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4日，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中船重工701所等多个单位各个领域的专家，确认辽宁丹东港大东沟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船，应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致远”舰，并计划将其整体打捞出水。此前，2015年9月17日，“丹东一号”上曾打捞出水一组带有“致远”二字的瓷片。这一系列新闻，再次让这艘121年前战沉的“致远”号巡洋舰，以及苦战而败的北洋舰队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

一艘沉船，四部作品

——影视镜头下的甲午海战与北洋水师形象变迁

名舰出水，旧剧钩沉

对于国人来说，“致远”舰可谓大名鼎鼎，甚至居近代以来中国海军各舰之首，更成为北洋舰队的代表。不过“致远”舰和北洋舰队的出名则主要拜一部著名的战争影片—《甲午风云》所赐。

1959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林则徐》上映，社会各界反响极好。受此影响，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电影，电影导演由此前曾执导《党的女儿》的林农担任。1962年，《甲午风云》在全国公映并获得极大成功，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反映甲午海战的影视作品，该片成为日后此类电影的开山之作。

在当时，这部影片所动员的资源可谓豪华，李默然、王秋颖、庞学勤、方化等都已是国内一流影视演员，真实军舰的参演更极大地提升了战斗场面的壮观逼真程度。年轻的人民海军也提供了包括护卫舰、扫雷舰、护卫艇在内的大批现役舰艇与官兵参演，尽管其中最大的“延安”号炮舰亦仅900余吨，但已是当时人民海军的主力舰艇。

为了表现当年海战的情景，该片还大量使用了复原模型进行拍摄，在今天看来虽显粗糙，却是当年电影特技的重要手段。在创作与表演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经典镜头长留观众心中，一系列经典台词更是广为流传，如：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开足马力，撞沉吉野！”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挂信号，让他等着邓世昌！”

尽管该片名为《甲午风云》，但故事展开的核心线索却是邓世昌。电影以民族英雄邓世昌及其指挥的“致远”舰为中心，以大东沟海战为全片高潮，最终也以邓世昌英勇殉国终结。可以说，该片是一部以英雄人物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故事片，而非以北洋水师为核心展现甲午海战全貌的战争史正剧。故而，其追求的是人物忠奸分明，情节引人入胜。战争失败可以脸谱化地由几个卖国贼承担全责，其背后体现的仍是大而化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批判。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视角才开始发生转移。1992年，冯小宁执导的16集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上映，并于当年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在这部电视剧的片头，出现了这样一句旁白：“在地球总面积十分之七的海洋上，沿亚洲大陆的东侧，有一条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整整一百年前，在这条海岸线上，曾出现过一支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六位的庞大舰队，这就是北洋水师”。其内容准确与否，姑且不论，至少是开宗明义，将视角定在了整个北洋水师上。该剧也是国内第一部从战争与海军建设层面展示甲午战争的影视作品，其对日本联合舰队的展现用功颇多，而战前中日海军学员留英经历也作为该剧重要线索之一出现，其中固然不乏诸多脱离史实之处，却也与后来的战事形成强烈反差，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相较于《甲午风云》，该剧在细节处理方面更为精细，主要外景地都集中于刘公岛、威海等当年北洋水师驻扎、战斗之所，拍摄所用模型的制作也更为精良。但该片在动员拍摄资源的力度上，比《甲午风云》要弱很多，当时即将退役的鞍山级驱逐舰出镜率极高，这与《甲午风云》中大量出现人民海军现役装备的情况迥然不同。

上映于2012年的电影《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也由冯小宁执导。该片几乎可以视为电视剧《北洋水师》的电影版。两部影视作品在情节、人物形象与关系等方面都没有本质变化，甚至许多台词和经典场景都是一样的。

又过了三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的2015年，42集电视连续剧《铁甲舰上的男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最大的亮点即在于借助计算机特效，对甲午海战的细节进行了大力度的还原，为此剧组还特别聘请了陈悦等著名近代舰船专家对细节进行把关。对“定远”号复原舰与北洋水师博物馆、炮台遗址都做了充分利用，制作方还复制了水师营码头、水师营等设施。在服装、旗帜、器械方面也都尽力还原。但该片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注重技术细节的还原，而忽视了史实的还原和深入探究，加之剧本的编写和故事讲述方面也有一定欠缺，因此招来了一些负面评价。

总之，从1962年的《甲午风云》，到2015年的《铁甲舰上的男人们》，时间过去了五十二年。如果把前述四部作品放在一个时间轴上看，就会发现，它们像一部首尾相接的纪录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自甲午海战以来，国内学界对甲午战争尤其是甲午海战主流观点的改变，以及国内海军史和海战史研究的侧重点、方法论的变迁。

《甲午风云》的创作体现的显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水平。该剧剧本由希侬、叶楠等联合创作，叶楠还是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的技术军官。当时，国内对甲午海战与北洋水师的研究还局限于史料编纂、当事人寻访的初级阶段，尚未展开海军、海战等方面的军事专业研究。所以，《甲午风云》中的人物设定（如李鸿章、刘步蟾的怯懦卖国，洋员的吃里爬外），以及故事细节（如北洋水师弹药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双纵队是大东沟海战的正确阵形，“吉野”是日军旗舰等），均与史实严重不符。

到电视剧《北洋水师》拍摄时，关于晚清现代化转型失败的讨论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期间戚其章先生对甲午战争和北洋水师的系列研究工作率先取得了重大成果，《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北洋舰队》（1981）、《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书》（1983）、《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1990）、《甲午战争史》（1990）都一一出版，而他主持编修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权威史料汇编—12卷本的《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也已刊行。

尤其值得注重的是，1991年姜鸣先生的里程碑作品《龙旗飘扬的舰队》出版。该书是国内首部以晚清近代海军兴衰为主体的系统性、专业性专题史著作，开启了国内近代海军史研究的道路。1994年，姜鸣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出版，该书以严谨扎实的史学考据，首次对我国近代海军的建设、战斗与日常活动做了认真的汇总与梳理。

所以《北洋水师》将着眼点放到中国近代第一支海上力量—北洋水师的兴衰上。其片头语与主题曲《东方有一片海》都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对海洋的关切。

在剧情细节处理上，一方面，《北洋水师》对前述《甲午风云》中的很多桥段都做出了纠正。电视剧认为，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的阵形是夹缝雁行阵，这一选择考虑了近代西方海战的经验；大东沟海战中，“致远”号是在抵近“吉野”号施放鱼雷途中被日舰炮火击沉；“吉野”号不是日军旗舰，而是日军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北洋水师是在护送陆军登陆大东沟后遭遇日军的。但另一方面，《北洋水师》与《甲午风云》在以下方面则有着高度共识：北洋水师弹药存在严重问题；击沉“吉野”号是击败日本舰队的关键；北洋水师攻击“比叡”号、“赤城”号、“西京丸”号是正确的战术选择。另外，该剧对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的留英经历做了非常大胆的发挥，将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等日本海军军官与刘步蟾、邓世昌等北洋水师军官塑造为同学关系，并试图以这种关系与后来你死我活的海战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但是这种艺术处理却使得该剧失去了探究、展现两国海军真正的差距根源的机会。

此后，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到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济持续走高，小众文化圈层渐次形成，一批学界研究者开始走出象牙塔，同时，一批民间军事爱好者逐渐升级为民间军事研究者。这种转型极大地繁荣了学界内外对北洋水师本身的研究，并迅速在最新一部同类作品中得到体现。以陈悦、张黎源、顾伟欣为代表的新一批北洋水师爱好者，立足舰船技术，注重线图还原，逐渐发展成独树一帜的民间研究机构—海军史研究会。该组织通过对近代舰船与军械技术的持续研究，以及灵活运用网络传媒，逐渐掌握了国内北洋水师史的主流话语权。《铁甲舰上的男人们》也由该机构任顾问，故而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修订性补充。比如，北洋水师战舰是为艏对敌战术设计的；北洋水师官兵普遍意志坚定、训练有素、技战术动作熟练；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采取夹缝雁行阵是合理的战术选择；北洋水师的目的在于迫使日军进入“乱战”状态；日本舰队采取单列纵队是其技战术动作不熟练所致；“定远”号主炮命中“松岛”号影响巨大，最终使北洋水师取得当天的战术胜利；北洋水师的主要问题在于战舰老朽、火炮陈旧等技术问题。当然，这些新的观点也引出一连串新的争议。

不过，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既然是一场战争，就要首先运用战争研究的内在原理进行分析研究，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外在原理的整合。在军事学缺位的情况下，无论是史学研究、文学渲染，还是技术分析，都存在很大不足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历史研究者的很多做法其实很值得借鉴。

看日本同行如何“反思”战争

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就编纂了篇幅浩大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和《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而我国研究界所大量借鉴的《日清战争实录》，其实不过是随军记者撰写的宣传性文献。

二战结束后，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同样不乏规避道义，只进行真刀真枪的细节研究的力作。如斋藤圣二对运输问题、电报线问题的研究，黛治夫对舰炮问题的研究，中塚明对《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草稿本的发掘、研究，都潜藏着厚重扎实的内容。

战争乃死生之地上的存亡之道，所以要注重战争历史的记录和研究。如不能从实战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则一切研究、解读都是空谈。如果一个国家的战争研究堕化为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甚至变成一种说书式的调侃、演义，文学化的抒情、叹咏，那只能说明，一种比清谈误国更恶劣的风气已经开始蔓延。

事实上，战争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如下四根支柱之上：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历史学。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的特征，当然可以“多多益善”地叠加次级知识。有了这样一种立体的知识结构，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论。假如只是立足历史学的单一视角，满足于厘清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则不仅严重地限制了研究的质量和层级，甚至无法有效甄别史料本身。越是专业性的史料越需要超历史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判读，否则，必将是连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本身也说不清楚。

其实从电视剧《北洋水师》开始，国人对北洋水师的态度也逐渐从苛责转向同情与理解。对具体的“人”而言，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就“事”而论，又不免削弱了反思的力度。这一点在《铁甲舰上的男人们》一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以说，对这场海战和这支海军，国人已经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所不同者在于以往之感情主要在“怒其不争”，甚至连北洋海军官兵在战场上之英勇奋战亦一笔抹杀，一味寻找负面因素以批判其无能；今人则多“哀其不幸”，激于“英雄流血又流泪”之义愤，转而一味寻找正面因素以证明其优秀。批其无能者，多以讹传讹、不求甚解，故有“炮管晒裤”之故事，有“震塌飞桥”之传说。证其优秀者，虽能立足海军技术，做建设性研究，不幸同样是先入为主之见过强，又在方法论上将海军史研究窄化为海军技术史研究，再进而将海军技术史研究窄化为船舶技术史研究，也就难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一旦被信仰化，最终一定是感性压倒理性、神学取代科学。其实战争研究，永远是要在死生之地上探寻存亡之道。当战争史沦为故事演义、宣传材料、信仰说教之日，也正是“死生之地”与“存亡之道”的本质被践踏无遗之时。下面就让我们从“死生之地”与“存亡之道”的视角，重新审视中日近代海军建设之得失，以及121年前的那场大海战。

历史中的北洋水师与甲午战争

利萨海战与大东沟海战之关系

前述四部影视作品均不否认一个事实，即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使用的是横队战术，只不过对其褒贬不一。其中，最与众不同的要算《铁甲舰上的男人们》。该剧坚持认为：该队形系受当年意奥利萨海战的影响而采用的国际先进战术；横队战术与乱战战术互为表里，是当时一种非常凶猛的战术；日军之所以不用这种战术，是因为日军素质差，无法驾驭此种复杂阵形；北洋水师最终损失惨重，主要是由装备老旧造成的，和人无关，和战术选择亦无关。

实则不然。

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国人对利萨海战的原创研究和史实梳理始终不足。正如海军史名家马幼垣先生指出的那样：“关于此役的中文评论，尚未见超过七八百字者”。可以说，马幼垣先生于1994年8月发表的《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一文，长期影响着国人对甲午海战的研究。但即便是马幼垣先生的这篇文章，基本史实仍存在颇多错漏，对史实的理解更是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在此略作澄清。

1866年6月，意大利利用普奥战争的机会对奥开战，企图趁机夺取威尼斯等要地。由于陆战受挫，意大利转而决定发动一场海陆联合作战，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利萨岛，作为停战谈判的重要筹码。

所谓利萨岛，即今日克罗地亚的维斯岛，东西长不到15千米，南北宽约6千米，面积为101平方千米。其重要性不在于它的面积，而在于它的位置。它位于一条漫长岛链的最西端，东北部与西部各有一个比较大的海湾，可供舰队临时驻泊。同时，岛上还有一条淡水河，距离斯拉夫族裔聚居的达尔马提亚海岸仅十余海里，尤令奥匈帝国重视。

最终，夺取该岛的任务落在了意大利老将卡洛·帕萨诺的肩上。以往的中文研究中，往往将帕萨诺写得怯懦不堪，其实这只是一种从失败结局倒看历史的误解。

事实上，年逾六十的帕萨诺，作为撒丁王国海军的元老级人物，曾参与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前两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在1860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帕萨诺曾与其搭档阿尔比尼分别指挥座舰，冒弹雨冲入防守严密的安科纳港，直抵炮台近旁，以猛烈的齐射打垮守军。此后数年，他又主持新生的意大利海军，一手制定了军中各项规章制度，并使舰队规模迅速扩充了近五倍。由此可见，此人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人。

而如将意大利的海军建设与奥匈帝国做一对比，则更耐人深思。1859年铁甲舰诞生，次年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即立足这一技术变革，展开全面海军竞赛。至利萨海战时，两国均进行了为期六年的海军军备发展。意大利在外交上长袖善舞，能从法、英、美等国买到最新的铁甲舰与炮备，于是在六年间建成12艘铁甲舰（其中9艘为全金属结构），另外还有9艘在建。奥匈帝国因为一面要维持庞大陆军，一面又缺乏技术引进渠道，六年仅建成7艘铁甲舰，且皆为铁甲木壳。

既然帕萨诺并非懦夫，也非“政坛有成，论海军功业则平平无奇”之人，而意大利海军建设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由此可知利萨海战的胜负另有原因。

马幼垣先生认为，意大利的战略是打赢一两场海战以作为停战谈判的筹码。这是典型的舰队决战主义的狭隘视野，完全没有看到海战胜负本身毫无意义，这一战意大利的目标也不在于海战本身，而是要通过海陆联合行动，夺取利萨岛。换言之，帕萨诺当年面对的并非单纯的海战任务，而是联合夺岛问题。在当时，无论是对意大利海军，还是其他国家的海军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技术困难的任务。而时间的紧迫，进一步压缩了帕萨诺的选择自由。更不要说，当时奥匈帝国早已注意到利萨岛的巨大战略价值，战争爆发时，岛上已有完备防御工事与1883名守军，装备88门火炮，还配有电报站。（守军的粮水给养可从岛上的村镇、河流获取。）

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曾经说过，一座有6门火炮的炮台抵得上一艘载炮100门的战列舰。到19世纪中叶，即便铁甲舰出现，这种情况仍没有太大改观。故此，帕萨诺当年率舰冲入安科纳港的奇袭才被视为极其英勇的举动。所以攻击方往往远离岸防工事登陆，再以陆上奔袭夺取目标。如魁北克、塞瓦斯托波尔等战役莫不如此。甚至连双方战斗力悬殊巨大的鸦片战争，也基本上依循此准则展开。

但在狭小而布防严密的利萨岛，意军并无进行此种迂回的空间。因而，意军夺取利萨岛的唯一途径就是以海军压制岸防火力，掩护陆军登岸，以紧密的陆海联合作战摧毁岛上防御。首先，这要求意舰队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其次，要求有强大的陆战力量，按帕萨诺在战前的估计，这需要5000名登陆官兵。可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帕萨诺进行充分准备。结果，当远征舰队起航时，意军仅有1500名登陆兵力。虽然次日意军又得到1000名官兵的增援，但距离帕萨诺的预期还很远。与守军相比，意军根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7月19日，帕萨诺试图重施故技，以“可畏”号铁甲舰强行闯进守军的射击死角，进而以舰炮瓦解奥军防御体系。但实战证明守军火力非常强大，该舰旋即被击成重伤，导致意军必须按照常规程序进行敌前强行登陆。

