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谁敢横刀立马(4)

好在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追敌被远远地甩在江南，双方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也就此得到了巩固。到这个时候，博古不响了，张闻天不走了。林彪固然令人上火，但他原本是朱毛红一军团的部属，从历史关系上看，实际上一直是拥护毛泽东的。再者，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过，前面有的仗指挥得不好，那么作为下属偶尔写信发发牢骚、说说怪话，应该也算是情有可原，现在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一下，事情就可以翻篇了。

千不该，万不该，林彪把彭德怀牵涉了进来，这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心结。

似乎彭德怀要想不牵涉进去也不可能。他战功卓著，资历更非同为军团长的林彪可比，过去就敢于顶撞李德，并且李德还不能把他怎样。到“四渡赤水”期间，彭德怀所提建议又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建议也展现了他在勇战之外的另一个才能，那就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观察战局。

要知道，一个普通的部队长可以出色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未必会观察战局。具备后一种能力的人，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军事统帅的水平和眼光。若用现代足球来比喻，部队长是前锋，统帅是中场核心，他不仅可以给前锋喂出好球，还能够对己队攻防进行完美流畅的调度转换。

林彪本身也是能战之将，在会理会议召开前，他主动给彭德怀打来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在电话中没有同意。于是林彪就给中央写了那封信，信中除要毛泽东歇着外，还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

这个建议着实刺痛了毛泽东的心。讲穿了，红军将领中要说真有资格有能力代替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其实并没有几个人，其中彭德怀肯定得算一个。早在“三渡赤水”之前，有一次围绕要不要打乌江彭新场渡口，中央负责人在讨论时展开争执。大多数人都主张要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不打，后来毛泽东表态：“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当时就说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你不干，让彭德怀暂代司令员。

虽然毛泽东后来并没有真的弃职不干，但因猜疑造成的心理裂痕已无法弥合。他在会理会议上除了怒批林彪外，还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毛泽东的指责倒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发生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那件事后，中央派人问彭德怀，彭德怀说：“林彪打过电话，但我根本没有同意。”那人马上责问他：“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

当时张闻天随红三军团随军行动，按照一般理解，彭德怀可以也应该将这件事报告给张闻天，但以彭德怀的性格，从不喜欢背地里打人小报告。尤其他和林彪通电话时，并不是背着别人，尚有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等多人在场作证，前因后果，上面总会知道的，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

可在这敏感时刻，有些步骤实在是免不了的。毛泽东就此疑心彭德怀、林彪、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要一起反对新“三人团”，反对他毛泽东。

顺着这条线下去，无端被林彪牵涉的彭德怀就难以摆脱干系了。众所周知，林、彭性格完全不同。林彪内向，常常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外向的彭德怀则是有话就说，从来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问题正出在这里。林彪对指挥不利有看法，一反内向的性格，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那是因为红一军团确实打得很苦。红三军团动辄冲锋陷阵，比红一军团还要苦，下面讲怪话的人特别多，身为军团长的彭德怀不可能对此没有一点看法吧，为什么一向性格外向的他反倒没有一句牢骚，好像完全置身事外呢？

毛泽东认为，是彭德怀暗地里自己想做前敌指挥，却拿一个林彪“娃娃”当枪使！

“李逵”本色

毛泽东十分在意的，彭德怀却似乎并不太在意。接林彪电话时是这样，在会上看到林彪写的这封信也是如此，他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解决战场指挥的问题嘛。

实际上，如果当时真要由中央出面让彭德怀当前敌指挥，他估计也是愿意的，只不过绝不是为了争权，而只是出于改变战局、打好仗的初衷。他自己也说，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在战斗中就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即有时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有时红三军团指挥红一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像遵义战役就是两大军团自动配合。

老彭既然这样认为，毛泽东也就不能把性质说得太严重了，会上只能讲过就算。

然而会后便开始批判黄克诚。黄克诚“比彭德怀还像彭德怀”的名声早已尽人皆知，毛泽东评价他，“上自中央，下至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会理会议召开前，因为提意见，他已经由师政委降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会议结束后，他又被扣上“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进行狠批，罪状据说是在行军休息闲谈时，有人说这样天天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随口说了一句：“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

当时红三军团讲怪话的干部战士非常多，黄克诚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当上面要求批黄克诚时，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要如此上纲上线。

过了一段时间，众人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原来是上面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便来了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里拿黄克诚开刀，真正的矛头其实是对着彭德怀去的。

黄克诚这下连侦察科长都没得干了。他被调去当教导营政委，曾经的下级王平成了他的顶头上司。黄克诚自己倒也不觉得有多尴尬或者抬不起头，他对王平说：“你对我不要客气，归你指挥，该下命令就下命令嘛。”王平忙不迭地回答：“你是老首长，怎么好下命令啊！还是多研究商量。”

开完会理会议，中央红军便离开会理，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目标，继续挥师北上。

他们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大渡河。大渡河水流湍急，波涛翻滚，吼声动地。河里全是雪水，水凉如冰，砭肌侵骨。三军团有几个人想游到对岸找船，头一个跳下去就没上来。

当先遣队乘着渡船过河时，对岸山上的川军拼命朝河面射击。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对他亲身经历的险况记忆犹新：“枪子儿泼水似的，几条烂船板就在人家的枪子儿底下晃荡。”

不过这条河也同样挡住了追兵。彭德怀晚年追忆：“这条河当年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可到后来它又帮了我们的大忙。”船工则说，红军前脚走，后面“国民党的中央军十好几万就按拢（四川方言，意思是到达）了”！

