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别墨派的哲学主张(3)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这七种今分说于下：

一、或也者，不尽也。《经上》说：“尽，莫不然也。”或字即古域字，有限于一部分之意。例如说“马或黄或白”，黄白都不能包举一切马的颜色，故说“不尽”。《易文言》说：“或之者，疑之也。”不能包举一切，故有疑而不决之意。如说“明天或雨或晴”，“他或来或不来”，都属此类。

二、假也者，今不然也。假是假设，如说“今夜若起风，明天定无雨”。

这是假设的话，现在还没有实现，故说“今不然也”。

这两条是两种立辞的方法，都是“有待之辞”。因为不能立即断定，故未必能引起辩论。

三、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故即“以说出故”之故，即前提）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效是“效法”的效，法即是上文“法，所若而然也”的法。此处所谓“效”，乃是“演绎法”的论证（又译外籀）。

这种论证，每立一辞，须设这辞的“法”，作为立辞的“故”。凡依了做去，自然生出与辞同样的效果的，便是这辞的“法”。这法便是辞所仿效。所设立辞之“故”，须是“中效”（“中效”即是可作模范，可以被仿效。中字如“中看不中吃”之中）的“法”；若不可效法，效法了不能生出与所立的辞同类的效果，那个“故”便不是正确的故了。例如说：

这是圆形。

何以故？

因这是“规写交”的（用《经说上》语）。

“这是圆形”，是所立的辞（因明学所谓宗）。“规写交的”，是辞所根据的“故”。依这“故”做，皆成圆形，故是“中效”的法，即是正确的故。因明学论“因”须有“遍是宗法性”也是这个道理。

窥基作《因明论疏》，说此处所谓“宗法”，乃是宗的“前陈”之法，不是“后陈”之法（前陈即实，后陈即名），这话虽不错，但仔细说来，须说因是宗的前陈之法，宗的后陈又是这因的法。如上例，“规写交的”是这个圆之法，宗的后陈又是这因的法。如上例，“规写交的”是这个圆之法；“圆形”又是“规写交的”之法（因规写交的皆是圆形，但圆形未必全是用规写交的）。

上文说过，凡同法的必定同类。依此理看来，可以说求立辞的法即是求辞的类。三支式的“因”，三段论法的“中词”，其实只是辞的“实”（因明学所谓宗之前陈）所属的类，如说“声是无常，所作性故”。所作性是声所属的类。如说“孔子必会死，因他是人”。人是孔子的类名。

但这样指出的类，不是胡乱信手拈来的，需恰恰介于辞的“名”与“实”之间，包含着“实”，又正包含在“名”里。故西方逻辑称它为“中词”。

因为同法必定同类，故演绎法的论证，不必一定用三支式（三支式，又名三段论法）。因明学有三支，西方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也有三段论法。

这种论式固是极明显严密，但《墨辩》所说的“效”，实在没有规定“三支”的式子。章太炎的《原名篇》说墨家也有三支。其说如下：

《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

《经》曰：“故，所得而后成也。”《说》曰：“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原注]案无是羡文）若见之成见也。”夫分于兼之谓体；无序而最前之谓端。特举为体，分二为节，之谓见（[原注]）皆见《经上》及《经说上》。本云，“见：体、尽。”

《说》曰：“见。时者，体也。二者，尽也。”按时读为特，尽读为节。《管子·弟子职》曰：“圣之高下，乃承厥火。”以圣为烬，与此以尽为节同例。特举之则为一体，分二之则为数节）。今设为量曰：“声是所作（因），凡所作者皆无常（喻体），故声无常（宗）。初以因，因局，故谓之小故（[原注]犹今人译为小前提者）。

无序而最前，故拟之以端。次之喻体，喻体通，故谓之大故（[原注]犹今人译为大前提者）。此“凡所作”，体也；彼“声所作”，节也。故拟以见之成见（[原注]上见谓体，下见谓节）。

