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优雅转型，则遍体鳞伤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却不是天生的。

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似乎受到了羞辱，联邦政府随即决定把科学教育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冷战”达到高潮时，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把缩小“导弹力量差距”作为他竞选总统的核心政策。谁都想在那场刚刚爆发的军备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

当时，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推崇理想主义，把科技创新赞美为通往永恒和平与繁荣的必经之路。各种传奇故事和奇异冒险应运而生，人们热衷于阅读那些讲述如何用宇宙飞船和激光枪拯救世界、赢得美人的故事。

我10岁时，我家搬到了纽约，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像是《绿野仙踪》中的奥兹国，而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在我眼中就是“绿宝石城”。只要我的便士乐福鞋里面还装有两美分，就足够让我从中央车站坐地铁去观看像巨型地球仪、单轨铁路这样的未来奇观。我还可以去通用电气的“进步之城”，那里的迪士尼电子动物机器人会在欢乐和谐的气氛中欢呼“美好 的未来”。

科幻小说的世界伴随着我一起成长。当我在苦学微积分和立体几何时，电影《星际迷航》（Star Trek）带给我安慰和鼓励——柯克船长的SAT成绩肯定不错；而《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又带领我达到了另一个层次，我得以偷窥人类的最终命运。我为《2001：太空漫游》中拥有强人工智能的超级计算机HAL 9000的红色光晕所着迷，从而也引领我走上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道路。

10年之后，我相继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的学士学位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随后我去往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Lab，SAIL）做研究。

我感觉自己仿佛到了极乐天堂。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充满了不修边幅的天才和古灵精怪的奇人，似乎要坍塌的实验室坐落于斯坦福大学校园西侧一座孤独的小山顶上。休息时，奇特的电子音乐会充斥于大厅之中，机器人偶尔会毫无目的地在停车场游荡；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们争论着机器是否可以有思想。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实验室的建立者、“人工智能”（AI）概念的联合提出者，在大厅中漫步，一边还轻抚着自己的胡须。这个半圆结构中的一大片空地似乎正在等待着和先进的地外文明进行第一次接触。

但是即使在天堂，居民们也会焦躁不安。硅谷发出了诱人的呼唤——你既有机会改变世界，还能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曾经为建设项目而急切地搜寻研究经费；而现在一种新型投资——风投，带着大把资金出现了。

30年过去了，在我经历了几家创业公司之后，终于决定抑制自己的创业热情，准备退休。但是，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还不能平静地开始老年生活。机会为我开启了一扇崭新的门：我被邀请回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只是这次，我是作为一位白发航海家，向他们传授在危险的商业海洋中驰骋的技巧。

让我惊讶的是，实验室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实验室里的人虽然依旧聪明且充满热情，但是那种共同的使命感已经消失了。这个领域已经细化为一系列学科，跨专业的对话变得更加困难。很多人都专注于自己领域内的下一个突破，但是我担心他们已经失去了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个领域的最初目标——探索智能最基础的本质并以电子形式复制它，已经让位给了优雅的算法和精彩的演示。

为了重燃实验室最原始的精神，我提出要教授一门名为“人工智能的历史和哲学”的课程。当我开始深入研究这一主题时，我警觉地注意到，有些严肃的问题已然呼之欲出。在看了那么多电影之后，我深知大团圆结局并不多见。最近这个领域有了足以震惊世界的新进展，这将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是会优雅地完成这次转型，还是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遍体鳞伤？我并不确定。

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里聪明而专注的人们以及他们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中心、公司的同事们——正在解决意义等同于“曼哈顿计划”的21世纪难题。就像这个绝密计划中负责制造原子弹的工作人员一样，只有少数人 清楚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有可能会改变千家万户的生活，甚至还会改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制造一个能够阅读名字和地址、能在走廊投递邮件的可爱机器人是一回事。但是要制造出在能力上不断升级的机器人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技术可以帮我们运营农场、管理养老金、雇用和解雇工人、选择阅读什么样的新闻、过滤我们的通话发现危险信息，甚至为我们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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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但这些只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我们在几十年前就看过这样的电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没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现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为何要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