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9月
急诊手术室。光听名字就仿佛有着一种灰暗阴沉又罪恶的回响。
9月26日这天，我完成了在考文垂博士手下工作的6个星期，被分派到圣·玛丽医院的外科急诊手术室。每一次车祸事故、每一例农伤、每一起枪击事件，简言之，明尼苏达州东南部地区发生的每一例创伤事故，受伤者都会被送往圣·玛丽医院的急诊手术室接受治疗。
除了我，还有三个主修外科手术的初级住院医生被派到了急诊手术室。他们是：马克·赛尔富、罗利·怀特菲尔德以及杰瑞·沃什伯恩。急诊室的主治医师是乔·斯崔德莱克博士。乔是一名典型的创伤医生，对工作充满热情，但是经常挣扎于语言表达，因为他说的永远赶不上想的快。激动的时候，他甚至几乎连一个词都说不完整。
乔结束住院医生的工作才不久，但对于带学生却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同样也对提高梅约急诊室诊疗的质量很热心。住院医生们都很喜欢他。虽然我对于离开考文垂博士有些遗憾，但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想在乔手下“参战”。
* * * *
来到急诊手术室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在旁边的急诊室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乔向大家分配任务。“你们这些初级住院医生会两天值一次班。这也意味着，”他在面前的文件里寻找答案，“柯林斯和怀特菲尔德，你俩今天值班，”他又看了一眼文件，“赛尔富和沃什伯恩，你俩明天。”
乔告诉我们，不用值班的时候可以回家，但是一旦要有急诊，我们就可能会被召回。
马克、杰瑞、罗利和我看了看刚刚完成急诊手术里的工作的4个初级住院医生。其中的三个已经窝在椅子里会周公了。还有一个，胡子拉碴、衣衫不整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放在膝盖上，目光呆滞。
“那些濒死的人在向你问好。”马克小声对我嘀咕。
“记得总要穿内衣。”我回答。
* * * *
一周过去了，我们4个谁都没有睡上一宿好觉。马克把我们叫到一起。“听着，”他说，“真他妈的烦！我可不想让在急诊手术室剩下的日子都这样过，没日没夜的。”
罗利用手摸了摸下巴，说：“我也不想。”打了一个大呵欠后，他接着说：“哼，什么时候我们有发言权啦？我们就是奴隶，不记得了？”
“去他的吧！”马克咒道，“我有一个主意。”他把罗利手中的咖啡抢过来放在桌上，“听我说，”话音未落，用手指着我和罗利，“我向你俩发誓，我向上帝发誓，从现在起，如果我值班，你俩在家，那我就不会让你俩再被召回。不管怎样，我都要这样做。我就是把乔·斯崔德莱克锁进太平间，也绝不让他叫你们俩回来。”他脸上闪着坚毅的表情，我知道他在计划什么。
我点头：“好，我们也会如此。”
“一言为定！”
我们就像有私密结盟的小孩一样庄重地握了手，并且发誓绝不让已经回家的另两人被召回。
于是理所当然的，那晚罗利和我回了家，没有被召回。我们睡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的6点半才去上班。晚些时候，当马克和杰瑞下班的时候，我从正在进行的缝合手术中抬起头来，向他们保证性地挥了挥手，说道：“回去吧。明天见。”
方法奏效了——是我们几个确保它奏效的。为了给其他的人圆场，我们可是什么招数都使了：编故事、成倍地努力工作，但是让这个办法得以实施的最好基础就是——我们厚脸皮地征用医学院实习学生。
* * * *
乔·斯崔德莱克正匆匆忙忙地将一位胆囊灼热的女士推入手术室，马上就要进行紧急胆囊切除手术。
“迈克！”他喊道，“快点儿，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扬起带着手套的手：“我不行，正在给病人缝腿。”
“那就叫马克或杰瑞从家里过来！”
可千万不要这样，我想。
我急忙扯下手套，冲进大厅。正好一个小鬼抱着一沓子书走过。“喂，你是不是医学生？”我问他。
“嗯，是、是的。”他显然很吃惊。
“知道如何清洗吗？”我问。
“嗯，我……”
“好。”
我从他怀里把书掳走扔在椅子里，说：“去更衣室把衣服换了，然后去4号手术室。他们需要你，快，马上！”
他迷惑地站在那：“可是10分钟后我有一个生物化学的考试。”
我指了指更衣室：“快点，难道你想让病人去死吗？”
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向更衣室跑去。
我在心里同情这小子。一会他就要身陷迪佛牵引器的魔爪，两手紧抓着牵引器，试图推开碍事的肝脏和脂肪。而与此同时，乔则试图将胆囊拿出来。
“就是那个上象限的人”，我们通常这样称呼拿迪佛牵引器的人。他通常是最年轻的，拿的牵引器都是在主刀医师旁边。刚才那个小鬼肯定是要用两手费力地抓住牵引器，稍微后退，而主刀医师和第一助手则要挤在他前面进行手术。手术进行中，其中一个医生还可能会丢过来一个问题来娱乐自己：“你能辨认出这个结构吗？”
这个小鬼可能说不上来：“我，嗯……”
“不，不是那个，这个。”
“我真是不……”
“下次注意力集中点。”
“是的，先生。”他口上会嘀咕，心里则会说，混蛋！
* * * *
我将车开回家，关上发动机后向后靠去。太累了，都不想走下车。即使现在我不值班，也没有被召回，可仍然在连续工作30到36个小时后，才有12到18个小时的休息。不工作的时候，我只想睡觉。
我坐在车中，头向后仰，闭目养神了几分钟。最后，我叹了一口气，拿起盥洗包，把自己拽下驾驶座，走向家的后门。
像往常一样，艾琳正在厨房里。“老爸！”她张开双臂，摇摇晃晃向我跑来，大声喊着。我把她抱了起来，用脸蹭蹭她的小脖子，她便高兴地咯咯笑起来。帕蒂正在水池边上。我抱着艾琳走过去。
“嗨，亲爱的。”我说。我换了手抱艾琳，俯身亲了帕蒂一下。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没有我在身边，她一个人照顾艾琳和整个家一定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累得顾不上问。
她上上下下扫了我一眼，同情地笑了笑说：“白天过得怎样，哦，晚上过得怎样？”
“马马虎虎吧。”艾琳开始不舒服地蠕动起来，于是我一边把她放下来一边说：“很晚的时候，又有一个打猎引起的事故，哥哥把弟弟当做鹿了，枪打在肚子上。”
“让我猜猜。哥哥喝啤酒了。”
“没，他为了驱寒，只喝了点儿荷兰杜松子酒。”
“那孩子能活下来吗？”
“他直到被送进来才开始流血，真是个奇迹。哥哥把法兰绒T恤揉成一团堵在弟弟肚子上，这救了他的命，”我尝试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把他推进手术室。我不确定乔准备摘除他一部分肺还是肠子，”我缓慢地说，“但我当时要给急诊室里的病人开刀，所以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伸出手，从菜板上拿起一根胡萝卜。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孩子是死是活。这与我有何干系？我是不是心里都张茧了，才这么不关心病人？
我从抽屉里拿出银餐具，一边摆桌子，一边问：“你感觉怎么样？”
她转过来说：“很累，但没事。今天我去看医生了，他说宝贝一切都好。”
我对她笑了笑：“真棒。你睡了一会儿没？”
“睡了。我让艾琳小睡的时候，我也睡了一个小时。”
“说到小睡一会儿，我想我应该……”
“等等，迈克，再过20分钟饭就好了。如果你躺下了，我就叫不起来你了。就坐在这陪我，一直到晚饭弄好，好吗？求你了。”
她把我推到椅子里，接着打开了冰箱。“接着，喝点啤酒，和我聊聊。”
我喝了一口啤酒，坐在这里真是太舒服了……
“迈克！”
我猛地一抬头：“啊？哦，对不起。”
“亲爱的，和我说说话。我整天除了艾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走过来，开始按摩我的肩膀。“和我说说周五那个醉鬼，他回家没呢？”
我并不想谈论那个醉鬼，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也不想喝啤酒、不想吃饭、不想看电视，我只想去睡觉。
我记得接下来就是帕蒂伸手捅了捅我的肋骨，接着把碟子“咚”地放在我面前：“你的饭！”
那一刻我该说的是：“帕蒂，虽然我现在非常非常累，但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为我刚才的走神，我道歉。几周后我就不在急诊手术室干活了，我们的生活也会和从前一样了。”
可事实上，我说的却是：“帕蒂，我，嗯，我只是……”我都记不起来自己说了什么。我吃了晚饭，上床睡觉。
