter Devereux）一戟刺死了刚从病床上爬起来没有作任何抵抗的华伦斯坦。将军的不幸由此造就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幸运，大作家席勒依据这个事件，创作出了悲剧《华伦斯坦》的三幕剧本。

1634年9月，在讷德林根会战中，神圣罗马帝国再一次击败瑞典军队，但无法扭转战略局面。

1636年，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宣战，直接卷入战争。

1642年，战争的规划者和幕后操纵者，黎塞留枢机主教在法国国王和众多权贵的祈祷声中安详逝去，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一生没有敌人，除非是国家公敌。”马萨林接任首相一职，继续执行黎塞留的政策。

1648年，筋疲力尽的哈布斯堡家族向反哈布斯堡同盟求和。当年10月，双方签订《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其中确立的一些原则成为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宣布停战。

根据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战争过后，全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人口下降到原来的一半。波西米亚和下萨克森地区的银矿铜矿全部被毁，工商业受到重创，手工业规模萎缩到战前的十分之一。大德意志地区的总人口由1600万下降到700万。约有32.5—33.8万人在战争中阵亡。饥饿、瘟疫和流行病泛滥。

三十年战争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还借着条约把这种分裂伪装成一种平等共处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所有为了德意志统一而流的血都白流了。三十年战争，以银行家的喜剧开头，却以德意志民族全体的悲剧落幕。

黑森佣兵的兴盛与“血钱”条款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权威进一步下降，各个邦国的财政资源和经济自由度不断膨胀。帝国议会立法允许各个邦国自行征收军事捐税。原本由独立承包商负责招募的德意志雇佣兵团摇身一变成了邦国常备军，由各邦国的诸侯出租给外国。1670年，黑森—卡塞尔伯爵卡尔一世冒险将其常备军扩张到8个步兵连队又4个骑兵连队。起初几年，这种财政上的冒险让伯爵“亏掉了裤子”。但1677年的丹麦、瑞典、普鲁士的三方混战扭转了这种濒于破产的局面。卡尔一世向丹麦出租了1600名士兵，赚来了32000帝国塔勒银币。

1687年，卡尔又向威尼斯出租了1000人；1688年他派遣了3400名士兵为荷兰提供国防服务，荷兰人得以抽出自己的军队用于对抗英国。卡尔一世有5个儿子作为雇佣兵团领队出国征战。卡尔还指示自己的外交官积极活动，寻求“商机”。在随后发生的西班牙王位战争中，黑森雇佣兵获得了极高的职业赞誉。

其实对德意志人来说，到南方世界去当雇佣兵几乎是个祖传事业了。中世纪后期，城邦制的意大利拥有了充裕的财富，但却陷于不断的冲突之中。这种局面为雇佣兵的兴起提供了理想的场所。阿尔卑斯山北的落魄骑士、士兵不断涌向温暖而富裕的南方，其中就有瑞士雇佣兵的祖先。由山地农民组成的瑞士步兵先后击溃了勃艮第伯爵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由此在这一行当中树立了商业信誉。瑞士政府甚至组织起由政府出面招募并对外出口雇佣兵的大生意。根据约翰·麦考马克在伦敦出版的相关研究，其历年总数高达百万。

由于民族、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同时也因为瑞士实在太小，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德意志地区的各个邦国开始“山寨”这种“商品”。其中把“山寨”做出了名气、做成了规模的，当属黑森—卡塞尔地区的“雇佣步兵”（Landsknechts）。早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那个时代，“山寨品”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威胁“原装瑞士雇佣兵”的地位。

因此，黑森雇佣兵在历史上就拥有深远的影响和光辉的业绩，以至于在英语中，“黑森人”（Hessian）变成了“雇佣兵”的同义词。而在南非荷兰语中“黑森人”（Hes）意为“笨拙的人”，这是被派去海外驻扎的黑森雇佣兵在语言学上留下的印记。16世纪的黑森—卡塞尔邦国面积约为6.1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小半个安徽省），人口18万左右。南德意志的森林和山地土壤并不肥沃，经常可以看见冰川期留下的砾石。山间的气候更为恶劣。讨生活的贫农们在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已经适应了军事生活和不算丰富但是营养、热量足够的伙食。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称黑森人为“陌生的野蛮人”。

