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办洋务的需求

家族重教传统是盛宣怀重视教育的潜在思想因素，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空前的时局变化，是导致盛宣怀投身近代教育的最主要原因。自1840年始，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遇的时代巨变。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上国的“金锁铜关”，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量输入鸦片与商品，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西方先进技术与近代文明也伴随着入侵裹挟而入，使得我国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工业文明有了较多的接触与了解。他们反观我国相对落后的军事技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现状，萌发了引进西方工业及先进技术，以抵御“数千年来未遇之强敌”的思想，揭开了我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序幕。在与世界的接触中，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传统夷夏观念的束缚，学习西方不再是“用夷变夏”之举，而是寻求富强的必由之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进，传统的“贵义贱利”观念受到冲击，人们开始强调言利、重商的重要性，从事工商业活动者日益增多。观念的变革也影响至政府决策层，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清政府内外交困，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不得不改弦更张，在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央、地方大员的推动下，开始转变对西方的态度，在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部分地采用西法，掀起了一场旨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以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从兴办造炮制船的军事工业，发展到兴办厂矿、航运、电报、铁路等民用企业，大量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格局，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进程。盛宣怀投身新式教育，与其身处巨变时代的风口浪尖，深受时代风气的濡染紧密相关。

1870年代是盛宣怀一生事业的起点，也是其从事兴学育才活动的萌发时期。这一时期，他在李鸿章的扶掖下，开始投身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与经营，参与赞画开创了我国第一家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主持湖北煤铁开采事宜，“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功过得失为盛宣怀以后从事各类洋务实业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与资历。他在从事创办各类实业过程中，以切身认识和体验，深刻领悟到新事业亟需与之相适应的新式人才，主张采用西学，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倡导开办技术学堂。他的这种发展新式教育，培育新式人才的强烈愿望与基本设想，随着经办洋务事业的时间增长和范围扩大而日益增强。

1872年4月至1873年初，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筹划设立轮船招商局。在这个过程中，盛宣怀切身感受到我国严重缺乏新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营人才。1873年2月14日，他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十一日所定章程五条，恐亦属空谈。若无治人，总难办事，故创业当先择人，不得其人，宁毋创举。”明确将治事有无人才、选用是否得当视为发展实业的首要因素，若无适当人才，一切创举皆属空谈，不办亦罢。此后创设驾驶学堂之议实源于此。

1875年，在李鸿章授意和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李瀚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开始主持创建和经营湖北煤铁开采，以补充洋务军工企业原料缺乏与经费不足。此后，盛宣怀主持设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带领外国矿师深入鄂省各地，遍察矿苗，试办了武穴、荆门煤矿及大冶铁矿。据称在鄂数年间，盛宣怀“绸缪全局，力创其难，江汉数千里躬亲履勘，冒涉炎暑，一切调停筹画，费尽苦心”。但由于各种原因，至1881年，所办各矿均遭失败，同年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也被撤销。导致煤铁开采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矿冶技术人才。开采煤铁需用近代矿冶、化学、机械技术人员和设备，而煤铁总局“督斯役者以迄员董工匠，一无所知，重听命于洋师而已矣”。这里所说“洋师”，指1876年2月盛宣怀高薪聘请的英国矿师马利师（Morris）。该矿师勘察半年，旷时靡费，却毫无进展。原来马利师“实为开矿之机器洋匠，并不谙于地学、化学”。盛宣怀不由得发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之慨叹。

误用矿师贻误勘矿的事件带给盛宣怀很深刻的教训，他果断地辞退马利师，另多方察访，精挑细选，最后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Hart Robert），聘到英国矿师郭师敦（A.W.Croolston）。郭矿师不仅具备化学、地质学等探矿知识，且已有办矿的实际经验，就聘后工作认真，成绩显著，在黄石勘得一座可与欧美各大铁矿媲美的大型露天铁矿。同时，盛宣怀自己也从零开始，努力学习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以便熟悉近代工矿技术与管理知识，避免被人欺瞒。他曾向李鸿章坦言：

职道轻材陋质，向来办事邻于躁急，但穷其事理之可为则竞为之，地学化学，格致门类，一名一物，绝无所知，然犹欲勉力考究其近似，冀不为人所蒙蔽。

这种虚心学习西学的劲头实属难能可贵，为他日后经营洋务企业以及新式教育取得诸多成绩打下了基础。

盛宣怀总结聘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意识到创办洋务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人才而不是资本。1877年2月中旬，他在给李鸿章之弟李鹤章信函中曰：