* * * *
第二天的日报会上，我寻找着杰瑞的身影，想问他被枪击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屋子的前半部分，一个高级住院医生正在作关于发生车祸的夫妇的报告。“乔在楼上门诊室里，正在看那个丈夫。他脾脏破裂、连枷胸。妻子还在CT室里，情况稳定，但是股骨干骨折，头皮撕裂，腹部检查情况不妙。”
我心不在焉，因为我想找杰瑞问问那孩子的事儿，然而杰瑞正靠在那辆撞坏的车上睡得正香。于是，我又转向询问马克。
他皱起眉头：“斯文德森？从威札塔来的那个？”
“不是，昨天的那个。就是哥哥开的枪。”
“啊，那个孩子。”他摸了摸脑门，“乔把他半个肺切除了。我们阻止不了出血——给他输了手术室里差不多20袋血，血小板、新鲜冷冻，你也知道。”说完，他两手环握住咖啡杯，闭上了眼睛。
“他到底怎样了？”我不耐烦地问。
马克一梗脖子，啜了一口咖啡，说：“哦，他挺过了手术，不过之后我就不知道了。问杰瑞吧，他和那孩子进了重护病房，我到这儿来了。昨晚真是醉鬼夜，我可能都创下梅约的纪录了，不下4个醉汉嚷嚷着要是出了院，一定把我揍得屁滚尿流。”
“那你告诉他们要事先排队预约了没有？”
“哈，去你的。我说了你家电话号码，还说你骂他们是一群娘娘腔的家伙，都想踢他们。”
* * * *
回到休息室，我开始抄写哈丁博士名下病人的名单，计划着等有时间一个一个调出他们的检查报告看。刚抄完，阿特·海斯垂就进来了。
“迈克！”他拍拍我，“周末我去双子城，你帮我代班吧。今天下午走之前我会查房，明天早上就归你啦！”他看到我很惊恐，继续说道：“别担心啦，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找高级住院医生，他们会帮你的。”
说完，他把传呼机递给我，笑着说：“就这么说定啦！”然后就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儿有好几秒，手保持着微微张开的状态，眼睛死死地盯着手中的传呼机。这个吓人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将传呼机别在腰间，仿佛那是一小瓶随时会爆炸的硝化甘油。一想到护士随时会通过它呼叫我，我就毛骨悚然。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在看检验表。一边看检验表上的信息，一边在卡片上做记录。然而，也有一些术语让我抓破了头皮也不知其所然。我的确可以问护士，但接下来她们就会把我扔出门去，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
6点，我已经开车回到在罗切斯特郊区的家中了。妻子帕蒂在后门迎接了我。她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说：“我们骨科大夫的第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好像被蜇了一下。把我称作是骨科大夫可真算是异想天开了，连医学系的学生知道的骨科知识都比我多。可我只是亲了亲帕蒂，含糊地说“还不错”。
“那干吗苦着个脸？做了什么傻事了？难不成切错腿啦？”
“亲爱的，我感觉我是个傻瓜，连骨科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
帕蒂用手背摩挲着我的脸颊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住院医生啊！”
* * * *
那个晚上，有三年住院医生资历的约翰·斯蒂文森举行派对。他很贴心地邀请了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菜鸟们。于是，我和帕蒂将两岁大的女儿艾琳交给保姆照顾，于8点抵达斯蒂文森的公寓。
帕蒂和我在屋子里闲逛，不时听到有关肌内干细胞、关节囊肩胛下肌成型手术以及抗心磷脂的讨论。我真希望能有人谈点别的，那样至少我还能插上话儿。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比尔、弗兰克和杰克。他们举杯示意后，开始向彼此介绍自己的妻子。
正当我们把酒言欢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吓得差点儿把碗扔在地上。是卫理会医院的骨科打来的，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电话一通，就马上有人告诉我赶紧来卫理会医院，有急诊需要处理。我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我在卧室门边找到了电话，拨了过去。“您好，我是柯林斯医生。”
“柯林斯医生？”对方很困惑，“我要找的是海斯垂博士。”
“今晚我替他当班。我今天才开始上班，我是初级住院医生。”
“哦，好吧，”对方在电话中说，“我是安·齐沃斯，照顾韦尔特舍尔太太的护士。我们能扶她起来吗？”
听到这儿，我在脑海中疯狂地搜寻着。韦尔特舍尔太太……好像有一点印象。我顿了顿，最后终于咕哝道：“韦尔特舍尔太太？”
“是的，韦尔特舍尔太太，在7214病房。三天前刚做TKA。”
我惊恐地琢磨：TKA？啊，想起来啦，完全膝关节成形术。
虽然我现在知道了它是什么玩意儿，可是关于能不能把她扶起来，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个韦尔特舍尔太太没准儿是哪个国家总统的老婆呢。要是说错了怎么办？我仿佛看见明天的罗切斯特新闻快报的大标题写着：
由于蠢蛋初级住院医生错误地允许韦尔特舍尔太太在术后三天行走，导致腿断！
那我可完蛋了。我在梅约的工作会仅仅持续一天，还哪管按规定，我这不着调的医生还要待上4年呢。
我沉默了许久。护士终于开口了：“喂？您还在听吗？”
“啊，我在。”
“那么，我们能扶她下床吗？”
再考虑也没有用，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答案。于是，我做了所能做到的最机灵的事儿——博取护士的同情。
“你瞧，安，我是新手。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通常是怎样做？”
属于她的时刻到了。或许平日里她不被那些自大的外科医生放在眼里，这下，她可找到撒气筒了。
电话这边，我在等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肯定是可怜我，因为她没有把我当成撒气筒，而是慷慨地帮助了我——这不是护士第一次帮我，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让病人起来。她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想可能是海斯垂博士忘了和我们说了。”
“好的，那就好。你们让她起来吧。”
“谢谢您，医生。”
我长出了一口气：“安，这次算我欠你的。”
放下电话，我解脱了。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谢谢了约翰的邀请，然后和帕蒂回到了家。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明早还要去检查哈丁博士的每一个病人——独自去。
2
第二天
水落石出的时刻终于到了——查房的任务只能落在我这个最菜鸟级的新手身上了。
我们负责15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接受了我还从未亲眼见过的髋部或膝部的重置手术。我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就谢天谢地了。于是我决定早点去——趁着病人还没太睡醒、懒得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此刻，我非常害怕有人会问我：“大夫，做完这个髋部（或膝盖、肩部）手术，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跳舞（或开车或做运动）? ”
我当然不能搪塞说：“放过我吧！”我应该回答说：“哦，若想在髋部替换手术后活动，那么还要取决于许多因素。”接着，我应该摸摸下巴，慢慢悠悠地在他床尾踱来踱去，“要考虑到神经系统的工作情况，还要考虑到金属替代物之间的摩擦——更不用说润滑剂特殊重力问题。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我会请哈丁博士周一早上给你详细解答。”
当我将车驶入卫理会医院西端的停车场时，时钟显示4点57分。从后门进入的时候，保安正在看杂志。见我进来，从桌子上抬起头，问：“有急事儿吗，大夫？”