更严重的是，奥军舰队就驻泊在利萨岛以北150海里的波拉港。在蒸汽机时代，战舰的机动速度有了质的提升。在风帆战舰时代，舰队完成这一航程可能需要消耗30个小时，但到19世纪中叶则仅需十几个小时。加之岛上守军有电报这种新通信工具，从而严重压缩了意军能够用来夺取利萨岛的时间。也可以说，帕萨诺面对的情况，较为类似于76年后中途岛大海战中，日军指挥官南云忠一的尴尬处境：同时面临两个相冲突的任务（即对岛攻击和对敌舰队防范作战），而又无法靠奇袭拿下目标岛屿。

面对这种情况，较为理想的状态当然是集中力量一次只夺取一个目标。但在缺乏空天侦搜手段的当时，港内舰队易于定位，但难以攻击；洋上舰队易于攻击，但难以定位。意大利海军缺乏充足的力量确保先消灭奥匈帝国海军，再夺取岛屿，因此意军只有寄希望于能够抢在奥军舰队前来增援前，先夺取利萨岛，或者至少建立一个坚固的、攻防兼备的登陆场，这样当奥军舰队出现时，意大利海军至少可以集中力量进行海战。但这一点恰恰没有做到，而其原因则要从奥军一方寻找。

相比于帕萨诺，奥军舰队指挥官托根霍夫面对的任务非常单一：阻止意军夺取利萨岛。至于是击破敌军舰队后阻止，还是仅以迟滞作战拖到停战，都等同于胜利。而对帕萨诺而言，即便取得海战胜利，如果不能在停战前夺取利萨岛，还是等同于失败。

这种任务的不对称性赋予了托根霍夫极大的作战自由，而他手中的好牌尚不止于此。利萨岛东南端的电报站并不起眼，却是那个时代的前沿科技产物，更是深刻影响此战结局的重要因素。

亚得里亚海各要点之间的距离关系如下：意舰队驻地安科纳港距利萨岛100海里，距波拉港80海里，而利萨岛距波拉港150海里。由于当时尚没有舰载无线电，奥军侦察舰侦知意军出港后立即返回波拉港通报，奥军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赴利萨岛，其总航行距离仍较意军长130海里。考虑到航向判断的问题，这一距离劣势将扩大到至少300海里。这一段距离，蒸汽战舰也将消耗至少30个小时。这还不算进行判断、整备、计划制订所需的时间。

然而，利萨岛守军在电报线被切断前发出了敌情通报。换言之，在帕萨诺对奥军动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托根霍夫已得到关于意舰队的详细信息，可以预先进行针对性的作战准备。

7月17日15时，意舰队出击利萨岛。

7月18日，利萨岛报告，十余艘意军战舰正在逼近利萨岛，并很快开始炮击利萨岛各炮台、测量水深。随后，更多的意军战舰抵达利萨岛，其中包括大量铁甲舰。

7月19日中午前，达尔马提亚守军来电，称利萨岛电报线已被切断。13时30分，托根霍夫下定决心出击。14时，奥舰队依次驶出波拉港，向利萨岛全速前进，航程约为150海里。

7月20日破晓，奥舰队抵达利萨岛西北海域。奥舰队共有7艘铁甲舰、1艘木制战列舰、17艘木制中小型战舰与2艘武装商船，总计吨位52073吨（铁甲舰21394吨），载炮532门，参战官兵7876人。当面的意大利舰队则拥有10艘铁甲舰、13艘大中型木制战舰、6艘木制炮舰与4艘木制武装商船，总计战舰吨位84534吨（铁甲舰45207吨），载炮641门，参战官兵10656人。

如从两军铁甲舰火力对比来看，意军拥有4门10英寸前装线膛炮、8门8英寸前装线膛炮、198门6.4英寸前装线膛炮、26门68磅前装滑膛炮与1门4.7英寸前装线膛炮；奥军则拥有77门24磅前装线膛炮和104门前装滑膛炮。表面上看，意大利舰队在兵力与火力上均占有重大优势。但是，三个因素限制了其优势的发挥：

其一，意军的火力优势有名无实。当时正处在装甲对舰炮占优的阶段，两舰队的绝大部分舰炮在任何距离上都很难击穿对方装甲带。整场海战中，奥军铁甲舰动辄中弹数十乃至上百枚，却仅阵亡3人，伤30人，意军铁甲舰（除战沉两舰外）因敌军炮火造成的伤亡也仅仅只有8人阵亡，40人负伤。由此可知，意舰队的火力优势是明显的，但其效用却极为有限。

其二，双方的交战状态完全不对称。20日拂晓，意军正忙于登陆准备。意舰队态势为8艘铁甲舰于圣乔治奥港以北，面向西南成横队停泊；阿尔比尼指挥的20艘木制战舰于岸滩外停泊，舰上2000余名陆军官兵已经开始登陆；另有2艘铁甲舰位于战场南部边缘。当时利萨岛西北海区天气突然恶化，加剧的风浪虽然减缓了奥舰队的航速（跌落至5.5节），却也掩盖了奥舰队的踪迹。6时40分，奥舰队前卫分队率先发现意舰舰影。7时50分，帕萨诺才通过警戒舰获知敌军正在接近，意铁甲舰分队立刻起锚，随后转向东北，成纵队占据背阳位置接敌。帕萨诺又匆忙下令暂停登陆行动，全力备战。战场西南端的两艘铁甲舰也开始向东北方向跟进。但时间已不允许意军从容变阵。10时，双方舰队建立目视接触。奥军早在航行间就完成了著名的三个楔形舰列的编组—三个前后相继、各相距近千米的楔形。第一个楔形分队由7艘铁甲舰组成，第二个楔形分队由7艘木制战舰组成，第三个楔形分队则由12艘小型木制炮舰、运输舰组成，另有一艘侦察舰前出。这三个波次以圣乔治奥港为目标，前后相继冲入战场，目的在于冲散面向海岸线的意大利舰队，将之与利萨岛隔开，形成己方舰队背靠利萨岛的掩护态势。同时确保己方援军与补给进入港口。这是一个高度因地制宜的队形，但布列难度极大，如果不是事先就已做好准备，临时使用非常难做到。而一旦奥军的三个前后相继的梯队队形形成，意军背靠海岸线、机动空间有限的劣势就被急剧放大。托根霍夫敢于如此行动，又是因为前述甲弹关系赋予了奥方强大的抗击打能力。

其三，意军那20余艘木制战船兼有运输船职能。这些舰船上面搭载的2000余名登陆官兵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使其难以有效参加海战，极大地限制了意军的可用战力与机动自由。

实战的进程完全验证了托根霍夫的计划：

11时30分，奥舰队已完全居于战场中央，意舰队被分割为数个部分，指挥与联系被斩断。

12时，被分割开来的意军战舰向西北海域集中，试图重新建立指挥联系。奥军木制战舰则成纵列加速摆脱意军铁甲舰，冲向东南方的利萨岛，两舰队开始脱离接触。

13时，奥军在利萨岛北部重新展开为三列纵队，铁甲舰舰列位于最北端，遥遥与意舰队交火。奥舰队中的运输船与受创战舰开始进入圣乔治奥港。

表面上看，双方好像是换位再战，实际上是奥军成功将意军驱逐到远离海岸线的位置。在这种新态势下，意军即便取得海战胜利也已无法夺取利萨岛。

至于奥军此战取得的辉煌战果，则多半缘于偶然因素：

帕萨诺临战突然决定改变旗舰，加剧了意军的混乱。激战中，“意大利”号左转进入战场中央，被5艘奥军铁甲舰围攻，因艉舵失效，遭奥军旗舰“费迪南大公”号撞击沉没，舰上381人阵亡。这构成了整场海战中最辉煌也最具戏剧性的一幕。14时30分，舰尾无防护部分被击伤的意军船面旋台铁甲舰“佩尔斯特罗”号又突然原因不明地爆沉，致使231人阵亡。另据综合统计，此场海战中，奥军计有2艘木制蒸汽战舰被重创，阵亡38人，伤138人。意军则战沉2艘铁甲舰，阵亡620人，伤40人。换言之，此战奥军最大的两个战果都属于意外产物。如果说奥军此战任务达成乃意料之中，战果之大则实属预期之外。

综上可知，利萨海战的结局是双方复杂博弈的结果。胜利者采取的队形、战法，都不能随便大而化之地归纳成海战通则。

另外，此役奥军的队形，除了前述战术构想外，也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当时舰队内部通讯的主要手段是旗语，不仅消耗时间很长，还需要战舰之间保持良好的目视接触。在风帆战舰时代，战舰之间的间隔一般是200—300米，蒸汽机出现后，间距增加到400—600米。命令经各舰旗号变换传递，每一次传递需消耗数分钟，而且要等到传递完成后，再开始执行。随着战舰数量的增多，舰列加长，信号传递的时间直线上升。利萨海战中，奥舰队战舰足有26艘，若排成单列，舰列将长达13千米，指挥运转极为不便。在此背景下，奥舰队排成三个前后相继的楔形舰列，也可视为是为了缩短舰队内部通讯时间。此外，这一阵形本身也有护航的目的存在，即保护奥舰队的第三个舰列—运输补给物资与增援部队的小型木制战舰、运输船。

讽刺的是，当时欧洲各大强国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欧洲之外的国家却越来越多地开始仿效欧洲组建新式海军。欧洲各大舰船设计、制造机构急于向后发国家推销产品，自然要制造一些能够忽悠这些新手的神话。于是，复杂的海战真相被人为屏蔽，因地制宜的横队编组和纯属偶然的撞击战术被包装为新时代的海战通则。军舰设计也一味强调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横队、撞击威力，并以此为营销卖点。

非常不幸，晚清海军恰成了这一轮商业炒作的牺牲品。当年的主事者始终不明白利萨海战的真相和实质，所以才会将舰队战术简化为横队、乱战加撞击。而北洋水师却盲从这种思路，所以才有了大东沟海战中的横队与纵队之战。

可以说，正是错误的战术理解才造成了北洋水师最终选择双横队战术接敌。其实利萨海战中，奥匈帝国海军之所以能以横队冲散意大利海军的阵形，关键在于意大利海军背靠海岸且要掩护登陆场，难以充分机动。奥军此战只要能破坏敌军之登陆行动，即算完成任务。故而，奥军冲散意大利舰队后，迅速形成惊走运输船队并将意大利舰队与登陆场隔开的态势。至于具体海战中奥军居然依靠撞击战术重创了意军旗舰，完全是偶然。而在大东沟海战中，恰恰是北洋水师背靠海岸线且要掩护登陆场，日军背靠大海又有速度优势。北洋水师以横队冲敌，是注定失效的战术选择。

近代中日海军建设的异与同

为什么北洋水师会如此盲从国际军火商的商业宣传？这个问题，绝不能简单地从洋员吃里爬外、主其事者怯懦卖国的角度理解，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在19世纪，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国家，又同样被西洋文明强行撞开国门，一时都面临奋起追赶、改革自强的时代课题。新式海军建设就是这个大课题中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

清政府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战略层面。

当时，英俄展开全球性地缘博弈，大英帝国越来越难以维持远东均势格局。诚如斯皮克曼指出的那样：

“同从大不列颠出发、环绕欧亚边远地区的圆周海道的外线活动的不列颠海军比较起来，俄国有的是内部交通线。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之间的交通线，同从南安普敦到卡拉奇的海道比较起来，当然是内部的运输线占优。”

为了改变这个不利局面，英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行捆绑战略，扶植某个当地势力对抗俄国，自己则扮演幕后角色。这样一来，当本地力量形成新的抵抗中心时，交通线的长短关系就不再以内外线的形式体现了，而将是俄国在漫长补给线的终端去对抗一个在家门口作战的本地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英国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竭力保全“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端则扶持不久前的敌手—“东亚病夫”大清帝国。这不仅是抗击俄国的需要，更在于，假如这两个老大帝国被中等强国瓜分，全球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就有可能在这两大帝国瓦解的基础上，产生能够彻底终结大英帝国霸权的新强国。

故而，英国对中国发展新式海军格外热心，不仅提供顾问、技术，还对中国留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后者报考英国的海军学校。同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则只能报考海事学校。如日后指挥对马海战的东乡平八郎，当年即因为这个限制只能就读于“专事训练商船驾驶人员”的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不难看出，当时英国并不看好日本，反而对其有所防范，却将中国看作潜在盟友。

因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英德矛盾激化，这个时间段即英国为严防俄国扩张而推行捆绑战略的时期，也是中国反向施展搭车战略的外交机遇期。只要形成了强固的中英联盟，无论中国是立足铁路谋求陆权复兴，还是大力发展新式海军，都呈左右逢源、顺风满帆之势。

很遗憾，清政府的战略意识和地缘敏感性近乎零。虽然国门已被撞开，但举国精英大多仍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最后竟让日本反超，最终形成英日同盟的格局，可谓晚清之最大战略失机。此失机连带影响到晚清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一点至为明显。

第二个层面是海军建设层面。

长期以来，国人往往有一个错觉，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天生就是海洋民族，一定比中国更善于发展海军。实则不然。在农业文明时代，日本受到技术条件的先天局限，长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至多有一些河海文明。传统日本水师的战斗力和活动范围甚至不如中国水师。丰臣秀吉远征朝鲜时，其水师也始终无法夺取制海权，因而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后勤补给线。实际上，在整个漫长的日本战国时代，水上力量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打来打去，打的都是陆战，争夺的是关东、关西两大平原。德川家康进行二百年的锁国，更是一个内陆性的闭关倾向，这就导致日本完全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等到日本开关的时候，铁路出现，国际形势已经再度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进行海军建设并不存在想象中的巨大先天性和民族性差别。后来结果胜败殊途，判若霄壤，关键在于晚清海军建设思路出了严重问题。

当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清王朝官僚集团的主流认识到，传统的一套水师、炮台制度已不堪再用。如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所论：“自海氛搆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而无用”。内阁学士梅启照也认识到，传统水师“以靖内匪则有余，以御外患则不足”。

但是，如何创建一支新式海军？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

相对于那些动辄唱道德高调的腐儒经生，李鸿章等实干派官员业已敏锐地把握住现代海军武器的变革，但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看清现代海军的全貌。由于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影响，晚清精英阶层对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均存在深厚隔膜，甚至不乏以奇技淫巧大加排斥者。在这种氛围中，魏源能率先认清西洋坚船利炮的现实，可谓当时的开明思想。但仅知坚船利炮，而不知船炮背后之兵制、战术、后勤、人事、思想、精神，则往往是先行者难以避免的局限。不幸的是，整个晚清时代，始终未能突破魏源的这个起点。

事实上，武器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中，确实非常重要。其原因在于武器居于人、战术、技术和生产力的交汇地带，并在与这些因素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战争模式。在农业文明时代，制造业的规模有限，兼之技术变革的周期非常漫长，从而严重弱化了武器的重要性。所以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更易于形成战斗力。这个时代，战争的艺术性远高于科学性。进入工业时代后，制造业的重要性直线上升。同时，随着科学革命的开端和不断深化，技术变革周期日趋缩短，武器的重要性随之直线上升。但是，这种重要性并不在于武器取代了其他决胜因素，而是使其他决胜因素的运用必须高度依赖武器而展开。战争的科学性随之开始压倒艺术性。

在这样一个战争日趋科学化、精密化的时代，没有新式武器，再想靠传统的谋略、勇气和数量优势弥补装备差距，或可成功于一时一地，然终究难以持久。反之，如果只有新式武器，却完全是旧式编制、指挥模式和战术思想，同样无法进行真正的现代战争。这是魏源时代的国人难以迅速领悟到的一个系统认识。影响所及，整个近代中国军事学说发展，始终跳不出唯武器论和唯意志论的低级对立，而从未升华到立足战争需求发展新武器系统和立足武器变革设计新军事体系的高端互动。

当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时，其实质并非要以新式武器为着力点，进而探究整个现代战争体系，而是满足于“制器”本身。曾国藩固然不满足于“制器”，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但是，在“修政事、求贤才”与“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而这些环节全部被曾国藩无视了。而其“修政事、求贤才”本身也有很大局限，仍不出传统儒学内圣学派的一套道德语系。

最具代表性的言论莫过于内阁学士梅启照所言：“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更深层的思想展示，则莫过于光绪二年李鸿章在《答彭孝廉书》中的夫子自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盖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

这个“道器论”的最大问题即在于，“道”过于高端抽象，“器”过于低端具体，而缺乏中间环节的连缀。这也可由李鸿章本人的经历证明。早在太平天国内战期间，李鸿章关注的即为纯武器装备问题，他一度以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此后，他对现代军事变革的关注虽从单纯的战斗装备渐次扩展到新式交通、通信手段，但在本质上仍未突破“道器论”的窠臼，对现代军事体系、军事学说和陆海战形态严重缺乏理解。此后，随着官阶的提升，李鸿章本人自然不可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他聚拢的一批智囊精英也无一人能突破这个格局。甚至在平壤失守、黄海海战之后，他总结战训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陆战之不力也”。

