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开山之作:史幼波《周子通书》《太极图说》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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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十:志当存高远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通书·志第十》

在前面,我们讲了“诚”“圣”“慎动”“道”“师”“幸”“思”,从大道的本源讲到了我们自性的本然状态。这一章讲的是“志”。以什么为志?有什么志向?应该树立什么志向?这一章,可以说就是对大家来学修国学、学修传统文化的要求了。

【从士人到圣人】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章的第一句就说得很明白了,圣人是怎么志于学的?贤人是怎么志于学的?士人又是怎么志于学的?希,希求,我们可以理解为“志于学”。

“圣希天”,就是圣人的志向是“天”,他的学习方向是天道。前面我们讲过“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圣人志学于“天”,这个“天”是怎么样的状态?那就是大公无私、道法自然的一种状态。圣人志学,就是为了体现天道的大公、天道的无私、天道的平等。天道慈悲生万物,圣人就将自己的本性,安住于大公无私、慈悲平等的自然之道,他是这样来志于学的。

贤人呢?就要次一等,他对天道的体会要差一点,在自己道德修养上的体会,比圣人要次一等,所以他是“贤希圣”,眼里只有圣人是目标,是立志于修习圣人之道。“复焉执焉”,就是通过学习圣人之道,努力恢复先天本性,并坚持一直做下去。

士呢?“士希贤”,就又次了一等,他是要向贤人学习。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有很多关于“圣”“贤”的表述,而“士”这个称谓,在《周子通书》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士,就应该是有良知、有社会道义、有社会承担、勇于献身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对“士”是非常推崇的,同时对进入“士”这一阶层的人,也有很严格的界定。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阶层、社会骨干分子,号称是“士大夫”阶层,而儒家所界定的“士”的精神,正是这一阶层不可动摇的基石。

【重建“士”的精神】

在《大戴礼记》中,鲁哀公和孔子有个对话。鲁哀公说:“善!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就是说,士这种人,虽然不能穷尽大道,自我也不够完善,但是他还是有原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他对社会事件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会违背这个看法。自己的言行举止,完全是遵徇自己内心原则的指引,不会为任何富贵贫贱所转移,甚至为了这个内心的原则,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所以我刚才说,用现代的标准来说,就是有良知、有社会道义、有社会担当、勇于献身的知识分子阶层。

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他做事情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一定会认真去做。“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他不求什么知识都懂得,但对自己内心所掌握的知识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哪些东西该学?哪些东西不该学?哪些东西有用?哪些东西没有用?他自己内心是有数的,作为“士”的话,都会相当认真地审视。“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他的行为处世,他所有的社会活动不图多,不图热闹,不好名声,但每一个活动都有很正当的理由,都是出于内心原则的必须。他做每一件事情,都会考虑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去做?到底是对自己有利,还是对别人有利?如果仅仅出于贪欲,那就一定不会去做。“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古代的“士”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言语。他面对社会发言,话不在多,但是他会很清楚自己说话的目的,他会很认真地去审视自己的每一次发言。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上的言论满天飞,很多网友,往往不辨真伪,朋友圈里一通乱发乱转。网上到处在传一些惊悚的事件,一会儿这里出事了,一会儿什么地方又爆炸了,一会儿什么地方公交车又出事了、什么地方的人又被杀死了,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种不负责任乱发消息、混淆视听的言论,我们一定要态度坚决。先是劝阻,不行就将其屏蔽或拉黑。一个人必须从自己的言、行、知上面,完全负起责任来,这才堪称“士”。

孔夫子对鲁哀公总结说:士,作为社会的良知,他是“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他对事情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认识,不会轻易改变;他行为做事,都是完全遵守自己的理念和态度;他说话、发表的意见,也都是顺乎自己内心的原则性。“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有了“士”的原则的人,就算是用生命或者肢体去交换原则,他也是不会去交换;有这种“士”的精神的人,大富大贵都不会将其掩盖,贫贱以及危机都不会让其损伤这种精神。“若此,则可谓士矣。”做到了这些方面的人,才是儒家认可的“士”。