“啊，”这个时候最好顺水推舟，“是，有急事儿。”确实是的。如果今天早上过不了关，我就等着炒鱿鱼吧。那样的话，对我来说，还真是个急事儿。
走进医生休息室，我竟然找不到电脑名单。后来我才知道，每天早上的名单是在6点半的时候才打出来。现在我手上的是昨天的名单。可倘若哪个外交官或是重要人物昨晚突然住院怎么办？要是晚些时候哈丁博士在听音乐会或打高尔夫时，他突然打电话过去，质问为什么没人来处理他胫骨上的霉菌，又该怎么办？
我缓缓走向骨科办公室。幽暗的走廊里回响着我的脚步。进来后，我从架子上试图抽出表格。护士看见了，问我：“大夫，有什么事儿吗？”
“哦，没有。我正要去查房。”
“查房——5点10分就去？”
“我想早点儿开始。”
她摇了摇头，继续整理表格了。
* * * *
走到第一位病人的房间门前，我足足站了有几分钟，同时在谨慎地翻阅表格、浏览机器数据、了解重要的生命迹象情况和恢复情况，以及查看治疗记录。终于，我缓缓地深呼吸，走了进去。
“瑞德克里夫先生？”
没人回答。
我又大声问了一次，“瑞德克里夫先生？”
最后我走了过去，摇了摇病人的前臂，喊道：“瑞德克里夫先生！”
“哈？”
“你好，瑞德克里夫先生。我是柯林斯医生。”
“谁？”
“柯林斯医生。记得吗？哈丁博士带的住院医生之一。”
“啊，想起来了。柯林斯医生，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先生。就是来例行检查。介意我看一下您的刀口吗？”
就这样，我摧残了一个又一个睡眼蒙眬的病人，完成着哈丁博士给的任务（“明早给她引流。”“给他换衣服。”“给他打石膏。”）。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进了拉维尼亚·奥伦巴姆的房间。奥伦巴姆夫人82岁，曾是拜伦医院的护士。她滑入了浴缸导致髋部骨折。哈丁博士于4天前给她做了手术。
我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扯着毯子。
“早上好，奥伦巴姆夫人。我是——”
“你这个坏家伙，撒谎精！”
我吓了一跳，感觉肚子仿佛是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奥伦巴姆夫人，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
“你什么都做啦！你和他们。你们这是密尔沃基最烂的酒店。我再也不来了。”
密尔沃基最烂的酒店？噢，我明白了。或许关于她骂我是撒谎精的事儿，我没必要放在心上。我笑了笑，以示安抚。然后检查了她的刀口。小心地掀开了病号服的衣角并轻轻拉向后面，我看到刀口愈合得不错。
奥伦巴姆夫人突然打了我的手一下，愤愤说：“你想干什么？你这小子——”
“不好意思，奥伦巴姆夫人。刚才我是在检查您的刀口。”
“变态！你个变态！”她开始用力地用左手挥向我。在她的扭动下，点滴架开始摇晃起来。
“奥伦巴姆夫人，不要这样。我是您的医生之一。”
“你个肮脏的流氓！”
我不得不一边后退一边向她挥手示意不要说了。她喊得那么大声，整个楼层的人一定都知道了哈丁博士带的医生是个肮脏的变态。“嘘——奥伦巴姆夫人，您不要这样——”往后退的时候，我撞到了正在进来查看事情状况的护士身上。
“哎呀，您可把我们的丽维惹怒了。”她说。
我无辜地高举双手说：“我只是想检查她的刀口而已。”我在心里祈祷护士可别已经打电话给警察或是反恐特警队，让他们来抓猥亵7203号房老太太的神经病。于是几个一百多公斤的长着坚硬二头肌的大汉，头上罩着黑袜子，从楼顶天台拉绳子下来，用机枪瞄准我，大喝一声：“别动！蠢货！”然后，我将在奥姆斯特德监狱的性犯罪科度过在梅约的第二日。
“放轻松，”护士说，“丽维今早上有点儿糊涂。一个小时前，她拔掉了点滴。我重新给她扎上的时候，她还想咬我来着。”
当我从屋里走出的时候，奥伦巴姆夫人还在紧紧地抓着被单盯着我。只剩下两个病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呢？一切都是我的想象，还是他们确实认为我很好笑？
7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医生休息室，检查哈丁博士的新名单。谢天谢地，昨晚没有外交官或是重要人物住进来。约翰·斯蒂文森正在从打印机里拉出他的病人名单。从穿着上看，他有一点儿憔悴。我对昨晚的派对表示了感谢，说玩得很尽兴。
“要去查房吗？”他问。
“刚弄完。”
“完啦？几点开始的，6点？”
“不，5点。”
“你傻了吧！谁会在周日5点就开始巡查啊。”
当我告诉他这么早干活的原因时，他表示理解地点点头。
“听着，”他说，“你会干好的。别担心，骨科可不像跳蚤。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刁难你。”
“跳蚤”是我们讽刺内科医生时说的。外科大夫常嘲讽内科医生像跳蚤，到哪里都是一大群，忙忙碌碌却不见干了什么。看他们高人一等的神情就让人厌烦。
“不管怎么说，没人指望初级住院医生会有什么大建树，”约翰继续说道，“做好让你做的就行了。准备好参加每次手术，还有认真阅读手头的病例。”
感谢他后我回了家，感觉更糟了。“准备好参加每次手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学习如何进行一次全部的膝盖替换手术？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手术呢！
我撕开新买的坎贝尔的《骨科手术学》的包装纸，开始认真研读关于髋骨与膝盖替换手术的部分。可事实证明我被打败了。每读一句，我就会发现一个新词，于是就开始查字典，可是字典给出的解释中又有新的词。接着查下去的时候，我都忘了最开始要查的那个词是什么了。
* * * *
“嗨，事情办得怎样？”周一早上，阿特问我。
“哦，还好，”我递给他传呼机，“没问题。有几个病人的伤口还在渗血，但整体上说，大家都还好。”
是的，“大家”可不包括我。刚刚过去的48小时对我来说就是地狱。
这，难道就是我在未来4年要面对的生活吗？
3
7月
勉强熬过了第一个周末，我重新捡回了一些自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与阿特亲近起来。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医院楼下的咖啡厅里吃早餐。医院规定，只有昨夜值班或者是在清早6点钟之前就开始工作的医生才有资格享受免费的早餐。然而，在第一天付账的时候，阿特看到我摸索着钱包就大声说道：“去他的吧！当你和我们一样玩命工作的时候，早餐就该免费。”
早餐通常是阿特时间，他会炫耀最近的猎艳经历。他是一个俊朗、机敏的人，具有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他不但是个女性杀手，也是梅奥诊所的传奇人物，身边总是不乏美女。虽然专业技术不错，但总是马马虎虎，到处宣扬自己的兴趣在于解剖而不是骨科。
* * * *
我和阿特将史密斯夫人扶上手术台。麻醉师将她麻醉后，我们用止血带将她大腿的上部勒住，盖好床单，然后去叫哈丁博士。这期间我非常兴奋，因为它将会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膝盖移植手术。
大约翰从员工休息厅出来，匆匆地挤了进来，两手一拍，走向手术台。他用大手抬起病人的膝盖反复弯折了几次，触诊了两个膝盖后，他伸出手说：“手术刀！”
旁边的护士将手术刀送入他手中。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大约翰切开了膝盖的前部，脂肪层随即向两侧摊开。虽然绑有止血带，但血还是从四处渗了出来。
60秒钟之内，他已经切开了膝囊、翻开膝盖骨，关节露了出来。我可以看到磨损了的层状软骨，肌肉的加速运动以及软骨附着的骨头。哈丁博士偶尔还会切下一团脂肪，然后扔进脚边的废物桶里。
在哈丁博士完成了关节部分的操作后，从护士桌上捡起动力锯，开始伸向股骨的后方。“她有腔隙综合征的迹象，”约翰切完股骨之后说，“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胫骨这边走刀。”他一边咕哝着，一边把牵引器伸向了膝盖的另一侧。
“快！拿着这个鬼东西！”他朝我说。
我胡乱地接过牵引器。
“别害怕，它又不会咬人，”大约翰说，“使劲按它。我需要看清整个结构，然后才能开刀。”
他从护士手中拿过锯，稍稍偏向右侧，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紧接着，他用锯将胫骨切开。然后，他绕过髌骨，将下面的胫骨也切开了。
