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和自我失控

我一开始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进行的研究，是系统性地询问他们在越南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是什么把他们逼到崩溃的边缘，为什么面临同样的经历，有的人崩溃，有的人却能够如常生活³。我在访问中遇到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对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得到了充分甚至近于严酷的训练，他们能与战友们出生入死。他们交换家人和女友的照片，他们忍受彼此的缺陷，他们随时准备好为他们的战友而牺牲。他们大多数都互相吐露了自己的秘密，有的甚至互相分享彼此的衬衫和袜子。

很多退伍军人都有类似汤姆和亚历克斯的友谊。亚历克斯是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马尔登的意大利裔军人，汤姆在到达越南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他，他们立刻就成了密友。他们一起开吉普车、听同样的音乐、为对方读信。他们一起喝醉，追逐相同的越南酒吧女郎。

在越南的第四个月，一个日落时分，汤姆带着他的小队在一个稻田附近巡逻。突然，一阵密集的枪火从周围丛林发出，汤姆四周的人相继中弹。汤姆看着小队所有成员在几秒钟之内被杀害或身受重伤，他感到绝望而又恐怖。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画面：亚历克斯双脚腾空，脸朝下地倒在水稻田里；他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汤姆哭了，他回忆道：“亚历克斯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之后，汤姆不断地在晚上听到他的战友尖叫、看到他们的身体倒在水中。一切让他记起那场伏击的声音、气味或画面（例如7月4日烟花爆炸的声音）都会让他瘫痪、恐惧、暴怒。因为那天，只有他在直升机的帮助下从稻田中撤离。

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许比那些不断出现的闪回让汤姆感觉更糟。汤姆对朋友战死的狂怒引发了之后的悲剧。他花了好几个月才克服了那种令他窒息的羞愧感，向我提起这件事。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或其他古代战士那样，他们在面对战友死亡时都进行了极为可怕的报复。在遭受伏击的第二天，汤姆在极度的狂热中冲进一个附近的村庄，屠杀孩子、射杀无辜的农民、强奸越南女人。在这之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回家的意义。你怎么可能告诉你的爱人，告诉她你残忍地强奸了一个和她一样的女人？儿子学步的场景也让他想起在越南屠杀过的儿童。汤姆感到亚历克斯的死带走了他的自我荣誉和忠诚。创伤，无论是由于你自己所做的某件事，还是某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会在亲密关系中造成同样的困难。体会过一些难以言喻的恐怖之后，你怎么能再相信你自己或者其他的任何人？或者，相反，你在亲密关系中被残忍伤害之后，你怎么可能再一次向这段亲密关系屈服？

汤姆准时出现在我和他的每一次见面中，因为我已经成了他的救生绳、他从未有过的父亲、在伏击中幸存的亚历克斯。让自己记得这些记忆需要巨大的信任和勇气。对于受过创伤的人而言，最困难的就是直面他们对于自己在创伤经历中的羞愧，无论这些行为是恰当的（例如在暴行中反抗）还是不恰当的（例如孩子们试图安抚他们的施虐者）。第一个写出这个现象的是坐在我隔壁办公室、同样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诊所工作的莎拉·海利（Sarah Haley）。她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当患者揭露暴行》（When the Patient Reports Atrocities），而这篇文章最终推动了PTSD诊断标准的建立。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了对于士兵而言，谈论（和聆听）战争过程中由他们亲手施行的暴行是多么艰巨和令人无法忍受。直面由他人之手施加的痛苦已经足够艰难，但对于很多受过创伤的人而言，他们内心深处更加无法忍受的，是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带来的耻辱感。他们深深地蔑视自己的恐惧、软弱、兴奋或自我膨胀的感觉。

几年之后，我在儿童虐待的幸存者中看到了类似现象：他们大多都对自己当年为了幸存，或为了保持与施虐者的联系而采取的行动而羞愧万分。施虐者越是与孩子亲近、受孩子依赖，受虐的孩子就感到越强的羞愧感。这一状况看起来相当混乱，似乎分不清这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自愿的参与者，这结果导致了爱和恐怖、痛苦与愉悦进一步的混淆。我们会在本书稍后回到这一矛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