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回眸(1)

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邵建

一

20世纪90年代初，施蛰存先生写过《书目》一文，开头是这样：

“《青年报》编者来访，先是闲谈，随即吐露来意，要我开一份书目。我一听说‘开书目’，也不用问他开什么书目，立刻敬谢不敏，另请高明。”

一个报纸编辑请一位学界前辈给年轻人开一份阅读书目，这是雅事，再正常也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施蛰存，不待听完对方，就推诿拒绝，是不是有点不情。如果这位编辑对施蛰存的经历无所了解，不但摸不着头脑，还会生一肚皮闷气。然而，他不知道他无意中撞着了施蛰存的隐痛。“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痛的经验”，“一份小小的书目，可以招致大大的罪名”。

“大大的罪名”，哦，这是在说“文革”了——如果当时说给那位编辑听，没准他会这样想。然而，错矣。施蛰存这段惨痛与“文革”无关，而是近六十年前的事。1933年，上海文坛有过一场“书目”风波，施蛰存作为这场风波的两造之一，自此就“不再应报刊编辑之命，开任何一种书目。这个决心，已拿定并实行了五十年”。[1]

是什么原因让施蛰存几十年来弓杯蛇影，心有余悸，以致一辈子都不再染指开书目这样的事呢？

二

不妨把目光拉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

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的编辑崔万秋给时任《现代》杂志主编的施蛰存寄来一张表格，要求填下面两项：一是目下在读什么书，二是要介绍给青年的书。由于寄来表格的空间很窄，于是施蛰存在第二项的格子里推荐了两本书《庄子》和《文选》，并作了一条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没料到，就是这两本书，使施蛰存受到极大的伤害——当然，使他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庄子”，而是鲁迅。

10月1日，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发在当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该文被收入《准风月谈》时改名为“重三感旧”，并加了副题）。文章题为“感旧”，其实是“感现”，只不过从旧入题而已。那便是对光绪年末那些“老新党”的赞美了，赞美他们几十岁的中年人，还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学英文。学英文是为了看“洋书”，看洋书是为了“图富强”。当时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都不例外，做《书目答问》时，也竭力填各种译本进去。这时的鲁迅当然没心思“发思古之幽情”，毋宁说他对古充满了憎恶。此刻的感旧乃是策略，是要批那些在他看来是要复古的人。果然，一个段落过后，鲁迅来了个“然而”就切入正题：

“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和《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2]

这种现象让鲁迅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当时和今天的许多学者也这样认为—这是30年代“复古主义”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的倒退，是五四的一股逆流。因此，鲁迅用五四语言开始批判，说批判，其实也离不开骂。是从一句俗话开始的，所谓“旧瓶不能装新酒”，但鲁迅认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后者的证例，就是以上那些“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同注[2]）。不过，在鲁迅骂人谱系中，“喽”一词是极轻的了，而那极重的“谬种妖孽”之类，知识产权不姓鲁而姓钱（玄同），鲁迅只是借光，因此，该骂可以相对忽略。

不想忽略的倒是围绕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些东西。就该文而言，尤其那段现象举例，看来看去，也没看出有什么批判必要。不就是一些个人爱好吗？何必大惊小怪？至于把它视为五四的倒退和复古，不是上纲上线，就是声张敌情。鲁迅后来在给姚克信中提到这茬事时说：“……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3]可见，鲁迅一开始，就把这些现象和辩论当作五四的倒退来看待。然而，上述那些现象与五四何干，又谈得上什么前进与倒退？也许，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只有“文革”才会上纲上线。其实不然。风起于青之末，“文革”中的上纲上线，是造极而非肇始，就它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正确的习惯，30年代委实脱不了干系。要不，个人写写篆字填填词怎么样也提不到那些“宏大叙事”的高度。或许笔者迟钝，上纲上线就是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篆字事小，要在它和全盘反传统的五四精神相悖。这一点都看不到，还写什么杂文。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思维，使其必然要把和这种本质不合的所有现象都当敌情来看。

鲁迅是如何发难那些包括施蛰存在内的复古主义者的呢？我注意到这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出现“目的”一词，都是在夸那些“老新党”。他们“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同注[2]）鲁迅笔下的老新党固然可敬，但不可敬的却是鲁迅这种“目的论”思维。它把这种目的唯一化了，凡不合这目的者，尽在荡扫之列。我说鲁迅是一个目的论者，有他自己的话为参：“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4]推其言，只要目的是正的，什么都可以；那么，与这个目的不合的，不就是什么都不可以了吗。事实上，鲁迅也正是以“图富强”的目的论思维来“不可以”那些不能导致富强的篆字诗词和《庄子》的。在这里，“图富强”显然是和民族国家有关的宏大叙事，而篆字诗词《庄子》等则是所谓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依然是出于目的论思维的惯性，文章最后，鲁迅索性自己给对方派定目的。“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注同[2]）我不知道对方这个所谓的“企图”鲁迅是如何知道的，至少，施蛰存的“企图”不是什么古雅、天地之类，而是“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蛰存把自己的推荐目的说得清清楚楚，不知鲁迅为什么视而不见，还要为人家诛心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企图？说它莫名其妙，既然写篆字做信封是古雅，就表明它是且仅是个人兴趣和雅好，在什么意义上，个人雅好居然会和立天地、生存竞争等“大词”扯在一起？

