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怎样的一本书
【理学鼻祖周敦颐】
如果说唐朝是自先秦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两宋之际,则可以称为第二个高峰期。唐朝时期文化的辉煌,准确来说,应该是佛教文化的鼎盛期。尤其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翻译佛经,在大唐广传,再加上禅宗的兴起和其他佛教宗派的推波助澜,使佛教在整个唐文化中,起到了支撑性作用。
唐朝的儒、道两家虽然也有所发展,但比起轰轰烈烈的佛教运动来说,就相形见绌了。唐王朝以老子后人自居,老子传说叫李耳,李家就拉来当自己的祖宗。最初在朝廷上,我们还能看见道士站在右边,和尚站在左边,道教还高出一头。到了后期也就拉平了,甚至让位于佛教了。唐代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比如韩愈,一开始辟佛很厉害,很排斥佛教,觉得佛教是外来的学术,与儒家正统思想有差别。但是到了后期,韩愈的思想也有所改变,但是后世著文化史的人都有儒学正统的思想,认为韩愈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以排佛著名,却忽略了他后期受佛教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上看,真正把儒家心性之学确立起来的,还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就是周敦颐先生。周敦颐先生活动在北宋初期战乱之后稍稍安顿下来的时期。他比苏东坡大20岁左右。在周敦颐的时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纷纷同时出现,虽然他们很独立,各有其学术思想和学术建树,有时候也有争论,但他们相互都是朋友,能够互相沟通学习。
与周敦颐同时和稍晚,北宋产生了五位了不起的大儒,后人称之为“北宋五子”,他们分别是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张载。传说当时是“五星聚奎,上应天象”,是整个宋代人文兴盛之预兆。周子为宋代理学的宗祖,湖南道县人;他的两个学生,程颐、程颢,史称“二程”,学术上都很厉害;邵雍是北宋哲学家,在《易经》研究上有独到之处,人称邵子;另外一位是张载——横渠先生,其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经成为后世儒者的励志标杆。
周敦颐生前并不太为人所知。他当过官,退休后隐居在庐山濂溪旁讲学,自号濂溪先生。“二程”兄弟的父亲,大理寺丞程珦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后,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便同他结为好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周敦颐为师。所以,周敦颐的学术思想,还是在“二程”这里发扬开来的。周敦颐留下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周子通书》和《太极图说》。我们书院有很多同学在学习太极拳,太极图就是周敦颐创建出来的。《太极图说》是对太极图进行高度凝练的理论发挥。有些人说,太极的思想源远流长,是从老子那里就开始流传的,实际上,《易经》的思想更早。只不过把太极理论用简洁的图像表达出来,还是从周敦颐这里开始的。
【宋儒之学,入门皆禅】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来源,实际上是学习了五代末期很著名的道士陈抟老祖。陈抟老祖创立的是无极图,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里面也说,“无极而生太极”。另外,周敦颐早期受禅宗的影响很大,在禅宗的学修上,先后跟随寿涯和尚、东林常总禅师等人学习,通过禅悟,他找到了对自己的学说开宗立派的感觉。
明末大儒黄宗羲在谈及周敦颐的学术渊源时,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周敦颐参禅找到感觉后,觉得明心见性并不是西方(印度)独有的东西,应该用中国本身的文化来解释。这个时候,寿涯和尚就传给他一首偈子: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天地在形成之前,本来就有个东西,但是你又找不到。它是世界宇宙万象,是自然、社会、人生等一切的主宰。我们看一年四季变化,春天草长莺飞,欣欣向荣,秋天又落叶满地,一片肃杀,所以大自然的春花秋月,也是有盛有衰的。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东西,是不随着四季变化而增减、而改变的——我们可以自己试着找一下,这个不生不灭、不受生老病死左右的东西,到底在哪个地方?
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从无到有,婴儿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然后学习了很多东西,身体一天天长大,经过青春期成熟,然后结婚生子,最后年老体衰,生命消逝,这和四季的变化是很像的。用佛教的话来说,生命都是轮回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精神当中,找到这个主宰轮回的东西?我们的精神当中,有没有这个“不逐四时凋”的东西呢?脱离了生老病死的东西,我们在精神和生命中,找不找得到?如果真正找到了,你就和周敦颐一样,就明心见性了,真正就能在一方面开宗立派。但是没找到又怎么办呢?没找到就要继续找啊!不然,你就会在生老病死中,在天地之间找不到归宿。
古代传偈子,并不是现在这样随便写个四言八句,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讲了那么多理论,真正把一个偈子搞明白了,就像周敦颐一样,你就能够把圣贤经典拿来为我所用,就会有“六经注我”的气概。周敦颐先生开创的宋明理学,在中国流传千年。他虽然推崇儒家,也从不排斥佛教,但是到了后来,“二程”、朱子这些人,总觉得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怎么能被外来的佛教所压倒呢?就很排斥佛教。这就违背了《周子通书》之理,就是学问不完全通达的表现。如果真正通了,就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只是名词、术语、说法不一样,学修入手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实际上,东西方圣人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将儒家要命的心性之学得以彰显出来,周子《周子通书》可以说是功莫大焉!
