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特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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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国历史上的谍战秘闻(4)

柯达文的药确实很好,只是这头疼的毛病老是反反复复的,始终不见痊愈。白鑫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得赶紧离开上海,免得夜长梦多,让中共找上门来。在他的不断请求下,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了白鑫逃往意大利的申请。当然,这样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也没有对“好朋友”杨登瀛隐瞒。

白鑫要逃!杨登瀛迅速将情报告诉了陈赓。陈赓得知消息后,决定在白鑫离开上海的当天晚上采取行动,将其击毙。

随后,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找到主持牧师董健吾。董健吾于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指示董牧师前往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配合锄奸行动。此时,和合坊早已加强了戒备,里里外外都是国民党特务,甚至弄堂的两头都有站岗的巡逻。但谁也没有注意出现在这里的董健吾牧师。

第二天,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就交到了陈赓手上。

深夜惩奸

11月11日夜,上海法租界最繁华的霞飞路上,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烁。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开出一道细缝,一个人从里边走了出来。此时,周围异常安静,在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后,他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七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三个“护驾”特务。

范争波对白鑫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白鑫受宠若惊,连连称是。然后白鑫就朝停在门口的小轿车走去,几名随从提着皮箱紧随其后。

就在白鑫等人快到轿车旁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白鑫,哪里走!”白鑫等人一惊。接着就是两声枪响,一名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声嘶力竭地喊道:“有埋伏,快……”但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话。范争波中枪倒地,身边的保镖还没来得及拔枪反击,已被打死。白鑫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转身向范公馆里狂奔。但没跑几步,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白鑫惨叫一声,栽倒在地。

战斗结束了。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

当巡捕密探听到枪声赶到和合坊时,刺客早已悄然离去,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几具尸体。

上海法租界与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大白天竟然在法租界死了国民党大员!但刺客是谁,却无人所知……

营救失败

1929年8月28日,天刚蒙蒙亮,中共特科队员乔装打扮,出现在通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他们来此只有一个目的:拦截囚车,营救彭湃等人。

当囚车开过,千钧一发之际,队员们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却哑火了——由于送来太迟,枪上的油脂未来得及擦干净,以致不能击发。中共特科队员只能无奈改变计划,撤离现场。

彭湃等人最终被害。

军统“十八罗汉”追杀汪精卫

1938年,汪精卫等人叛逃后,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此事震惊中外,尤其对那些抗战不坚定之人,触动极大。万分紧急之下,1939年元旦,国民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同时,针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就此开始。

“十八罗汉”赴河内

1939年1月的香港,车水马龙。戴笠和秘书毛万里全然没心思欣赏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匆匆穿过大街,向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的寓所走去。暗杀是国民党军统的强项,自军统组建以来,类似行动几乎没有失过手。但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在国境以外组织行动,情况复杂,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戴笠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不敢造次。他必须在香港建立一个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

戴笠决定马上开展行动,但香港的人手短缺,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戴笠一边开展行动,一边给重庆发电报:要求将陈恭澍迅速从天津调到香港增援。陈恭澍接到电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即刻乘船赶到了香港。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方案,深为戴笠器重。陈恭澍的到来,让戴笠的焦虑减轻了不少。戴笠立刻同陈恭澍、随身警卫王鲁翅等人乘飞机抵达河内。

河内是越南北部重镇,从汪精卫叛逃抵达河内后,国民党就开始密切关注他的动向。戴笠一行不敢有丝毫懈怠,刚到河内便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计划。行动人员除陈恭澍外,还有王鲁翅、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整个行动小组都是办事利索的老牌特工,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追踪高朗街27号

河内一月的天气十分寒冷,但在戴笠亲自督阵下,陈恭澍等人不敢有丝毫大意——顶着寒风,全体出动,四处寻找汪精卫的落脚处。几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发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27号。

高朗街位于河内市偏远郊区,平时很少有人光顾。在绿荫丛中,若隐若现有一栋高级住宅,这里便是汪精卫的住所。但从外面看并不显眼。住宅的视野非常开阔——从楼上看外面,可以说一览无遗,很难藏得住什么东西。在人行道和车道之间有一块草坪,正好对着大门。能够选择这里藏身,可见汪精卫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便可以了解楼内的警卫情况和生活起居。于是陈恭澍等人对这栋楼房实施了24小时全方位的监视。经过观察发现,这栋楼里大概有二十多个人,除了汪精卫夫妇,还有曾仲鸣夫妇、秘书陈国琦和十几名保镖等。

汪精卫行动非常谨慎,当然也是防止受到越南特工的骚扰,所以不但自己足不出户,就连手下也被禁止外出。27号大门一直紧闭着。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边观察监视,做着准备,一边等待制裁令的最终下达。

就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的心情也不太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汪精卫感觉自己似乎被抛弃了,就像一名小丑,观众都走完了,自己还在蹦来跳去。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

而这个时候,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无法回头了。其实,蒋介石原来对汪精卫还抱有希望,为此还特意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游说汪精卫。但汪精卫显然对蒋介石已完全死心。他知道自己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再回重庆了。谷正鼎只能悻悻地返回重庆复命。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明白针对自己的暗杀活动正式开始了。

3月19日,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制裁令。戴笠立即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接电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很快,下手的时机就来了。

