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长大成人(7)
林肯一天天消沉下去，以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几乎精神错乱了。经过那几周痛苦而难以言表的煎熬，后来他是否真的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很值得怀疑。尽管他确确实实答应了这桩婚事，但他内心非常排斥。他是在设法逃避，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而已。他会在杂货店里呆坐几个钟头，全然不想去办公室或是参加议会会议。有时，他凌晨3点钟醒来，走下楼，在壁炉里生起火，坐下来盯着它直到天亮。他吃得越来越少，身体也开始消瘦。他很容易发脾气，总是避开人群，不跟任何人讲话。
婚期越来越近，他由于恐惧而开始退缩。他的思想似乎一直盘旋在黑暗的深渊里。他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理性，于是，给辛辛那提的丹尼尔·德雷克医生写了一封长信，他是美国西部最知名的医生，也是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院长。在信中，林肯描述了自己的状况，并请医生提供一些治疗方面的建议。但是德雷克医生回信说，不当面检查，他没办法提出治疗建议。
婚礼定在1841年1月1日举行。那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斯普林菲尔德的贵族们乘着雪橇来回穿梭，互致新年问候。马儿的鼻孔喷出白气，空气里弥漫着铃铛的叮当声。
爱德华兹庄园里一片热闹忙碌的景象，人们正在为婚礼做最后的准备。送货郎赶在最后一刻把预订的各种货物送到了后门，为婚礼特地雇用的厨师也已到位。做饭也不再用铁制的炉子，而是用刚装好的新发明——厨灶。
新年的夜色早早地笼罩了镇子，烛光微微闪烁，映照着挂在窗上的常青藤花环。爱德华兹庄园上下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6点过半，客人们陆续抵达。6点45，牧师到了，胳膊下面夹着《圣经》。房间里花草成排，色彩缤纷。炉子里的火熊熊燃烧，噼啪作响。四处回荡着愉快而友好的交谈声。
时钟敲了七下……7点30，林肯还是没到……他迟到了。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缓慢但无可阻挡……走廊里的老爷钟又走过了15分钟。半小时过去了……新郎依然没有出现。爱德华兹太太走到门口，焦急地盯着车道。出了什么事儿吗？他不会是？……不！不可能！绝不可能！
家属们开始退场……房间里一片窃窃私语……大家紧急商议着什么。
隔壁房间里，玛丽·托德戴着面纱，穿着丝质礼服，等啊等……她紧张地摆弄着头上的花饰，不断走到窗边，看下面的街道。她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时钟，手心直冒汗，额头上也浸出了汗珠。就这样，又痛苦地过了一个钟头。他答应了的……肯定……
9点半，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离开了，既惊讶又尴尬。
等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准新娘一把撕下面纱，扯掉头发上的花儿，哭着跑上了楼，扑倒在床上。她伤心欲绝。噢，老天！别人会怎么说她？人们会嘲笑她，可怜她，让她名誉扫地。她会觉得羞耻，不敢上街。痛苦和愤怒阵阵袭来，将她淹没。这一刻，她渴望林肯将她揽入怀中。下一刻，她又恨不得杀了他，为他带给她的伤害和羞辱。
林肯去哪儿了？是遭遇了不测吗？是发生了意外吗？是逃跑了，还是寻了短见？没有人知道。
午夜时分，男人们挑着灯分头出去寻他。一些人到镇上他常去的地方找，其他人则去通往乡下的路上找。
八
搜寻工作持续了一整夜，天亮后不久，林肯找到了，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朋友们担心他是失去了理智，玛丽·托德的亲属则直接宣称他疯了。他们是这么解释的：他疯了，所以才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
他们立刻找来了亨利医生。因为林肯威胁要自杀，医生便让斯皮德和巴特勒紧紧地盯着他。就像安·拉特里奇离世的时候一样，他的刀子也被拿走，放得远远的。
为了让他有事可做，亨利医生强烈要求林肯参加州议会的会议。作为辉格党的领袖，他也有责任出席会议。但是议会记录显示，他三个星期内只去了四次，拢共待了一两个钟头。1月19日，约翰·J.哈丁正式向众议院报告了他的病情。
逃婚三周后，林肯给他的法律合伙人写了一封信，这算得上他生命中最悲伤的信了：
现在，我是这世上最痛苦的人了。如果把我的痛苦分摊给世人，那世上便不会再有欢乐。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好起来，我恐怕是不会的，即便保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了。在我看来，我如果不能好起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过世的威廉·E.巴顿医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林肯传记中写道，这封信“清清楚楚地表明，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精神错乱了……他非常担忧自己失去理智”。
现在，他常常想到死亡。他渴望死亡，甚至写了一首关于自杀的诗，发表在《桑加蒙报》上。
斯皮德担心他真的要死了，于是把他送到母亲家里，那里离路易斯维尔不远。在那里，林肯得到一本《圣经》，还有一间安静的卧房。窗外，一条小溪蜿蜒穿过草地，流向一英里外的森林。每天早晨，奴隶会把咖啡送到他床边。
玛丽的姐姐，爱德华兹太太说：“为了让自己恢复过来，并解除林肯先生的思想压力，玛丽给他写了一封信，正式申明她要解除婚约，还他自由。”但是，据爱德华兹太太所言，在给他自由的同时，“她还给了林肯一项特权，那就是，如果他愿意，他们可以恢复婚约。”