当阿特用抗生素处理伤口时，大约翰转向负责清洗的护士，声明他将用什么样的修复法。与此同时，我则充满好奇与惊叹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病人的膝盖被剔除了，锯子锯下来的骨头四处散落。我极力保持镇定。即使看惯了残肢断体，但对于这样的场景，我还是不太适应。
阿特仍然在处理伤口。液体布满膝盖位置。他冲我说：“嘿，傻小子，赶快拿东西来吸，别在那愣着了！”
于是，我立即抓起抽吸器和海绵，开始清洁现场。
约翰已经挑选好了他做修复时要用的部件。巡回护士把器械打开，扔到后面消过毒的桌上。然后约翰转向我们道：“最有意思的时刻到了！”
他先拿起要用的部件，在胫骨与股骨间比划着，衡量着大小。然后拿起锯，将胫骨再割去一小块。接着对清洗护士说：“你来吧。”
护士从一个塑料袋子里摇出一些粉末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打开一瓶气味刺鼻的药瓶，倒出一些液体后将两者混合。
当我正诧异着这是要干什么时，护士告诉约翰弄好了。他拿起这团白色、奶油状的混合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粘骨的胶），开始抹向骨头的断头处，也抹向要装上去的假膝。然后，他将替代膝盖安在原膝盖的位置上，拿一把大锤，一点一点地凿进去，摆正位置。
多么神奇的事情！我们打开了一个人的身体、从中切走了一部分、丢弃它、换上新的，然后再把身体合上。过了一两天，这个病人就会重新开始走路，并且感觉不到疼痛了。我要保持对这份事业崇敬与痴迷的心境，我不想让这份可敬的事业沦为平庸的日常琐事。
下午5点，我们完成了最后一个病例。昨晚是我值班。虽然也睡了几个小时，但是手术室里的劳作已经让我精疲力竭。在住院医生更衣室里，我瘫在墙上，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回家。
15分钟后，帕蒂开车到了卫理公会医院的后门。艾琳坐在车里，小手忙着将一把动物形状的饼干塞向嘴里，还不忘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朝我挥挥，嘴里咕哝着问好。我把头伸向后车窗，在艾琳的额头上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亲了她一下。当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帕蒂将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想我了吗？”我转向她，点点头，脸上带着疲惫的微笑，“当然，我总是想着你。”
帕蒂是一名护士，所以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在我任职住院医生的最初几个月里，帕蒂可能比我在骨科上懂得还多。她喜欢听我说自己的工作。大多数年轻夫妇谈论的都是电影、书籍或是体育，而我们不同，我们的话题是骨科。
* * * *
乔纳森·威尔海姆大夫咬了一口煎饼，小心地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突然间用大拇指指着我说：“上帝呀，这是谁呀？”
威尔海姆是高级住院医生。这家伙喜欢自己的声音，并且总是想喜欢打断他人讲话，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天早饭的话题是肩部重置手术。像往常一样，我傻坐在那听着。他们则在探讨一项名为“布里斯托”的手术。于是我问阿特什么是布里斯托。威尔海姆简直不敢相信。
“可别告诉我这家伙是骨科大夫，”他问桌上的每个人，接着转向我，“你是医学院学生还是内科大夫？”
“我是哈丁博士带的初级住院医生。”
“你确定你是骨科的住院医生？”他带着厌烦的表情举手投降。
我被吓傻了，也羞于为自己的无知辩解。然而令我感激的是，阿特站在了我这边。
“一边待着去，威尔海姆。他很正常。”
“一个骨科住院医生竟然不知道布里斯托，这也叫正常？”他摇摇头，接着吃煎饼去了。正当我松了口气时，他突然又转向我问：“你知道髋骨是和大腿骨连在一起的吧？”他对自己的机灵相当满意，看了看周围人，想让大家和他一起乐一乐。有一两个笑了，但被阿特堵回去了。阿特再次警告威尔海姆放手。
“不管怎么说，阿特，”笑声过后，威尔海姆说，“你算是和他绑在一起了。”
这是人能忍受的极限了。阿特看到我眼中的神情，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说：“走吧，该去查房了。”
* * * *
梅约中心的工作日分为手术日和会诊日，即要么整天手术、要么整天为病人诊断。在手术日的所有手术中，我总是第二助手。偶尔阿特会主刀，可我除了帮着拿牵引器，就是记录术后工作内容。在会诊日里，哈丁博士和阿特看病人，我则紧跟在两人后面。
有天早上查房完毕之后，我发现住院医生休息室的布告板上写满了住院项目主任本杰明·J·伯克博士（BJ）的通告，例如：
“服装要求：大褂和领带。周末也要穿。违反穿戴规则者，严禁查房。”
“每年一次的骨科培训考试将要在9月23日星期六举行，所有住院医生都要参加。”
“周六的会议是强制性的！所有人必须参加！不许请假！”
作为住院项目主管，伯克博士全权负责我们这些人。他就是我们的国王和主人，是通往拯救之地的火车的控制阀。如果伯克博士不恩准，我们就无法完成这个项目，也无法成为骨科大夫。
“小心BJ, ”阿特提醒我，“每年都有一两个倒霉鬼触到了他的霉头。他会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会上点名、大厅里拦截，或许只因为他们领带系歪了，总之就是找碴儿。可不要惹着他，否则你的屁股就要被当球踢了。”
我打算离伯克博士越远越好。如果他要是发现了我有多无知，就真的会活埋了我。“干自己的活。少说话。不要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每天我都在心里重复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是隐形的医生，而且我打算坚持到底。
在哈丁博士手下做隐形医生很容易。可能不到一周，他就会发现我的知识欠缺得厉害。也正因如此，他做了最善良的事情，那就是——忽略我。查房的时候，他总是和阿特说话。手术室里，他也是让阿特做手术。我都不确定BJ是否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不怪他。在值得被他教之前，我得补大量的功课。
我的学习劲头的确很足，每每想到我的一个错误决定可能会要了某个病人的命或是使其致残，我就不寒而栗。当然了，现在还是有保障的——因为没有人会在第一天就把手术刀交给我。然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所以我得准备好。
我比任何时候学习得都刻苦。一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二是因为我意识到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掌握在我手里；三是因为我热爱这项工作。是的，我正在逐渐爱上骨科。
每天晚上我都拿出之前记下的问题与笔记的卡片一张一张地看，通常熬到凌晨两三点，直到困得不行了，我才摇摇晃晃地蹭回卧室，蜷在帕蒂身边眯上几小时。第二天又是这样。
阿特总是在我连珠炮一般的发问中感到不耐烦。他知道如果鼓励我一小下，我就会整天追着他问问题。所以，他做了一件很明智也让我受益匪浅的事儿——把事情都塞给我。他总是时不时地走人，留下我照看一切事务。
有一次，我们正在更衣室换便装，阿特告诉我大约翰之所以如此有名，原因之一就是背了一首关于一个英国男孩小阿尔伯特的叙事长诗。一小时后，当我们查完房，阿特用肘部轻推了我一下，对哈丁博士说：“博士，我想迈克还没听说过《小阿尔伯特》呢。”
“啊？”哈丁博士闻言，“你当真没有听说过《小阿尔伯特》? ”
我没有。怎么了？
接着，博士把他那肥厚的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开始背诗。诗是关于小阿尔伯特和他碰到狮子的事儿。于是我们站在7楼的电梯外，听着他用伦敦佬的腔调背着诗。随着嘴唇兴奋地一张一合，他四处巡视。当讲到这个小孩糟糕却又令人捧腹的动物园之旅的时候，他的视线在跳跃，胳膊也挥舞了起来。故事以小男孩被狮子吃掉结束。小男孩的爸爸颇有哲理的评说道：“没人帮的事情，只好自己忍着。”
这句也成了我在接下来的4年里时常温习的句子。
* * * *
当我在哈丁博士手下工作的时间还剩6天的时候，博士的秘书马维拉打电话给我说科威特的萨勒博王子邀请哈丁博士、阿特和我在他卡勒饭店的总统套房吃晚饭。两个星期前，我们曾给这位王子做了膝盖替换手术。很显然，他是在表示感谢。
