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采取更加有力措施
——专家学者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判断和应对建议
今年1月份，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全面走低，制造业PMI继续回落并跌至荣枯线下方，PPI跌幅进一步扩大，进出口甚至为负增长，凸显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为更好把握经济走势，我室韩文秀副主任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并约请部分专家学者提供分析意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一、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将呈现增长与物价“双低”开局
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初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稳中趋缓”的下行态势，近期受内外需不足、通缩预期增强、企业去库存和利润下滑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市场信心不足。从目前情况看，一季度经济将呈现增长与物价“双低”开局：GDP增速跌至7%以下是大概率事件，参加座谈会的专家预测多为6.9%左右；CPI同比上涨1.2%左右，PPI同比下降4.5%左右。
（一）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将拖累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从投资的重要领域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在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的共同作用下持续放缓，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是一季度投资不振的主要原因。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说，房地产市场去年已进入“量价齐跌”的趋势性调整周期。今年一季度，受商品房新开工面积持续负增长、商品房销售不景气、住房价格下跌、库存过快增长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呈现筑底态势，投资增速难以明显好转，预计同比增长8%左右，增幅比去年同期放缓约9个百分点。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说，制造业投资“稳中趋降”也将拖累投资增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状况日趋严重，大大削弱企业的盈利水平，2014年企业利润仅增长3.3%，增速大幅减慢8.9个百分点。企业投资自筹能力减弱，势必影响投资积极性。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抑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因素近来在增多，甚至还产生了宏观调控的“顺周期效应”。去年各地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加之国发“43号”文件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与融资行为管理，均大幅减少了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去年财政赤字比预算赤字少2188亿元，也抑制今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综合各方预测，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3.5%左右，增幅比去年同期放缓约4个百分点。
（二）消费增长难有起色不足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褚建芳指出，消费增长是慢变量，近来一直稳定在12%左右。未来一段时间，在没有外部冲击和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消费增长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主要发挥“稳定器”的基础作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今年居民收入增速不会明显改善，同时通缩预期不断增强也会使居民消费支出更趋谨慎。从消费结构变化看，消费持续回升的潜力不足，消费增长难有明显改观。综合各方观点，一季度消费增长将保持平稳态势，预计为11.5%左右。
（三）进出口将继续承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在出口方面，专家们认为短期内难以出现明显反弹。褚建芳指出，1月份出口增速大幅“跳水”，由去年12月的9.7%跌至-3.3%，远低于市场预期。一方面，受发达国家需求疲弱影响，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均回落，其中对欧日出口还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近期日元、欧元竞相贬值，人民币虽对美元小幅贬值，但实际有效汇率却一直处于升值状态，大大削弱了我国外贸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说，今年1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38.6%，已连续4个月下滑；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仅为48.4%，连续6个月下降。这都预示未来我国出口仍将面临较大压力。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虽然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速较1月份将有所回调，但仍难以摆脱低迷增长态势，预计同比增长7%左右。在进口方面，褚建芳、宗良等分析指出，1月份，国际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跌”，进口数量平均下跌15%，进口价格平均下跌20%以上，反映国内需求疲弱。鉴于2月份、3月份国内工业生产明显反弹的可能性不大，预计一季度我国进口仍将维持负增长，下降1%左右。
（四）物价继续走低推高通缩风险。褚建芳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加速下滑，CPI涨幅自去年9月份跌破“2”后，今年1月份又跌至0.8%;PPI降幅进一步扩大，且已持续35个月为负增长。祝宝良认为，总需求不足仍将抑制物价水平上升。我国工业产能过剩，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连平指出，随着全球经济温和增长和美元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给国内带来的输入性通缩压力加大，特别是国际油价下跌将加剧PPI下降幅度。考虑到-2.9%的翘尾因素，预计一季度PPI将下降4.5%左右。彭文生表示，鉴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正逐步向工业消费品价格领域传导，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业态和商业模式也会降低消费品价格，国内小麦、玉米和大米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动力不足，一季度CPI涨幅将继续走低，初步预计同比上涨1.2%左右。
二、完成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难度较大
专家一致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显增多，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与房地产市场调整、制造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的财政金融风险不断加剧，以往积累的老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通货紧缩预期增强、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等新问题又开始涌现。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集中显现，与经济下行压力叠加强化，或将引发经济出现“断崖式”失速，形成趋势性下滑，今年实现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难度将加大。