办事以得人为主，而人才半在赋畀，半在陶熔。方今欧洲气象，如大列国，断无独居独处之日，亦断无百年不败之和局。足食、足兵、民信三事，非人不办，且非有后起之人，亦必旋得旋失。试问吾家将才如彼否？使才如彼否？理财之才如彼否？窃犹虑后起之益无人也。中堂功德巍巍，破发贼之功不让湘乡，平捻之勋，和戎之绩，则独胜焉。而区区愚鲁之忱，还望我中堂为天下得人才，弗轻后进而不诱掖，弗狃目前而不远求，弗存姑息而举非其人，弗避嫌疑而举之不先。树人如树树，惟恐迟暮，则得人之盛，未必多让湘乡！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恐此后棋局日新，落子愈出愈奇。

这是1870年代盛宣怀关于人才培养的代表性言论。此时，体验了煤铁开采因缺乏人才难有成效苦衷的盛宣怀，正好完成编辑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三人的奏议，在寄呈李瀚章时发出此番议论。他认为，世界各国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闭关锁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同时，他预言各欧洲大国不可能世代长盛不衰，我国也不可能长期衰败不堪，也应有振作强盛之时。能否实现“足食、足兵、民信”，使国家强盛起来，关键在于赶紧培养储备人才，特别是培养青年后起之秀。盛宣怀通过排比式反问，认为我国比之于西方国家，除了大量缺少技术人才外，还缺少“将才”即军事人才、“使才”即外交通商人才、“理财之才”即经济管理人才，表明盛宣怀对新式人才的认识，已经突破了洋务事业单纯需求的军事、技术人员的局限，这在当时来说是富有远见的，此后他创设以培养政治、外交、理财专才的南洋公学便缘于此。最后，盛宣怀吁请李鸿章，赶紧“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反映出对培养人才的迫切性。

盛宣怀在人才观上突破洋务技术人员局限，较早地认识到国家欲实现富强，需要各式新学人才，这种认识得益于他对西方国家富强根源的体认。1874年8月22日，他禀告湖南巡抚王文韶对于处理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一事的见解，并发表了一通关于自强的议论：

议者辄以制器、开矿、练兵为自强要举，窃以为中国所恃者在民心，外国所恃者亦在民心，欲于此道探本穷源之论，惟于君德人才加意耳。

他认为发展工矿企业、军事力量以为自强要图的当下时论是不深刻的，这些举措仅是外在表现，探本究源，富强之基在于“民心”，即民众开化程度和国民精神，这是富强之本源，而民心则又依赖培养人才。他渴望当政者标本兼治，抓紧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式专门人才，以为富国强民张本。

既认识到人才培养对洋务实业乃至国家盛衰的重要性，盛宣怀对人才选用与培养也做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借材异域，聘用洋人只是权宜之计，不应长期依赖洋员。其理由除高昂的聘请费用外，更重要的，长期依赖任用外国人，会导致国家利权外溢。1876年9月初，盛宣怀在上李鸿章《论矿事书》中说：“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因此，他主张各种新式人才必须立足于自我培养。如谈到矿务人才时，他说“惟此种人材，亦宜储备”。鉴于我国矿务人才的稀缺，他建议及早培养此项人才，并提出随同历练、遣派出国的造就途径。他说：

应一面在于同文馆及闽、沪各厂选择略谙算学聪颖子弟一二十人，随同学习。每见洋人看矿，以土石颜色，并将药水浸煮分辨所产，外国博物院各国开矿之土石均有储备，亦应购备考证。并请饬出洋学生酌分一二十人在外国专学开矿本领，二三年之后即可先行回国。

由上可知，盛宣怀在初涉洋务企业的过程中，便以其体验与实践认识到新式人才的重要性，产生了自我培养新式人才的强烈愿望，并提出多样化的培养途径，在学生出路方面也作出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尽管这一时期盛宣怀限于洋务企业经营范围、新式教育认知水平，将造就人才看得比较简单，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重视传统师徒相授、派遣留学，对于开展系统的普通教育尚未涉及。但是，盛宣怀由洋务实践需要出发，萌发出对新式教育的渴求与设想，为他自1880年代初开始正式从事新式教育，奠定了思想认识上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