“可以携妻子吗？”我问道，希望帕蒂也可以玩上一晚。
“不，大夫。只是您三位。”
恐怕帕蒂会不高兴了。我去阁楼上的总统套房与王子共进晚餐，她则只能在家里和艾琳一起吃“汉堡帮手”了。我一边在心里盘算如何向帕蒂解释这件事情，一边开口问马维拉：“什么时候？”
“周三晚上。”
“哦，不，”我发出痛苦的呻吟，“可别是周三。我晚上值班。”说到这，我顿了顿，希望能听到她说：“没关系，我问问王子，看看能不能改天。”可是她却只应道：“真遗憾。”王子们和主治医师们当然不可能因为一个初级住院医生而改变计划。
后来阿特告诉我饭店负责了全部的晚餐准备工作。王子的套房在顶楼，晚餐上有蜡烛、水晶器皿和银器。在罗切斯特的一个月，王子已经把整个楼层都租了下来。
随后我问阿特王子是否为我不能到场表示遗憾，阿特禁不住大笑。我想科威特人也一定有特定的词汇表示初级住院医生，不过不论有没有，王子也不会屈尊考虑这件事。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婉拒是不是表示我很傲慢。或许他们还不敢相信哈丁博士的“奴隶”竟敢冒冒失失地拒绝邀请呢。
阿特说那顿饭吃得再顺利不过了。人人都沉默地坐着。王子的翻译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但几乎用不到他说话。科威特人显然是被哈丁博士的沉着冷静镇住了，就像大约翰和阿特被科威特人的富有镇住了一样。
他们吃完道别的时候，大约翰感谢主人的款待。王子与其握了手，然后说了一句我们从没听过他说过的英语句子。
他说：“我非常感谢您的慷慨与善举。”同时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将手伸向桌子——那上面放着三个盒子。他把其中的两个给了约翰和阿特。
“最后那个是给你的，”第二天，当阿特向我伸出手来炫耀新的劳力士手表时告诉我，“多遗憾呐，你没有去。”
“他给你一块劳力士？你这混球，”我气得把手术帽团了一团扔向墙角，“你和大约翰吃龙虾、青蛙腿，我却解决了4个咨询，处理了一个腕骨骨折，还有一个膝盖出脓的瘾君子。”
“这说不定还挺公平的呢。毕竟，你要是太追逐财富了，我可是会为你担心的。”一边说，阿特一边扎起一片法国吐司扔到嘴里。
正当我逐渐适应了哈丁博士的时候，8月中旬到了，我们应该交换工作地点了。
4
8月
在梅约，有一些大夫很受欢迎，因为每个住院医生都想跟其学习——汤姆·黑尔和安东尼奥·罗梅罗就是科室里这样的明星。他们都热爱教学，同时让跟随其的住院医生亲手做大量手术实践。弗莱德·黑斯廷斯与加勒特·弗莱伯格则是世界闻名的手部手术大夫，鲍勃·菲尔莫尔在肩部手术领域享有盛誉，但其中最最闻名的还要数马克·考文垂。
马克·考文垂是梅约中心骨科的巅峰人物。满头白发的考文垂博士身材高大、风度不凡，他与生俱来的华贵的气质使得其他的主治医师都敬他三分。他是外科医生中的佼佼者，在美国第一个成功施行了髋骨替代手术。即使已经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考文垂博士仍然是全美最受人尊敬的骨科大夫。在这个8月的中旬，我离开哈丁博士，转到了考文垂博士的名下。
从跟随博士学习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我也为没有在去年就把我分给他而感到庆幸，否则考文垂博士一定会惊骇于我的无知透顶。不同于哈丁博士将我当做隐形人对待，考文垂博士不时地给我提出挑战。
考文垂博士对他手下的住院医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如果发现我们不清楚出血、引流、病人疼痛或者凝乳酶等问题，大家就要祈祷了。在博士注意到之前，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并且进行适当处理。考文垂博士对这些事情的重视，实际上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证明了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他的态度、他的举止以及他对完美的执著追求都时刻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吉姆·惠特默是考文垂博士手下的高级住院医生。博士要求他的住院医生在正式的查房前都要自行进行预查房。于是吉姆和我约好从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探访负责的所有病人，然后去见“全能先生”（我们这些住院医生在背地里都这样称呼考文垂博士）。大约在7点半时，进行正式的查房。
在博士名下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当我正准备去探访一个病人时，我发现有一张骨盆的X光片看起来十分诡异。在片子上，我看到右边进行过髋部替换手术。左边看起来是很正常的髋部，只是大转子周围有些许金属线——那时候的髋部替换手术在最后的时候都要用金属线将转子缠绕起来，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将没有进行髋部手术的那一半的转子缠起来的。
于是，我朝着刚从控制室里出来的吉姆·惠特默喊道：“嘿！过来看看这东西。”
他走了过来：“什么东西？”
“看，”我指着片子，“看左面的髋部。看起来好像——”
“托马斯·罗德尼维奇。”他马上辨认了出来。
“托马斯什么？”
“罗德尼维奇。托马斯·罗德尼维奇。”
“你知道他？”
“人人都知道托马斯·罗德尼维奇。”
“好吧。他是谁？为什么左边髋部还有金属线？”
吉姆走近了一步，看四处没人，就压低声音对我说：“听着，我不相信你还没有听说过这个病例。去年我们的‘全能先生’给他做了手术。那是当天的最后一个。可能所有人都累坏了，住院医生们把髋部弄错了。更糟糕的是，初级住院医生斯坦·沃克扎克把X光片放反了，使右边的髋部看起来像左边的。”
“我们为手术做好准备后，‘全能先生’走了进来。正当他打算把大转子拿下来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似乎哪里错了。他让护士重新检查文件后才发现做错了。谢天谢地，他只是将转子打开，而没有进行髋部替换。可是这个错误的决定仍然是他作出的，并且还已经把转子拿了下来。”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灾难竟然发生在我偶像的身上，而且他还是骨科之神。我问道：“然后呢，‘全能先生’怎么做的？”
“他没说一句话，将转子又安放回去、缝上刀口，然后继续做那一半的手术。术后他走了出去和病人家属谈了话，告诉他们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同时将责任都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
自打我到了骨科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担心自己若是搞砸了，会招致什么可怕的后果。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人都会出错，而事情的结果也会很糟糕。我忐忑不安地继续问道：“那住院医生呢？他们怎么了？”
“手术后，沃克扎克向‘全能先生’道歉，承认所有的错全在自己，他愿意离开住院医生的岗位。”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离开住院医生的岗位！
“博士让他把话都说完，然后平静地说斯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本该认真对待手下的工作。博士承认，就是他自己也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犯错误。最终，他没有让斯坦离职，但是告诉他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他了。”
正当我想拿起X光片看其中的某个细节的时候，吉姆突然将片子抽了回去。
“喂！我还要——”
“先生们，”“全能先生”这时已经走到我们身后，点头打着招呼。他将X光片从吉姆手中拿走重新放回看片箱中，“人们一定不能害怕正视自己的错误，惠特默博士。”
吉姆窘迫地点点头。
“柯林斯医生，你已经听说了这个病例的始末？”
“是的，博士。”
“你的结论呢？”
我正想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连最伟大的外科大夫也无法避免失手，但博士的眼神告诉我，他可不想听这样的废话。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嗯，先生，它把我吓坏了。”