总而言之，相对于那些对现代武备一窍不通的旧式文人，李鸿章固然有其超越同侪之处，但终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就严重限制了晚清军事建设的成就。没有军事力量保驾护航，一切发展性变革终将验证亚里士多德关于“失去武装保护的财富只能引发强邻觊觎”的预言。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晚清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却无人意识到这一点。晚清之海军建设即深受此种认知缺陷的束缚，始终未能得到真正有力的发展。

如丁日昌便以为但有三十余艘蒸汽炮舰，即足以捍卫海疆，甚至直接以“轮船水师”指代新式海军。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亦仅知“水路之利，在轮船巨炮。”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则唯知买船、造船、修船、筹饷。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将海防、海军问题总结为：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他还乐观地认为：“期以一年半而铸枪炮厂成；两年而炮台备；三年而水师立；五年而水师大备。”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虽认识到“旧船旧炮”导致中国战败，却不明白这不等于说有了新船新炮就能克敌制胜。内阁学士梅启照一论“仿造铁甲船”，再论“速购铁甲船”，可谓只知买船、造船，全不知现代海军为何物。其他如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后来出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所见亦不出前述买船、造船、修船、筹饷的范围。这就异口同声地把海军问题简化为武器问题，又进而把武器问题简化为财政问题。

李鸿章虽能认识到“自泰西各国竞起争雄，陆兵以德为最精，水师以英为最盛”，但一说到精和盛的实质，就又绕回到“船坚炮利”，“治战舰、枪炮”。他也知道：“西洋英、法水师，雄视欧洲。盖萃数十万人之心力，费数亿万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非一蹴可及也。惟德国海岸仅四千余里，同治九年胜法后，始创设海部，扩充海军，今已扬威域外。日本讲求水师二十余年，虽船只无多，西人咸称其规模确具，操练有法”。但一说到何以如此，就又退回到了“该两国皆以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此西国一定办法”的皮相之谈上。结果就是，只能看到舰船，而看不到海军。

在这样一个狭隘的基础上，清廷大员们紧跟世界海军兵器的发展前沿信息，却始终不知道什么叫海军，自然更不可能拿出一套可行的海军发展规划。虽然在晚清官场上偶尔也有人论述到海军制度、海军教育和海军基地等问题，但都很难形成认知的突破。

有一段时间，清廷居然还将海军的管辖权归在外交部性质的总理衙门之下。中法战争后成立的总理海军衙门，既不是个海军军政机构，也不是个海军军令机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兼职，更像是一个负责海军筹办的委员会和秘书处。此外，既然连陆军都没有引进参谋总部制度，更难指望海军迈出这一步了。结果就是，晚清建设海军数十年，却始终处于既没有军政系统也没有军令系统的无脑无心状态。

同样成军于中法战争后的北洋海军，虽然使用了海军的名称，对外使用大清国海军的称呼，但其在本质上仍只是一支舰队，被置于直隶总督的管辖之下，与北洋陆军相并列，仍是一支半地方化的部队。其他如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同样只能在传统的督抚制度下，分割在不同的总督辖区，变成高度地方化的军队。四大水师平时缺乏统一管理，战时缺乏统一指挥，严重浪费了本就匮乏的国家资源。

现代兵役制度同样没有被清廷提上讨论的日程。到甲午战争爆发时，相比日本海军上万人的精干队伍，北洋海军只有四千余人，完全没有预备役和后备役支持。

至于海军教育，清廷则长期局限在买船、修船、造船、驾船的纯器物层面，完全忽视海军学说、海军条令的建设。以著名的船政学堂为例，该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堂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后堂以培养驾驶人才为主。基本上没有超出船舶制造和船舶驾驶的范围。后来李鸿章在北洋辖区内建设的各类海军教育机构，也大多如此。而且当时中国普遍以科举为正途出身，藐视新式教育，这就严重限制了海军教育的生源质量。学生入学之日，校方要和家长、学生签订保证学生绝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契约。每逢科举考试之时，整个学堂就会如临大敌地全面戒严，并将所有学生集中起来做监督性管制，以防有人偷偷外出考试。不仅对学生如此，对那些没有“功名”或科场不利的老师，也要防止他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八股考试上。这种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员，不仅知识面狭窄，而且严重缺乏职业尊严感，严重限制了海军的发展。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日本时，就会发现，幕府末年，日本海军在起始阶段的发展和晚清非常近似，都是立足装备改良，谋求坚船利炮层面的器物追赶，而未能深刻认识现代海军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认清了海军发展不等于海军军备发展的事实，逐步将新式海军建设转变成一个体系完备的国家工程。

明治三年十月二日（1870年10月26日），太政官发布了“兵制统一”公告，决定海军以英为师。1884年（明治十七年） 2月到1885年（明治十八年）1月下旬，以大山岩为首的军事考察团对欧洲列强的军事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后意识到英国因为海军力量极其强大，所以不重视海防，而是通过歼敌于海上来确保本土安全。但日本海军当时并无此种战斗力。相比之下，法国的海防体系完善得多，故而日本决定引进法式海防体系。

同样是在明治十八年，日本海军又意识到，英国海军因自身传统特殊，所以奉行军政军令一元化的制度。但是，德国的参谋总部革命已揭示了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军令机构对现代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意义绝不限于陆战领域，由此日本形成了海军建设综合学习英法德三国的设定，并在如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1、军政、军令机构

明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72年4月6日），日本中央政府废除了此前的兵部省，组建了相互独立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海军省下辖秘史局、军务局、造船局、航道局、会计局等五局。同年十月十三日（11月13日）制定《海军省职制》，十月十五日（11月15日）制定《海军条例》，废除了造船、航道二局，改设造船寮和航道寮，秘史局则改称秘书局，从而形成了新的三局二寮制。

此后，海军省的结构多次调整，但统管海军军政、军令的特点没有改变。1884年2月8日，受陆军设立参谋总部的影响，海军根据《军事部条例》在海军省内成立了最初的军令机关“军事部”。军事部下辖五个课：第一课负责庶务、军务报告，第二课负责舰队编制、出师准备、军纪节制，第三课负责沿岸防御、航道难易之研究，第四课负责舰船兵器，第五课负责情报、战史、翻译。同年12月16日，日本将1883年1月25日增设的内局改称总务局，形成了总务局负责军政、军事部负责军令的格局。

1885年12月22日，明治天皇宣布废止太政官制度，推行内阁制。海军省成为内阁的常设机构，统督海军军人、军属（军人以外的工作人员和文职人员），监督所辖各部。

1886年（明治十九年）3月18日，日本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本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3月22日，海军军事部废止。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最终在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前的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日本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该部门下辖四个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军备）、第三部（情报）、第四部（通信），平时主管日本海军的作战与用兵计划，战时为各舰队的直属长官，并确定作战目标。海军省则成为专管海军政策、军备、人事、教育等事务的军政机关。

至此，日本正式形成了陆军省为日本陆军最高军政机构，海军省为日本海军最高军政机构；参谋本部为日本陆军最高军令机构，海军军令部为日本海军最高军令机构的格局。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结构。尽管后来出现了军部政治的毒瘤，但其原因绝非源自参谋机构本身，而是源自日本宪法的先天缺陷—天皇直接统率陆海军，从而造成军事系统和文治系统的平行结构。不管有无独立的军令机构，日本的军部政治都会形成。如果说这中间有值得检讨的问题，即在于因为陆海军间的军种矛盾而未能形成陆海军一元化的军令机构，这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大不足，严重限制了日本陆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日本也意识到这一点，通过设立战时大本营的方式进行弥补。在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5月19日，日本制定了《大本营条例》，以大本营作为战时统一指挥陆海军作战的一元化军令机构。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能够在短短二十余年内，形成完备的军政、军令机构，已算是杰出的成绩。

2、舰队建设

如果说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基本战略单位，舰队就是日本海军的基本战略单位。而如何完善舰队的编制、部署和指挥管理，就是后发国家发展海军的重大课题。

经过长期摸索，日本海军在1884年10月1日，颁布《舰队编制例》和《舰队职员条例》。规定“舰队”由三艘以上的“军舰”组成。这里的“军舰”亦有特殊定义，特指能以单舰为最小战斗单位遂行任务的军用舰船。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将两支以上的舰队编组行动时，称为“联合舰队”。虽然日本要到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时才第一次正式编成联合舰队，但编制上的准备显然在此时就已经完成了。

1889年7月24日，日本制定了《舰队条例》，明确了舰队直隶天皇、军政管理归海军大臣负责的责任关系。7月24日，原常备小舰队更名为常备舰队，下辖“浪速”“高千穗”“扶桑”“高雄”“葛城”“大和”等六艘军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7月13日，日本又组建了警备舰队，六天后改称西海舰队。自此具备了组建联合舰队的基础。

3、现代兵役制度

1873年（明治六年）1月10日，日本推行征兵制。海军因为装备有限，尚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支持，但对兵员素质要求较高，故海军仍采取志愿兵制。直到1887年（明治二十年），由于舰船和后勤系统都大幅度增加，这才开始实行征兵制。

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人员构成如右表所示：

4、基地建设与镇守府制度

对海军而言，基地的重要性不亚于舰队。基地不仅是舰队的母港，而且是连接作战系统与后勤系统，协调海上行动和沿海防御的重要据点。单个基地的发展已属不易，站在战略全局的立场，协调不同基地的选点，进而整合陆上系统和海上系统，形成海军的综合战斗力，可以说是一个比建设、维护舰队还要困难的事情。

1871年（明治四年），日本兵部省内设立了海军提督府，对海军的岸上设施和机构进行管理。由于当时日本海军的规模非常小，所以尚未设立专职军港。一直到1874年（明治七年），日本才决定在太平洋沿岸和日本海沿岸各经营一个军港。最初的原则是让基地尽量接近固有造船厂和维修中心，所以选中了大津村和鹿儿岛，分别设立了第一提督府和第二提督府。但是，在同年的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长崎展示了便于海外远征的位置优势。1875年（明治八年） 10月28日，海军省转而决定分别以横滨和长崎为基地，将提督府辖区划分为东海区和西海区。

但是，当时的长崎和横滨都是幕府时期就被迫向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往来不息，列强水兵甚至常常上岸进行射击训练，一如其在上海租界的行为。对此，同样被不平等条约所困扰的日本政府非常无奈，数次修约的努力又都归于失败，这就为相关港口的管理带来巨大困难。日本高层被迫承认，长崎和横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是合适的海军基地。于是，在1876年（明治九年）5月29日，川村纯义海军大辅提出另选地址，在日本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一个镇守府，每个镇守府配备一支舰队，以期达到“镇定四海”的作用。当时日本既没有这么多军舰，也没有发展四个镇守府的力量，所以，8月31日太政大臣传达了废除东部、西部指挥官，另设立东海、西海两个镇守府的通告。9月1日，制定了海军镇守府章程。9月14日，东海镇守府率先开设，原提督府被废除。1882年（明治十五年）10月12日，为东海镇守府配备了11艘军舰组成的中舰队。1884年12月15日，东海镇守府迁往横须贺，改称横须贺镇守府，并开始制定新的镇守府条例。

1886年（明治十九年）4月22日，《镇守府官制》规定，镇守府司令长官下辖参谋部、军医部、主计部、造船部、兵器部、建筑部、军法会议、监狱、军港司令部、预备舰部、水雷部、航海部、军政会议（重要事项的审议机关）。此外，日本还颁布了《海军条例》，效法法国，将全国海域划分为五个海军区，每个区设立一个镇守府，配备一支舰队，以形成五海军区—五镇守府—五舰队格局：

这个方案一经提出，便被抨击为“食洋不化”。事实上，日本虽然进行了五个海军区的划分，却从未落实五个镇守府的方案。吴港镇守府与佐世保镇守府要到1889年7月1日才开设，舞鹤镇守府到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才开始办公，室兰镇守府则始终未开设。其实日本长期只开设了横须贺一个镇守府。相应的，兵力、资源也向该区高度集中。

1889年5月28日，日本废止《镇守府官制》，新制定了《镇守府条例》，规定镇守府负责所辖海军区的防御，所属舰艇的统率、补给、出动准备，兵员的征募、训练，以及施政的管理、监督。日本海军人员的兵籍亦隶属于镇守府。由此可见，镇守府兼有如下多重职能：

（1）舰队母港；

（2）舰船制造、维修基地；

（3）海防要塞；

（4）海军官兵的征募、训练、管理中心。

镇守府司令长官在军政方面接受海军大臣的指示，作战计划方面则接受海军军令部总长的指示。镇守府司令长官的幕僚人员和组织包括：军港司令官、造船部长、兵器部长、会计部长、建筑部长、镇守府卫生会议议长、镇守府会计监督部长、镇守府军法会议。

同年7月1日，吴港镇守府、佐世保镇守府同时开设。这就初步形成了五个海军区—三个镇守府，并且形成了以太平洋沿岸为战略腹地，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日本海沿岸的战略布局。镇守府制度和前述军政、军令系统及舰队建设结合在一起，为日本海军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海军教育

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引进新式海军教育，但和晚清一样，这种教育高度注重军舰操练，内容非常狭隘。但是，自明治维新后，这种局面被迅速打破。

明治二年九月十八日（1869年10月22日），新政府在东京筑地原幕府军舰操练所的基础上开设了海军操练所。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政官在题为《兵部省前途之大纲》的报告书中明确了海军教育的重要性：“欲使皇国军队迅速统一起来，首先要有可充当教官的人才，否则就难以领导和指挥数千人。有了人才，就可开办学校，进行战术教育，建立海军之基础”。

明治三年一月十一日（1870年2月11日），海军操练所举行首届学员开学典礼。十一月四日（12月25日），海军操练所改称海军兵学寮，下设幼年学舍、壮年学舍和专业学舍三部分。其中幼年学舍招收15—19岁的学员，进行预科二年、本科三年的教育。预科授课内容包括英学、汉学、数学（代数）、马术、武术、游泳，本科授课内容包括英学、航海学、炮术、造船学、蒸汽轮机学、兵学、军律、化学大略、海上诸规则、医学。壮年学舍招收20—25岁的学员，进行为期三年的速成专业教育，授课内容包括英学、数学、航海术（海上测量学及船具运用学）、炮术、蒸汽器械学、造船学、海上诸规则、海陆军律。以教导下士官为目的的专业学舍则未开设。

明治五年（1872年）一月九日，明治天皇到海军兵学寮视察，并题词勉励，还旁听了粟津高明主讲的英国海军史，观摩了相关专家解说各类教学器械。十月，日本设置了负责海军医务卫生的海军军医寮。

1873年7月27日，英国海军战术名家英格里斯少校率领34人教官团抵达日本，帮助海军兵学寮制定了规章制度，奠定了日本海军军官教育的基础，也奠定了日本海军战术研究的基础。8月，日本开设海军医院学舍，是为海军军医学校之发端。10月，日本在海军兵学寮内增设了轮机专业，是为海军轮机学校之前身。

1876年8月31日，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28日，海军兵学校附属轮机学校独立为海军轮机学校。此后，日本又逐步发展出海军军医教育系统，并在镇守府之下发展出完备的新兵训练体系。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日本设立了海军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校。同年8月1日，海军兵学校将校址从筑地迁至广岛县江田岛，并逐步发展为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

6、演习训练

和海军教育相表里的另一面是日本海军对演习的高度重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军自身的演习，一个是海陆军之间的联合演习。

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演习规定已高度完善，海军自身的演习分为三大类：

（1）月次演习，每月一次，由各舰船部队分别进行。演习内容为：

本舰战斗准备；

本舰水雷防御准备；

陆战队登陆及陆战；

水雷攻击及防御。

（2）小演习，每年春天进行一次，由镇守府及相关舰队进行。演习内容为：

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防御；

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攻击；

港湾封锁及占领；

击退封锁港口的敌舰；

舰船对抗；

陆战。

（3）大演习，无规定周期，由镇守府和相关舰队根据需要组织，内容与小演习相同，但规模更大。

1887年6月，日本海军在清水湾集中“扶桑”“高千穗”“浪速”“海门”“筑紫”等五艘军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演习，这也是日本海军进行的第一次小演习。战斗方法调查委员会对演习中出现的战术问题进行了反复研讨。此后，相关研究转往横须贺，用小汽船代替军舰进行模拟演习。

