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华尔街之星(2)

英俊潇洒的马丁·西格尔成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金童”。他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在距长岛不远的度假胜地火岛购买了一座海滨别墅。他变得十分喜爱交际，并且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相貌平平、不善交际的德农西奥精明地意识到西格尔在招徕和培养客户方面具有特殊的天赋，而这正是他自己最大的缺陷。1974年，他提升西格尔为副经理，很快，西格尔就直接向德农西奥汇报工作。1975年圣诞节前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古尔德公司（Gould Inc.）打算以现金收购一家阀门制造商，德农西奥指派西格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拉扎德兄弟公司的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廷一同工作。当时，罗哈廷是被收购方的代理人。最初，西格尔比较谨慎和含蓄，因为他对罗哈廷十分敬畏。后来，在会议期间，罗哈廷起身道歉，要去洗手间。西格尔心想：“天哪，他也是普通人啊！”因此，西格尔想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像罗哈廷一样的传奇人物。

1976年4月，收购方律师约瑟夫·弗洛姆——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邀请西格尔参加一个专门的小组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就“识别收购目标”方面作一个报告。西格尔感觉十分荣幸，尽管他知道成为专家并不是一件难事。任何人，只要在《威廉姆斯法》实行之后处理过收购事务，哪怕只有一起，也都有资格被称为专家。

当西格尔同其他参与者一起开会时，他感觉更加幸运，因为参会者都是业内的领军人物：所罗门兄弟公司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伊拉·哈里斯、高盛公司迅速崛起的新星罗伯特·鲁宾、赫顿公司（E.F.Hutton）的负责人约翰·沙德、著名的代理律师阿瑟·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西奥多·莱文、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著名的收购律师阿瑟·弗莱舍，以及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手边，是弗洛姆公司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从整体上来看，小组讨论会谈论的内容囊括了恶意收购这个新兴的领域，这个领域要改变美国公司的面貌，改变到一个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程度。美国的工业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合并时期，最近的一次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多元化的时尚导致许多大公司走向合并，主要方式是在大牛市期间通过股票提供资金。那些并购大都是友好的。早期，摩根时代的许多垄断公司都是通过无数的合并发展起来的。有些合并是受到大金融家强迫的。这种合并全都无法同出现于70年代中期而蓬勃发展于80年代的恶意收购潮同日而语，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为在股票市场获利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西格尔发现，在其他人发言时，利普顿迅速地记着笔记。然后，当轮到哈里斯发言时，利普顿把笔记推到了他的面前，哈里斯几乎就是照着利普顿的笔记在念。西格尔恍然大悟，原来并购“俱乐部”就是这样运转的啊。

在西格尔发言后，利普顿一直等到别人都走后，找到了他，对他的发言赞叹不已。随后，两人经常讨论并购策略，并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们俩是很不般配的一对：西格尔英俊潇洒、魅力迷人，利普顿则是身材肥胖、头发稀落，鼻子上架着一副厚重的深色镜框眼镜。但是，西格尔认为利普顿是该领域的专家，业务娴熟，因此他向利普顿虚心求教，渴望获得他的指点。

利普顿和弗洛姆同他们的客户制定了一种新的、利润丰厚的聘用定金协议：如果哪家公司想在自己成为恶意收购目标之后聘请他们的话，就必须每年向律师支付一笔巨额的定金；一旦他们的客户被利普顿或者弗洛姆公司的另一个客户攻击时，收购方同意预先放弃利益冲突，因为他们明白律师会保护目标公司。

尽管有些执业律师还在缩头缩脑，但许多大公司都同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签订了协议。这些律师严格按照小时计费，甚至应急费也免除了，因为他们不一定必须工作，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的聘用定金更像是保险单。律师公会不太喜欢这种预先放弃冲突的办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却似乎毫不在乎，由此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西格尔开始想，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应该考虑开展类似的业务。到1976年的小组讨论会时，他已经确信，兼并的狂潮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还要不断扩展。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士丹利、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银行，都已经在并购业务方面获得了显赫的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并购方面有所建树。

他开始拜访潜在的公司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并购应对产品”。他声称，按照《威廉姆斯法》的规定，被恶意收购的一方需要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做出反应，因此公司最好预先制定精心准备的应对战略。这就意味着，客户可以先交一笔预订金，以确保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遭到恶意收购，就能获得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服务，就像给利普顿和弗洛姆公司支付的定金一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并购方面的领军人物，并借自己的威望帮助西格尔实现其计划。

西格尔真正飞黄腾达是在1977年5月，当时，《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他誉为应对并购的最重要的专家。文章介绍了他几次成功的大宗业务，最后写道，他英俊潇洒，被认为是“影星葛丽泰·嘉宝的情人”。这篇文章还附载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不断收到女士们希望与他约会的邀请。西格尔十分吃惊，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并不是重头，但是却迅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开足马力，复印这篇文章，然后向公司潜在的客户发送。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都要亲自拜访200—300个客户。他的目标客户是那些中等规模的公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年销售额在1亿—3亿美元之间的公司），大的投资银行一般不太愿意为这些公司提供充分的服务，而且它们也很容易受到较大公司恶意收购的威胁。最后，他开拓了250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支付的保证金都在6位数以上。