“为什么？”
“我总是害怕自己会在手术中注下大错，这个让我感觉自己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听后，博士点点头：“为了你的病人，你应该时刻保持这种恐惧。”说完，他伸出手抚平了X光片，仿佛无惧于向整个世界剖析自己的失误。
“这就是当一个手术大夫丢失警觉的时候会发生的，”我能感觉出来，他不仅是说给我们听，也是在说给自己听。“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你的责任——所有一切。手术台上躺着的是神志不清、孤立无助的病人。他把生命交给了你，把信任交给了你。他所信赖的，不是住院医生这个名号，不是麻醉师，更不是医疗机构，而是——你。”
说话间，博士的肩膀垂了下去，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在战栗。即使是一年之后的今天，他还在受这件事情的煎熬。吉姆和我对视。我们无法找出安慰的话。这个时候任何住院医生的话只能使情况更糟。
“先生们，”博士终于开口说道，“将来你们就会发现，自己从失败中汲取的会比从成功中得到的更多。”
* * * *
如果说我对自己从事骨科工作还有疑虑，那么这些疑虑则在马克·考文垂博士的指点下都烟消云散了。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外科大夫的人生是多么有成就感与满足感。
我之所以选择外科而不是内科，是因为我想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内科大夫通常只对病人的恢复感兴趣，他们更注重了解一件事——症状是什么？病因？也就是说，重点是检查与识别，而不是解决与修复。虽然“内科诊病、外科治疗”已经是由来已久的说法，但是这在内科医生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内科思考、外科蛮干。
那个时候，外科手术大夫被极不公允地称为“医学界的傻子”，被认为是一些脑袋不是很灵光、只会修理腿的家伙们。在内科大夫看来，外科大夫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
我是在芝加哥的洛约拉斯特里奇医学院上的学。每年的圣路加（医生的守护者）节，学校都会举行盛大的晚宴。宴会上会有讽刺剧表演，这些表演几乎把每个专业都数落个遍。有麻醉师麻醉的笑话，也有妇产科大夫带着棒球手套的戏谑之举，而儿科医生则会把棒棒糖衔在嘴里。轮到骨科大夫的时候，表演者往往是某个肥硕的傻家伙，腰间别着一个工具带。唯一的对话也被精简成：“骨头碎、我来修。”
不管骨科被笑话成什么样子，我仍然为之深深迷醉。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用自己的双手做事情。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乐于制作模型、要塞和城堡。我热爱创建的感觉：从一无所有到收获颇丰。
在考文垂博士的手下的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我们工作的高贵与神圣。他以身示范，告诉我们必须担当肩上的重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们帮助他人的感觉是如此美妙。
从考文垂博士身上，我逐渐学会了享受在门诊工作的时光。像大多数骨科大夫一样，我更喜欢手术室而不是门诊室。手术室才是我们心之所系，那里才是见证奇迹的地方。然而，在门诊室里发生的，只不过是手术室里的序曲或是尾声。
可在“全能先生”这里却不同，与他一同门诊是令人兴奋的。每天，每个房间里都挤满了他所帮助过的人们，每个人都对他心怀感激。这总会使我心潮澎湃，每当想一下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有可能受此礼遇，我就飘飘欲仙。
与此同时，弗兰克、杰克和比尔知道我被分在了“全能先生”手下，全都嫉妒起来。
“喂，他怎么样？”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聚在丁克勒酒吧，杰克问我。
“嗯，他从来没有废话，”我说，“总是问你问题，并以此检查你是不是在开小差。刚刚见面时，你会感觉他很酷、很散漫，但时间一长，他会愈来愈深地影响你。他在做检查的时候，一切都是公事公办，而闲暇时光里，他整个人会完全不同，丝毫没有之前一丝不苟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的温暖、他的真挚。”
我知道“全能先生”也一定有失败的时候，可是记忆中却找不出这样的碎片——即使是像托马斯·罗德尼维奇这样的病例，虽然博士有过失，但也很难被称作是失败之举。病人术前的疼痛完全不见了，托马斯也非常感谢博士对他的照顾。
* * * *
这是为伯格曼夫人做的髋部整体移植手术。吉姆和我已经安置好病人，也做好了手术的准备。此时，我们在手术台旁等待着。格拉迪斯（考文垂博士手术时常用的护士）正在帮博士穿大褂，戴手套。博士带着平静而自信的神态走向了手术台。
他向吉姆和我点头，算是问过早安了，接着便一言不发地伸手接过格拉迪斯递来的手术刀。这时，博士严肃地宣布：“柯林斯博士，你来作决定。”同时，他把手术刀递给了我。
我惊呆了，但也激动得无以言表，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原以为今天还会像往常一样做着流水线一般的工作。我在考文垂博士手下工作已经有将近6个星期了，我可以回答上他的每一个即兴提问，也习惯了在一旁一边轻松地观看“全能先生”和吉姆忙着手术，一边偶尔搭个手。一瞬间，我的心脏跳个不停。我还从来没有作过手术决定，也从来没有实地“开刀”。
作为住院医生——即使是初级住院医生，我们都时刻梦想着能亲自主刀，因为那才是外科大夫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曾进行过手术，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自己是真正的外科大夫。
偶尔在手术即将开始，我们等待主刀大夫到来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盯着梅约器械台上那闪闪发亮的钢刀刃，内心无比渴望拿起它，也渴望拥有它所代表的力量与精湛技艺。一把手术刀代表了前方召唤我们的世界，一个手术和手术室的世界，一个如同事们所说的“炽灯寒刀”的世界。
主刀医师也心知肚明：每个住院医生都对手术跃跃欲试。第一年的开始阶段，主刀医师会关注他带的高级住院医生，考验他的技能、信心，判断其是否具有独立手术的能力。假如这个住院医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够正确回答出关于解剖的问题，并具有足够的专心和足够的恭敬，那么主刀医生会将病例越来越多地分给他。
作为初级住院医生，我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亲自主刀，进行一次髋部或者肩袖的修复手术。然而大家都知道，只有在完成了每个住院医生最初都做过的细微琐事之后，我们才有机会。这些琐事包括：引流吸出液体、应用烙术、切开骨缝或是缝合皮肤组织。
虽然我曾多次切开过骨缝，也缝合过许多撕裂伤，但是终于在此刻，我得到了主刀的机会。
“全能先生”后退了一步，让我走到主刀大夫的位置。格拉迪斯、“全能先生”、吉姆、两名麻醉师还有巡回护士，大家都站在那望着我。我可以看到吉姆见我现出的不可置信的表情以及眼里的兴意盎然。
我放下了手术刀，摸了摸病人的髋骨，以找寻可以用来帮助我作出决定的各种迹象。
那是大转子吗？我惊恐地想。病人很胖，这使得我很难判定。我又一次触诊了她的皮肤，然后接过格拉迪斯递过来的记号笔，在病人身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紫色线条，示意我要在这里开刀。
“全能先生”同样触诊了病人的髋部，点头表示同意。我颤抖地向格拉迪斯伸出手。显然她很享受看到我的不适：“手术刀吗，大夫？”
手术刀颤颤巍巍地被夹在我的手指间。与此同时，我准备开刀。
“不能那样！”考文垂博士愤怒地低吼，“你不能拿手术刀像在拿铅笔一样。把它握在手里，像个男人一样！”他从我手中抽走手术刀，将其稳稳地握在掌心给我做示范。
瞬时我感觉自己没能通过第一次大考验。当我忐忑地再一次拿起手术刀伸向创口的时候，我迅速望向博士，希望从他那里拿到一些肯定的暗示。然而，他蓝色口罩上方的那一双镇定的眼睛并没有透露给我任何信息。我只好深呼吸，伸出手，将手术刀划向先前画的紫色记号线。拿开刀的时候，7双眼睛都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所做的—— 一条浅浅的划痕横亘在髋部上方，它浅得连血迹都没有渗出。