两次行动失败

3月20日上午9时,两辆黑色的轿车相继从27号房的院中开出,向80里外的三松山驶去。

陈恭澍等人立即分乘两辆小车紧紧尾随在汪精卫车队的后面,准备半路狙击。四辆小车在公路上飞快地奔驰着。这天的天气很晴朗,特工们很清楚地看到,两辆车上大约坐了9个人——除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也很警觉,很快就发现了有人跟踪。突然,他们加快了车速,企图甩掉后面的跟踪者。但陈恭澍等人跟得很紧。直到车子开到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遇到了严重的堵车。陈恭澍见此情形,暗叫不好——汪精卫趁着红灯一亮,一下子就窜了出去,摆脱了跟踪。陈恭澍只好再等机会。

第二天下午4时,负责现场监视的魏春风来报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两人的情绪似乎都不好,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但争吵的内容由于观察距离远没能听清。陈恭澍立即带特工赶往高朗街。可等他们赶到汪精卫寓所外边时,汪精卫夫妇早已离开,草坪上空无一人。

行动再一次失败。

现在事情变得复杂了,两次刺杀行动已经惊动了汪精卫。陈恭澍对此懊恼不已,便和王鲁翅商量一起面见戴笠,要求立刻采取行动,免得又让汪精卫溜掉。戴笠觉得目前也只能采取这个方式了。于是他同意了陈恭澍的计划。

高朗街27号的枪声

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等人驾车来到汪精卫住所。但在汪精卫寓所附近一个巷道,突然出现了两名越南籍警探,拦住了他们。此时,陈恭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钱塞到他们手里,警探看到钱后,就没再阻拦。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后,陈恭澍便下令手下按既定方案分头行动。

树林中静悄悄的,军统特工们在这潮湿的林中等待着。

27号终于熄灯了,时机已到。王鲁翅、唐英杰率先冲进院子,后面的四名特工按原定计划分向四个方向奔去,余下的几名特工则跟在王、唐二人后面。尽管他们的行动迅速而隐蔽,但还是弄出了声响——厨师何兆听到后,打开门探头向外张望。郑邦国知道被人发现了,对着何兆就是两枪,打中了何兆的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可不认人!”而特工也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精卫的侍卫们见此情形,不敢行动。

而在另一边,王鲁翅已经冲上了三楼,直接转向北屋——汪精卫夫妇就居住在这间屋子里。王鲁翅对着门使劲撞了几下,发现门反锁了。此时唐英杰已经赶了上来,将带来的利斧递了过去。王鲁翅接过斧头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王鲁翅用手电一照,看见有一对男女身着睡衣,哆哆嗦嗦地躲在床下。必是汪精卫夫妇!王鲁翅冲唐英杰点了点头。唐英杰便端起冲锋枪,扳动了扳机。那两个人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大功告成!王鲁翅立刻发出了行动成功的信号。众人不敢耽搁,纷纷撤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看到王鲁翅出来后,便驾车飞驰而去。

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先后回来,另外三人则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就在陈恭澍等人庆幸这次刺杀任务完成之时,军统的内线却传来情报——死者是曾仲鸣,汪精卫安然无恙。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从此,汪精卫便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

军统刺杀天皇特使案

在1940年年底,日军出动全城警力进行大搜捕。然而这次要抓的仅是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城脸上长有麻子的人都须手持麻子证出行——上面明确记载了持有人脸上麻子的大小、多少、深浅等具体信息。那日本人何以会对一个脸上长有麻子的人如此感兴趣呢?

天皇特使突降北平

1940年秋天,就在日本国内以为中国华北的战事已定时,却传来了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华北日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日军在这场持续了几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他们本以为最“稳固”的华北地区,竟然还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间无法理解。因此,这说明华北的形势完全不是日军当局所描述的那样——当时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多田峻一直鼓吹自己治下的华北是一片祥和,抗日力量早已消亡。

面对国内的一片责难声,多田峻也坐不住了。后日本天皇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派遣特使前往华北对多田峻进行安抚,以示天皇对他的勉励与信任。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承担了这个使命——两人出身贵族,是日本陆军中的佼佼者。尤其高月保是日军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是日本国内战略问题讨论会议的代表之一,是对华细菌试验战的五名负责人之一,在对中国作战的指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两位特使到来后,多田峻不敢怠慢,将二人专门安排在和敬公主府。因为这里与华北驻屯军总部只有一墙之隔,便于保护他们的安全。

两人到北平后,自恃是日本天皇的特使,耀武扬威。他们认为北平早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为了保护他们,日本方面也是绞尽脑汁,除了一路上的警卫,还专门派遣一名警卫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以防不测。但正是这样八面威风的出行,为我们的特工人员创造了契机。

发现漏洞,策划行动

注意他们的人就是北平的军统特工人员。这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让军统方面感到有点儿蹊跷——从他们出行的排场看,这两人的身份绝不简单,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天皇特使。

为了杀一杀日军的嚣张气焰,军统决定刺杀这两名日本军官。

1940年年底,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接到重庆指令后,立刻着手物色人选。最终,任务交给了北平站里的两名刺杀高手——麻克敌和邱国丰。

刘文修之所以选择这两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仅功夫了得、手段狠辣,而且性格彼此互补:麻克敌胆大,但好大喜功,遇事不够冷静;邱国丰为人谨慎,不喜欢出风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差10岁的麻克敌和邱国丰组成了一队行动搭档,每次任务都完成得非常漂亮。

这两名特使都喜欢早上遛马,而且遛马路线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当然这条路线是军警机关林立,防范甚为严密。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骑着自行车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