雇佣兵输出的总包合同将其收益归于黑森邦国的政府，因此，这些流入的资金改善了黑森贫民的境遇。弗里德里希二世当政时期开始给军官或战死者的遗孀发放年金，并大修公共设施，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封建王朝社会主义”发端的全德第一座育婴堂和全欧洲第一家对公众开放参观的博物馆。对于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富二代而言，报考或担任雇佣兵军官是一种谋求上进的好门路，当然也很体面。对于农村的莽汉和城市里的无产者来说，当雇佣兵可以混一口饭吃，不用变成寒冷秋冬季节里冻死在街道或荒原上的“路倒”。每年夏收季节来临前发布的招兵榜文总能吸引大批青壮年，一旦入伍，他们就可以拿到每月1.5塔勒的薪水，可买一头母牛外加一些农具。

相对于含辛茹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挣到一点血汗钱的雇佣兵，他们的总后台——黑森伯爵（后来的选帝侯之一）却大发其财。黑森邦在1677—1815年期间签订了37份雇佣兵服务合同，其中有20份的乙方是英国。英国后来甚至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优先使用黑森佣兵。就这样，当18世纪雇佣军群体已经在欧洲其他国家消失的时候，黑森人还在继续着自己的佣兵生意。

1727年，英国议会批准了一份条约，同意英国政府以每年125000英镑的价格购买“优先雇佣权”。1744年，这种优先权进一步发展成了“英国和黑森之间的特殊关系”，黑森从此以后只向英国“出口”军队。1730—1760年间，黑森邦伯总共拿到了830万帝国塔勒的报酬。黑森政府每次出租军队都要和雇主订立协议。协议详细规定了雇佣兵人数、服务期限和伯爵本人的收益。绝大部分协议都规定由雇主另外付给雇佣兵工资、招募费、装具费。1776年的英国—黑森镇压北美独立运动雇佣兵使用协议规定：黑森向英国提供12000人，伯爵的收益为每年108281英镑，如果战争结束则额外多付半年津贴；英国按照本国士兵的薪水额度发给佣兵个人工资；英国还需要另外向伯爵大人支付招募费和武器装备费；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必须在黑森本地生产订购；双方宣誓保护彼此利益，如果其中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另一方有援助的义务。士兵的伤亡有时竟然也构成收入的来源。1744年，威廉八世借兵给巴伐利亚，租约规定，每死一个士兵，威廉八世就会得到36弗罗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雇佣兵“血钱”条款。平均算下来，这一时期黑森雇佣兵为邦国赚取的财政收入大概是每名重骑兵80塔勒，步兵30塔勒。当然，雇佣兵本人是见不到这笔钱的。

就像电影《战争之王》里的尤里·奥洛夫说的那样，一个最成功的战争贩子能够“把共产主义的子弹卖给法西斯主义者”。作为一个“由合格的战争贩子组成并领导的诸侯国”，黑森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竟然成功地向交战双方都提供了战争服务。战争开始时，英国方面的军队中有6000名黑森雇佣兵，而英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中与奥地利结盟。于是吊诡的情况出现了：如果黑森继续支持英国，那么它就必须要去对抗“北方的普鲁士伙伴”，但奥地利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好处就承认黑森对哈瑙地区的领土要求；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则表态，如果黑森出借军队为其作战，就会给予其很多领土并把黑森邦变成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于是，黑森向巴伐利亚出租了6000名雇佣兵，以便在英国—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普鲁士这两方中骑墙并发财升官。就这样，黑森人在这场战争的两边都有份儿啦！