“这是什么？”博士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我可以看见吉姆在他身后偷笑。“这样的话，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整天。用力切，弄得像样点！”
我抓起手术刀，意识到又像是在拿着铅笔。于是我将其拉后，紧握在手掌里，重新加大力道向记号线切下去。紫色记号线下的皮肉终于被切开，可我还担心着自己手里的刀会走得更深，伤到动脉和神经。大家又一次望向刀口。这一次，我至少切到了皮下组织。
“全能先生”笔直不动地站在那，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倾身下去准备继续。“换深刀。”这时他开口纠正道。
虽然已经清洁过皮肤了，但毛囊底仍会存在细菌，因此切过皮肤组织的刀就被认为已经不再是完全干净的了。一旦刀口切开，“皮刀”就要被消毒“深刀”取代。格拉迪斯再一次递刀给我。
我朝着油腻的黄色脂肪深切下去。与此同时，全能先生和吉姆在旁边拿着伊斯瑞尔牵引器。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正在逐渐失去耐心。我告诉自己正在切的这部分组织没有什么在解剖上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我想进展得快一些，然而我不能，因为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如果突然在某个时刻，我不小心切断了坐骨神经（我知道它正在我所切割的组织结构附近），那将会是很恐怖的场景。
“全能先生”的控制能力令人称赞，虽然我花费10分钟做的事在他那里只需要30秒，但是他现在仍然一言不发地充分辅助我：将挤压在手术区域的脂肪黄墙拨开，同时用抽吸器为我指路。
我终于到达了髋骨外面的筋膜处。“全能先生”用抽吸器敲了敲它，问：“博士，你判断一下这个结构？”
“这是筋膜突变体张肌。”
接着他轻推了我一下：“正下方的是？”
“股外侧肌肌肉组织。”
“全能先生”点了点头，交给我伊斯瑞尔牵引器，然后拿起了手术刀。“这部分的神经分布？”他一面精细地下刀切开筋膜，一面问我。
我又回到了初级住院医生的状态。聚光灯下的考验结束了。人人都有得意时，我的得意时过去了。我回答了全能先生的提问，指出股骨附近股肌内的神经分布，他听后满意地点点头：“不错，博士。”
“全能先生”从指缝中分给我一些面包屑，他让我切开伤口。在我之前，他已经为数不清的初级住院医生提供过这样的机会。一周之内他没准儿就忘了这件事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面包屑就是美食大餐。想想看，我曾经拿起了手术刀，并且进行了切割。
我成了外科大夫。
5
9月
急诊手术室。光听名字就仿佛有着一种灰暗阴沉又罪恶的回响。
9月26日这天，我完成了在考文垂博士手下工作的6个星期，被分派到圣·玛丽医院的外科急诊手术室。每一次车祸事故、每一例农伤、每一起枪击事件，简言之，明尼苏达州东南部地区发生的每一例创伤事故，受伤者都会被送往圣·玛丽医院的急诊手术室接受治疗。
除了我，还有三个主修外科手术的初级住院医生被派到了急诊手术室。他们是：马克·赛尔富、罗利·怀特菲尔德以及杰瑞·沃什伯恩。急诊室的主治医师是乔·斯崔德莱克博士。乔是一名典型的创伤医生，对工作充满热情，但是经常挣扎于语言表达，因为他说的永远赶不上想的快。激动的时候，他甚至几乎连一个词都说不完整。
乔结束住院医生的工作才不久，但对于带学生却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同样也对提高梅约急诊室诊疗的质量很热心。住院医生们都很喜欢他。虽然我对于离开考文垂博士有些遗憾，但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想在乔手下“参战”。
* * * *
来到急诊手术室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在旁边的急诊室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乔向大家分配任务。“你们这些初级住院医生会两天值一次班。这也意味着，”他在面前的文件里寻找答案，“柯林斯和怀特菲尔德，你俩今天值班，”他又看了一眼文件，“赛尔富和沃什伯恩，你俩明天。”
乔告诉我们，不用值班的时候可以回家，但是一旦要有急诊，我们就可能会被召回。
马克、杰瑞、罗利和我看了看刚刚完成急诊手术里的工作的4个初级住院医生。其中的三个已经窝在椅子里会周公了。还有一个，胡子拉碴、衣衫不整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放在膝盖上，目光呆滞。
“那些濒死的人在向你问好。”马克小声对我嘀咕。
“记得总要穿内衣。”我回答。
* * * *
一周过去了，我们4个谁都没有睡上一宿好觉。马克把我们叫到一起。“听着，”他说，“真他妈的烦！我可不想让在急诊手术室剩下的日子都这样过，没日没夜的。”
罗利用手摸了摸下巴，说：“我也不想。”打了一个大呵欠后，他接着说：“哼，什么时候我们有发言权啦？我们就是奴隶，不记得了？”
“去他的吧！”马克咒道，“我有一个主意。”他把罗利手中的咖啡抢过来放在桌上，“听我说，”话音未落，用手指着我和罗利，“我向你俩发誓，我向上帝发誓，从现在起，如果我值班，你俩在家，那我就不会让你俩再被召回。不管怎样，我都要这样做。我就是把乔·斯崔德莱克锁进太平间，也绝不让他叫你们俩回来。”他脸上闪着坚毅的表情，我知道他在计划什么。
我点头：“好，我们也会如此。”
“一言为定！”
我们就像有私密结盟的小孩一样庄重地握了手，并且发誓绝不让已经回家的另两人被召回。
于是理所当然的，那晚罗利和我回了家，没有被召回。我们睡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的6点半才去上班。晚些时候，当马克和杰瑞下班的时候，我从正在进行的缝合手术中抬起头来，向他们保证性地挥了挥手，说道：“回去吧。明天见。”
方法奏效了——是我们几个确保它奏效的。为了给其他的人圆场，我们可是什么招数都使了：编故事、成倍地努力工作，但是让这个办法得以实施的最好基础就是——我们厚脸皮地征用医学院实习学生。
* * * *
乔·斯崔德莱克正匆匆忙忙地将一位胆囊灼热的女士推入手术室，马上就要进行紧急胆囊切除手术。
“迈克！”他喊道，“快点儿，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扬起带着手套的手：“我不行，正在给病人缝腿。”
“那就叫马克或杰瑞从家里过来！”
可千万不要这样，我想。
我急忙扯下手套，冲进大厅。正好一个小鬼抱着一沓子书走过。“喂，你是不是医学生？”我问他。
“嗯，是、是的。”他显然很吃惊。
“知道如何清洗吗？”我问。
“嗯，我……”
“好。”
我从他怀里把书掳走扔在椅子里，说：“去更衣室把衣服换了，然后去4号手术室。他们需要你，快，马上！”
他迷惑地站在那：“可是10分钟后我有一个生物化学的考试。”
我指了指更衣室：“快点，难道你想让病人去死吗？”
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向更衣室跑去。
我在心里同情这小子。一会他就要身陷迪佛牵引器的魔爪，两手紧抓着牵引器，试图推开碍事的肝脏和脂肪。而与此同时，乔则试图将胆囊拿出来。
“就是那个上象限的人”，我们通常这样称呼拿迪佛牵引器的人。他通常是最年轻的，拿的牵引器都是在主刀医师旁边。刚才那个小鬼肯定是要用两手费力地抓住牵引器，稍微后退，而主刀医师和第一助手则要挤在他前面进行手术。手术进行中，其中一个医生还可能会丢过来一个问题来娱乐自己：“你能辨认出这个结构吗？”
这个小鬼可能说不上来：“我，嗯……”
“不，不是那个，这个。”
“我真是不……”
“下次注意力集中点。”
“是的，先生。”他口上会嘀咕，心里则会说，混蛋！
* * * *
我将车开回家，关上发动机后向后靠去。太累了，都不想走下车。即使现在我不值班，也没有被召回，可仍然在连续工作30到36个小时后，才有12到18个小时的休息。不工作的时候，我只想睡觉。
我坐在车中，头向后仰，闭目养神了几分钟。最后，我叹了一口气，拿起盥洗包，把自己拽下驾驶座，走向家的后门。
像往常一样，艾琳正在厨房里。“老爸！”她张开双臂，摇摇晃晃向我跑来，大声喊着。我把她抱了起来，用脸蹭蹭她的小脖子，她便高兴地咯咯笑起来。帕蒂正在水池边上。我抱着艾琳走过去。
