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在我看来，死与泛舟湖海实在相去不远。你大部分时间仰卧于床榻。大脑关了开关。肉身开始瘫软。没有很新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事儿指望你去办。

如果我去泛舟，我就更喜欢那舟是考察船，上面的乘客仍然把一天的很多时间打发在仰面而卧上，心里空空如也，但也帮着科学家搞研究项目。这些考察船把乘客带往人所不知、想也想不到的地方，为乘客提供做事的机会，否则他们就做不成那种事了。

我猜，身为一具尸体，也是这么回事。你能够做某种新鲜有趣的事儿，某种有用的事儿，那干吗要成天躺着呢？每一项发展起来的外科手术，从心脏移植到变性手术，尸体都与外科医生如影随形，以其独特的沉静和与众不同的方式创造着历史。两千年来，有的是情愿的，有的是不知情的，尸体被牵扯进了最大胆的科学探索、最怪异的事业中。尸体帮助测试法国的第一个断头台，这是取代把人吊死的“人道”举措。在列宁遗体防腐工作者的实验室里，尸体帮助测试最新的技术。在国会听证会上，尸体也在场（在文件上），帮助为强制使用安全带提供证据。尸体还乘坐太空梭呢（好吧，那是尸块），它帮助田纳西的研究生揭示人体自燃现象，尸体还钉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里测试“都灵裹尸布”的真假。

为了取得它们的经历，这些尸体同意接受刀劈斧剁。尸体被肢解，被剖开，被重新布置。但事情是这样：它们并不忍受什么。尸体是我们的超级英雄：身受火炙，它们不退缩；从高楼掉落，跟汽车一同撞进墙壁，它们不吭声。你可以朝它们开枪，或者开一艘快艇撞它们的腿，这都不会让它们恼恨。它们的脑袋可以搬走，却无害处。它们能同时待在6个地方。我把它们视为超人：浪费这些力量之物，不用它们来改善人类，那是多么遗憾啊。

本书写的是人死之后的非凡业绩。有人身前的贡献早被人遗忘，身后事迹却在书页和刊物中永垂不朽。我家墙上挂着一本挂历，来自费城医学院的穆特博物馆。日历上10月份的那幅照片，是一张人皮，上面有箭头和裂口；医生想用它搞清楚，是纵向切还是横向切，怎么才不容易破坏皮肤。在我看来，死后能够在穆特博物馆展示一番，或者给弄成个骨架子放在医学院的教室里，就好像为公园捐钱买了一把长条椅子一样，是一件可以做的好事儿，有点永垂不朽的意思。这本书写的事情，有时奇怪，常常令人震惊，总那么引人入胜，都是尸体所作所为。

仅仅仰面躺着，这倒没有什么错处。即便是躺着，我们也将会看到，腐烂过程很有趣。尸体有其他的方式来打发自己的日子。掺和一把科学，在艺术展上露露脸，或者给一棵树当肥料。这是一些可供尸体选择的方式。

死亡可不见得乏味。

有人与我不同调，他们觉得，除了把死者埋了或者烧了，其他的处理方式全都对死者不敬。我猜，写死人的事也不敬。许多人会觉得本书无礼。他们会说，关于死，没什么好乐的。哎呀，但是有好乐的啊。死是荒谬的，你会发现那是你最傻的处境。你的肢体松松垮垮，互不协调。你的嘴半张着。死，难看、有味儿，令人不安；关于死，没什么倒霉的事好做。

这本书写的不是正在死的那种死。死，撒手人寰那当口的死，令人悲伤，刻骨铭心。失去你爱的人，或者你自己就要完了，这没有什么好玩的。这本书写的是已经死了的状况，是无名无姓、不公开的死。我见过的尸体并不叫人压抑，不叫人撕心裂肺，也不叫人反感。它们看上去蛮可爱，心思也善良，有时候还悲伤，偶尔也逗乐。有的漂亮，有的丑怪。有的穿着汗裤，有的赤身裸体。有的裂成碎块，有的是囫囵的。

我全不认识它们。某次实验，如果涉及的是自己认识或者喜欢的某个人，无论那多么有趣或者重要，我都不想看。（不多的几个人，如冉恩·韦德，在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大学，主持解剖学尸体捐献项目，真见过这种实验。他告诉我，若干年前，一个女人她丈夫愿意把自己的尸体捐献给大学，她问能不能观看解剖。韦德委婉地说不能。）我有此感觉，不是因为我去看就不敬，就不对，而是因为我在感情上无法把尸体和才离世的那个人分开。亲人的遗体不仅仅是尸体，那是活人的栖身之所。那是一个焦点，一个容器，从感情上看，它如今是空了。用作科学研究的尸体总是陌生人的。