明朝的黄绾在其《明道篇》中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所谓宋儒,就是理学,他们入门都是从禅开始的。“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濂溪就是周敦颐,明道指的是“二程”兄弟中的老大程颢,横渠就是张载,象山就是陆九渊,他们的学说来源于禅宗的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伊川就是“二程”兄弟的老弟程颐,晦庵是朱熹,他们在心性证入的程度上,确实不如上面的几位。近代的陈寅恪先生,也有这样的看法。如果没有受到禅宗的启发,后世儒家想要形成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是很不容易的。在此以前,其在形而上的精神上,没有完全说清楚,只是对社会、伦理、人生这些方面涉及得比较多。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看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既是三足鼎立,又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在学修过程中不要妄生分别,不要有门户之见。
【心物相通,时空相通】
下面,我们来谈谈《周子通书》的题解。通书,其实就是从《易经》易理的角度,结合四书的内容,构建起了从形而上的本体论到形而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一套系统,并把这些系统落实在个人的心性修养上面。
既然称为“通书”,关键就在一个通字。通,是个很大的问题。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往后走,社会分工会越细密,学术的专业性也越强,所以,要想真正大通,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还有不通,就不能掌握开启传统文化的那把钥匙;你在什么东西上还有障碍,还有门户之见,你把社会生活和自己的精神结合不起来,就没有真正打通,也说明没有学到家。所以,通书里的这个“通”字,又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心物相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都在说明心和物的关系。心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物就是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文化制度、世间百业。如果心物不通,不管在自己的学修上还是在生活中、事业上,都无法形成和谐一致,无法找到人与世界的这个平衡点。所以,不管是学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经典,都强调心物相通。我们自己在对通的体会上,能不能够把握心物之间的这种规律性?你把握了心物之间这种规律性,对社会、历史、自然的发展,乃至于个体精神发展的规律性,就会有所把握和体会,就能达到通的状态。
其二是时空相通。禅宗讲“十世古今,始终不离当念;无边刹土,自它不隔毫端”,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是否能打成一片?佛教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到底是什么意思?时间上我们是否能了知过去、现在、未来?
现在我们在这里,对于教室以外的事情,乃至于社会、自然、宇宙以外的事情,只要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心就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说宇宙,宇宙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发出了这个概念,才会有对宇宙的认识,哪怕你硬要说宇宙之外还有世界,那也是从你的念头上衍生出来的,从自己的观念上体现出来的。通,并不是什么好高、好玄的东西,其实在平日里,我们的心随时都处在通的状态,只不过没有在意它。真正不通,是精神上出了问题的人,那才叫不通。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听不懂,他有自己的意识状态,但是没有办法与人沟通。
关于这个通,我们可以从最简单、最亲切的地方去体会,推而广之,就像《周子通书》一样,儒释道三教都通,都有所体会。
【儒履、道冠、释袈裟】
周敦颐的本来就有禅宗的底子,他的太极学说又来源于道士陈抟,同时,他又从四书,特别是《大学》《中庸》里面找到了精神架构的点,融会贯通以后才形成了《周子通书》。通书通三教,就是这么自然的结果。
其实,三教相通的理念,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当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禅宗里有个公案,傅大士见梁武帝。在佛教传说里面,傅大士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化身不化身,我们不用管,但他确实是最早提出了三教相融的理念,虽然嘴上没说,却在行动上表达出来了。