与此同时，陆海军联合演习也极受重视。1889年1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2月，陆军又颁布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条例》。同年3月27日，日本海军在东京湾举行了第一次大演习，历时四天。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3月28日，明治天皇亲自统辖监管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演习地点在名古屋，共计16艘军舰、8艘鱼雷艇、29艘运输船及其他杂役船参加。此前的历次演习，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是立足日本本土防御，侧重点为抗登陆作战，战术研究的重心也是置于防御方的立场上。但是，从这次演习开始，演习的重心开始转向夺取重要港口。陆海军双方的战术研究重心也都转向了攻击一方。日本陆军在这次演习中还特别检验了学自德军的大规模铁路机动和野战电报通讯。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3月21日，日本海军又实施了第二次大演习。同年10月23日，天皇又统监了宇都宫特别大演习。

相比之下，北洋海军的定期演习只有三年一次的校阅，且实战性极低，陆海联合演习则根本没有。

综上所述，可知日本海军在建设的系统性上同样远远凌驾于清国海军之上。此种系统性在人员的使用上有鲜明体现。中方往往在不经综合历练的情况下，授予留洋学生以管带职务，此后又长期没有升迁空间。日本则能令相关人员在不同舰种、不同岗位上反复锤炼，逐步升迁，从而铸成栋梁。人事差异归根结底，是双方海军建设系统性差异之体现。

很遗憾，前述我国四部影视作品均未能就海军发展之内在因素进行把握，而大多倾向于用泛泛而谈的制度落后、财政吃紧来解释北洋水师的缺陷，实则见小忘大，反而很难说清实战中的人身责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跳出传统战争观念的束缚，潜意识里总认为装备与人的责任可以分离，行为与人的责任不可分离。其实这恰恰是错误的。从合的角度讲，武器的研发、选择、使用，难道不是人的责任？从离的角度讲，在武器固定的前提下，人的能力固然受到很大的硬性限制；在军事教育固定的情况下，难道战法的选择可以不受限制？换言之，军舰本身的缺陷也好，军事教育及学说体系的缺失也罢，对具体进行海战的人而言，都是战场之外的盘外因素，牵涉到一时代之制度，更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文明特性在工业化时代的错位。当然，任何结论都不能抹杀北洋海军官兵之忠勇，但如一味回护，则不仅阻碍战史研究之深层展开，更易激发情感反弹。当年鼓吹“炮管晒裤”者，已激发今日国人之感情反弹，所以才能形成今日一味拔高北洋海军之新主流。但若不能超而跃之，早晚将引发新一轮感情反弹。如此在感情立场上弹来弹去，将永无真正的理性、深入、系统、致用之战史研究。而就后人之研究而言，不懂技术者固不能治海军史，但若说不懂军事者反能治海军史，岂非更不合常识？

中日购舰竞赛的得与失

虽然日本在陆海军建设的系统性上均远远压倒了晚清，但在一个重要环节上，双方却同时陷入了僵局。这个环节就是海军舰船的制造。现代海军舰船的建造，和一国的工业实力、研发能力密切相关。作为两个落后的后发农业国家，中日两国的现代造船业起步大体同时，都在19世纪的60年代，发展也同样非常缓慢。

受到1874年侵台失利的刺激，日本于第二年5月在英国订购了三艘新式战舰—“扶桑”“金刚”“比叡”。其中“扶桑”是排水量3777吨的老式中央炮廓铁甲舰，航速13节，装备4门240毫米火炮、2门150毫米火炮、4门120毫米火炮。1878年，这三艘战舰相继服役，使日本海军一夜之间崛起于远东，形成了对中国海军的绝对优势。

就在日本订购前述三舰的同一年，李鸿章也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四艘军舰，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的四艘蚊炮船。在“扶桑”等三舰列装的1878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四艘蚊炮船，此即“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再加上山东省购买的“镇边”“镇中”，福建购买的“福胜”“建胜”，江南制造总局自造的“金瓯”，两广仿造的“海东雄”、购买的“海镜清”，中国共计拥有了15艘蚊炮船。

所谓蚊炮船，属于19世纪的新概念军舰，其基本特色为小船装大炮，任务是作为可移动的水上炮台防御港口，所以吨位小、航速慢，只适合在近海浅水区活动。以前述15艘蚊炮船而言，以吨位论，最小者如“金瓯”只有195吨，最大者如“镇中”“镇边”和“海镜清”也不过440吨；以航速论，最慢者如“海东雄”只有7.5节，最快者如“六镇”“金瓯”“海镜清”，也不过10节。但这些蚊炮船却都装备了强大的主炮，“龙骧”“虎威”的11英寸主炮在试射时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326毫米装甲的成绩，“飞霆”“策电”的12.5英寸火炮试射时则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414毫米装甲的成绩。可见其设计目的即在于以火炮克制敌军之铁甲巨舰。这种设计思路是希望能够发挥近海防御优势，以小船破大舰。购买者的心态则往往是追求速效，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找条终南捷径。本质上体现的正是撒手锏思维。

但残酷的事实证明，现代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一有全有，不进则退。如果只是近海防御，在陆权复兴的时代，倒不如建陆基炮台、建铁路、增强陆军机动性。一旦发展海军，就断不存在只能在口内作战的海军。更何况蚊炮船火力虽强，但速度慢、防护性差、火炮精度差、射速慢、有效射程短，实战效能极低。尤其是随着机关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发展，此类武器在大型军舰面前只能发起成功率极低的自杀性进攻。如果敌军在远离港口的海岸线上发起登陆，对军港进行陆上的远距离迂回攻击，则蚊炮船更只能望洋兴叹。

不过由于战略、作战、战术意识的全面匮乏，关于蚊炮船的此种致命缺陷，李鸿章等人始终没有认识清楚。之所以他在1878年后不再购买新的蚊炮船，绝不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缺陷，而是出现了更新、更大号的变种蚊炮船可买。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后续推出的撞击巡洋舰和鱼雷艇。

所谓撞击巡洋舰，指的是一种轻防护、重火力的新式巡洋舰。之所以要冠以撞击一词，是因为这种武器不仅依赖大口径火炮威胁数倍于己的主力舰，而且要靠撞角和撞击战术击败强大的对手。此前铁甲舰的第一次投入实战属于事出突然，舰载火炮由于从未想到要对付此类目标，从而输掉了第一轮甲炮竞赛。人类历史上第一场铁甲舰之间的海战-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汉普敦锚地之战，结果竟是双方互相猛轰却各自安然无恙，于是只好以最原始的战术-撞击来结束。到1866年的意奥利萨海战，奥军旗舰仍是用撞击战术撞沉了意军旗舰。正是受到这两次早期铁甲舰实战案例的影响，撞击战术风行一时，撞击巡洋舰即因之而生。

鱼雷艇则是伴随着鱼雷这种新兵器的出现而形成的新武器，目的仍在于近海防御、以小搏大、低成本制胜。但是， 19世纪的鱼雷技术极其不成熟，鱼雷艇基本只能用于自杀性进攻作战。

阿姆斯特朗公司似乎吃准了李鸿章想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的心态，在新式撞击巡洋舰上又外挂了鱼雷艇，形成了当时的超新概念军舰。后因挂载鱼雷艇不具备可行性，被迫改为实战效能更差的杆雷艇。此型军舰满载排水量1542吨，航速16节，装备26倍径的10英寸火炮。据说用实心弹可在3000米距离上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这无疑就是蚊炮船思想的深化发展。该舰种消除了蚊炮船低航速的劣势，保留了吨位小、火力强、造价低的优势，但防护力差、适航性差、实用性差的弱点仍未能消除。然而，李鸿章对这款过于新潮的实验性兵器却非常欣赏，在1879年12月订购了两艘，并命名为“超勇”“扬威”。

相比之下，同时期日本海军购买的军舰则多是采用新技术的成熟型军舰。这就使得日本海军得以长期维持对华海军优势，并在1882年、1885年的朝鲜冲突中换取了相当实利。

但是，彼时之铁甲舰一如今日的航空母舰，毕竟是举世公认的最强军舰，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更何况，自日本购进“扶桑”的那一刻起，中国便形成了一种“居然日本也有了铁甲舰”的舆情。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内部迅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购买铁甲舰的声音。在地区间预算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李鸿章本人如何看待铁甲舰，他都绝不希望这一大笔款项落在其他总督手中。于是，一发现中央政府愿意为购买铁甲舰拨款，他便立即抢先行动。1880年12月2日、1881年5月23日，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船厂相继订购了两艘铁甲舰，这就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铁甲舰，拥有超强的防御力，各装备4门克虏伯305毫米主炮，是当时东亚的头号巨舰。同时期日本则根本没有同级别的战舰。

更重要的是，定、镇的列装还对清廷的整个军舰外购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像今天很多人对航母的心态一样，没有时一心想绕开，有了之后又急于形成战斗力。但单艘航母固然成不了编队，如以航母配鱼雷艇和护卫舰，更是不伦不类。一旦有此巨舰列装，必然要为之配备相应的辅助舰种。定、镇的服役也产生了类似效应。在这种“一有全有，不进则退”的环境中，晚清军舰采购思路无意间被逼上正轨。正如薛福成指出的那样：

“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艇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致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岛溪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

总之，北洋水师的军舰采购走势随之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此后陆续订购的三艘穹甲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两艘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都是围绕增强铁甲舰的编队战斗力这个中心思路购买的。这些军舰都以“远”来命名，更体现了清廷的意气风发。

但是，这支东亚第一舰队实在是歪打正着组成的。清廷上下，对每类军舰的实质和用途认识并不清晰，薛福成的论述虽貌似很有系统性，实则仍跳不出纯武器层面，明显缺乏清晰的战术、战略意识。雪上加霜的是，从1888年起，清王朝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暂停了军舰购买和武备更新。日本则能持之以恒，密切关注、追赶国际海军前沿变革。清廷又不敢利用海军优势对日本发动预防性战争，也就只能坐待日军的再反超。而日本一旦实现了再反超，就不会再给中国机会了。

1882年12月25日，明治天皇下达谕令：“戊辰以来，百姓休养生息，增强国之根本，专心致力内政。然而鉴于当今寰宇形势，不得不加强陆海军军备，故望朝廷评议会从国家利益长远计议，酌定适宜措施。”对此，大藏卿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在1883年起的8年内，连续拨款2400万日元用于海军军备扩充。

但是，和同时期的中国相比，作为小国的日本虽然做了极大的财政努力，却依然难以跟上清王朝的购舰步伐。当时一艘定远级铁甲舰的价格，超过了日本海军全年预算总额。日本出于预作最坏打算的考虑，不仅短期内不敢乞求公海决战的胜利，反而开始谋求近海防御的安全。

1885年，日本海军以一般外国专家薪水20倍的厚薪，聘用法国海军舰船设计名家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横须贺海军工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海军决定从法国定购三艘标准排水量4278吨的二等海防舰。此款军舰的设计思路可以说是巨型版的蚊炮船。两舰的排水量虽明显小于定、镇两舰，但各装备一门320毫米口径的38倍径加农炮。该炮在试射时打出了每秒703米的初速，理论上已可以击穿定、镇两巨舰的主装甲。对这三艘被寄予厚望的战舰，日本人最终决定以日本古三景—“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命名，故又称“三景舰”。日后的实战证明，这三艘军舰都存在严重缺陷，唯一让日本人欣慰的是，在日方的坚持下，第三艘同型舰改在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工厂建造，对日本的本土造舰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日本海军最终还是要回到正统发展思路上来。

1886年6月，日本政府又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同年8月，以“定远”“镇远”为首的六艘北洋海军军舰访问日本，引发日本朝野震动。明治天皇于1887年3月14日，对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下了如下谕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消息传出后，日本举国响应，在短短数月内便募集了203万8524日元22钱1厘的巨款。其中，普通民众捐款169万2700日元，华族捐款24万日元，官吏捐款10万5824日元22钱1厘。这些经费都用于了发展海军。要知道，当时日本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也不过3到5日元。很多民间捐款不过30钱、50钱，数额虽少，但全民参与，其精神力量已远远凌驾于同时期的清王朝之上。日本媒体更有连续大版面刊载数十钱捐款者名单的行动，一时形成举国若狂的海军捐款热。

1892年初，鉴于国会一再否定海军省的扩军计划，明治天皇于2月10日，“将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顾问官以及贵众两院议长召到宫中，谕示政府和议会要协调一致”，并决定在尔后六年间，每年拿出皇室费用的十分之一强（30万日元）用于海军军费，并要求上述要员在此期间也拿出月薪的十分之一用于造舰经费。消息传出后，国会议员们也主动献出薪俸的四分之一用作造舰经费，并立即再次审议、修订了海军的预算案，决定从1893年到1899年，共拨出1808万日元的造舰经费，以此购买“富士”“八岛”“明石”“宫古”等四艘军舰。其中“富士”和“八岛”都是万吨以上级别的新锐主力舰，代表着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军舰技术的结合，远胜于实验性的“定远”和“镇远”。

同时，当时军舰的航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火炮速射技术也已经扩展到中口径领域。日本海军又利用这个机会，从英国连续购入高速新锐巡洋舰，并为军舰大量装备中口径速射炮，以期用速度和射速优势抵消“定远”“镇远”的重装备防护和重炮优势。

此外，日本海军还拥有了一种秘密武器—下濑火药。所谓下濑火药，即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研制的，以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这种炸药本是法国军队最先采用的秘密武器，因其与金属的反应极不稳定，所以限制了其实战使用。

1885年，以大山岩为团长的欧洲军事考察团在法国得到了苦味酸炸药的情报，立即希望能够购入，但因价格落差太大而未能成功。1887年，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开始着手苦味酸研究。1888年，富冈定恭少佐从法国窃取了微量苦味酸炸药的样品。同年9月，工程师下濑雅允对此进行分析、仿制。1889年，下濑火药配制成功。为了防止反应，下濑雅允在炸弹内壁加了一层厚厚的石蜡，大大增强了该种火药的实战价值。1893年，日本海军决定采用下濑火药，并在东京郊外的泷野川设置下濑火药制造所。尽管此后日本海军要用十年的时间才实现下濑火药的量产，又要等到伊集院五郎发明了与之配套使用的伊集院引信，才终于使得这一利器在日俄战争中大显神威。但在甲午战争中，这种秘密武器已经少量使用，而同时期的清军则全然缺乏同类武器。可以说，当时日本已经在技术创新这一点上超越了中国。

由此可知，由于系统建设意识的贫血，除了武器之外，北洋水师自成军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了一支全盘落伍的军队。等到武器也开始逐渐老化后，终于连这唯一的优势也丧失殆尽。

大东沟海战队形问题的战术实质

甲午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海战先后发生了三次，即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与威海卫之战。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部展开，仅以知名度最高、争议性最大、讲得最不清楚的大东沟海战为例，揭其冰山一角。

理解这场海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理解北洋海军开战时的落后状态是如何形成的，二是从舰队作战而非单舰战斗的层面理解横队和纵队的战术实质。

前面章节，我们已经讲述了国家层面上，北洋海军相对于日本海军的落后。至于具体到北洋海军本身，又包括两个方面，即装备的落后与战法的落后。

进入19世纪后，受陆权复兴的影响，海军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又因为维也纳体系带来的持久和平，列强间的海战极少发生。但是，海军技术却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军舰设计也随之日新月异。先是蒸汽动力取代了传统的风帆驱动，接着，装甲革命又宣告了木制舰体的寿终正寝。

既然蒸汽动力的铁甲舰逐渐成为新一代主力舰，那么如何击破铁甲舰就成了各国军舰设计师的头号目标。当时的海战武器主要有三种，一为撞角（Ram），一为鱼雷（Torpedo），一为火炮。撞角和撞击战术逐渐被实战扬弃，成为昨天的武器；鱼雷虽然发展前景远大，但技术极不稳定，实战效能同样有限，可谓明天的武器；只有火炮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今天的武器。但正是在这一寻求“铁甲舰克星”的浪潮中，形成了一种以击破敌方主力舰为目标的“新概念”巡洋舰。

之所以称其为“新概念”巡洋舰，是因为这种巡洋舰在设计建造之时超越了传统巡洋舰的四种基本任务，作战目的也不再是对抗同级别的巡洋舰，而考虑了对抗敌方主力舰的需求。这种军舰的发展即深受此种武备选择的影响，先后产生了撞击巡洋舰（Ram Cruiser）、鱼雷巡洋舰（Torpedo Cruiser）和“重炮”巡洋舰。当前两者不成气候之时，“重炮”巡洋舰就成为一时风潮。