甩开追兵后，恶劣的自然条件又成了红军的大敌。大渡河之后是夹金山，那是红军长征中爬的第一座雪山。红军从云南转入川西南时还是夏季，大家都穿着单衣，事先也没想到要爬雪山，根本来不及补充棉衣，于是只得多带点酒和辣椒御寒。

夹金山的海拔并不算高，仅有四千多米，但山脚和山顶的气候差异很大，从山脚起，越往上面去越冷，而且每天下午暴风骤起，大雪纷飞，加上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所以爬起来非常吃力。

红军长途跋涉，给养困难，很多人的身体都很虚，像林彪爬到半山腰便喘到不行，只好下来，第二天用担架才把他抬过去。

邱荣辉当时担任红三军团警卫通信班副班长。爬山时，他感觉胸口闷得像要炸开一样，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走到半山腰，他也像林彪一样挺不住了，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

当邱荣辉从昏迷中醒来，彭德怀已经走到他跟前。彭德怀显然也很难受，面色苍白，连说话都喘着大气：“快，快骑上骡子走！”

翻越夹金山前，红军曾经过一片原始森林区，那里树高林密，骡马很难过得去，红三军团的骡马基本上都在那里丢光了，军团首长中，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把马带了过来。彭德怀的大黑马也就成了宝贝，上面驮着一大堆文件和一个伤员。

邱荣辉一看，死也不肯骑上去，最后在彭德怀的命令下，抓着马的尾巴，靠马拽着才过了雪山，而彭德怀自己硬是一步一步爬过去的。

实在是叫人为难

翻越夹金山，眼前豁然开朗。在离开中央苏区八个多月后，中央红军终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

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是当时三大主力红军中兵员最多的。他们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不多，因此军容较盛。每名战士都有百颗以上的子弹，机关枪和迫击炮齐全。师以上干部，每人都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食物。红四方面军的军政委李先念请红三军团团以上干部吃了顿饭，席间有十几个牛肉做的菜，其丰盛程度令赴宴的杨尚昆为之咋舌，事实上，他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吃过这样的饭了。

反观中央红军，出发时86000人，到了懋功仅剩2万多人。部队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只有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连朱德都承认，这么少的子弹，基本无法战斗，只能用于保枪。

除了缺枪少弹，中央红军的衣着也不整齐，看上去五颜六色、破破烂烂。领导干部并不比一般干部战士好到哪里去，他们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一个破口袋。在红三军团，自团干部以下，连吃饭用的菜盒子都没有。

中央红军原本是红军的头号主力，红四方面军对两军会合期盼甚高，但见到这种情形，也不免大失所望，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更是不再把中央红军和中央放在眼里。

用李德的话来说，张国焘是“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傲慢与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两军刚刚会师，双方在战略上就出现巨大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

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等几个人说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张国焘猛地跳了起来：“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这不能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

话虽然说得狂妄，但张国焘这时是唯一代表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局委员，在开会时属于少数派，所以最后他还是勉强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同意北出松潘，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

前往松潘的沿途全是藏民区，藏民都跑了，拿着钱都找不到人买东西。为筹备北上的干粮，红军只好自己动手割青稞，也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藏民大多是普通百姓，并非地主土豪，所以彭德怀觉得很揪心：“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声音，我的心就跳。可是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

彭德怀说不这样做，红军就得饿死，只有等我们胜利了，再对少数民族给予加倍的补偿。

有时藏民也隐蔽在山崖上对红军打冷枪。他们的枪法相当准，曾经消灭过国民党军的一个团，红军稍不注意就会吃亏。为此不得不每隔几里或十几里就用石头垒一些碉堡据点，以防御他们的袭击。

由于张国焘要官要权，不断拖延，红军尚未能够到达目的地，胡宗南部队已先一步集结于松潘。根据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分两路继续向甘南进军。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此时称红三军）为右路军前卫，率先进入草地。这是长征路上最困难的阶段，人踩在草皮上就像荡秋千，稍不注意或一脚踩空，就会陷进泥潭。这些黑色泥潭全都是死亡陷阱，人陷进去后就难以自拔，往往是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没顶。为了减少危险，红军便把当地的牛马赶在前面，让它们依靠本能寻找最安全的道路。

草地气候恶劣，往往白天还是烈日暴晒，晚上就是雨雪交加。四周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部队无法正常宿营睡觉，困了只好背靠背地在草地上打盹儿，下雨时便撑起床单，蜷缩着在下面过夜。有好些人就在草地上被冻死了，而当时正是8月！

当红三军团越过草地，渡过班佑河以后，彭德怀对王平说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你带一个营返回接应。王平率部重返班佑河，他用望远镜向对岸观察，看到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

王平决定先带侦察员过河看看情况，过去一看，这些人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再逐一察看，全都没气了——在已经走出草地的最后一刻，伤病和饥饿仍旧夺去了勇士们的生命。

尽管早已见惯死亡，但如此悲壮的场面仍给人带来巨大震撼，王平的泪水夺眶而出。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有一名小战士还有点气，侦察员把他背上一道过河，可是过了河这名战士也断了气。

彭德怀老远就看到了返回的王平一行，他满脸焦灼，不无期冀地抢着问王平：“带回来多少人？”

当得知一个人都没能带回时，彭德怀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愤愤地说：“这都是张国焘的罪过！他耽误了战机，没能打开松潘，才逼得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不走这条路，哪会牺牲这么多人？”

把我看成军阀了

张国焘其实对彭德怀是很欣赏的。他觉得彭德怀不仅性格倔强自信，而且是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人，处理军事问题时显得特别精明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