“嗨，亲爱的。”我说。我换了手抱艾琳，俯身亲了帕蒂一下。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没有我在身边，她一个人照顾艾琳和整个家一定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累得顾不上问。
她上上下下扫了我一眼，同情地笑了笑说：“白天过得怎样，哦，晚上过得怎样？”
“马马虎虎吧。”艾琳开始不舒服地蠕动起来，于是我一边把她放下来一边说：“很晚的时候，又有一个打猎引起的事故，哥哥把弟弟当做鹿了，枪打在肚子上。”
“让我猜猜。哥哥喝啤酒了。”
“没，他为了驱寒，只喝了点儿荷兰杜松子酒。”
“那孩子能活下来吗？”
“他直到被送进来才开始流血，真是个奇迹。哥哥把法兰绒T恤揉成一团堵在弟弟肚子上，这救了他的命，”我尝试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把他推进手术室。我不确定乔准备摘除他一部分肺还是肠子，”我缓慢地说，“但我当时要给急诊室里的病人开刀，所以后来我也不知道。”我伸出手，从菜板上拿起一根胡萝卜。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孩子是死是活。这与我有何干系？我是不是心里都张茧了，才这么不关心病人？
我从抽屉里拿出银餐具，一边摆桌子，一边问：“你感觉怎么样？”
她转过来说：“很累，但没事。今天我去看医生了，他说宝贝一切都好。”
我对她笑了笑：“真棒。你睡了一会儿没？”
“睡了。我让艾琳小睡的时候，我也睡了一个小时。”
“说到小睡一会儿，我想我应该……”
“等等，迈克，再过20分钟饭就好了。如果你躺下了，我就叫不起来你了。就坐在这陪我，一直到晚饭弄好，好吗？求你了。”
她把我推到椅子里，接着打开了冰箱。“接着，喝点啤酒，和我聊聊。”
我喝了一口啤酒，坐在这里真是太舒服了……
“迈克！”
我猛地一抬头：“啊？哦，对不起。”
“亲爱的，和我说说话。我整天除了艾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走过来，开始按摩我的肩膀。“和我说说周五那个醉鬼，他回家没呢？”
我并不想谈论那个醉鬼，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也不想喝啤酒、不想吃饭、不想看电视，我只想去睡觉。
我记得接下来就是帕蒂伸手捅了捅我的肋骨，接着把碟子“咚”地放在我面前：“你的饭！”
那一刻我该说的是：“帕蒂，虽然我现在非常非常累，但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为我刚才的走神，我道歉。几周后我就不在急诊手术室干活了，我们的生活也会和从前一样了。”
可事实上，我说的却是：“帕蒂，我，嗯，我只是……”我都记不起来自己说了什么。我吃了晚饭，上床睡觉。
* * * *
第二天的日报会上，我寻找着杰瑞的身影，想问他被枪击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屋子的前半部分，一个高级住院医生正在作关于发生车祸的夫妇的报告。“乔在楼上门诊室里，正在看那个丈夫。他脾脏破裂、连枷胸。妻子还在CT室里，情况稳定，但是股骨干骨折，头皮撕裂，腹部检查情况不妙。”
我心不在焉，因为我想找杰瑞问问那孩子的事儿，然而杰瑞正靠在那辆撞坏的车上睡得正香。于是，我又转向询问马克。
他皱起眉头：“斯文德森？从威札塔来的那个？”
“不是，昨天的那个。就是哥哥开的枪。”
“啊，那个孩子。”他摸了摸脑门，“乔把他半个肺切除了。我们阻止不了出血——给他输了手术室里差不多20袋血，血小板、新鲜冷冻，你也知道。”说完，他两手环握住咖啡杯，闭上了眼睛。
“他到底怎样了？”我不耐烦地问。
马克一梗脖子，啜了一口咖啡，说：“哦，他挺过了手术，不过之后我就不知道了。问杰瑞吧，他和那孩子进了重护病房，我到这儿来了。昨晚真是醉鬼夜，我可能都创下梅约的纪录了，不下4个醉汉嚷嚷着要是出了院，一定把我揍得屁滚尿流。”
“那你告诉他们要事先排队预约了没有？”
“哈，去你的。我说了你家电话号码，还说你骂他们是一群娘娘腔的家伙，都想踢他们。”
* * * *
直到10点我才得以有空去重症监护病房看看那个男孩。扫了一眼他床边的表格，上面写着杰夫·拉森，那是他的名字。
此时，他闭着眼睛。我看了看静脉检测仪，然后碰了碰他的肩膀。“嘿，杰夫。”我问。没有回答。
我开始翻看他的表格。上面显示，我们曾经在保持他的血压时遇到了困难。虽然排尿并无大碍，但是关于电解质和凝乳酶的记录却充斥了整页：血清谷草转氨酶含量上升、血红蛋白含量下降、沉淀酶上升、钠下降、血液尿素氮上升、钾含量下降。
我看到他的腹部有绿褐色的液体正在从纱布中渗出。我还不确定那是什么，血？胆汁？比塔定？脓？还是粪便？我正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乔·斯崔德莱克走了进来。于是我便问了他这个问题。
“胆汁。”他说，“或许还有一点血。”我们走进了大厅。乔告诉我他不认为这个孩子能挺住。“他肚子里的洞足足有我的拳头一样大——肺、胆囊、结肠、肠子都受到创伤。不知道为什么在林子里他没有失血而死。”
我们走了出去，和杰夫的家人交谈。他父母年事已高，两人正相互扶持，安静地听着。射伤他的哥哥站在一边。自从把杰夫送进来，他就没有离开过。现在他是清醒了，红着眼圈，我可以看到他眼中的痛苦。
告诉他这个坏消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我心里想。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八成会回家拿枪结果自己。
于是当乔忙着和家长说明情况的时候，我转向了哥哥，“你救了他，”我说，“把T恤堵在肚子上防止了他因失血过多而死。如果不是你，我们连抢救他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走开了。
我转向了父亲：“关于杰夫，你们能做的已经不多了。但是您的另一个儿子……”我朝哥哥望去。此时，他正孤单地站在房间的里角，背对着我们，望向窗外。“天有不测风云。这不是谁的错。您儿子，好像情绪不是太好。”
老人抽出手，唾弃地呼出一口气，好像认为大儿子应该难受。可能在心里他认为杰夫发生这样的事责任全在于大儿子。
然而我不会放弃。两周以前，我们治疗的一个男病人，因为汽车失控撞到了一个小女孩。他只是有些淤青和擦伤，但是小女孩却伤得很重。我们都不确定她会不会活下来。
这个男病人的内心被罪恶感吞没。虽然测试显示他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在法定的最高额度之下，但在事发之前，他确实喝了酒，也收到了一张粗心驾驶的罚单。于是他认为所有的责任都在于自己，反反复复地问我们小女孩是不是脱离了危险。我们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挽救小女孩的生命，但他还是不安地走来走去、情绪激动、险些发狂。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包扎完毕送回家，可三个小时之后，医务人员还是见到了他。只是这次，他用枪把自己的整个脑子打开了花。
杰夫哥哥的眼神与那个男子当时的神情一模一样。我极力想让男孩的父亲认清整个事情的重要性：“听着，拉森先生，如果你不想惨剧在你手里发生，那就去你儿子那边，告诉他你知道这只是一场意外，你已经原谅了他。”
老人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看起来很吃惊，也确实被吓到了。“哦，天哪！”他一边自言自语，一面转身，走到儿子跟前，开始用力地说着什么。一分钟之后，之前一直盯着地面的儿子抬起了头，上前一步抱住了父亲。两个人紧紧拥在一起，相互拍拍后背。
那个晚上晚些时候，杰夫走了，当时我在陪着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生命的消逝，并且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一切发生得那么平静、理所当然。他的血压降了下来，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走了。我站在那里，等着会有人大声地说点什么以示纪念，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护士叹了一口气，关掉了静脉检测仪。不久以后，呼吸医师会来拔掉氧气罩，而后，助理会联系太平间。
与此同时我在想，我在医学院所学到的所有知识会不会像此时此刻一样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