此种设计的技术基础在于，1888年第二轮装甲技术革命之前，巡洋舰的吨位足以装备能击穿主力舰铁甲的重炮。故而，这一阶段的巡洋舰普遍装备了大口径火炮。如北洋海军的“致远”“经远”“靖远”“来远”“济远”，日军海军的“亩傍”“浪速”及 “三景舰”，其实都是此种思路的产物。但是，实战证明，此种“击穿”只存在于纸面之上。在实战中，小船之上的大炮，射击精度和射击速度都很难确保有效命中敌方主力舰。这种火炮用于对付巡洋舰和商船时，又显得单发威力过大、全舰火力密度过小。等于是极大地限制了巡洋舰的本职能力，又赋予其一种虚假的强大感。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直到1888年才停止，原因是发生了新一轮的装甲革命。

在这一年，英法两国都开始使用镍合金钢板作为战舰的装甲材料。随后，美国人H.A.哈维发明了表面硬化的镍合金装甲，使装甲的防护效果大幅提升。152毫米的哈维式镍钢装甲的防护效果可以比肩254毫米的钢面铁甲。其结果有两点：

一为产生了前无畏舰时代的成熟战列舰。日本在1894年初订购的“八岛”和“富士”两艘战列舰虽未完全装备新式镍钢装甲，却已是新技术条件下的均衡战舰，实现了航速、火力与防护的全面、均衡突破，一举将定、镇等旧式铁甲舰甩到了后面。

一为面对此种新式装甲，巡洋舰上的火炮无论如何是难以有效穿甲了。这就硬性杜绝了前种空想主义的发展，迫使巡洋舰的设计回归传统思路，不再以对抗铁甲舰为首要目标，而是重新追求“克制敌方巡洋舰”这一传统目标。

另外两个技术变革则为此回归提供了强大助力：

第一个技术变革是军舰驱动力革命，军舰的速度大幅度提升。这显然有利于强化传统型巡洋舰的高航速特性。

第二个技术变革是中口径火炮的射速大幅度提升，此种火炮虽无法击穿主力舰的护甲，却足以对付敌方的巡洋舰和商船，且可在短期内形成持续的高密度火力。同时，射速的提高使此时相当原始的火控系统能够发挥效用。

日本订购的“千代田”“吉野”“秋津洲”便是此种新型巡洋舰的代表。如果说“致远”等外购巡洋舰是不伦不类的“铁甲舰克星”，“吉野”等军舰就是货真价实的“巡洋舰杀手”—杀老式巡洋舰更是得心应手。

由此可知，“富士”“八岛”等新式战列舰和“吉野”等新式巡洋舰的组合，彻底压倒了“定远”“镇远”等老式铁甲舰与“致远”等老式巡洋舰 的组合。这中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代差。值得北洋海军庆幸的是，日本出于战略全局的考虑，不等“富士”“八岛”服役，便在1894年挑起了中日战争。这就导致日本海军被迫在主力舰缺位的情况下去对抗拥有定、镇的北洋海军。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正可谓各有严重缺陷，亦各有对方难以规避的重大优势。谁能克敌制胜，关键在于谁能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并扬敌之短、避敌之长。丰岛海战就是一场充分令日军扬长避短，而让清军扬短避长的不对称战斗。因为只有在双方进行巡洋舰对巡洋舰的战斗时，才会形成最有利于日军的态势。但大东沟海战则是在定、镇出场而日方没有主力舰的情况下进行的海战。故而，此场海战的胜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武器原因，而恰要于战法层面求解释。

众所周知，冷兵器时代的海战，主要采取撞击战和接舷战的形式，后者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其本质即在于化海战为陆战。此时的水上力量其实是陆上力量的附属和延伸。这就是陆权—农业强国罗马能在布匿战争中击败海权—商业强国迦太基的关键所在。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黑火药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5世纪，火炮的有效命中距离仍不超过300码。双方以横队接近，错舷而战，主要战斗不是击沉敌舰，而是通过跳舷战夺取敌船，海战的最后阶段依然是变相的陆战。

16世纪中叶，舷侧火力占据优势，海战战术才发生改变。到16世纪70年代，跳舷战被彻底扬弃，海战的目的也变为用炮火击沉敌舰。这一时期的海军奉行的是“乱战战术”，缺乏以舰队为单位设计战术的意识和能力，双方舰队一旦接敌，立即碎化为单个军舰之间的决斗。因而，单舰舰长的权限很大，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目标，自由选定攻击方式，甚至可以自行选择退出战场的时机。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英国海军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推行的战术革命，新战术强调舰队整体的统一指挥（Command）和管控（Control），各舰必须在旗舰（Flagship）的指挥下，形成完整的战列线（Battleline），对敌军进行有组织的持续炮击。不经旗舰的同意，任何军舰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离开战列。无论是离开战列线攻击，还是离开战列线撤退，都将受到严厉的军法惩处。如果交战的一方严守战列线，另一方则奉行乱战，除非双方数量、质量差距过大，否则获胜的一定是前者。这就是第一次英荷战争的实战明训。其本质即在于形成了战列线战术（Battleline Tactic）对乱战（Close Combat或Close Fighting）的不对称优势。

但是，当交战双方都采用战列线战术后，海战形态立即又回复到势均力敌的状态。只不过，和乱战时代激烈而不可控的势均力敌不同，新一轮的势均力敌体现为可控性强，但战斗过程僵化、沉闷。在此后的数十年内，“敌对双方的舰队运动排成两排平行的队列，以便在一系列单独的战斗中进行指挥，这样就使一场海战完全变成了一场枪炮决斗”。“即使舰队装备优良，司令官素质出众，但受战列队形战术的限制，从战术上来说，依然是非决定性的，而且完全得不出什么结果。”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弱势一方和意图消极的一方，对于强势和意图积极者而言，如何挣破此种18世纪海战模式的束缚，就成了首要课题。率先求变者正是当年发明了战列线战法的英国皇家海军。

从桑特海峡之战，到“光荣的6月1日”海战，再到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海军通过一系列的战术变革拥有了实现迫敌接受决定性海上会战的能力。实现的方式是形成切割战列线战术（Cutting the Line）对战列线战术的不对称优势。切割战列线战术强调通过巧妙的编队机动（注意，不是乱战时代的单舰自由机动），打破敌军的战列线，形成T字头优势（Crossing the T）。所谓T字头优势，即在战斗中形成我方舰舷对敌方舰尾或舰首的位置优势。之所以这种位置是一种优势，是因为当时的军舰火炮都在两舷，舰尾和舰首毫无攻击力；其次，当时的军舰没有纵向装甲隔板，舰尾防护尤其脆弱，中弹后往往形成横扫整层甲板的巨大创伤，一两轮炮击即可让一艘主力舰丧失战斗力；第三，当时火炮的射速和射程都很有限，当一方军舰忽然变单纵队同向平行机动为多纵队横穿敌阵时，敌方无法集中整个纵列军舰的火炮进行拦击，少数几艘临近军舰的火力又难以持续发射。一旦我方军舰冲入敌方纵列，就会形成我方两舷的火炮可以分击一艘敌舰舰尾和一艘敌舰舰首的有利形势。

此外，因为火炮等远射武器的弹道特性，其横向散布远小于纵向散布。因此，在海战中，形成对对方战舰的纵射（Enfilade）是提升舰炮命中率与杀伤效果的有效途径。

此种战术实现之关键在于首先要有一位勇于求胜且指挥能力极强的指挥官；其次要有较高的编队机动力；第三要撕碎敌军的战列线，但又要保持己方军舰的组织控制。此种战术之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击沉敌方军舰，这与德国陆军运用外线作战追求围歼效果相同，都是强势、主动的战法。在英国海军利用此种新战术一再获胜之后，正常情况应该是像当年的战列线战术革命一样，在国际上形成新的模仿效应。在双方机动力接近，又都有或都没有了纳尔逊式的指挥官后，海战将再度难以取得重大战果。

可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世界海军发展进入了一个技术变革迅猛但海战实践稀少的时代。蒸汽时代的到来，造成了海军战术发展的断裂。各种新概念军舰和海战新战术设想层出不穷，反而遮盖了问题的本质。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始终能坚持自己的传统。蒸汽动力为军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术机动自由，从而对舰队的机动作战形成了空前的助力。纵队显然要比横队更有利于机动。同时，舰载火炮的射程、射速和威力不断提高。相应的，T字优势也发生了逆转—不再是一艘军舰在近距离卡在两艘敌舰首尾之间，而恰恰是在远距离上集中多艘军舰的火力打击敌方翼侧或队首的一艘军舰，敌军则互相妨碍射界，难以全力应战。从而形成如下两种新T字头优势（A方对B方）：

也可以说，英国皇家海军在进入蒸汽动力时代后，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在海战中获取辉煌战果，努力利用机动作战形成T字优势。

英格里斯顾问团灌输给日本海军的，正是此种逢敌必战的主动精神，和纵队机动、抢占T字头位置、歼灭敌军舰队主力的战术体系。对此体系，日本海军战术名家岛村速雄有深刻领悟。他编译的战术教范《海军战术一斑》取材于19世纪海军战术名著《现代海战战术之范例、推论与准则》（Examples,Conclusions and Maxims of Modern Naval Tactics），对日本海军的战术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部海军战术名著《火炮、撞角和鱼雷，当前海上战斗的机动与战术》（The Gun,Ram and Torpedo,Manoeuvers and Tactics of a Naval Battle in the Present Day），也深受日本海军军官们的重视。反观北洋海军，始终不注重军事学说和军事教育体系的建立，对海战史和海战战术的研究风气更是始终没有确立起来。以《北洋海军章程》为例，我们很难从规定的课程和训练程序中看出军事学和战争史的成分。除去操作武器部分外，我们几乎看不出北洋海军的人才培养与普通海事学校的人才培养有何明显差距。

这种战术意识的代差，对17日当天的海战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代差程度究竟有多大，还需回到海战过程中再做分析。

联合舰队在9月17日的海战中虽使用了纵队战术，却并非将所有军舰都集中在一个编队中，而是形成了两个编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后者集中了速度快、火力猛的新锐巡洋舰，这个编组貌似只是为了充分发挥相应军舰的优势，实则有更深层的战术含义。

第一游击队继承的是欧洲海军“飞行编队”（Flying Squadron）的构想：由巡洋舰组成的编队在较远距离上进行保交、破交、侦察、武力展示等任务。只不过，由于列强海军有足够的主力舰，一般不赋予此种编队以舰队决战的任务。但此时日本海军没有主力舰，只好用巡洋舰来对抗舰种相对齐全的北洋海军，乃赋予第一游击队在海战中快速迂回、限制敌军机动的双重任务。

如前所述，纵队机动的目的在于抢占T字头位置。在敌军采用极其不利于机动的横队战术时，这一点非常容易做到。但是，如果对方也采取纵队编组，进而奉行同向平行机动原则，则外围的舰队即便享有很大的速度优势，也无法抢占T字头。只有在双方进行反向航行时，才会让速度占优的一方抢占有利位置。但是，当日军以高速巡洋舰独立编队之后，形势就不同了。日军以本队牵制北洋海军，以第一游击队高速运动，限制对方之机动，就很容易形成有利的夹击态势。

大东沟海战后，第一游击队在舰队决战中的战术价值迅速被欧美海军肯定。此种战术在随后的圣地亚哥海战（1898年）、黄海海战（1904年）、对马海战（1905年）、多格尔沙洲之战（1914年）、日德兰海战（1916年）中不断出现。承担相应任务的舰种也不断演变，终于经装甲巡洋舰（Armored Cruiser）发展出战列巡洋舰（Battle Cruiser）。

所以，北洋海军要想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战态势，就不能满足于单纵队，而要和日军一样，将军舰分为两组，一组为主力编队，一组为飞行编队。前者以定、镇为核心，配属“经远”“来远”“平远”“广甲”；后者则以速度较快的“致远”“靖远”“济远”组成。如日军的两个编队始终保持单一纵队队形，我方亦保持单一纵队进行内圈机动。如日方第一游击队脱离本队，进行限制我方机动的迂回，我方之飞行编队也应随之脱离主力队，尽量牵制日方第一游击队，若能将之尽可能远地诱离战场，则最为有利。至于老迈且本身设计理念存在严重缺陷的“超勇”“扬威”，就不应该令其上战场，而应命其与“广丙”、鱼雷艇部队组成预备队，在战场周边待机或伺机接近日舰发起鱼雷攻击，以扰乱其机动；或等待天黑进行近距离袭击。如果按此布局，此场海战之最终结果将决定于中方的“飞行编队”能牵制日方第一游击队多长时间。考虑到实战中定、镇两舰以非常不利的横队编组对抗日军本队五舰近两个小时，则定、镇、经、来、平、广甲六舰的组合，必能取得更佳的战果。日本别动队三舰最差的结果就是全灭，好的话或能保存一到两艘军舰。只要拖延到天黑，日军必不敢冒险滞留不熟悉的海域。战斗结果一定远胜于实战结果：日方损失的军舰数将多于实战，而中方损失的军舰数将明显少于实战。

但这要求北洋海军必须具备和日本海军一样水准的战术设计能力。如果北洋海军认为自己是一支弱势舰队，就应该竭力维持战局之僵化、沉闷，拖延时间，阻止对方取得较大战果。在当时，最佳的方法就是形成平行战列线炮击。这就要求北洋海军采取纵队战术。如果北洋海军认为双方势均力敌甚至自认为居于强势地位，就更应当采取纵队战术，努力通过机动抢占T字头位置，重创日军。即便达不到目的，至少是以正常水准对抗日军的超常水准。可是，北洋海军在实战中采用的却是严重低于正常水准的双横队！

有些学者认为，北洋海军采用横队战术有两大优势：其一，发扬舰首火力；其二，可尽量减少被弹面积。殊不知横队有利于发挥舰首火力是伪命题。那些认为北洋海军一旦选择纵队就无法发扬舰首火力的观点，都没有意识到用横队也无法有效发挥舰首火力！如果中日双方各出一艘军舰，进行一对一的对决，中方较容易维持舰首向敌，但显然此时并不存在纵队、横队的问题。因为只有双方多艘军舰编队战斗时，才会形成横队和纵队。一旦进入多舰编队战斗，除非日军也选择横队，不然，即便北洋海军选择了横队也无法发扬所有军舰的舰首火力优势。原因即在于横队是一种非常不利于指挥和机动的编队，而采取纵队的敌方很容易就能迂回至其侧翼，形成T字头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翼尖的单舰可以转向舰首对敌，其余各舰必然互相阻碍火力发挥，从而形成敌方多舰打我一舰的局面。

如果要继续保持所有军舰之舰首向敌，就必须进行极其复杂费时的机动，即便双方航速相近，横队一方也难以避免纵队一方不断抢占T字头优势。何况此战还是日军编队航速占优，又分为两个战术编组，如日军让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开包抄北洋海军两翼，必将形成更不利于我方的战况。

事实上，北洋海军仅能在联合舰队机动到其编队正前方的短暂时段内形成舰首火力的充分发扬。此处之关键在于，实战效果取决于攻击、防护、火力三者在编队层级的最佳组合，而不是某一个因素的孤军突进。日本在选择纵队战术时，等于每次只能使用一舷的火炮，但实现了火力和机动的较佳组合。反之，北洋海军如放弃艏对敌战术，定、镇的主炮固然有一半无法使用，但整队的机动性和火力强度都将得到极大提升。更何况定、镇、致、靖、济、超、扬各舰的尾炮将得以使用，从而多出3门150毫米炮、2门210毫米炮、2门254毫米炮。此外，由于舰首150毫米火炮露台的阻挡，定远级铁甲舰305毫米主炮在舰首方向的射界事实上非常有限。换言之，在计算实战中之机动力和可用火力时，需立足编队层级思考，而不能立足单舰进行。国内学者中，倪乐雄教授算是较少几位在分析大东沟海战时能意识到T字头战术优势者，但他却认为：“舰队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唯独黄海海战，这一重要指标可以忽略不计。……‘舰首对敌’的作战原则不需速度，对方运动再快，我方只需舰首对着日舰侧舷原地转圈就行”。显然同样犯了以单舰替代编队的认知错误。其中最为费解之处即“原地转圈”。如果这是对“内圈平行同向机动”的不准确表述，则显然忽视了在多舰编成横队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此种机动达成其文中预期的目标。如“原地转圈”指的不是“内圈平行同向机动”，则犯了将军舰想象成坦克的错误。盖坦克可以就地转向，外围运动的敌坦克无论速度再快，我方只需转动炮塔或原地转动车身，即可维持正面对敌。但军舰转向必须在航行中进行，不然何来最小转弯半径？只有被打坏的军舰才会原地打转，此时已和活靶子无异。何况这一战并非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而是10舰对10舰的舰队战斗。如正文所述，在多舰对抗的情况下，就算北洋海军的军舰掌握了“原地转圈”技术，也无法避免日军抢占T字一横的位置，更无法时刻保持所有军舰均能发扬舰首火力。