让我跟你讲讲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我当时36岁，死者81岁。那是我母亲的遗体。我此刻注意到我用的是所有格“我母亲的”，好像是说，那个遗体属于我母亲，而非那个尸体就是我母亲。我妈妈从来不是尸体，没有人曾经是尸体。你是一个人，然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一具尸体占了你的位置。我母亲走了。那具尸体是她的空壳。或者说，在我看来事情似乎就是如此。

那是一个炎热的9月上午。殡仪馆告诉我和我兄弟瑞普，在牧师来祈祷之前大约一小时，要到场。我们以为有些文件要填写。殡仪员把我们领进一个昏暗而寂静的大房间，帷帘重重，冷气森森。房间的一头是一口棺材；这里是停尸间嘛，没啥好奇怪的。我兄弟和我局促地站在那儿。殡仪员清了清嗓子，把目光转向那口棺材。我以为我们应该认得出它，因为我们在前一天选了这口棺材，也付了账，但我们没认出来。最后，那人走过来，朝棺材那边做了个手势，微微弯一下身子，那姿势宛如侍者为食客引座一般。在那儿，从他张开的手掌上方望过去，是我母亲的脸。我没想到这一幕。我们不曾要求瞻仰遗容，悼念活动用的是封起来的棺材。看看就看看吧。他们给她洗过头，把头发弄成波浪形，还给化了妆。他们的活儿干得不错，但我觉得他们这是强买强卖，好比我们要求的是大体洗洗车，他们却得寸进尺，把它收拾得无微不至。嗨，我想说，我们没让他们干这个；但是，我当然啥也没说。死亡让我们无可奈何，只好不失礼数。

办葬礼的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她待在一块儿，之后他就悄悄离开了。瑞普看了我一眼。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跟一个死人有啥好玩的？妈妈缠绵病榻为时已久。我们伤心也伤过了，哭也哭过了，也说过妈妈好走。事情就像是服务员给你端来一块你不想吃的饼。我觉得，转身离开，粗鄙无礼；他们毕竟已经把麻烦事儿都给预备下了。我们凑近那棺材，好就近看看。我把手放在它的额头上，一方面是表示一份亲情吧，另一方面是想知道死人摸上去是个什么感觉。它的肌肤很凉，是金属或者玻璃的那种凉。

那是一个星期之前，妈妈还在读《河谷新闻》，做上面的填字游戏。据我所知，在最近的45年，她天天上午做填字游戏。有时候在医院里，我爬上床和她一块儿琢磨怎么填字。她一直卧床，填字是她能够做、也乐意做的最后几件事中的一件。我看了看瑞普。我们娘儿仨要不要最后一次一块儿做填字游戏？瑞普出去从汽车里拿来纸。我们伏在棺材上，把提示大声读出来。此时此刻，我不禁嚎啕。那个星期，是一些小事让我伤怀：在收拾妈妈的衣柜之际，我们找到了她在宾果游戏里赢的筹码；从她的冰箱里清空了14包她亲自包起来的鸡肉，每一包上面都贴着标签，工工整整地写着“鸡肉”。还有就是填字游戏。看她的尸体，感觉奇怪，但真的不伤心。那不是她。

过去的一年，我发现我最难适应的事情，不是我见过的那些尸体，而是要求我讲讲我的这本书的那些人的反应。你在写书的时候，大家想为你高兴高兴；他们想说出某些悦耳之词。一本写死尸的书，可不是期待的谈话内容。写一篇和尸体有关的文章，那没有问题；但是，写整整一本书，写关于死人的，那就在你的人格上插了一面红色的警示旗。我们知道玛丽神神叨叨，但我们现在搞不明白，你说，她是否反常。去年夏天，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里，在借书台那儿，我体验到了那一刻，把写一本关于尸体的书是个什么光景，做了归纳。一个小伙子正在计算机上看我名下的借书记录：《尸体防腐的原理与实践》、《死亡化学》、《枪伤》。他看了看我眼下要登记的书：《第九届斯塔普撞车会议论文集》。他一言未发，但他何需说什么。一切尽在他那一瞥之间。在我登记一本书的时候，我常常希望他们问一下。为什么你想看这本书？你在寻思些什么事儿呢？你是干什么的？

他们从来不问，我就有口难开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像所有记者一样，我喜欢窥视隐私。我写我觉得引人入胜的那些东西。我一般是写游记。我旅游是为了逃避司空见惯的寻常之事。我逃避的时间越长，我走得就越远。到我发现我自己第三次身在南极洲的时候，我开始搜寻近在手边的东西。我开始在裂缝之间寻找奇异之域。科学就是这么一片境地。牵扯尸体的科学，特别奇异而奇怪；以其令人反感的方式呈现，它也魅力十足。过去一年我走过的地方，不像南极洲那么漂亮；但是，我希望，那些地方奇异而有趣，值得与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