从这一段对话中就可以看出,“士”的标准,是取决于他对知识的态度,而不是知识的多少;取决于他行为的出发点,而不是事情的大小;从他的语言上看,是坚定不移地信守自己的原则,还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总之,中国传统中真正的“士”,是“义”字当头,而绝非“利”字当头。

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如果要以古代“圣贤”的标准来要求,实在是太高远了。如果能够以“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就很不错了。说句老实话,中国社会发展到了现在,精神危机非常严重,要改变这种危机,非常需要重建儒家所谓的“士”的精神。

我们看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满大街都是,但是有良知、有担当的有多少?哪怕是大学里面的博士、教授,有些也确实不敢恭维!不该说的话,他偏偏滔滔不绝;不该做的事,他偏偏要去做;不该沾染的商业利益,他偏偏要去沾染。我们现代社会上有很多奇怪的理论、奇怪的思维方式,都是从言辞行为华而不实上出来的。还有一些学院派,说话都不会用平常词汇了,一张嘴就是一整套学院派理论和学术语言系统,让人听得很恼火。前几天,有朋友推荐给我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写的书,我一看简介,脑壳都大了!他大概写的是历史哲学与逻辑分析,但里面全是经院术语。几百字的简介,全是这些术语的堆砌,根本让人不知所云。类似这样的知、行、言,和儒家“士”的标准,就相差太远了。

我自己也经常告诫自己,要慎言慎行。虽然我长期与媒体圈子和文化圈子打交道,但是不管是写东西也好,平常在外与人相处也好,都不敢把自己内心不很清晰、不很明确的观点拿出来说。先不说是要对社会负责,至少要对自己负责才行。

【在朝学伊尹】

下面,周敦颐先生就举了伊尹、颜渊两个人的例子。“伊尹、颜渊,大贤也”,颜渊大家很熟悉,孔门第一名的优秀学生嘛,后世尊之为“复圣公”;而伊尹也非常了不起,是中国上古极受人推崇的圣贤人物。

“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孔夫子对伊尹的评价非常高,也是非常推崇的,基本上可以和周公相媲美。伊尹和周公确实有可比性,他是商代的开国元勋、商文化的奠基者,而周公则是周文化的奠基者。

伊尹出生相当贫寒,他曾经作为有莘氏的陪嫁之臣,陪嫁到了商汤这个地方。所谓的陪嫁之臣,大概是大户人家嫁女儿,要带一些地位和文化都比较高的家奴当陪嫁。当时是夏朝末年,夏桀王非常残暴,商汤感到天降大命于他头上,想要推翻夏桀的统治。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就从商汤灭夏说起的。想要革命,想要改朝换代,人才是第一位的,于是商汤就找到了一个很著名的隐士瞀光来帮他。

这里有点矛盾,既然是隐士怎么又那么出名呢?不过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事情。李白当年就到终南山去隐居了一段时间,希望走个“终南捷径”,通过到终南山当隐士,让自己迅速出名。商汤当时先找到瞀光,要和他商量讨伐夏桀的谋略。瞀光就说:“这个可不是我的强项啊!”商汤就问他:“那谁可以帮我呢?”瞀光说:“我也不知道谁能帮你。”商汤再问:“我听说有个人叫伊尹,你觉得他怎么样?”瞀光回答道:“他是个顽强而能忍受耻辱的人,再恶劣的环境他都能忍受,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商汤一听,嗯,能这样忍辱负重的人,必然胸怀大志。就因为大隐士的这番话,商汤才请出了伊尹,最后推翻了夏桀。这之后,商汤又三番五次去请瞀光来当王,瞀光实在不厌其烦,干脆跳河自尽了。所以说啊,上古时代的隐士和后来那些走“终南捷径”的隐士,还是不一样的。