从降低被弹面积角度强调艏对敌战术优势，同样是个伪命题。这纯粹是把军舰幻想成了坦克。坦克前部装甲最强，且被弹面最小，主炮亦指向前，故维持正面对敌，可兼收防御最大化和火力最大化的优势。军舰则不然。装甲带主要在舷侧，在这一时代，舰首尾方向上的防护与损管设计并不成熟，尚无日后严密的装甲盒结构。在甲午战争之后，德国海军通过分析发现，舰体首尾方向的无防护区被击穿造成了比预期严重得多的舰艇损伤，遂开始在舰体首尾方向布置厚重的装甲隔板，横向划分舰内分舱，并发展初封闭式的损管方式。英国海军仍在舰体内部保留大量纵向的通道，首尾方向的装甲隔板也极弱，并维持开放式的损管方式，这造成了后来在日德兰海战中英军战列巡洋舰分队的灾难。此后，横向装甲隔板与更加全面的装甲盒结构方才出现。换言之，在大东沟海战时，舰首向敌便意味着要以脆弱的舰首承担敌舰火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战术动作。“经远”号在大东沟海战中即因首尾的无防护区遭到猛烈射击，大量浸水导致横倾，最终失稳倾覆。像定、镇这样装备厚重铁甲的军舰，运用艏对敌战术尤其可惜。

总之，在1894年的技战术环境中，横队已经沦为了一种貌似气势汹汹，其实只能被动挨打的队形。日军使用的战法，日后在对马海峡、多格尔沙洲、日德兰等多场海战中还将反复被运用。北洋海军的战法却是在28年前的利萨海战之后便销声匿迹的特殊战法。两相对比，双方的战术思维差距显而易见。

在前述武器代差和战术代差的双重限制下，实战中北洋海军的损失就不难理解了。

日军第一游击队四舰在此战中充分发挥了巡洋舰杀手的职能，先扫荡北洋海军右翼，再扫荡其左翼，接着再度打击右翼……反复循环，像剥洋葱一样横扫中方巡洋舰，最终形成战场上只剩定、镇二舰的局面。只要被第一游击队攻击的中方巡洋舰，几乎全被击沉，未沉的数舰也被逐出战列，逃向浅水区自救。先是极右翼的“超勇”“扬威”战损，接着轮到极左翼的“济远”和“广甲”，但由于“致远”突出战列，“济远”“广甲”又逃离战场，从而形成了“致远”沉没，继而“来远”“经远”“靖远”相继被逐出战列的事实。其次序与第一游击队的机动攻击次序完全符合。基本是一边倒的趋势。

中方在海战初期攻击“比叡”“扶桑”尚属顺势而行，既无多少主动选择，又以多打少，以强攻弱，最终令“比叡”退出战场，亦可谓一个战术胜利。但接下来对“赤城”和“西京丸”的反复攻击就多少有些浪费精力了，因为打沉这两艘小船对整体海战态势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何况中方缺乏爆炸弹，以大口径火炮发射穿甲弹对付此种无装甲防护的小船，效果极差。实战中不仅未能击沉任何一艘，“来远”反而被“赤城”击伤，对此后的海战造成了不利影响。据日方战后统计，此战日军中弹数最多的5艘军舰依次为：“赤城”（30）、“比叡”（23）、“松岛”（13）、“西京丸”（12）、“桥立”（11）。其中，“赤城”和“西京丸”共中弹42枚，占到前述五舰中弹总数（89）的47.2%，占到全部12艘舰船中弹总数（134）的31.34%。其余各舰的中弹数均低于9发，最低的“千代田”仅中弹3发。换言之，此战中方三分之一强的有效火力打在了两艘最无关紧要的军舰上！二舰仅就吸引火力一点就超额发挥了自身的价值。再进一步言之，近10年来，对大东沟海战的主流研究成果非常强调如下三点：（1）由于后勤机构的腐败，北洋海军没有得到足够的优质煤，造成航速无法最大化；（2）多穿甲弹少爆炸弹，极大地降低了对日舰的有效杀伤；（3）锅炉老化，进一步限制了航速。但是，在横队束缚的情况下，航速的提升已没有实质意义，而攻击重点的不明又进一步削弱了北洋海军的实战效能，就算北洋海军有了更多的爆炸弹，也至多击沉“赤城”“西京丸”“比叡”和“松岛”，前两艘船实在无关紧要，“比叡”属老式舷旁炮列式铁甲巡航舰，其在技术先进性、火力与航速等方面皆逊于“超勇”“扬威”两艘老舰，只有“松岛”号是一线战舰，击沉它们对整体战局不会有根本改变。

在此基础上再回顾大东沟海战，令后人困惑的反而是北洋海军最终居然只损失了5艘巡洋舰！不仅定、镇完好，还额外保存着“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等5艘巡洋舰，并重创了日方旗舰。原因何在？

原因恰在于日军的失误：

其一，联合舰队过高估计了“三景舰”与新锐巡洋舰组合的威力，产生了能够击沉定、镇的幻想。过分执着于击沉定、镇，反而限制了日本舰队长项的发挥，为中方巡洋舰的逃生留下了空间。实战证明，从击沉铁甲舰的角度来看，“三景舰”是和蚊炮船、撞击巡洋舰一样中看不中用的“概念舰”。整个海战中，“松岛”“严岛”“桥立”三舰的320毫米主炮一共只发射了13枚炮弹，且无一命中。但三舰装备的中口径速射炮数量极大，火力胜过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和“高千穗”。如用来打击中方的老式巡洋舰，则威力极大。据战后统计，中方组成横队的十舰中，幸存五舰除过早逃离战场的“济远”仅中弹15枚外，其余四舰的中弹数依次为“定远”159枚、“镇远”200枚、“来远”225枚、“靖远”110枚。假如命中定、镇的炮弹有三分之二转移到来、靖二舰身上，后者均将步超、扬之后尘；而余下的三分之一命中弹仍将有效压制定、镇之正常火力发扬。换言之，如果说北洋海军的失误在于将过多火力集中在了“即便击沉也无关胜败的”敌舰上，联合舰队的失误就在于将过多火力集中在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击沉的”敌舰上。此战日军一再谋求前后夹击的战术态势，显然是将位于中央的定、镇锁定为主要目标，假如能变前后夹击为左右夹攻，日军将胜得成本更低，战果更辉煌。

其二，日本的军事学说体系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其战术虽然高明，无奈战略和基本战争观拙劣，太过拘泥于赢得海战，而忘记了更重要的目标是赢得战争。打赢海战的标准自然是尽可能多地击沉敌主力舰，但赢得战争的标准却是如何对战争全局产生实质影响。从后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如果日军能在此战中全歼中方巡洋舰（至多保留一艘“济远”，此点甚为讽刺），就算定、镇保留下来，日本海军即等于事实上确保了交通线安全。因为主力舰不适合进行交通线袭击，没有了巡洋舰，更等于失去了耳目，这样两艘又“聋”又“瞎”的铁甲舰，又如何威胁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只要海上交通线畅通，日军即可在渤海、黄海沿岸随意选择打击目标和登陆点。马汉关于日本海军此战击沉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船只的说法，正暴露了马汉思想体系过于强调主力舰决战的短板。其实大东沟海战之关键从来不在主力舰，恰在巡洋舰。

其三，日军将“吉野”“秋津洲”与“高千穗”“浪速”合编为第一游击队，也是很值得检讨的问题。因为后两艘军舰既没有装备速射炮，航速也明显慢于前两艘军舰，混搭使用反而限制了强舰威力的发挥。究其实质，似乎是日本海军对新锐巡洋舰和中口径速射炮信心不足，故以装备重炮的“高千穗”“浪速”加强“吉野”“秋津洲”。这与其赋予“三景舰”击沉定、镇的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实战证明，无用的恰恰是小船上装的重炮。相反，编入本队的“千代田”则速度极快，更装有大量速射炮。另据1900年版《简氏世界战舰年鉴》和弗雷德·简于1904年所著《日本帝国海军》中的记载，该舰还装备了新式哈维镍钢装甲。在实战中，该舰则是双方唯一一艘创下零伤亡纪录的军舰。如日军能调整编组，将“高千穗”“浪速”改编入本队，重以“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为第一游击队，重点打击中方巡洋舰，战术效能显然将更高。或者用“千代田”与“高千穗”“浪速”中任一艘互换，战术效能也将高于实战。

由此可知，联合舰队一开始就应将战斗目标明确为尽量多地击沉中方巡洋舰，而非徒劳地攻击定、镇二舰。其战术要领在于：（1）以“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为第一游击队；（2）“赤城”“西京丸”不要进入战场；（3）尽量远离居于中央的定、镇，集中火力打击位于横队翼尖的各舰。如定、镇分趋两翼掩护弱舰，日方即发挥机动和速度优势，反复攻击中央各弱舰，仍尽量远离定、镇。则日军最终所获得的战果将远胜于实战。

再回到实战中。当战场上已不复有中方巡洋舰时，第一游击队追击退出战列的各巡洋舰是正确的战术举动，因为第一游击队留在战场上也无助于击穿定、镇的厚甲。而尽量多地歼灭中方巡洋舰，才是第一游击队的本职工作，也是第一游击队最擅长的事情。只可惜时间已不足以让第一游击队在日落前完成击沉所有中方巡洋舰的任务了。

结合上述史实，再看四部影片就会发现，它们对这场海战的理解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其问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四大类：

第一类属于逻辑错误。

比如《铁甲舰上的男人们》第38集中，丁汝昌说：“我们的火炮虽然射速慢，但是射程八千，比大多数日舰的速射炮射程都要远，所以我们要尽快地与日舰接触。”

试问，既然明知道自己的火炮虽然射速慢但射程远，为什么还要“尽快地与日舰接触”？

第二类属于特效细节失真。

也是《铁甲舰上的男人们》第38集，出现了对“致远”前甲板的特写，单人操作两门210毫米主炮，且比例、动作失真，人物也都变成了扁片人。这种比例失真的情况在影视作品《甲午大海战》中亦曾多次出现，比如人物大小与烟囱的高低出现了明显的误差。

第三类属于与基本史实不符。

如《甲午风云》中，丁汝昌提出的两路纵队战术，以及刘步蟾擅自修改信号，这就属于艺术创作了。又如《北洋水师》和《甲午大海战》中，都有中日海军指挥层系留英同学的情节。其实坊间误传东乡平八郎和刘步蟾等人是同学，至少还有些影子，毕竟二人确实都曾去英国留学，但伊东祐亨从来没有在英国留学过。

另外，《铁甲舰上的男人们》中的相关内容貌似较为专业，实则是用专有名词说自己也不懂的话。比如丁汝昌说：“我们采用世界海军流行的乱战和机动战的夹缝雁行阵”。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所采取的确实是夹缝雁行阵，而“乱战”战术也确实曾出现于晚清军事译著之中，但这两种战术何以成为一体，并成为彼时世界海军所流行之战术，便不得而知了。纵使利萨海战中奥军舰队凭楔形阵一举击破意军，但列强海军都对这一战例保持了理智的态度。其原因就如前文所述，此战涉及特殊的作战任务、作战态势与技术条件。列强的海军学术研究也并未因此战而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铁甲舰时代存在一种流行的战术或阵形。须知，海军不是时尚界。在利萨海战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梯队队形也曾经常出现于战术讨论中，但到此战后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列强海军，包括奥匈帝国海军都已不再将这一队形作为一种主要的队形。换言之，此处内容属于借丁汝昌之口，表达后世的一种经不住推敲的历史假说，和当年老影片中的内容虽取向不同，但实质如一。

还有“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台以苦味酸作为主要成分，使用从英国进口的火药加工改进而成的下濑火药”和“无烟的棉火药，不用等硝烟散尽还可再射击”等台词也存在类似问题。关于下濑火药，前文中已有介绍。此处仅强调指出，“下濑火药”这个名称在中国出现得非常晚。而且，中方战后检讨与相关史料汇编中都绝无使用此一名词之记录，另外此火药当时乃日军最高机密，丁汝昌绝不可能说出此等话语。至于“下濑雅台”更属莫名其妙的错误，不知下濑雅允做何感想。

至于硝化棉火药。当然，结合前后文，这一句话似乎应理解为，日军弹丸的发射药填装的是硝化棉火药，这极大地提高了日军的射速。但是，硝化棉火药提高射速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燃烧充分，爆后残留少，能极大地简化射击后的炮膛清理环节。其“无烟”则仅仅是相对于黑火药而言，另有战术价值，在此不赘述。

总而言之，这是典型的让古人替后人背书，只能是让普通观众打瞌睡，让专业人士想拍桌子。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做法，本是拍电视剧的大忌，居然一再出现，也无怪乎网评对该剧一片指摘了。

第四类属于对史实的实质认识错误。

电影《甲午风云》中，由演员金林扮演的“吉野”号舰长，在中日两国舰队目视接触后，对方化扮演的伊东祐亨说道：“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而伊东祐亨则回答道：“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队形”。从中可知，该剧编剧显然认为北洋水师的队形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其实并不清楚，而只是立足失败的结果倒看原因。所以该片中才会出现大量似是而非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又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之后的影片中不断出现。

《北洋水师》中则出现了“雷班托海战”“特拉法尔加海战”等台词，这显然是后人艺术创作，以增显时人的学术功底。如前文所述，晚清海军建设最轻视的就是海军史研究与教学。不过，到《甲午大海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前主炮的优势”和“舰首对敌”的问题。不过，该片却忽视了横队很难机动，根本无法做到“始终以舰首对敌”。

相比之下，《铁甲舰上的男人们》对大东沟海战的刻画最为细致，用在这场海战的镜头长达70余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长都包含精细的计算机特效，而少数实拍镜头也是在“定远”号复原舰上拍摄的。该剧对大东沟海战中两军阵形、战术选择的铺陈也是最复杂的。可惜，复杂不等于正确。该剧认为“横队加乱战”是所谓“世界先进战术”，就是最大败笔。

此外，该剧中伊东祐亨说：“现在的丁汝昌一定很无奈，再好的军人没有良好的武器和军舰，将无法达到追求的最佳效果，也就无法实现战术目的”。实际上，如前文所述，北洋水师的根本症结从来不在武器，而在于军事学说落后，进而造成舰队级别的战术能力低下。就算要借伊东祐亨之口感叹，也应该说：“没有正确的军事思想，再好的武器，再勇敢的士兵，还是无用啊！”

辽东抗登陆作战失败真相

除了《甲午风云》之外，另外三部影视作品后半段的叙事主线集中于日军对旅顺港的攻占，以及北洋水师最后在威海卫的覆灭。

在历史上，1894年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军第1师团和混成第12旅团组成的登陆部队，在金州东北方约80公里的花园口开始登陆，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整个登陆未遭遇任何阻击。同一天，日军第1军开始鸭绿江渡河作战。次日晨，第1军成功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城，随后向奉天方向攻击前进。辽东日军登陆部队则一路克金州，横扫大连湾，以极低的代价攻克了有远东直布罗陀之称的旅顺。这一战在结果上，夺取了北洋水师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一个具备主力舰修复能力的军港；在过程上，无论是在陆在海，均未遭遇有力抵抗。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反应，尤显疲软。后人论及这一战时，厌恶北洋水师者，自不免大做文章；回护北洋水师者，却往往或避而不谈，或简单归结为陆军无能，对海军本身这一阶段的行动则讳莫如深，大多论之不详。

实际上，这一战的关键从来不在北洋水师本身是怯是勇，而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

第一个因素是中日修舰能力造成的舰队战斗力复原差别。

历史是一个整体，战争亦然。中日两国争夺黄海制海权，鹿死谁手，无疑不是一场大东沟海战所能决定的。要把这盘海权争夺棋继续到底，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修好伤痕累累的军舰—中方如此，日方亦然。