就这篇文章，还有两处似可圈点。一是鲁迅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按此逻辑，旧形式不也可以有新内容？所以，施蛰存抓住这一点，说：“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5]这是鲁迅顾此失彼处之一。另一处更有意思，整个只“顾”他人而不“顾”自己了。如果新诗写成方块就是“遗少”，那么，鲁迅自己不也是这样写诗的吗？我特地查了鲁迅当年（1933年）的诗歌，那种方块式的律绝体就有十多首，还不说1932年间写的那篇骈体文《〈淑姿的信〉序》和文言短文《题记一篇》。怎么自己一边写，却“指摘”别人是倒退？人己之间，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三

看到《申报·自由谈》上“丰之余”的文章，施蛰存便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对自己的推荐作了些说明。一是因为他编杂志，与年轻人文章接触多了，感到他们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因此推荐这两部书，冀以为从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另外施蛰存强调，他“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6]，言下之意，他并不是劝所有的人都去读《庄子》与《文选》的。为了说明读古书的必要，他恰好举了鲁迅的例子（此时他不知“丰之余”是谁），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四分之三的篇幅下来了，施蛰存只是一味地说明自己，给我的感觉，他荐读文言好像犯了多大的过失，现在是在“洗刷”。施文一直是低调的，直到最后，它才表示了对丰文的不同看法。下面是我所欣赏的一段文字：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注同[6]）

这才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尽管施蛰存也许并非专门研究过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那里，做什么与否，都是个人的权利，只是你不要强加于人。相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利（无论是推荐文言，还是写篆字，抑或自制信封）动辄指责，甚至詈骂，如谬种、妖孽、喽等，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施蛰存说的什么“武断”，而是可怕的“专断”。

四

假如施蛰存不写这篇文章，也就风波不再了，他自己亦不会遭致更严重的骂喝。有了施蛰存的《〈庄子〉与〈文选〉》，自然也就会有“丰之余”的《“感旧”以后（上）》。由于施蛰存上文说看了《感旧》后，“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于是鲁迅便郑重地告诉他“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7]；亦正如其后施蛰存信中说“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8]，鲁迅又就此反驳：“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但，这“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9]这两句话，在施蛰存那厢，不是自谦，就是客气。可是鲁迅坐地为大，不仅坐实对方神经过敏，还反控人家诬赖。虽是两个文字细节，细加玩味，却可窥其为人与为文。

就鲁迅的《“感旧”以后（上）》一文，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段，它针对上面所抄引的施蛰存的那节文字。都说鲁迅擅驳难，我正想一睹其庖技：“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鲁迅似乎也有点自由主义了，但对的就是对的，“似乎”什么呢？原来鲁迅的话是为下面张目，既然不勉强，那么，“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注同[7]）看到这里就忍不住笑了。在鲁迅看来，一个人写篆字另一个人“骂”和一个人写作有问题而另一个“劝”其读书，两者竟然是一回事。然而，劝其读书有“勉强”即强迫的意思？至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注同[7]）是真不懂，还是其他？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写下的眉批：“一‘取’一‘劝’，别之甚大。取是一种权力，劝是一种权利。两者岂能等观。先生不察矣。”这一层意思在后来读施蛰存的另篇文章中也看到了：“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注同[5]）

可见，这个道理并不难懂。然而，鲁迅却说“我真不懂”。

在《〈庄子〉与〈文选〉》中，施蛰存不知道“丰之余”是谁，举了鲁迅的例子。“丰之余”当然知道鲁迅是谁，但他并不说破，而是继续迷踪。你在明处，我在暗处，谁主动？因此，文章最后，鲁迅，不，“丰之余”游刃有余地说：“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的例子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说自己像在说别人一样，倒也有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文章，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同注[7]）施蛰存的话明明是：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到了鲁迅这里，却是用了《庄子》、《文选》中的字，而且是“之乎者也”。“古文学”一转身缩水了，仅仅变成了“古文字”，这是鲁迅的文字魔术。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带出下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注同[7]）施蛰存原话不是“扩大一点字汇”吗？怎么意思又换了？至于古书中到底能不能找到活字汇，这本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又怎么能把与己不同的看法斥之为“糊涂虫”呢？

又骂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