周敦颐为什么认为伊尹是大贤呢?他提出了几点:第一是“耻其君不为尧舜”,当时商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以后,很快就去世了。伊尹做了商朝开国以来三代帝王的辅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每一代天子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尤其是商汤的孙子太甲,当时王位已经传到第三代了,少年天子没有经受过挫折,每天不仅不理朝政,还很骄横奢侈。伊尹一看,这不行,得收拾他!于是就把他流放到了商汤的墓地——桐宫,让他守在爷爷的墓前好好反思,不反思清楚就不能回来。三年之后,伊尹看到太甲已经深深地忏悔了,从言行举止上也完全焕然一新,这才把他从桐宫放回来,还政于太甲,让太甲重新当王。伊尹自己从此辞去了首辅大权,悄悄地隐居养老去了。

伊尹在位六十年,辅佐了三代商王,为商朝奠定了几百年的基业,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而周敦颐最看重的,是其“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在伊尹的治下,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安居乐业,还流离失所,他自己就会非常难过,就像自己被置于市场之中任人鞭打一样。这正是儒家最推崇的“仁爱”精神的体现啊!所以,伊尹成为后世非常推崇、非常敬仰的圣贤人物。“士希贤”,凡是在朝、在位的士大夫,都应该以伊尹之志为志,以致君尧舜、仁民爱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在野学颜渊】

再来看颜渊。“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颜渊这位孔门大贤,在志学上面所表现出来的品德,这里就举了“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颜渊是孔夫子最得意的学生,也是品德最好最优秀的学生了,可惜英年早逝,四十岁左右就去世了,为此孔夫子曾经非常痛心。

我们如果按照颜渊的标准来对照自己,就会非常惭愧!比如在外面受了一点气,回家马上就会对着老婆孩子发泄出来。等气发泄完了,马上又觉得后悔,又会发点糖、说点好话来哄一哄。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样,把从别处受到的怨气,转嫁给自己亲近的人。这就叫作“迁怒”,非常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矛盾,就是由于“迁怒”造成的。“不贰过”就更不要说了,我们自己有很多毛病,谁都没有自己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今天犯了这个错,晚上才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一通,但是到了明天,可能忍不住还是要犯。“不贰过”,这是“志于学”的最基本的功夫,也是很好的下手处。但真正要做到的话,又很不容易了。这看起来是一个人的性格原因,实际上,是很细微的心性功夫和人生智慧。颜渊就是因为这些细小方面的表现,才让孔夫子如此看重他。

还有“三月不违仁”,这个定力就非常高了!我们讲的定力,不是只有通过参禅打坐才能有定力。高僧入定,那是他闲来没事时养神用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看那些高僧大德,成天当牛做马度众生,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在蒲团上打坐入定啊?颜渊的修行,并不是坐在那里不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中,不违背“仁”这个最高精神。在《庄子》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颜渊的故事。有时候,表面上看来,庄子是连孔子都要讽刺的,但是对颜渊却很少有讽刺之语。这是因为颜渊在生活的细节上确实做得相当好,庄子对他是有好感的。

另外,颜渊之所以非常受到后人的推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来没干过什么大事。颜渊在孔门中是个著名的穷光蛋,不像子路、子贡、宰予等其他弟子那样掌权做官很风光。《论语》里讲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从颜渊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谓志学于圣贤之道,不一定非要当官入仕、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行,像颜渊这样一穷二白的人,照样可以在平凡生活中,活出伟大的圣贤境界来!就这一点来看,颜渊的意义相比于伊尹,对后世学子更具有普遍性的典范价值。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我们的志向,应该像伊尹一样来树立;具体的学习方式,应该从颜渊身上学习。认识了人的美德之后,可以坚持,并且长期不动摇。这种志于学的水平如果超过了伊尹和颜渊,你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如果刚刚达到他们的水平,也很不错啊,是著名的大贤人了。哪怕是现在达不到,但是心向往之,按照他们体现的道义去做,相尚以道,在圣贤之道上勤行不怠,这样也不会丧失你良好的声誉。

所以,周敦颐将伊尹、颜渊并举,其实很有深义!古人讲在“朝学伊尹,在野学颜渊”,我们在学修圣贤之道的时候,会看到伊尹的身份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总理的角色,学习起来、做到他能做的事,那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学习颜渊,相对来说就亲切得多。作为一介平民,他可以一箪食,一瓢饮,虽然身居陋巷,既不见其忧,也不改其乐。颜渊能够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从颜渊身上,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也更深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