雇佣兵队伍的膨胀使得18世纪的黑森邦形成了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1773年，黑森军队总员额为18600人，根据此前所做的人口统计，这一年黑森地区军事化程度为14人中出1兵。我们往往把具有统一德意志野心的普鲁士看作“古典军国主义”的代表而予以批判和反思，认为他们是“穷兵黩武的普鲁士蛮子”，但这其实是一种长期形成的错误印象。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代，凭着无比的吝啬和各种苛捐杂税，养起了一支9万人的军队。这对于普鲁士这样的小国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直到1787年，普鲁士的军国化程度也仅仅是28人中出1兵。根据彼得·泰勒的《18世纪黑森—卡塞尔军事制度和乡村变革史》，1793年，全黑森15—25岁的年轻人中，士兵占到了34.3%，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荒芜。整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黑森农民不得不提高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雇佣外邦人。

黑森雇佣兵在北美十分常见，人数众多，以至于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一大批黑森人干脆留在了北美。再加上跑来新大陆讨生活的德裔和后来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受雇于英国而来到美国的黑森雇佣兵，讲德语的人口极大增加。甚至在最早的北美产业工人同盟（劳联—产联的雏形）中，开会时的工作语言是德语。黑森人的货币“塔勒”（Thaler）经过语音转化和拼写形式的变形，也在美国的货币单位中暗藏下来，变成了“美元”（Dollar）。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奢侈的英国王室与贫穷的苏格兰佣兵

作为百年战争的一方、黑森人的老主顾，英国王室跟佣兵和金钱的关系自然也很深。

中世纪的君主受制于生产力的限制，为了保持其生活水平，必须在吃穷一处庄园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处行宫，从一处狩猎场跑去另一处狩猎场。英国王室自然也是如此。但到了16世纪，管理的需要开始变得迫切，因为这时的国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伦敦及其郊区。只有在夏季的“乡间巡游”期间，都铎王朝的各位君主才下到地方。伊丽莎白一世和后来的詹姆士一世都希望在巡游期间吃好玩好，甚至还要从地方乡绅或贵族那里拿到昂贵的临别礼物。当时的人记载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多次“乡间巡游”。一次，这位女王在闺蜜、枢密院大臣、贵族的陪伴下，带领一队王室侍从，从极不情愿的农民那里强征了600辆马车，开始了旅程。而1574年那一次，约翰·塞恩爵士送给伊丽莎白一世的宝石价值140英镑。掌玺大臣帕克瑞恩于1595年送给女王陛下的钻石花束价值400英镑。1561年，光是付给巡游队伍中的警卫人员的小费就高达100英镑。1575年，女王巡游西奥博尔兹的两周时间内，地方对她的接待费用为309英镑，此外还有私人“作为女王密友而自愿献上”的价值32英镑的食物。到了1591年，女王故地重游，时间缩短为10天，花费却高达900英镑。从英国议会和英国王室司厩人员留下的账单来看，西方国家公务人员的清廉似乎也很成问题。不过，在货币远没有贬值的1560年，女王每天在宫里的生活开支是100英镑，相比之下，我们还真要“感谢”她出去旅游的时候“委自枉屈”地削减开支了呢！

因此我们就非常理解并且同情那些怀疑自己将要接待女王的人的心情了。伊丽莎白一世恰巧又有在旅行问题上优柔寡断的恶名。每年夏天，“仁慈”的女王将要巡行到哪里的传言就会大肆流传，酒馆里也会开启关于这一问题的赌局，就像赌“女王到底今年结不结婚”这个题目一样热烈。有些焦躁不安的贵族仅仅因为听见女王要来的传言就抛家舍业，潜逃到外地去了。比如有一次，托马斯·阿伦德尔爵士就千方百计地避免在女王的一次巡游中提到沃德城堡。他生怕女王记住这个名字以后跑到他的产业那里要吃要喝要赠物。