太炎这一段话，未免太牵强了。《经说上》论大故小故的一节，不过是说“故”有完全与不完全的分别（说详上文），并不是说大前提与小前提。太炎错解了“体也若有端”一句，故以为是说小前提在先之意。

其实“端”即是一点，并无先后之意（看《墨子间诂》解“无序而最前”一句）。太炎解“见”字更错了（看上文解“若见之成见也”一句）。《经上》说：见：体尽。《说》曰：时者，体也。二者，尽也。此说见有两种：一是体见，一是尽见。孙诒让说时字当读为特，极是。《墨辩》说：“体，分于兼也。”又“尽，莫不然也。”（皆见《经上》）体见是一部分的见，尽见是统举的见。凡人的知识，若单知一物，但有个体的知识，没有全称的知识。

如莎士比亚的“暴风”一本戏里的女子，生长在荒岛上，所见的男子只有她父亲一个人，她决不能有“凡人皆是……”的统举的观念。至少须见了两个以上同类的物事，方才可有统举的观念，方才可有全称的辞。因明学的“喻依”（如说：“凡所作者，皆是无常，犹如瓶等。”瓶等即是喻依。以瓶喻声也），与古因明学的“喻”，都是此理。今举古因明的例如下（此例名五分作法）：

宗 声是无常。

因 所作性故。

喻 犹如瓶等。

合 瓶所作性，瓶是无常；声所作性，声亦无常。

结 是故得知，声是无常。

单说一个“所作”之物，如“声”，只可有一部分的知识，即是上文所谓“特者，体也”。若有了“瓶”等“所作”之物为推论的根据，说“瓶是所作，瓶是无常；声是所作，声亦无常”。

这虽是“类推”的式子，已含有“归纳”的性质，故可作全称的辞道：“凡所作者，皆是无常。”这才是统举的知识，即是上文所说的“二者，尽也”。太炎强把“尽”字读为节字（此类推法之谬误），以为墨家有三支式的证据，其实是大错的。

《墨辩》的“效”，只要能举出“中效的故”，因明所谓因，西洋逻辑所谓小前提，已够了，正不必有三支式。何以不必说出“大前提”呢？因为大前提的意思，已包含在小前提之中。如说“孔子必有死，因孔子是人”。

我所以能提出“人”字作小前提，只为我心中已含有“凡人皆有死”的大前提。换言之，大前提的作用，不过是要说明小前提所提出的“人”，乃是介于“孔子”与“有死的”两个名词之间的“中间”。但是我若不先承认“人”是“孔子”与“有死的”两者之间的“中词”，我决不说“因孔子是人”的小前提了。故大前提尽可省去（古因明之五分作法也没有大前提）。

以上说“效”为演绎法的论证。

四、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即他物。利用他物来说明此物，叫做譬。《说苑》有一段惠施的故事，可引来说明这一节：

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苦？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方法，其间却有个区别。辟是用那物说明这物；侔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例如公孙龙对孔穿说：

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这便是“比辞而俱行”。

辟与侔皆是“使人知之”的方法。说话的人，已知道那相比的两件，那听的人却知道一件。所以那说话的人需要用那已知的来比喻那不知道的。因此这两种法子，但可说是教人的方法，或是谈说的方法，却不能作为科学上发明新知识的方法。

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现代人译为类推。其实“类推”不如用“援例”说的明白恰当。援例乃是由这一件推知那一件，由这一个推知那一个。例如说：

《广韵》引《论语》“子西佊哉”。今《论语》作“彼哉”。因此可见《墨辩》“辩争彼也”的“彼”字或者也是“佊”字之误。

又如说：

《庄子》、《列子》“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三个“机”字皆当然作“几”。《易·系辞传》：“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释文》云：“几本或作机。”这是几误为机的例子。

