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12月
我喜欢上了儿童骨科。在历经急诊手术室那喘息不得的忙碌后，不慌不忙地给小孩子们看看病还不错。然而，儿童骨科也不单单是关于扁平足和鸽趾——这里可是梅约中心，我们也会有难对付的病例。
波比·朗是个6岁的小男孩，从迪科拉转院过来。他是骑着车从小山上冲下，直接撞到了一辆货车上。很幸运的是，除了头部撞破之外，只伤到了左腿——股骨骨折，小腿前部软组织受伤。急诊手术室的医生们确认孩子没有大碍，为他包扎了头部，然后交给我们处理。
杰克·博格是与我一同在儿童骨科的高级住院医生。我们用一个大盆取了数千毫升的消毒液，然后花了一个小时为波比清理伤口，从他腿里取出泥土和沥青。看起来他需要接受皮肤移植了。我完成包扎之后，杰克拿着X光片上楼找我们的主管医生斯坦伯格博士。他回来的时候，我问斯坦伯格博士打算如何处理小家伙的股骨骨折。
“99型牵引。”他回答。这就意味着波比可以不用手术，但是得在牵引床上待4～6个星期。与此同时，他得平躺在床上，髋部和膝盖要被牵引到与背部成90度角。
为骨折患者做牵引的时候，得先在骨折远端的骨头上钻一个钉头，再连上重物。在重物的作用下，让骨头恢复原位。
我告诉杰克，我从来没有安装过牵引用的钉头，杰克说这就是我该学习的时候了。他让护士取来骨骼牵引的托盘，然后指导我如何做。
“好了，”托盘拿来的时候，杰克说，“开始干吧。”
我惊奇地望着他。“就在这吗？”我问。“难道我们不需要到手术室，麻醉之后再做吗？”
“不，就在这儿，在床上。”
牵引钉是用手钻钻进去的。在皮肤组织留下穿孔，然后用一个带有引线的钉子穿过孔，直达骨外层，再从另一面出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操作，但我知道一定是疼死了。难不成我们对一个6岁的小男孩下此毒手，还不用麻醉？他说的一定不是真的。
“迈克，”他告诉我，“这不算什么，我们总这样做。总不能因为这么个两分钟的小小操作而进行全身麻醉。我们会给他注射吗啡，穿进牵引钉，挂在牵引器上。用不了一两天，他就会感觉好多啦。”
这倒是很好。不过在我把一个近30厘米长的斯坦曼导钉穿进他股骨的时候，这孩子显然不会“感觉好多啦”。
* * * *
杰克告诉波比的父母说我们要在他腿上穿颗钉子，让二位暂时回避几分钟。他们走出去之后，杰克在波比膝盖下方垫了一个毯子以保持膝盖的弯曲。尽管打了吗啡，波比还是发出痛苦的低吟。杰克把腿的位置摆好，过来帮我处理股骨。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他把斯坦曼导钉穿进小家伙的骨头里时说，“首先，远离生长骨。如果不小心碰到了，那么将来这条腿会比另一条短10厘米。”
我听了，咽了口口水，点了一下头。
“其次，让牵引钉照骨从正中间穿过去。你得先用牵引钉在骨周围比量比量，确认正中间的位置。然后用手钻往里钻直到牵引钉穿过去，进入另一侧的皮肤。接着，我在另一侧开个口，使它出来。明白了？”
我又点点头。
“好啦，博士，动手吧。”
我戴上了无菌手套，拿起手钻。杰克则拿起了11号刀在孩子的大腿上做出一个小刀口。“从这儿开始。”他说。
忍着疼痛的波比在床上呻吟着。我装作干过这事一样，走近他，向他表示安慰的微笑。当我拿起手钻准备开工的时候，波比开始颤抖起来，大眼睛里盛满了泪水。好在由于骨折，他的腿还不能动。我把手钻凑近，钻头就从刚才杰克开口的地方钻了进去。
“停，”杰克喊，“应该往这边偏一点。”他推了推我的手肘，“对，就这样。”
我慢慢将手钻钻进波比的肌肉中，直到感觉碰到了股骨。
“现在上下挪动一下，找到前后方的皮层。”杰克说。我这样做的时候，波比哭得更厉害了。
“行吗？”杰克问。
“行，”我说，“找到正中间的位置了。”
我一点点推进，穿上线的牵引钉开始进入股骨。我看了波比一眼。此时他正呻吟着，脑袋不断地左右摇摆。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推进手钻，直到感觉到牵引钉出了骨头。再转动几下，我就可以看见钉子将另一侧的皮肤拱起了。
“好，”杰克说，“现在等我开个小口。”他拿起手术刀，在另一侧开了刀口。这个时候的波比几乎没有出声。在经历有人把一颗大钉子穿进他骨头里之后，这个小小的刀口不算什么了。
过了20秒后，我把牵引钉穿在了正中间的位置，两边各留三寸在外面。
“我看挺好！”杰克说，“现在上牵引仪吧，把重力加上。”