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在某些贵族那里也不受欢迎。1608年，詹姆士陛下的巡游遭到了大家的唾弃，被骂成是“像不受欢迎的雨”。国王陛下圣驾前往北安普顿时，当地的斯宾塞勋爵迅速带上家产跑去了肯特郡。1626年，国王故伎重演想去斯宾塞勋爵那里蹭吃蹭喝，这位年老的勋爵假装自己得了恶性疟疾，又一次幸运逃脱了破财的厄运。1634年，他的儿子接管了勋爵领地，但由于“过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他竟然没有保持其父的优良传统，让国王从他那里搜刮走了800英镑巨款。

17世纪早期的男性时装潮流变化多端，来自弗兰德斯的刺绣、蕾丝花边让服装的价格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般飞涨。工作时间，国王的大臣们身着时髦的奇装异服，沉湎于整日的豪赌；下班回家，他们还要在伦敦西区租或买一套房子、一辆奢华的马车，雇佣起让人炫目的随从队伍。在宫廷里，担任低阶职务的人年消耗也高达2000英镑。喜欢玩弄感情的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任的同性恋国王詹姆士都特别懂得欣赏衣着华丽的时尚小青年。这无疑引发了英国男人对衣柜内容物的更新换代，他们开始大量使用丝绸、刺绣、金银花边、天鹅绒。16世纪90年代，拉特兰伯爵罗杰的年度服装开销为1000英镑。1623年，白金汉公爵的此项开销为1500英镑，而1627年他的服装采购花销进一步上涨到了3000英镑。

贵族们的饮食也极其荒诞。宫廷宠臣伯利于1581年为宴请法国使团，仅仅一个晚上就花掉了363英镑餐费。1582年，他为了张罗女儿的婚事，大宴宾客3天。在这3天里，不考虑谷物、面包一类的主食，宾客们一共喝光了1000加仑葡萄酒，吃掉了26只鹿、15头猪、6头小牛犊、14只成年羊、16只羊羔、4只山羊、6只山野兔、71只其他兔子、2尾鳟鱼、23只鸽子、36只天鹅、41只火鸡、2只鹳、370只不明种类的家禽、453只各类鹬鸟、109只野鸡、615只家养公鸡、277只鹧鸪、485只沙锥鸟、21只燕鸥、840只云雀、135只野鸭、354只水鸭、1049只鸻。这3天的餐费达到了629英镑。而当时在英国，宴席除了要求菜品创意花样翻新之外，还普遍要求“精致的烹饪，外加法国的大厨”，即使弄不到法国大厨也要退而求其次，找来在法国学过厨师的人掌勺。来自法国的厨师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业界翘楚。在这方面，卡莱尔伯爵早有饕餮名声。1621年，他在自己位于埃塞克斯的宅院中为法国大使举办了为期8天的宴会。依据约翰·张伯伦的说法，这场宴会雇佣了100位厨师，总共上了1600道菜。其中有一道菜是6条从俄国进口的6英尺长的鲑鱼。甜点花费500英镑，烧孔雀使用的龙涎香价值300英镑。8天马拉松宴会的总开支达到了3300英镑。宾客们在这种纯属炫耀的宴会上围坐在一起，一道美味只是刚刚过眼一瞥就被撤掉，换上更为奢华的下一道菜。卡莱尔伯爵后来如愿以偿地谋取到了驻法国大使的职位，终于去法国当地吃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餐。1671年，卡莱尔伯爵从英国驻法国大使的任上退休。既然享受过了原汁原味的法式大餐，伯爵先生回国以后自然对吃熟门熟路。他天天想着稀奇的菜谱，在全英各地搜罗奇怪奢华的食材，最终成功地患上了暴饮暴食所导致的泛酸、胃胀、长期慢性消化不良和结石。1667年的第一代科尔雷因勋爵则更严重，他竟然因为拼命抢吃火鸡腿而噎死在了餐桌上。

与这种奢华无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市民阶级的惨淡收入。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富勒的说法，在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时期，议会军为应征入伍的市民阶级开出的军饷是骑兵每天8个先令，步兵每天2个先令。如此低廉的薪水自然不能让这些穷汉满意，所以我们就能在大约同时代的三十年战争中再次发现不列颠雇佣兵的身影。