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高盛公司。该公司的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它也把应对兼并业务作为自己的专长，并大力发展，只不过缘由有所不同。当时，高盛制定了一项政策，避免为恶意收购方服务。由于在华尔街拥有一些最让人羡慕的优质大客户，它不想冒险疏远这些客户，而去代表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掠夺者的人。为这些稳定的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是为该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西格尔喜欢与高盛争夺客户。1977年，高盛当时负责兼并收购业务的主管彼得·萨克斯飞到西海岸去拜访伊瓦可公司（Ivac Corporation）的董事长史蒂夫·佐藤。伊瓦可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高露洁公司盯上，成为被恶意收购的目标。据这位董事长称，高盛一直在吹嘘自己的“高盛威力”。当西格尔去拜见佐藤时，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倾听佐藤讲述公司的目标。这位董事长是日裔，尽管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但是这次，却在佐藤的家中陪他吃寿司。在把业务交给西格尔之后，佐藤告诉他：“我不相信你真的在听我讲，但是高盛公司的人全都是告诉我他们有多伟大。”

西格尔发现，最有效的策略是让高盛先去表演，它一般会特别强调，如果目标公司被卖掉了，它会帮着要到最好的价格。然后，西格尔再插手进来，力劝对方说：“找我吧，我会尽力帮你们保持独立，击退恶意收购。我想让你们成为我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多数公司处于劣势之中，最终都还是被卖掉了。西格尔的销售常常无法同高盛的规模、实力和信誉相抗衡，但是西格尔所传达的信息常常能够说服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使他们认为他是真心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像高盛那样，只想着如果被卖掉之后，自己能赚取多少投资银行服务费。

1977年，西格尔发明了一种高超但是却很有争议的策略来应对恶意收购，而且这种方法还赢得了几十家公司的经理们对他的垂青——这就是“金色降落伞法”（Golden parachute）。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雇用合同，规定公司在被兼并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在实际应用中，它能给公司的管理人员带来巨大的收益。

德农西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十分激动，尽管西格尔经常到处出差，并且他也很少见到他。德农西奥效仿戈登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实行家长式管理，通常都是单独设置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到了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不少啊。

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董事，是该公司有史以来，除老板阿尔伯特·戈登之外最年轻的一位董事。

不久之后，德农西奥把西格尔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马蒂，你还是个单身汉。”德农西奥说完停顿了一下，西格尔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继续说：“你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敞篷跑车，还在火岛买了一座别墅。这可有点太过了啊。”他是什么意思？西格尔心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有点太张扬了吧，或者也许是与公司其他的董事相比来说的吧。但是德农西奥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西格尔也不敢肯定。

德农西奥接着说：“在格林尼治我家对面，有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在出售。”格林尼治在康涅狄格州最高档的郊区，是WASP和白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乡间俱乐部和传统的保守派聚集的地方。那里居住的都是西格尔所认识的最为乏味、古板、刻薄的人。此外，他也不能设想住在德农西奥的眼皮底下，尽受他的监督。

但是，西格尔还是去看了看那座房子。之后，他跳上那辆显眼的跑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一直开。半个小时之后，他来到了韦斯特波特。然后，他用付费电话给一位房产经纪人打电话。他考虑把火岛的别墅卖掉。经纪人带着他到城北小河边的一座旧房子看房，西格尔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了下来，并花费了几个周末来收拾整理。

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座房子，不过不是在格林尼治，而是在韦斯特波特。西格尔开玩笑地说：“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这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后来，当他搬到海边一座更豪华的别墅时，他把这座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

在西格尔买下康涅狄格州那座房子之后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一个叫伊万·布斯基的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西格尔在并购方面的声望正在迅速崛起，有许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他知道布斯基就是其中一个。此外，他还获悉布斯基也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因此，他回了这个电话。

布斯基对市场十分敏感，在并购策略和股票囤积战略方面知识渊博，这给西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但是两人竟然成了好朋友。在华尔街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可以靠电话建立和培养。渐渐地，西格尔把布斯基看作一个可以商讨战略、交换观点和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套利人中获取这种信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套利人供他求教。该公司传统上一直避免从事套利业务，也没有这种部门。德农西奥和戈登都认为套利人声名狼藉，四处刺探内幕消息，只会引发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

但是，对任何从事并购业务的投资银行家来说，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历史上，套利人都是利用不同市场上的价差获利，如伦敦和纽约市场。这是一种稳健的、几乎毫无风险的交易，但是利润也很小。然而，到了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最开始，他们大量购买已经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赌注压在交易成功上；后来，他们开始购买他们预测将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预测准确的话，利润就会十分丰厚。

评估这些被大量购入的、谣传或者真实的目标公司股票的收益率，是西格尔的主要工作之一。套利人也是消息来源之一，从提供线索到其他方面的策略他们都有，他们还能提供即将发生收购的小道消息，以便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套利人喜欢走极端，容易激动，世故老道，富于进攻性，而且几乎全都追求快速获利。他们在股市的开市和收市之间最为繁忙，在此期间，他们不停地对着电话高声叫喊，进行报价，往电脑上敲打股票代码，时不时地扫视一下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据，向每一位能够想到的潜在消息来源打电话刺探内幕消息。下班后，他们喜欢到酒吧狂饮一番，放松放松，比如哈利酒吧（Harry's），就在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不远的汉诺威广场；或者，如果他们当天的运气不错，大赚了一笔的话，就会到曼哈顿的高级餐厅奢侈一回。

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透露，自己坠入了爱河。他的恋情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