15分钟后，我们拿回了X光片。“干得好，”杰克说，“看见没，你钻的正好在生长骨上方几寸。很完美。现在把腿吊起来吧。”
我们安放了几个滑轮，保证波比的股骨竖直向上指向天花板，他的小腿与大腿垂直，与床平行，被一个布带吊着。床脚处是牵引所需的重力物。在整个过程中，波比一定是疼极了，也一定累坏了，恨不得我们马上完事儿。不论我们做什么，他就只是呻吟而已。
等一切都完毕后，我们包扎了伤口，让波比的父母进来。当妈妈弯腰亲波比的时候，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并且用双手牢牢地攀住妈妈的脖子。
然而，波比要受的折磨还远没有结束。由于他腿下部皮肤组织受伤，我们必须每天给他换药。纱布每次都是粘在伤口上，即使我们动作再轻，对波比来说仍是个折磨。终于有一天，我们把他推进了手术室，进行了植皮手术。将他右腿的皮肤取下一块植到左腿受伤的部位。
每次进波比房间的时候，我都比他还要害怕。如果是成年人就会好些，他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事儿都是为他好。他应该接受在股骨里钉上牵引钉，也应该同意每天换药。虽然不喜欢，但他至少还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可波比却不懂。他知道的就是大人们天天到病房里弄疼他。他们给他打上绷带，把一个钉子送进骨头，扭曲了骨折的那条腿，然后从一条腿上扯块皮粘在另一条腿上。
波比在医院的这几个月里，我眼见着他眼睛中所流露出的情感由焦急到害怕，再到厌恶，最糟的是，绝望。到月末的时候，我们再进病房，他已经不哭了。他就躺在那里，用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我们，一眨不眨地。
一个月后，波比新植的皮肤开始生长，骨折也开始愈合。是时候把他从牵引器上放下来，挪到轮床上，让他出院了。然而，前提是必须先将牵引钉拿下来。杰克让我来做，被我拒绝了，我可不想被这小男孩那样盯着了。杰克莫名其妙地看看我，耸耸肩，说好吧，他来。
我们轻轻地拿下牵引器，摘下与牵引钉的连接。然后，杰克用剪针钳剪掉了连着肌肉的那部分钉，接着用手钻把剩余的部分拔了出来。这次波比没有哭也没有动，而是用眼睛盯着看。这令人丧气，这也是波比的复仇。那双眼睛分明在说：你们伤害了我，记住你们对一个小孩子做了什么，也记住这双眼睛所告诉你们的东西。
这双眼睛里所藏的信息是孩子不应该有的，也是大人们不想看到的。
我们把波比放在了轮车上，让他第二天再出院。他恢复得很好。股骨很直，皮肤也愈合了。我希望有一天他会感谢我们。然而，这复原的股骨以及愈合的皮肤得来不易，我不确定波比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忘掉这伤痛，他还能不能用孩童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波比出院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件事，并试着整理我的感情。这孩子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我很高兴，但是我仍对于带给他的痛苦而深感不安。后来我得出了结论：要想轻轻松松、完完全全地在一瞬间没有丝毫疼痛地解决波比的问题是天真可笑的。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只是一群想为治愈患者竭尽全力的医生。对于波比，我们做了应该做的。我们没有毁了他的股骨，而是修复了它。我们也没有把皮肤从他身上撕下来，而是进行了移植。这些的确使波比感到痛苦，但如果不是我们，这孩子后半生就有可能残废。
我在过去的6个月里变了很多，已经逐渐习惯节制自己的情感。我变得有一点心硬了，更适应了，但是这个小男孩的痛苦仍然让我忍不住思考。我也知道，要是想做外科大夫，就必须做好面对残酷现实的准备：母亲会死，小孩子会被卡车碾过，我们帮助病人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带来痛苦。我的确需要同情心，但同时也不能被同情心麻痹。我应当相信我所从事的工作，也应当相信外科医生这项工作的艺术实质：一把手术刀，它能切开多少就能治愈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