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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水落石出的时刻终于到了——查房的任务只能落在我这个最菜鸟级的新手身上了。

我们负责15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接受了我还从未亲眼见过的髋部或膝部的重置手术。我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就谢天谢地了。于是我决定早点去——趁着病人还没太睡醒、懒得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此刻，我非常害怕有人会问我：“大夫，做完这个髋部（或膝盖、肩部）手术，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跳舞（或开车或做运动）? ”

我当然不能搪塞说：“放过我吧！”我应该回答说：“哦，若想在髋部替换手术后活动，那么还要取决于许多因素。”接着，我应该摸摸下巴，慢慢悠悠地在他床尾踱来踱去，“要考虑到神经系统的工作情况，还要考虑到金属替代物之间的摩擦——更不用说润滑剂特殊重力问题。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我会请哈丁博士周一早上给你详细解答。”

当我将车驶入卫理会医院西端的停车场时，时钟显示4点57分。从后门进入的时候，保安正在看杂志。见我进来，从桌子上抬起头，问：“有急事儿吗，大夫？”

“啊，”这个时候最好顺水推舟，“是，有急事儿。”确实是的。如果今天早上过不了关，我就等着炒鱿鱼吧。那样的话，对我来说，还真是个急事儿。

走进医生休息室，我竟然找不到电脑名单。后来我才知道，每天早上的名单是在6点半的时候才打出来。现在我手上的是昨天的名单。可倘若哪个外交官或是重要人物昨晚突然住院怎么办？要是晚些时候哈丁博士在听音乐会或打高尔夫时，他突然打电话过去，质问为什么没人来处理他胫骨上的霉菌，又该怎么办？

我缓缓走向骨科办公室。幽暗的走廊里回响着我的脚步。进来后，我从架子上试图抽出表格。护士看见了，问我：“大夫，有什么事儿吗？”

“哦，没有。我正要去查房。”

“查房——5点10分就去？”

“我想早点儿开始。”

她摇了摇头，继续整理表格了。

* * * *

走到第一位病人的房间门前，我足足站了有几分钟，同时在谨慎地翻阅表格、浏览机器数据、了解重要的生命迹象情况和恢复情况，以及查看治疗记录。终于，我缓缓地深呼吸，走了进去。

“瑞德克里夫先生？”

没人回答。

我又大声问了一次，“瑞德克里夫先生？”

最后我走了过去，摇了摇病人的前臂，喊道：“瑞德克里夫先生！”

“哈？”

“你好，瑞德克里夫先生。我是柯林斯医生。”

“谁？”

“柯林斯医生。记得吗？哈丁博士带的住院医生之一。”

“啊，想起来了。柯林斯医生，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先生。就是来例行检查。介意我看一下您的刀口吗？”

就这样，我摧残了一个又一个睡眼蒙眬的病人，完成着哈丁博士给的任务（“明早给她引流。”“给他换衣服。”“给他打石膏。”）。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进了拉维尼亚·奥伦巴姆的房间。奥伦巴姆夫人82岁，曾是拜伦医院的护士。她滑入了浴缸导致髋部骨折。哈丁博士于4天前给她做了手术。

我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扯着毯子。

“早上好，奥伦巴姆夫人。我是——”

“你这个坏家伙，撒谎精！”

我吓了一跳，感觉肚子仿佛是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奥伦巴姆夫人，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

“你什么都做啦！你和他们。你们这是密尔沃基最烂的酒店。我再也不来了。”

密尔沃基最烂的酒店？噢，我明白了。或许关于她骂我是撒谎精的事儿，我没必要放在心上。我笑了笑，以示安抚。然后检查了她的刀口。小心地掀开了病号服的衣角并轻轻拉向后面，我看到刀口愈合得不错。

奥伦巴姆夫人突然打了我的手一下，愤愤说：“你想干什么？你这小子——”

“不好意思，奥伦巴姆夫人。刚才我是在检查您的刀口。”

“变态！你个变态！”她开始用力地用左手挥向我。在她的扭动下，点滴架开始摇晃起来。

“奥伦巴姆夫人，不要这样。我是您的医生之一。”

“你个肮脏的流氓！”

我不得不一边后退一边向她挥手示意不要说了。她喊得那么大声，整个楼层的人一定都知道了哈丁博士带的医生是个肮脏的变态。“嘘——奥伦巴姆夫人，您不要这样——”往后退的时候，我撞到了正在进来查看事情状况的护士身上。

“哎呀，您可把我们的丽维惹怒了。”她说。

我无辜地高举双手说：“我只是想检查她的刀口而已。”我在心里祈祷护士可别已经打电话给警察或是反恐特警队，让他们来抓猥亵7203号房老太太的神经病。于是几个一百多公斤的长着坚硬二头肌的大汉，头上罩着黑袜子，从楼顶天台拉绳子下来，用机枪瞄准我，大喝一声：“别动！蠢货！”然后，我将在奥姆斯特德监狱的性犯罪科度过在梅约的第二日。

“放轻松，”护士说，“丽维今早上有点儿糊涂。一个小时前，她拔掉了点滴。我重新给她扎上的时候，她还想咬我来着。”

当我从屋里走出的时候，奥伦巴姆夫人还在紧紧地抓着被单盯着我。只剩下两个病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呢？一切都是我的想象，还是他们确实认为我很好笑？

7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医生休息室，检查哈丁博士的新名单。谢天谢地，昨晚没有外交官或是重要人物住进来。约翰·斯蒂文森正在从打印机里拉出他的病人名单。从穿着上看，他有一点儿憔悴。我对昨晚的派对表示了感谢，说玩得很尽兴。

“要去查房吗？”他问。

“刚弄完。”

“完啦？几点开始的，6点？”

“不，5点。”

“你傻了吧！谁会在周日5点就开始巡查啊。”

当我告诉他这么早干活的原因时，他表示理解地点点头。

“听着，”他说，“你会干好的。别担心，骨科可不像跳蚤。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刁难你。”

“跳蚤”是我们讽刺内科医生时说的。外科大夫常嘲讽内科医生像跳蚤，到哪里都是一大群，忙忙碌碌却不见干了什么。看他们高人一等的神情就让人厌烦。

“不管怎么说，没人指望初级住院医生会有什么大建树，”约翰继续说道，“做好让你做的就行了。准备好参加每次手术，还有认真阅读手头的病例。”

感谢他后我回了家，感觉更糟了。“准备好参加每次手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学习如何进行一次全部的膝盖替换手术？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手术呢！

我撕开新买的坎贝尔的《骨科手术学》的包装纸，开始认真研读关于髋骨与膝盖替换手术的部分。可事实证明我被打败了。每读一句，我就会发现一个新词，于是就开始查字典，可是字典给出的解释中又有新的词。接着查下去的时候，我都忘了最开始要查的那个词是什么了。

* * * *

“嗨，事情办得怎样？”周一早上，阿特问我。

“哦，还好，”我递给他传呼机，“没问题。有几个病人的伤口还在渗血，但整体上说，大家都还好。”

是的，“大家”可不包括我。刚刚过去的48小时对我来说就是地狱。

这，难道就是我在未来4年要面对的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