傅大士见梁武帝,头戴一顶道冠,身穿一件僧袍,脚上又穿着一双儒履。梁武帝看他打扮得这么奇特,就问他:“你怎么这身打扮呢?你戴着道冠,难道是道士吗?”傅大士就把自己身上的僧袍扯了扯,梁武帝就又问:“难道你是僧人吗?”傅大士又把脚抬起来给皇帝看,梁武帝看是儒履,就问:“难道你是儒士吗?”傅大士又扯了扯头上的道冠。这时候,皇帝就没有话说了。
这个公案说明什么?说明他既不是道,也不是僧,也不是儒。但是呢,他又是道,又是僧,又是儒。
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传奇的一个皇帝,他很喜欢佛教,一生几次出家,害得大臣们还花钱把他从庙里面赎回来。面对这样一个皇帝,傅大士就是通过这些举止打扮来告诉他,你太执着于佛法了啊!你当皇帝就好好当,就是在普度众生,就是慈悲为怀啊!你非要出家干什么呢?你还想把头发剃光,穿一身和尚衣服,太着相了啊!所以傅大士就以这身打扮提醒他,不要太着相。戴道冠、穿僧袍、穿儒履,跟我这个心性本体有什么关系呢?真正该做的事,是你的心该往哪里放。他是希望用这身打扮来劝化梁武帝,跟他说明形式与本体是毫无关系的,要消除梁武帝对佛教的执着。同时,也体现出了三教相融最初的苗头。
当然,后人从三教相融的角度来谈傅大士也很少。傅大士之后,达摩祖师才到的中国。如果大家喜欢看南怀瑾的书,就会发现后来禅宗的很多影响,都是从傅大士那里开始的。南怀瑾认为,傅大士是中国早期禅宗的代表人物,因为当时达摩祖师还没有到中国,还没有正儿八经传禅法。傅大士的行为很颠倒,说话也是东一句西一句,后期的很多禅师都继承了这一特点。比如他的一首偈子说: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像这类的偈子,都具备后世禅宗的行为特点,在达摩祖师那里,反而没有这些行为和语言。达摩当时到了中国,因为与梁武帝一言不合,于是到了少林寺,也不和人说话,找个山洞就面壁打坐,一坐就是9年。传法的时候也很实在,还要用《楞伽经》来印证。
【南老太爷的高明处】
我前两天还在给几个朋友说,南老太爷(南怀瑾)这辈子出版了很多书,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只有三本书是没什么水分的、非常精炼的书。他的《禅海蠡测》,很经典,直性谈禅,是什么就说什么;还有两本就是《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
《楞伽大义今释》就是把达摩祖师当年用来印心的《楞伽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白话翻译的阐释,偶尔有些地方有点发挥,但基本是原封不动意译。至于后来他讲的课,因为他本身有那么多的坎坷经历,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所以讲经说法的时候,可以为了一小段东西摆一大通故事,听众都觉得津津有味。只不过呢,加了水的汤药,大家要好吞一些,容易接受一些。如果你把南老太爷的这三本书看懂了、看通了,就会觉得后面讲的都无关紧要了。但是呢,灌水有灌水的好处,毕竟里面穿插了很多历史文化知识,甚至还有讲演技巧、语言机智在里头,这都是南老太爷的高明之处。
三教相融虽然从南北朝就开始了,但是到了唐朝,真正的各派之间,大家的笔墨官司也打得非常热闹。几百年一直打到宋初陈抟老祖那里,总算有了点融通的感觉。到了宋朝,理学建立起来了,有很多人还从佛教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的经典。周敦颐先生,也还是用佛教的体证来慢慢体会《易经》、体会四书,越到后期,三教相融的思想就越明显和明确,形成了一种趋势。后来民国有个叫一贯道的团体,有点旧社会的帮会性质,把儒释道耶回,把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甚至把西方的穆罕默德、耶稣都供在一起,放在一排,香火平均分配。
我们看儒释道三家里面,确实有共同的思想成分,只不过就像冯老师在书院讲课中说的一样,不是谁比谁高明,而是三教的侧重点不一样。
儒家偏重的是社会性,在社会伦理道德上有很健全完备的一套东西;道家偏重的是自然性,是从修身养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些角度来阐释他的学说;佛家偏重的是精神性,是从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找最本真的东西。侧重点不同,本源却是相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需求,学说也就有不同的分化。就像我们社会分工一样,越往后面走,分工就越细越密。如果没有打通,就会觉得儒是儒,道是道,佛是佛,相互没有关系,还会觉得中间有很多针尖对麦芒的东西,是相互攻讦的。这种攻击现在也依然有,而且不光是三教之间相互攻击,同一种宗教中的各个学派内部也有争论。比如佛教里,就有学禅宗的看不起净土宗,净土宗看不起密宗,密宗又抨击禅宗是显教,是表面上的东西,没有真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学习了《周子通书》,这些相互诋毁的说法,我们都可以明确地下个判断,都是学问不通的缘故。
《周子通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把形而上的宇宙、天地与形而下的社会、人生、经济、文化,甚至是法律制度、音乐艺术等,都融合在一起,形成儒家的一整套学修系统。在此系统之下,又纳入了每个人的心性,纳入实际的修养和行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