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逃生：生存的解剖学

没有大脑，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感觉，也没有情感。没有大脑的世界，也没有痛苦和焦虑。

——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¹

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5岁的诺姆·索尔在他的教室里亲眼看见第一架客机撞向世贸双子塔，他的教室距离世贸双子塔只有1500英尺。他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跑下楼。在门廊处，大多数孩子都和刚刚送他们上学的家长们团聚。这天早上，诺姆连同他的哥哥以及他的爸爸，是数万名在曼哈顿市中心的瓦砾、灰尘和浓烟中逃生中的一员。

10天后，我来到诺姆家，探望我的朋友——诺姆的父母。那天晚上，我和诺姆的父母走到双子塔曾经伫立的地方，一号塔楼的遗址被烧得怪异而焦黑，仍然冒着烟。在刺眼的白炽灯下，救援人员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不得不给他们让出位子。当我们回到家，诺姆仍然醒着。他给我看一副他在9月12日早上9点画的画。这幅画描述了他在前一天看到的事情：一架飞机撞向大厦，一团火球，一些消防员，还有从塔楼的窗子跳下的人们。但在图画底部、塔楼脚下，他画了一个黑色的圆。我问他这黑色的圆是什么。“这是蹦床。”他回答。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蹦床？诺姆回答：“这样下次人们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安全了。”我惊讶了：这个只有5岁的小男孩，见证了这样可怕的灾难，仅仅过了24小时，他就能用他的想象力处理他目睹的悲剧，从而继续生活。诺姆很幸运。他的整个家庭都毫发无伤，他得以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因此，他能够理解，他所目睹的灾难已经过去。孩子应对灾难的方式通常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只要他们的养育者仍然保持平静镇定，回应孩子的需求，那么，即使孩子们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能够健康地成长。

图　4-1

注：5岁的诺姆在目睹“9·11”事件之后的绘画。他描画了这个在幸存者脑中挥之不去的场景：很多人从楼上跳下来，但他用想象增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可以拯救生命的事物——一张蹦床。

诺姆的经历反映了两项对于人类幸存而言至关重要的适应性技能：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诺姆用积极的行动逃离灾难，他得以自我拯救；另外，他一回到安全的家中，大脑和身体的警报就平息了，这让他平静下来，理解刚刚发生的灾难，甚至能用想象（例如一个救生用的蹦床）替代他目睹的场景。

与诺姆相反，受创伤的人卡在他们的经历中，因为他们不能将新的经验整合到他们的生活中。我在圣诞节收到巴顿将军麾下的退伍士兵送我的手表时，我很感动，但这也是个悲伤的象征，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停顿在1944年。受创伤意味着你将围绕着创伤组织日常生活，你所有新遇见的人和事都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旧日的创伤回忆。创伤过后，人们似乎通过另一个神经系统来观察世界：幸存者将全副精力倾注在抑制他们内心的混乱中，忽视了他们实际的生活。他们试图保持正常、抑制一切不堪忍受的生理状况。他们的这些努力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生理问题，例如纤维肌痛、慢性疲劳和其他免疫系统疾病。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创伤的治疗需要牵涉一系列的器官、躯体、思维和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