但这恰恰是他最不愿做的事，他再也不想见她。哪怕是逃婚一年之后，他的好友詹姆斯·马西尼“还是觉得林肯会寻短见”。
直到1841年，“致命的1月1日”过后的差不多两年里，林肯完全没有理会玛丽·托德，也希望她能忘了他，并祈望她能喜欢上别人。但是，她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喜欢上别人。为了尊严，她决心向自己，也向那些嘲笑、怜悯她的人证明，自己可以也一定会嫁给亚伯拉罕·林肯。
而他也抱着同样的决心不要跟她结婚。
事实上，为表决心，他逃婚不到一年就向另一位女孩儿求婚了。那时，他三十二岁，被他求婚的女孩儿只有十六岁，她叫萨拉·里卡德，是巴特勒太太的小妹妹。林肯曾在巴特勒家住了四年。
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还坚定地认为，他叫亚伯拉罕，而她叫萨拉，很明显他们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注定要在一起[5]。
但是，她拒绝了，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她这样坦承道：
我当时还小，才十六岁，还没有想过婚事……我一直很喜欢他，把他当朋友，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儿不太可能迷上他那古怪的行为举止……他差不多是我的兄长吧，就像是我姐姐的家人一样。
林肯经常为当地的辉格党报纸《斯普林菲尔德报》写社评，报社的编辑西米恩·弗朗西斯是他的好友。不幸的是，弗朗西斯的妻子天生爱管闲事。她四十多岁，膝下无子，自封为斯普林菲尔德的月老。
1842年10月初，她写信给林肯，让他当天下午到她家去。这个邀请很奇怪，他想知道是什么事，于是就去了。到了以后，他被引到客厅，令他吃惊的是，坐在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玛丽·托德。
至于林肯和玛丽·托德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之后又做了什么，都没有记录可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心慈手软的可怜家伙是逃不掉了。一旦她哭起来——她肯定是哭了的——他可能即刻又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上。
从那之后，他们常常见面，但总是悄悄地，躲在弗朗西斯家里，关上房门。
开始，玛丽都不让她的姐姐知道林肯又来看她了。
等到最后，她姐姐发现了，就问玛丽“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发生这么多事以后，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好。这世上的男人女人都不可靠，”玛丽回答她说，“如果再次发生意外，旁人也无从知道一丝一毫。”
换句话说，直白一点，就是她吃了苦头之后，这次决心把恋爱的事保守秘密，直到确定林肯会跟她结婚为止。
她这次又耍了什么花招呢？
詹姆斯·马西尼声称，林肯曾多次跟他说，“他是被逼结婚的，托德小姐告诉他，为了尊严，他应该跟她结婚”。
这一点，赫恩顿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说：
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林肯先生跟玛丽·托德结婚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曾深刻反省自己：他知道，自己并不爱她，只不过他已经答应娶她为妻。这个可怕的想法如噩梦一般冒出来……最终，他直面尊严与平静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毅然选择了前者，还有随之而来数年的自我折磨、牺牲的痛楚，以及那永远失去了的幸福家庭。
在他继续之前，他写信给斯皮德，问他婚后是否幸福。那时，斯皮德已经回肯塔基州了。
“请尽早答复，”林肯催促道，“因为我着急知道答案。”
斯皮德回信说他比自己预想的要幸福很多。
于是，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842年11月4日，星期五，带着不情愿和阵阵作痛的心，林肯向玛丽·托德求婚了。
她想当天晚上就举行婚礼。可事情进展得这般迅速，他感到吃惊甚至有点害怕，开始犹豫。他知道她迷信，就指出说那天是星期五[6]。但是，想到之前的事情，她就什么都不怕了，只怕延迟。她甚至不愿意再等二十四个钟头。另外，这天是她的二十四岁生日。所以，他们急忙赶到查特顿珠宝店，买了一枚结婚戒指，还刻上了这句话：“爱是永恒”。
晚些时候，林肯邀请詹姆斯·马西尼做他的伴郎，并对他说：“吉姆[7]，我只能跟她结婚了。”
那天晚上，正当林肯在巴特勒家里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为靴子上油的时候，巴特勒的儿子突然跑了进来，问他要去哪里。
他回答说：“去地狱吧，我想。”
当初，出于绝望，玛丽·托德把为第一次婚礼备下的嫁妆送了人，现在，她只好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薄纱礼服嫁人了。
一切安排都在紧张和匆忙中完成。爱德华兹太太说她婚礼前两个小时才接到通知，所以当她急匆匆做出来的结婚蛋糕端上桌时，上面的糖衣还太热，很不好切。
当查尔斯·德莱塞牧师穿着礼服，朗读那动人的圣公会祷文时，林肯没有丝毫开心幸福的样子。他的伴郎曾经作证说：“他的表情和动作看起来像要上刑场。”
婚礼过后大约一个星期，在他写给塞缪·马歇尔的一封公务信函的附言中，林肯对自己的婚姻做了唯一一次书面评论。现在，这封信收藏于芝加哥历史博物馆。
“我这儿没什么变化，”林肯写道，“就是我结婚了，但我对这桩婚姻抱着深深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