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国历史上的谍战秘闻(6)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会上，胡宗南对泄密一事只字未提，只是提了“这仗打不打”的问题。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有人主张照打，有人主张暂缓。等大家说得差不多时，胡宗南才慢慢地总结了一下——既然中共已经知道这件事，那这个行动就没多大的意义了；这样也免得给共产党留下口实，损害了蒋介石的声誉，弄不好再导致美国转而支持共产党。众人听后，自然没有异议。

会后，参照熊向晖的意见，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报。

7月7日，蒋介石回复电胡宗南：同意罢兵。

随后，胡宗南的部队奉命撤回，恢复了原来的态势。不过，对内部泄密事件的清查行动并未停止，而且很快就有了结果：有人不顾禁令，竟然集会要求中共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胡宗南听后大骂：“浑蛋！蠢猪！坏了大事！”于是下令刘大军将这两起泄密事件的领头人抓起来，送到西安劳动营关押。

此时，其他人的嫌疑就此解除。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闲棋冷子”的威力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劳动营里的那两人是替死鬼，真正泄密的是他的侍从副官熊向晖。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抗战初期就被周恩来当作“闲棋冷子”安插在了胡宗南的身边。因为多次关键时刻发出情报，他和陈忠经、申健，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有趣的是，在西安期间，三人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他们也都不知道另外两个人的党员身份。

熊向晖原本是要深度潜伏的，但在1940年被“唤醒”了。当时，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虎视眈眈，成为了延安的最大威胁。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坐镇西安的胡宗南更是蠢蠢欲动，随时威胁着延安的安全。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的地下情报工作就此正式展开。

正是熊向晖等人及时发来的情报，使得1943年夏国民党准备再次闪击延安的阴谋破产。事后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结果只是抓到了两个替死鬼，却从未怀疑过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抗战结束后，内战一触即发。熊向晖等人的作用更大了，屡次将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其他解放区的行动计划通报给延安，使得延安每次都能掌握先机，巧妙躲避。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但这一情报很快被熊向晖通过王石坚传递给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了这一阴谋，因此，国民党的阴谋被迫暂时中止。

一个月后，熊向晖又将5月18日胡宗南再次闪击延安的行动计划迅速传给了王石坚。过了几天，熊向晖再次告诉王石坚，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暂缓”。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有关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使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部署。

意外的收获

胡宗南在国民党军中一向有爱才的美誉。抗战胜利后，他决定资助手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而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可见胡宗南对他的器重与赏识。在抗战后期完成了学业的陈忠经和申健两人，顺利地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熊向晖跟他们不一样，他还没有完成学业，尚未取得正式的大学文凭，出国之事也因此耽搁下来。

1947年1月初，熊向晖与谌筱华完婚。3月初，当他抵达上海港准备上船时，忽然被一群军统特务截住，说胡宗南有急事要他回南京。熊向晖以为身份暴露，匆匆回家与妻子告别。

3月2日上午，熊向晖到了南京，才明白胡宗南是让他来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胡宗南将他带到参谋长盛文的房间里，顺手递给他一个公文包，要他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就完成。而且还要给蒋介石审阅。临走时，他一再嘱咐熊向晖务必锁好门，不要放任何人进来。熊向晖当然点头照办。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打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产党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赶紧抄写了一份，藏在身上。

中午，胡宗南回来，看完熊向晖画的草图，很满意。他照例做了几处改动，就直接交给刘大军秘密印好，等进攻开始时再散发。

晚上，熊向晖乘胡宗南外出之机，反锁房门，将方案全记下后，就把抄件烧毁，丢进抽水马桶冲掉了。后来，熊向晖又去找了盛文“聊天”，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内容。

次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熊向晖到王石坚家，详细汇报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包括胡宗南密切关注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等。熊向晖还告诉王石坚，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作战命令到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

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告诉他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了3天，原因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还没有撤出来。但迅速夺取延安的准备工作和作战行动一点儿都没有耽搁。王石坚迅速将熊向晖的情报电告了延安。延安得到了这些绝密情报，从而得以从容不迫地实施转移。

冒险送情报

1947年3月10日晚，胡宗南开会，下达作战命令。他命令各部队于3月13日晚6时前抵达各个攻击位置，14日拂晓进行攻击。然后就行军作战注意事项又做了具体布置。下达作战命令之后，胡宗南催促联勤总部和陕西省政府，要他们务必解决供粮这些棘手问题。与此同时，胡宗南组织美国最新侦测电台方向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共区，很快就判定了中共首脑部所在位置。

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但已经来不及去见王石坚了，又没有其他的联络办法，熊向晖只好将情报内容写在纸上，放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收。又写了一封给潘裕然的信，请他别拆附信，迅速将它转交给收信人。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的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虽然不清楚潘裕然的真实身份，但熊向晖知道他诚实可靠。因为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教授，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关系非常亲密。

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接到熊向晖交办的事后，二话没说，立即执行任务。因为他知道熊向晖是胡宗南跟前的大红人，但想不到的是自己正在给共产党传递情报。

就这样，延安又掌握了胡宗南的动态，最终导致胡宗南攻打延安失败。

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之死

王亚樵被称为“民国第一刺客”。蒋介石曾命令军统戴笠多次缉捕王亚樵。但每次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都让王亚樵逃脱了。时间很快到了1935年，又一起大的刺杀案彻底扰乱了蒋介石的思绪。