（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专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时间看法不一。秦虹说，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调整周期一般在10—18年左右，上升期一般为7—10年，下降期为3—8年。我国住房年需求峰值约为1200—1300万套，在2013年已基本达到。按此推算，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至少还要延续两年。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丁祖昱指出，去年下半年，许多城市取消住房“限购”和银行放松“限贷”后，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回落态势均有所放缓。目前房地产市场库存量相当于6个月以上的销售量，按照近来大部分城市消化库存的进度，估计今年年中房地产市场可能调整到位，进入平稳增长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称，不管哪种观点，房地产投资下行态势短期内都不会逆转，房地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继续减小。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测算，房地产投资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影响GDP增速变化0.13个百分点。按此推算，如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将下拉GDP增速0.46个百分点。
（二）通缩迹象日趋明显。多数专家认为，“CPI低增长、PPI负增长”是当前我国物价运行的基本特征。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我国工业领域只是出现了结构性通缩，但应谨防PPI持续负增长向CPI传导，带动CPI涨幅随之回落，陷入全面通缩。连平说，截至今年1月，我国PPI已连续35个月为负增长，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连续31个月下跌的纪录，且从去年8月份以来降幅持续扩大，表明我国工业领域确实存在结构性通缩现象。褚建芳称，与CPI、PPI指数相比，GDP平减指数是更能反映总体物价水平变化的指标。2014年我国GDP平减指数逐季分别为0.44%、1.01%、1.09%和0.21%，预计2015年有可能降为负数，这意味着通缩迹象日趋明显。宗良分析指出，尽管我国经济目前并未出现全面通缩，但应对可能引发全面通缩的风险因素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我国经济陷入全面通缩状态，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工业生产减少，企业负债加重乃至亏损倒闭，导致失业率上升、居民持币待购，继而有可能通过银行信贷、汇率变化、市场预期等渠道引发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提示，国际经验表明，通缩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和特征，与通胀相比对经济的杀伤力更大，治理难度更高。如控制不力，会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方面产生较大负面冲击，进而拉低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长期经济衰退。
（三）长期积累的风险可能集中释放。彭文生说，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涉及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至今尚无价格止跌和市场出清迹象。大量资源固化于一些“僵尸”企业中，引发融资成本上涨，抑制小微企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刘元春指出，近来我国地方债务负担加重，今年又是地方政府的偿债高峰期，在各地财政收入增速减慢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还需要通过举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地方政府举债能力减弱，大量已获批的基础设施项目陷入不能开工的局面。宗良称，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部门的巨大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房地产市场回调和部分理财产品违约风险上升，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偏好降低，导致资本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祝宝良表示，去年9月份以后，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国内经济下行，产成品库存增速连续四个月放缓，企业开始进入去库存阶段。这将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这些问题和各类风险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将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并有可能引发财政金融风险集中显现，导致经济“断崖式”下跌。余斌说，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若不出现大的外部冲击，将呈现“前低后稳”走势，全年有条件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但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国内房地产市场和投资需求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短期内通缩风险显现，加上去年基数因素，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更为明显。若应对不力，经济增长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马骏指出，两个月前，人民银行研究局宏观经济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今年GDP将增长7.1%，但将最近IMF调低后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我国去年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宏观数据输入模型后，预测结果为6.8%左右，CPI涨幅为1.3%左右。如果进一步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基础设施投资比原来预估减少3000亿元、年均国际油价再调低10%等变量输入模型，今年GDP增速的预测结果仅为6.5%左右，CPI涨幅将略低于1%。黄海洲称，2014年以来，印度高通胀和经常账户赤字两大“痼疾”得到明显改善；受益于国际油价下行和国内改革红利，其经济增长前景也被国际市场普遍看好。IMF最近将对印度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上调至6.3%和6.5%。如果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跌至6.5%以下，则印度可能超过我国，这将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信心带来深刻影响。
三、确保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的政策建议
专家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关键时期，今明两年是经济增速“换挡”到位并有望确立新增长平台的“时间窗口”，经济持续承压不可避免。面对短期经济波动，应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积极引导社会预期；针对经济运行中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和亟待化解的风险，要果断施策，适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实施力度，及时在“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寻找平衡，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尤其要确保一季度GDP增速不滑落至7%以下。