战争的决定权，遂由军人与枪炮转向工人和虎钳。

先看大清的抢修工作。首先遭遇的就是硬件匮乏，不仅军舰的大炮钢底钢圈等大物件没有备用配件，甚至连起码的备用配件也付诸阙如。国内又多不能生产，只好由天津军械局临时向外国订购，而何时能到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其次，遭遇人员短缺。旅顺口的熟练技工本来就不敷使用，开战以来又屡有逃亡。迅速从外地厂矿企业抽调技术过关、政治可靠的工匠前往旅顺会修，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李中堂给盛宣怀下了死命令：“靖远”必须在十日内修复，“定远”“镇远”则不超过一月。9月30日（九月初二），李又电令：“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10月4日（九月初六）李鸿章更进一步指示：“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

盛宣怀不敢怠慢，立即赶赴大沽船坞、唐山矿务局、唐山铁路公司及开平煤矿等处抽调员工。不料事出意外，工人们纷纷罢工，要求超额加薪，不然拒绝征调。一番讨价还价，盛大人慷慨地同意了他们的高薪，火速送往旅顺交差。

可谁又料到，负责北洋水师后勤工作的龚照玙偏偏这个时候又上了牛劲，坚持按旅顺口工人原工资水平发薪。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连带着很多原地工人也起了哄。龚照玙一怒之下，竟将第一批技工就地遣散，甚至拒收后续工人。这一下可急坏了隔海苦望的盛宣怀。

盛急电龚：“虎钳匠十名已回，又闻尊处因锅匠、铜匠工贵，又要撤回。现在严旨催修，奉帅（李鸿章）谕，切勿惜小费贻误大事。倭船，千余工匠，不日修好，即来围攻船坞。若不认真赶修，船与坞恐难保全。乞公速将两铁舰择要赶修，多添工匠为要。”

这已不是单纯的官府腐败或民众奸猾所能形容。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普遍低下，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架构原始化，根本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资格。到头来，再想靠李合肥一只放大镜、一群老幕僚、几个电报员，去抗东瀛举国之众……“驯致贻误事机”，还要“定惟该大臣是问”……

不败何待？！

而日本列岛之上，则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

联合舰队弗一归港，紧张的抢修工作便不分昼夜地疯狂展开。加之日本军舰的损失本来就轻于清军，结果，仅仅5天，联合舰队便恢复了战斗力。9月23日，当“浪速”与“秋津洲”两艘日舰试探性地出现于中国海域时，北洋水师却依然是一窝病猫！

一进一退之间，日军终于抓住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制海权。在这里，后勤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清军的失败，原因无外乎：管理混乱；体制落伍；缺乏足够的熟练技工，现有技工的精神面貌也不佳；战前长期经费无着，缺乏对相关维修器具的更新保养，也缺乏对相关备件的预购储备。至于各省大员、京中朝臣，也是唱高调、说风凉话的多，干实事的少。

决定这场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中方落伍的抗登陆战思维，严重限制了清军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反击效能。

登陆战之实质，系利用海洋为机动空间，对敌军进行由海向陆之打击。此种作战有三个明显的薄弱环节：

海上运输环节。此一阶段的陆战力量如遭到海上攻击，只能束手待毙，丰岛海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抢滩登陆环节。由于受到人是陆生动物这个基本事实的限制，有组织地由海向陆运动非常困难。如面对敌军强固的既设阵地进行敌前登陆，更要面临苦战的局面。

登陆已经成功，但尚未夺取优良港湾的时段。规模愈大的登陆行动，愈依赖优良港湾以解决后勤困难。所以登陆地点附近应有至少一个优良港湾，且登陆一方应尽快占领该港湾，以解决后勤困难。

针锋相对者，即抗登陆胜利之三种主要方法：

败敌于海上—通过剥夺敌军利用海洋进行机动的能力，阻止登陆的发生。

败敌于滩头—利用敌军抢滩登陆的薄弱环节，或依托强固工事挫败敌之登陆行为，或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半渡而击，驱敌入海。

败敌于内陆—放弃次要地区以稀释敌方兵力，同时坚守要港和富庶地区，放大敌军之后勤困难。守军进而集中优势兵力切断敌军之海陆联系，使之陷入孤危境地，或围而不打，拖垮敌军；或直接对敌军进行攻击，野战歼灭之。

由于清廷上下对现代海军的运用完全无知，北洋海军又不具备对联合舰队的压倒性优势，所以第一种战法难以实现。可供清军选择的，仅限于后两者。日军之行动则针锋相对，选择清军不设防的地区登陆，从而规避抢滩作战之困难，进一步压缩清军的选择面。而当时清军的抗登陆作战思想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在那次战争中，英军的登陆作战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其一为英军在大角—沙角炮台之战、两次定海之战、厦门之战、乍浦之战中的主流打法—以军舰吸引炮台火力，同时派出陆战队在炮台附近的不设防海岸登陆，迂回至清军阵地侧后方发起攻击，低成本获胜。

其二为1842年6月吴淞口之战中的特殊打法—从正面强攻，摧毁岸防炮台体系，进而以敌前登陆的姿态夺取港口。之所以英军选择正面强攻战法，主要是受地形限制，难以进行有效的迂回。而英军又掌握了对清军炮台火力的压倒性攻击优势，所以才敢采取此种蛮横打法。

在前述一连串失败的刺激下，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新屈辱后，清廷上下已普遍意识到：

老式火炮和老式炮台皆不足恃，而岸防体系之陆路安全急需注重。

李鸿章经营多年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要塞区，即在此两大教训的基础上展开建设，引进新式火炮和新式炮台体系，修筑了强大的对海防御工事。李鸿章自信“敌断不攻我炮台一面”。实际上日军也确实不敢如此行动，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清军之岸防体系形成攻击优势。

问题在于，李鸿章虽为各海防要塞配备了陆路防御兵力，却始终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战训中提炼出深层教训。在前述历次对英作战中，英军之迂回范围非常有限，基本是在炮台附近登陆，继而展开攻击，战斗规模也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当时中英双方战斗力差距过大，而英军之政治意图亦有限。这就误导了清军，使之以为登陆作战必然是在炮台附近展开且规模有限。可清军从未想到，随着登陆规模的扩大和运输能力的提升，敌军之登陆地点绝不限于炮台附近地区，而可以选择远离炮台的不设防地区登陆，再由陆路发起远距离大部队攻击。当李鸿章在10月2日（九月初四）判断日军的登陆地点“或旅顺左右各岛”时 ，其脑海中浮现的还是鸦片战争中的小范围对抗模式。所以他才会在11月3日指示丁汝昌：“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

这里所说的“运船”就是运输船。很显然，在他的意识中，日军会将运兵船一直开到炮台附近登陆。这就明确暴露了李鸿章的抗登陆思想，仍停留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守口作战模式上。

此外，被反李鸿章势力奉为名将的吴大澂，同样对抗登陆作战缺乏研究。他在论及其直接负责的山海关防御时，竟认为：“炮台有二十一生脱大炮，打足可及十八里，若打十里内极准，东西可顾廿余里。十五生脱小炮，大船停泊十里外，不敢近岸，大雪后岸冻甚多，小船亦不能近。榆防无虑”。

这就为日军的乘虚而入提供了广阔的防务漏洞，更导致北洋水师在关键时刻巡防于日军铁定不会出现的地区，客观上极大地浪费了防务资源。

9月18日（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得到情报，称日本顾问官大隈重信条陈：“东三省为中国发祥地，定鼎时有旨，岁拨六百万两交该处库储，于今二百五十年，虽中国好说大话，不可尽信，以较少计之，总有数百万。驻韩兵马宜注意东三省，一面与平壤华军交战，一面攻夺东三省，一面以大队兵轮打旅顺，相机于左近登陆，袭取牛庄，封禁海口，使彼三面应接不暇，料中国各省会匪同时起事，再密约某国侵华边疆，俾华糜烂而后已”。

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提及日军有夺取旅顺的企图，但因为情报来源和内容均匪夷所思，故而一时不能定论。第二天上奏时，他便完全抛弃了这个情报，转而“据各国探报”，认为“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其对策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其注意力显然已全部集中到北京、奉天（沈阳）两大政治中心之上。显然没有意识到日军会在辽东半岛登陆。

9月24日（八月二十五日），日舰已到烟台、旅顺海面游弋，李鸿章虽督促丁汝昌、龚照玙加紧修船，但答复仍是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修复。清廷的反应是立即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御，足见其并未将旅顺作为防御重点。直到9月29日（九月初一），李鸿章才又根据新情报，电告驻旅顺诸将及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瞭望严守”。这个情报准确得令后人震惊，可是，真正了解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战争迷雾无处不在，各种情报频繁涌现。后人当然可以轻易进行正误判断，但当事人却不能。实战经验可以提供看穿战争迷雾的判断力，而军事学说的价值则在于可以提供超越人身经验的判断力。李鸿章、光绪，以及广大清国文武官员，既无现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又无学说支持，也就不免在纷至沓来的情报中迷失了。

果然，10月2日（九月初四），李鸿章就又根据新情报指出：“日决意以兵船护运陆兵二万，或旅顺左右各岛，或山海关一带，上岸滋扰”。

此处所说的“旅顺左右各岛”，正暴露了李鸿章仍是用鸦片战争中的守口作战思想。将“旅顺左右各岛”与“山海关一带”并列，更说明李鸿章的迷茫。在这个认识偏差下，李鸿章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兼顾旅顺、威海卫、山海关、津沽四点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殊不知这条警戒线恰好远离了日军实际的进军路线，虽能掩护津沽和山海关，却完全无法对日军在貔子窝到花园口一带的登陆进行预警和拦击。而军事专业素养更差的光绪及其顾问团自然也只有认同此一安排。

在海军巡防的同时，李鸿章又决定进行陆军增援，以防万一。先是在10月6日，他命经锦州增援奉天的程之伟部晋军2000人折返通州，乘火车至山海关，再经营口、盖平、复州、金州，陆路行军赴旅顺。稍后又命军粮城的徐邦道部5营兵力（马、炮各1营，3个新募步营）直接从大沽船运大连湾，驻扎于金州附近，并在当地又增募了1个营。值得注意的是，出发前徐邦道对船运一事非常担心，他在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称：“弟于陆路行军，从未稍有疑虑，至海面上，弟实毫无把握……洋面如有丝毫不静，众人皆愿由火车到山海关，不怕赶行几日，较为稳妥”。还特别提到程之伟部即“由陆路前进”。幸亏李鸿章坚持船运方案，这才在日军进攻金州前，将该部及时送到前线。程之伟部受交通手段的限制，直到日军进攻金州的前一天，才抵达复州南方的六十里埠（距金州尚60公里）。

7日（九月初九），李鸿章又得到来自英国使臣龚照瑗处的情报：“倭欲登大连湾岸，水路夹攻，图扰各口”。同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 38名侍讲、编修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此次出兵乃得到法国相助，应联络英德进行反制，可谓彻底脱离现实之空论。岂料尚有御史进言，主张由刘永福统率偏师，自台湾出发，直捣长崎，攻击日本本土，“为釜底抽薪之计”，这更是不考虑相关后勤、组织问题的空论。台湾巡抚邵友濂虽能认识到这个计划“断难得手”，但其对北方战局之建议，亦仅限于干瘪无力的“坚守要害，备足粮械，始议进取”。

9日（九月十一日），李鸿章再度从龚照瑗处得到日军将在大连湾附近登陆的消息。李鸿章的办法是将原本设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之间的海军警戒线，转移到旅顺口和大连湾之间。仍未意识到日军的登陆范围还要更远。

10日，李鸿章电告宋庆：“日欲分兵由大连湾、旅顺、山海关各处登陆”。其注意力亦随之分散到前述各点之上。11日（九月十三日）李鸿章重点关注起山海关的防务。自12日起，又将主要精力转向鸭绿江方向之防务。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周馥在12日的敌情分析也认为：“倭不越海远攻旅湾”。盛宣怀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时距封冻不及两月，倭不越海攻坚，山海关可无碍，还是九连城要紧”。

13日（九月十五日），清廷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情报，忽然指示李鸿章：“现闻倭人秘谋，欲于各海岸平时无人之处，为攻克之计”。但对日军的可能登陆地点和登陆方法又彻底判断错误：“所谋者山海关外荒岸、关内小河口地方，又芦台近岸盐滩与山东利津海岸四处，欲乘大雨、大雾日，暗兵偷上”。

相比之下，此一阶段，对问题分析最深刻者，乃李鸿章所依赖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说来讽刺，汉纳根只是个工程技术专家，在德军中亦不过是个没有进过参谋总部的尉级军官，此时却在事实上成了大清国的陆海军总顾问。

在汉纳根看来，清军“平内患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应招聘西洋陆战专家为顾问，加紧编练十万新军，在此期间则避免与日军决战，“惟有阻碍倭人，不敢长驱直进，今宋帅一军近扎要隘，十分严守为上，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际此冬令，北地苦寒，转瞬海口封冻，倭虽在韩屯聚粮械，由陆路深入，转运愈难，必须夺一海口以资接济。我军趁此封港期间，只要守住要隘，得兹五六月间暇，赶紧新练一大军，水陆同时十分筹备，是为至要。”此外，他还意识到，清军堪战之兵太少，广阔的空间虽然可以增加日军的后勤困难，却也稀释了清军的兵力，加重了防御难度。尤其是处在离心线上的两大政治中心—北京和奉天，更令清军顾此失彼。所以，他明确告诉总理衙门的大臣：“我的见解，现在应顾直隶、北京，不能顾奉天了”。对方竟答以：“奉天为根本重地，岂能任其长驱大进？”这就自动选择了处处设防、备多力分的道路。不过，汉纳根归根结底仍是个陆军尉官，他虽已意识到日军“必须夺一海口以资接济”，却忽视了两栖登陆的战法，从而只关注鸭绿江到山海关一线的陆路防御，而完全忽视了日军在冰冻季节前通过登陆战夺取旅顺的可能。

直到10月15日（九月十七日），李鸿章根据来自驻英使馆的消息，才再度意识到“倭欲由大连湾旁登岸，抄袭旅顺”，并将此判断告知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天，日军第1师团已开赴宇品港，依次登船，分三批离港，总计动用运输船30余艘。运输船队先抵达大同江口南侧的渔隐洞集结地，继而在海军军舰的掩护下，前往辽东半岛登陆。

在此后的9天内，由于日军第1军开始迫近鸭绿江防线，光绪和李鸿章的注意力乃速又转移到该方向。当日军于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在花园口登陆时，完全没有遭到抵抗。2天后，清军探马始侦知日军登陆确信。而鸭绿江防线此时亦已被第1军突破。奉天、旅顺、山海关三个要点同时告警，清军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则被夹在日本第1军和第2军之间，进退失据。至此，清军不仅失去了却敌于滩头的良机，且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中。

《北洋水师》《甲午大海战》《铁甲舰上的男人们》这三部影视作品显然都没有把握住当时人的登陆、抗登陆战斗思维，自然难以讲清楚何以北洋水师只能一路南逃威海卫。

他山之石，如何攻玉？

——从海外同类题材作品看国产海战片的提升空间

综合对比前述四部影视作品，可以发现，若从视觉特效的水平上看，从《甲午风云》到《铁甲舰上的男人们》，进步是极为明显的。然而，若从影片本身的精彩程度上看，却呈现一条明显的下行线。更大的矛盾还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近代海军、海战史的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相关研究著作不断推陈出新，相关影视作品对刻画海战的专业性诉求也不断上升，但最终所呈现出的效果却增益有限。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普通观众越来越看不懂，专业人士越来越看不下去。

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影视作品不同于小说、戏剧、话剧、绘画等艺术形式。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言：“如果银幕剧作家未能以其纯粹的戏剧化场景打动我们，他就不能像小说家利用作者的声音或像戏剧作家利用独白一样，隐身在自己的言语背后。他不能利用解释性或情感性的语言来粉饰逻辑的裂缝、动机的模糊或情绪的无端，并简单地告诉我们该想什么或该如何感觉。摄影镜头是可怕的X光机器，任何虚假的东西都逃不过它的透视，它将生活放大数倍，将每一个虚弱无力或虚张声势的故事转折剥脱得一丝不挂，直到我们郁闷而惶惑地试图逃离。”

银幕无法展现事情的所有细节，创作者可以巧妙地规避无法阐明的线索，但其选择表现的线索却必将无助地接受万众的审视。这种压力是电影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以上四部影视作品无疑或正或反地印证了以上论断。

