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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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特稿(1)

乱世逸民

——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

章立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相比之下,反不如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感到欣慰。

一、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年春天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2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及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五七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此外像章士钊(行严)、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严先生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烟枪被抄走了,行老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她还强调黄绍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淡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顾忌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像。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二、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遂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应为罗府)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痕芳踪。1949年以后,内宅先是租给苏联专家,后来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生出“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用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到我的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这首我比较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臆,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据老人说,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启超等弟子和她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其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做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1]。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我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2],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不足以明志,非宁静不足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三、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我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