（一）实施“更加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专家一致认为，短期“稳增长”的关键是投资，而投资的关键在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两大领域，一旦房地产投资减速过快过猛，就需要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作用，及时弥补缺口。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测算，去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约为8.9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约为2.1万亿元，如把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稳定在2014年的水平，需要新增基础设施投资1.3万亿元左右。宗良认为，当前在加快促进前期获批的重大项目“落地”的同时，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继续安排使用2014年财政赤字没花掉的2188亿元，将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增加到16500亿元，并加快国家预算内投资资金下拨进度。祝宝良提出，在规范地方融资平台举债的同时，应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发行专项债务，没有条件的地方可由中央代发。同时，还可通过增加国家开发银行资本金扩大其融资规模或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的办法，增加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增规模可控制在1.3万亿元左右。对纳入预算管理的存量债务，允许省政府发行债券置换。余斌说，要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措施，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等试点政策扩大到全国，支持民间小微群体创新与经营活动。褚建芳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快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能力。同时，增加财政对社保资金的投入，相应降低员工和公司社保缴存比例，降低个人和企业负担，增加投资和消费能力。
（二）“量价齐动”促进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刘元春说，总需求不足是造成当前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大河有水小河满”，建议一季度进一步实施降准措施并择机降息，引导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稳定社会预期。宗良表示，基于美日等国的经验教训，我国要高度重视当前经济出现的物价持续走低、通缩预期增强的苗头性问题，及时补充政策储备，做好应对预案。货币政策应主要盯住物价水平，兼顾货币数量控制，保持社会流动性基本充裕。余斌指出，要继续加强定向调控，运用好结构性、差别化货币信贷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三农、基础设施等领域支持力度。马骏建议，在保持人民币兑一揽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顺势引导人民币兑美元适度贬值，以扩大出口。
（三）多措并举稳定房地产市场。秦虹说，当前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可首先考虑认真落实差别化房地产信贷政策，敦促商业银行执行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30%和0.7倍贷款利率的优惠政策，适当降低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取消利率上浮比例限制。清理和调整房地产市场高增长时期的税费政策，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居民梯度消费，有序释放改善性需求。祝宝良建议，落实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支持方案，加强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信贷支持，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在直接投资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允许地方政府从商品房市场采购，把建设和购买结合起来。宗良表示，应合理支持房地产开发贷款和融资，推动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向金融领域扩散。丁祖昱提出，鉴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分化走势明显，有保有压控制土地供应，应继续加大一线及部分二线城市土地供应，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对以去库存为主的大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则要严格控制土地供应。
（四）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连平说，从中长期看，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改革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是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支持自贸区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向外输出我国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二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积极推进以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可兑换为核心的金融改革，提高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四是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加快简政放权，放宽民间资本准入范围，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宗良建议，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大力支持资本市场建设。加快推进股市注册制改革，以在解决上市企业融资问题、带动相关产业投资增长的同时，增加股市财富效应，有力支持扩大消费。刘元春认为，应谨慎推出与“逆周期”调控相冲突的改革措施。对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业务的监管，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应“打开另一扇门”，尽快促进其规范发展。对具有紧缩效应的财税、金融等改革，如在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改革等应缓推；对具有扩张效应、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措施则要加快出台。
（五）积极引导社会预期。刘元春说，政府今年应继续创新和改进宏观调控方式。鉴于年初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时滞效应，未必可能在一季度见效，而经济下行压力又不断增大，因此要更加注重“预期调控”，为宏观调控预留更多的操控时间和空间。余斌建议，在实体经济尚未出现显著恶化的情况下，合理引导预期，如将今年已确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大工程，提前向社会公布，防止通缩预期与需求收缩相互强化，进一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宗良建议，建立物价调控目标区间制度，将未来一个时期通胀目标定在1%—3%区间：如CPI低于1%，货币政策倾向于宽松；如CPI高于3%，货币政策倾向于收紧，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祝宝良表示，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应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区分个人非法所得和法人财产权，以保障法人财产的安全，避免一个人出事，整个企业垮台，增强企业家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