在《甲午风云》拍摄时，研究并不足以支撑起对复杂海战的全面刻画，而这本也不是林导演与叶编剧的目的，他们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对无法阐明的枝节和专业问题大刀阔斧地砍去，将有限的史料串联、修饰为一条简单的线索，人物、剧情、对白全部围绕这一简单线索展开，以期在人性这个层面打动观众。这种努力转化为精当的故事结构、鲜明的人物与恰到好处的台词，而这一切则通过影像化的叙事连贯起来。《甲午风云》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它开启了海战电影的先河，不如说是它作为电影本身的成功。当年国内对甲午战争与大东沟海战研究水准的总体低下，反而成为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北洋水师和甲午海战会在国内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很大程度上正是拜这部影片所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要从回应这部影片中的真假问题开始。假如没有这部影片如此成功的艺术之假，后来的一切历史研究之真，都将失去极大的公众效应。

但之后的三部影视作品却有着比《甲午风云》大得多的野心。他们都试图以不同视角展现一场战争，即便单以刻画大东沟海战的那一部分，也都试图全面、专业地展现这场海战。“全面展现”这句话也确实多次出现在几部影视作品的推介中。这种野心使这些影视剧的制作团队进入到一片他们从未认真思考过的空白地带。而这片空白地带的出现，如前所述，与国内军事史、战争史研究的巨大空白有关。

在兵器与使用者之间，战略意图与战争目标之间，战术手段与战场胜利之间，无一例外，都存在着巨大的空白，需要以专业研究填补。这一鸿沟，在北洋水师战败的那个时代，便已经出现，事实上也正是北洋水师覆灭的根本肇因。这肇因也是这些影视作品与北洋水师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他们或将目光放在器物上，或将目光放在人的意志上，对二者之间的问题关注殊少，甚至全无关注。

应该说，冯小宁、齐星两位导演都已竭尽全力，试图在艺术表现与史实之间搭上一座桥梁。何况，心中若没有一些想法，却也不必非要拍摄一场去今已远且最终战败的战争。但军事、战争史研究领域的落后毫无疑义地拖了后腿。

与此同时，观众对军事题材、战争题材影片的胃口已经被高高吊起，每年引进战争大片的票房更是令人艳羡。观众群体与市场既已形成，国产海战影视作品若要在这一领域争雄，压力更是日甚一日。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欲厘清国产海战片之提升空间，笔者以为，不妨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通过浅析国外海战电影以为探讨。

日本在海战影视作品上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但与一流海战电影仍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的根源有两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直观的，日本，如前文所述，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国家。毕竟日本是一个走向海洋还不到200年而期间战略目标也总是奔向大陆的国家。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日本在海军、海战史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水平，确实与西方主要国家有很大差距。

西方各国的海洋文明背景则要深厚得多。阿瑟·赫尔曼的《统治大洋：英国海军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提到：“无论富人或贫民，渔民或海盗，所有西方人都分享着一种独特的海洋文化，一个与陆上日常活动全然不同的世界。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语言—就如今天的水手一样”。

欧洲人多元博弈，尤其是海权争夺的历史也悠久得多。再加上其海军、海战史研究的高水准积淀，使得西方国家在拍摄海战电影时，既能保证充足而热情的观众群体，也能保证获得足够的知识保障。

若从电影本身来看，笔者认为，简而言之，西方海战电影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

对海战环境的空间特点把握准确；

对海战的作战、战术要点表述清晰；

对海军发展、海战变迁理解到位；

对海军官兵的精神面貌刻画精准。

下面，就以上四个方面，笔者各举例说明。

首先，好的海战电影必然对海战空间特点有着精确的把握。

丘吉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你可以看着地图上插在不同位置上的旗子，认为结果是确定无疑的。但当你出海之后，看到海洋的巨大纵深，风暴、海雾，再加上夜幕的降临以及海上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你就不能期望那种适于陆军机动的条件也适于充满偶然的海战”。海战环境之复杂不仅在于气象多变，更在于，在海洋中，人若不凭借一定器械便无法生存，遑论战斗。在这种复杂、艰难的环境中战斗，敌人永远是排序第二的危险，要战胜敌人，便首先需要战胜环境。

近年来，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精彩的影视作品，即为2003年上映的《怒海争锋：极地远征》。《怒海争锋：极地远征》的名字翻译得颇为大气，却容易令国人产生误解，认为这将是系列电影中的一部。事实上，如此译名是因为该片改编自西方世界极为著名的海战小说《大师与指挥官》，这是多达20本的“奥伯雷-马图林” 系列（1969—2004年陆续出版）的第一本。熟悉该片的观众可以发现，奥伯雷与马图林也是片中舰长与船医的姓氏，而该片也从该系列的其他小说中汲取部分情节。

这部电影表现的是国内观众极为陌生的拿破仑战争中的巡航战。在这种形式的战斗中，参战的多为单独或小组行动的轻型巡航舰，甚至快帆船，目标则为破交或保交。就场面宏大性上，与特拉法尔加之类的海战无法比拟，但却最直接地影响了参战国对海洋的运用。事实上，这也是海战中最常见的战斗形态，历史上的海战也多是此种孤舰行天涯的小规模战斗。

该片中海战仅仅占据了不足四分之一的时长，更多的镜头用在了两艘巡航舰之间漫长的追逐之中。在彼时航海技术的限制下，两艘战舰先后穿越风暴频发的南大西洋，不仅要追赶或伏击对手，更要与险恶的气象条件相抗。两艘战舰、两位舰长、两群官兵，在大海上斗智斗勇，相持数千海里，最终，杰克·奥伯雷指挥的英军战舰抓住战机，在一场激烈的近距离战斗中摧毁了法军战舰。

如果说《怒海争锋》中的海战规模较小、较易把握的话，那么《中途岛海战》（或叫《中途岛之战》）则体现了对战斗要点的清晰表述。

事实上，如今就视觉画面而论，《中途岛海战》实属一部“取巧”之作，其绝大部分海战画面或来自相关纪录片，或直接剪裁于日本海战电影《太平洋之岚》，该片创作团队只拍摄少数外景以补充战斗画面。但是，运用大量裁剪来的镜头，《中途岛海战》却将海战过程表述出超越一般纪录片的水准。美日双方围绕中途岛的月余博弈，以及6月4日长达10个小时的海空搏杀，都被清晰完整地展现出来，使所有的观众在观影后对此战的时间线索都有清晰把握。这种清晰、精确的印象，并没有借助画外音之类的手段，而全然凭借影像与台词，从而形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尽管《中途岛海战》大量镜头取材于《太平洋之岚》，但却在口碑与观影体验上盖压这部日本精心拍摄的电影。对比之下，美国电影人对战争电影，尤其是海战电影的把握能力，展露无遗。无论观众相关知识积累如何，皆能通过此部影片或深或浅地掌握此战要点。（虽然美国对该海战的研究已取得重大成就，仍有一些美国海战史专家精益求精，他们通过深入研究日方留下的航母战时作业记录，综合比对此战中美军航空侦察照片、两军官兵回忆以及探摸大洋深处的战舰残骸，终于获得极为重要的新研究成果，集大成者即是由乔纳森·帕歇尔与安东尼·徒利合著的《断剑：中途岛海战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2015年初上映的《米希尔·德·鲁伊特》是荷兰拍摄的传记电影，展现了荷兰海军战神米希尔·德·鲁伊特执掌荷兰海军后的经历。影片从第一次英荷战争中的斯赫维宁根海战开始，此战中，荷兰海军名将特隆姆普阵亡，德·鲁伊特接手舰队。该片结束于德·鲁伊特阵亡后的国葬。两代海军灵魂的凋零之间，便是荷兰海军争取第二、第三次英荷战争的胜利，并将荷兰从毁灭边缘拯救出来的奋战。

该片除了海战画面的精致外，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通过对海战画面与人物关系的刻画，将荷兰海军从乱战战术到战列线战术之间的艰难转型展现了出来。尽管不可能完全回避艺术表现所需的曲笔，但该片仍将这种战术转型的根源、要领与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对风帆时代舰队机动的要领亦表现得极为得体。荷兰的海军固然已经收缩回欧陆，但他们对海上战斗的深刻理解，依旧通过这部影片表现了出来。

“即使想向环境低头，对水手而言，亦不可得。他们只能选择与舰船同生共死……这些力量让水手具备独特的素质：自立自强，对船长高度尊重，并且绝对恪尽职守。战舰，即使是大型战舰，有限的空间条件也迫使其成员产生密切联系。”

从时间的持续性上讲，即便是在风帆时代，战舰也能在一天内运动200千米以上，并能持续行动数月，甚至经年。从空间的有限性上讲，即便在最现代化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上，舰上人员的生存、战斗空间也依然极为有限。这种极大与极小共同塑造了海军的思维与文化。不懂得这些，便很难理解海军与其他军种，甚至职业的区别。对于拍好一部海战电影而言，这一点也是根本性的。

前几段提及的三部海外影视作品，无论其优长为何，在人物刻画方面的生动有其共性。上至《中途岛海战》中大明星亨利·方达扮演的尼米兹，下至《怒海争锋》中童星麦克斯·皮尔基斯扮演的海军军官候补生，对不同位置上的海军官兵形象都刻画得入木三分。相形之下，甚至连日剧《坂上之云》中日本演员的表现都显得有点生涩，更遑论作为影视作品本身就不算成功的上述几部国产影视作品。

综上所述，拍出经典的海战电影并不容易，概因其牵涉因素过于广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部好的海战电影，首先应该是一部好的电影。而先拍出好的电影，也是精彩海战电影横空出世前，必须做出的铺垫。是故，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须知：“观众不会防卫自己的情感，他以一种连自己的爱人也不曾知晓的方式，向讲故事的人敞开心扉，迎接欢笑、眼泪、恐惧、暴怒、同情、激情、爱恋与仇恨。”

无论观影后评价如何，大凡坐入观影席，观众必定诚心以待。如此诚心，值得每一位导演、每一个剧组心诚以对。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就甲午海战这个题材拍出真正的里程碑巨作！

附录

附录一、大东沟海战过程简表

1894年9月10日，联合舰队主力护送第1军司令部及第1师团主力，自佐世保前往仁川登陆。这次输送集中了29艘陆军运输船，由联合舰队之本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进行护航。整个船团的舰船数超过了50艘，是当时日军进行的规模空前的一次运兵行动。

9月12日中午，日军抵达仁川，开始登陆。

9月14日，为支援陆军作战，联合舰队集中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北上。

9月15日，中日陆军在平壤城下激战。

9月16日凌晨1时，北洋海军出动2艘铁甲舰（“定远”“镇远”）、10艘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平远”“广丙”）、2艘蚊炮船（“镇中”“镇边”）、4艘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护送分乘5艘运输船（“利运”“新裕”“图南”“镇东”“海定”）的4000余名铭军 士兵，驶出大连湾，前往大东沟。当天中午，船队抵达大东沟，开始卸载。2艘蚊炮船和4艘鱼雷艇护送船队入口，“平远”“广丙”在口外下碇护卫。其余各战舰则在口外12海里处下碇，取直接保护登陆场态势布防。由于卸载工作初期进度缓慢，刘盛休悲观地认为，恐怕要十天才能完成卸载。

而日本海军则在16日这天通过不同渠道，得知了北洋海军将护送一批陆军在大小鹿岛一带登陆的消息。伊东祐亨乃率领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叡”“扶桑”）与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连夜北上搜索中方船队。随行的还有炮舰“赤城”和改装为代用巡洋舰的民用轮船“西京丸”。前者负责浅水区之侦搜；后者则搭载有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有临阵监军、激励士气之意。

经彻夜努力，至17日早晨，陆军登陆基本完毕。8时，丁汝昌下令做返航准备。

10时23分，“吉野”号发现了东北方向的一柱煤烟，但受到当时观测设备的限制，无法确认对方身份。坪井航三立即向本队发出了“东北方有船只”的信号，同时继续向黑烟方向前进。

11时许，北洋水师发现日军舰队的煤烟。

11时30分，“吉野”号打出信号：“东北方发现三艘以上敌舰”。伊东祐亨随之传令备战。日军由行军队形转变为作战队形：以第一游击队为先头纵队（各舰位序为“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本队为第二纵队（各舰位序为“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叡”“扶桑”）。摆出从中方横队前方穿过，迂回中方右翼的姿态。“赤城”和“西京丸”则移到本队左侧非战斗位置。

12时许，北洋海军集中定、镇、致、靖、来、经、济、广（甲）、超（勇）、扬（威）等十舰，五舰一列，排成夹缝雁行阵（双横队）迎敌。因各舰速度差异较大，最终形成的是以定、镇居中，各舰分布两翼，中央突出、两翼后弯的凸横队。其中，居于中央的是“定远”和“镇远”，极右翼的是“超勇”“扬威”，极左翼的则是“济远”“广甲”和“致远”。其余各舰之具体位置则存疑，汉纳根战后转述之丁汝昌三条战术训令亦存疑。

12时18分，日军旗舰“松岛”发出“截击敌军右翼”的指令。

12时50分，“定远”在5300米的距离上首开右舷巨炮，这一炮落在了“吉野”舷左100米处。10秒后，“镇远”在5200米的距离上打出第二发305毫米炮弹。2分钟后，日舰在3500米的距离上群炮齐发，并一开始即击毁了中方旗舰的旗语指挥系统。

就在第一游击队迅速接近中方右翼的时候，中方横队也逐渐接近了日舰本队的最末两舰—舰龄老旧、速度缓慢的“比叡”和“扶桑”。为了规避攻击，“比叡”向右转向，“扶桑”向左转向。

13时09分，“西京丸”遭到中方军舰炮击。

13时10分，“超勇”起火，退出战列，后沉没。“比叡”则从“定远”右侧穿越中方队列，冒着交叉火力拦击，强行闯入中方横队后方，引起中方多舰的围攻，“扶桑”趁机逃脱。

13时20分，“赤城”遭到中方多艘巡洋舰攻击，退出战场。

13时55分，“比叡”绕道中方横队右翼重新驶回，企图追赶本队，但旋即因大火退出战场。

14时许，“平远”“广丙”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前来支援。

14时20分，追击“赤城”的“来远”被击中起火，被迫驶向浅水区自救。同时，“西京丸”挂出“‘赤城’‘比叡’危险”的信号。

14时22分，“西京丸”挂出“我舰发生故障”的信号，退出战场。

14时23分，“扬威”大火，随之退出战列，后搁浅。

第一游击队在攻击完“超勇”“扬威”后，准备在中方横队前进行一次大转向，和中方各舰拉开距离，用另一侧的舷炮攻击。随后，由于“信号联系搞错”，日舰的运动一度产生混乱，最终将错就错，由本队经北洋海军右翼向其后方迂回，第一游击队则改为从北洋海军前方迂回其左翼。

14时30分，“平远”装备的4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小速射炮接连命中“松岛”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但“平远”旋即亦被“松岛”击中起火，主炮亦被毁，被迫驶向大鹿岛方面浅水区自救。“广丙”随之也退出了战场。

14时40分，撤退中的“西京丸”遭到“福龙”号鱼雷艇的追击。

15时05分， “福龙”号在400米的距离上向“西京丸”射出了第一枚鱼雷，随后又再发射一枚鱼雷，但均未命中。 15时10分，“定远”舰前部中弹起火。

15时30分左右，日军旗舰“松岛”号被2枚305毫米炮弹击中，引发炮弹殉爆，左舷炮架全部被毁，烈火迅速向全船蔓延，舰体向左倾斜5度，28人当场丧生，68人受伤。大致与之同时，“致远”被日军击沉。随后，“济远”“广甲”逃离战场；“来远”“靖远”“经远”亦相继被逐出战列，被迫退向浅水区自救，战场上只剩下定、镇二舰。日军第一游击队追击四散逃离的中方巡洋舰，本队五舰则围攻定、镇。

16点10分，“松岛”号的大火被扑灭。但该舰也已经彻底丧失了指挥与战斗能力。伊东只好挂出信号旗，“命令各舰自由行动，努力奋战”。

17时30分左右，“经远”沉没。

17时45分，本队召回第一游击队，退出战场。中方幸存各舰，除“济远”一路逃回旅顺、“广甲”搁浅被弃舰外，其余各舰在“靖远”的指挥下重新集结，与定、镇再度会合。海战至此结束。

附录六、甲午战争赔款的去向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共向日本赔偿36460万日元，这笔巨额财富的用途如下：海军扩张费46.4%（17000万日元，其中3000万日元舰艇补充费），陆军扩张费15.6%（57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21.7%（8000万日元），皇室财产5.5% （2000万日元），教育基金2.7%（1000万日元），灾害准备金2.7%（1000万日元），八幡制铁所创设费0.2%（70万日元），其他5.2%（其中台湾经营费1200万日元）。另日本政府曾以其中7260万日元作为货币改革准备金，以此完成金本位改革。

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费20048万日元。1894年，日本财政收入9800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