“援例”的推论的结果，大都是一个“个体”事物的是非，不能常得一条“通则”。但是“援例”的推论，有时也会有与“归纳”法有同等的效能，也会由个体推知通则。

例如见张三吃砒霜死了，便可知李四若吃砒霜也会死。这种推论，含有一个“凡吃砒霜的必死”的通则。这种由一个个体推知通则的“援例”，在《墨辩》另有一个名目，叫做“擢”。《经下》说：

擢虑不疑，说在有无。《说》曰：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又死也，可（之又两字旧作“文文”今以意改）。

《说文》：“擢，引也。”与“援”同义。此类的推论，有无易见，故不用疑。例如由臧之死可推知春的死。与上文吃砒霜的例字相同。

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上两也字，都是“他”字。这个“推”便是“归纳法”，“亦名”“内籀法”。上文说过，“取”举例，“予”是断定。归纳法的通则，是“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事物，知道它们是如此，遂以为凡和这些已观察了的例子同样的事物，也必是如此”。

那些已观察了的例子，便是“其所取者”。那些没有观察了的事物，便是“其所未取”。说那些“所未取”和这些“所取者”相同。因此便下一个断语，这便是“推”。我们且把钱大昕发明“古无轻唇音只有重唇音”一条通则的方法引来作例（轻唇音如f、v等音，重唇音如b、p等音）。

1.举例（以类取）——“其所取者”：

（1）《诗》“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家语》引作“扶伏”。又“诞实匍匐”，《释文》本亦作“扶服”。《左传》昭十二年“奉壶觞以蒲伏焉”，《释文》：“本又作匍匐。蒲本又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击之”，《释文》：“本或作匍匐。”……

（2）古读扶如酺，转为蟠（证略，下同）。

（3）服又转为犕……

（4）服又转为謈（音暴）。……

（5）伏抱互相训，而声亦相转，此伏羲所以为庖牺……

（6）伏又与逼通。……

（7）古音负如背，亦如倍。……《书·禹贡》“至于陪尾”，《史记》作“负尾”，《汉书》作“倍尾”。……

（8）古读附如部。……

（9）苻即蒲字。……

（10）古读佛如弼。……

（11）古读文如门。……

（12）古读弗如不。……

（13）古读拂如弼。……

（14）古读繁如鞶。……

（15）古读蕃如卞。……藩如播。……

（16）古读偾如奔。……读纷如豳。……

（17）古读甫如圃。……

（18）古读方如旁。……

（19）古读逢如蓬。……

（20）古读封如邦。……

（21）古读勿如没。……

（22）古读非如颁。……

（23）古读匪如彼。……

（24）古文妃与配同。……

（25）腓与膑同。……

（26）古音微如眉。……

（27）古读无如模，……又转如毛，……又转为末。……

（28）古读反如变。……

（29）古读馥如苾。……（以下诸例略）

2.断语（以类予）——“以其所未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

凡轻唇之音（非敷奉微），古读皆为重唇音（帮滂并明）。我把这一条长例，几乎全抄下来，因为我要读者知道中国“汉学家”的方法，很有科学的精神，很合归纳的论理。“推”的定义的下半段“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又是什么意思呢？人说“那些不曾观察的，都和这些已观察了相同”（他者同也），我若没有正确的“例外”，便不能驳倒这通则，便不能说“那些并不和这些相同”（他者异也）。

例如上文“古无轻唇音”一条，我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便不能说“这二三十个例之外的轻唇音字古时并不读重唇”。

以上为七种“辩”的方法。“或”与“假”系“有待的”辞，不很重要。

“效”是演绎法，由通则推到个体，由“类”推到“私”。“辟”与“侔”都用个体说明别的个体，“援”由个体推知别的个体，“推”由个体推知通则。这四种——辟、侔、援、推，都把个体的事物作推论的起点，所以都可以叫做“归纳的论辩”。

这七种之中，“推”最为重要。所以现在且把“推”的细则详说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