苏格兰人和瑞典人在那个时代构建起了非同一般的兄弟情义。两国人民同样经常面对严寒气候，同样遭到天主教封建主剥削，同样信仰新教。1627—1628年间，古斯塔夫在北德意志地区招募雇佣兵受到了很大限制。德意志民族对“南下的瑞典外国佬”的态度算不上友好。于是他果断将目光转向了不列颠诸岛。而招募不列颠雇佣兵还有另外的原因，因为那时候的瑞典人普遍对不列颠人（尤其苏格兰人）印象很好。奥克森·斯提尔那就曾说过：“这些不列颠人都是好兄弟，比其他的雇佣兵好沟通多了。”

所以，瑞典在已征服的拉脱维亚、普鲁士、北德意志地区使用这些苏格兰雇佣兵驻防显得更合理也更安全。苏格兰人得到了瑞典高层的特别信任，他们经常作为中高级军官指挥瑞典的本土省级军团或者其他北德意志人雇佣军。许多苏格兰人升任瑞典军少将甚至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著名野战元帅亚历山大·莱斯里克就是苏格兰人。

许多在瑞典军中服役的高级军官都选择了留在瑞典，他们当中詹姆斯爵士、汉密尔顿、福布斯、弗里特伍德等人的后人都成为了瑞典的大贵族。也有许多苏格兰军官选择回到故乡，他们为不列颠尤其是苏格兰带回了瑞典的新式职业化陆军的先进理念，但也带回了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养成的残忍冷酷的作风。这在1640年的英国内战中就有所反应。

以上就是14—17世纪欧洲人围绕着佣兵和金钱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14世纪到17世纪，从黑死病以来，到发现新大陆，再到新大陆发现的黄金白银造成价格革命，金币作为有效的大额支付手段，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欧洲各个地方的政府开始公布法令，规范“什么种类的金币可以在本行政区流通、它们按本地发行的标准货币怎样折算”。

其中，威尼斯共和国于1551年9月24日发布法令。这个法令代表金币建立自己的统一霸权所迈出的第一步。法令中列举了可以在威尼斯流通的各种外国货币的清单，对于容易产生混淆的货币，它还附有21种模本供鉴别用。其附件给出了各种金币兑换威尼斯铸币厂出品的“有效威尼斯里拉”的比率。

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欧洲已经有了足够的黄金，各地诸侯自己发行的金币，意大利的银行家，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佛罗伦萨、安特卫普、鹿特丹的汇票和贸易票据，现在又得到了汇率表。金币开始施展它在流通领域的霸权。如果一位威尼斯的资本家要偿付10万金法郎，他可以使用威尼斯法令中列举的任何一种本币或外币，以10万法郎的价格除以巴黎的最新报价，拜托银行家开出汇票。

历经几个世纪，金币终于从白银重量单位和极其少见的大额支付用具变成了核算货币，现在，它又与日常流通的银币和小额铜辅币之间建立了连续的兑换核算程序。后来，鼎鼎大名的牛顿在任职于皇家造币厂期间进一步完善了金本位的理论体系。到1803年，在走向帝国的隆隆炮声中，根据3月28日的法国政府法令，1法郎等于0.2903225克纯金的“芽月法郎”诞生了。这种金法郎后来成为了1874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1930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的结算货币。金本位的大厦终于盖上了最后一块瓦片。

以往的岁月里，战争的洪流中，永远少不了滚滚而来的金币，少不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雇佣兵，少不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少不了大英雄的日暮途穷。金本位建立后，也不会缺乏金钱的光芒和野心家的野心。拿破仑皇帝陛下的财政、北美独立战争里的德意志雇佣兵、远在大清的洋枪队、高尔察克的黄金……金币与雇佣兵还将交织在一起，演出许多幕或悲或喜的故事。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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