误刺汪精卫

1935年11月，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正在这里召开，各新闻机构都派出了诸多记者前去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参加完开幕式后，准备在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但蒋介石不知因为什么事，久久未露面。此时，会议厅里议论声一片。无奈之下，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牵头，带领着全体委员拍照。

就在这时，一名记者突然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立刻倒在血泊中。场内秩序顿时大乱，只有少数几人保持着镇静。中委张继拦腰抱住刺客，张学良将他手中的枪踢落。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枪，对这名记者连开数枪。记者中弹倒地。

场内秩序渐渐稳定下来，蒋介石也惊慌地从楼上跑下来。他的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也是人所共知，这次会不会是蒋介石暗中指使人干的呢？果然，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一看到蒋介石，就用力地抓住他的手，质问他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他不在场，并说这分明是他派来的杀手。蒋介石非常生气，但这种场合又不便解释，于是命令侍卫赶紧将汪精卫和那名刺客送医院抢救。最终，汪精卫保住了一条命，而那名刺客却没能抢救过来。

汪精卫的被刺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领袖纷纷质问、指责蒋介石，要他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而陈璧君更是缠着蒋介石大哭大闹，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其实，蒋介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蒋介石把军政有关人员及特务头子招来，命令他们要多调配得力人员参与侦破此案；要不惜一切代价，早日破案，澄清视听。

戴笠亲自出马

戴笠很快就分析出，这次枪杀案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蒋介石。正是由于蒋介石迟迟不到现场，刺客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将汪精卫当成“替罪羊”。那么这名刺客会是什么身份？

刺杀蒋介石的自然是他的死对头。但在他的那些死对头中，应该将中共排除掉，因为中共一向反对恐怖暗杀。那么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那些始终不肯消停的反蒋派了。而在反蒋派中，谁又有这么大的胆量、技术、谋略和手段？随后，戴笠想到了王亚樵，除了他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人。王亚樵刺杀蒋介石已经不是一次了——1931年夏，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里，如果不是因为距离太远，蒋介石早已成为王亚樵的枪下亡魂了。

于是，戴笠一开始就把破案的重心放在了王亚樵身上。

戴笠调查后得知，刺客名叫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的。这说明晨光通讯社肯定有问题，戴笠立刻命人调查这家通讯社。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抓到了一个嫌疑人。这个人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李怀诚——李怀诚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但军统刑讯室的几样刑具上来后，他就扛不住了，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社长“胡云卿”。戴笠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的真实身份是华克之——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得力助手。因此，这次刺杀行动华克之肯定是受王亚樵指派担任行动的指挥者。随后，戴笠派人抓捕华克之。当然，华克之早已不知所踪。

又是王亚樵！蒋介石大为恼怒，立刻给戴笠下了死命令：即刻捉拿王亚樵，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还对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了100万元。他又警告戴笠：“我知道你和王亚樵的关系，如果这次再让王亚樵漏网，你就不要来见我了！”

这次可以说是逼到死角了。戴笠猜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前几年自己捉拿王亚樵没有完全下狠心。戴笠对王亚樵确实心存一点儿幻想——要是他能为自己所用，那有多好啊！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没有退路了。戴笠惶恐地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后，决定这次亲自出马，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抓住王亚樵，最好是直接干掉他。

香港秘密抓捕

王亚樵这个时候躲藏在香港，而戴笠也得到了这样的情报。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亲自带领几十名骨干分子，秘密奔赴香港。

但他的行动还是没能瞒过王亚樵和反蒋派人物的眼睛。戴笠一伙刚在香港一落脚，就被等候多时的香港警方拘捕了。戴笠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香港就遇到这等晦气的事，气愤不已，只好亮明身份。香港警方知道他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后，便释放了他。随后，戴笠要求香港警方将王亚樵等人由他们抓捕归案，但被香港警方拒绝了。

蒋介石催得越来越急。就在戴笠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手下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香港警方认为他是政治犯，那我们就说王亚樵等人刺杀汪精卫是私人恩怨，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经过协商，英国政府最终同意了。随后电令香港当局协助国民政府，将王亚樵及其同伙逮捕归案。不过，香港警方也不愿意得罪在港的地方派，事先通知了王亚樵尽快离港。

正当王亚樵走投无路之时，李济深来信请王亚樵去广西梧州他的老家暂居。王亚樵心想，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广西是比较安全的。王亚樵打定主意，于1936年2月，带着手下及家眷到达了广西梧州。

王亚樵之死

王亚樵又消失了，戴笠回去自然又挨了蒋介石的一顿骂。蒋介石严令他必须找到王亚樵的新藏身之地。戴笠的压力可想而知，整天急得团团转。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原来，王亚樵的一名重要部下余立奎就在监狱里。他是因为参与刺汪，因李怀诚的出卖而被捕的。余立奎倒是条硬汉，酷刑用尽也不肯吐露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但他在香港有一个小妾叫婉君。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对王亚樵及其他重要部下十分熟悉。戴笠决定从婉君这里入手，通过她找到王亚樵的藏身之处。

军统很快就找到了婉君，声称蒋介石找王亚樵，是想给他荣华富贵。几句“好话”以后，她便信以为真了。她心想王亚樵和余立奎真的都能当上国民党的大官，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游荡江湖了。稍加犹豫之后，她就答应帮忙寻找王亚樵的最新落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