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薛侃录(2)

先生说：“佛教着眼在没有善恶，就一切都不管，不能治理天下。圣人没有善恶，只是不刻意喜好，不刻意为恶，气节不动，然而遵从王的道行，待到达极致，就自然遵循天理，就能筹谋成就，辅佐帮助。”

薛侃问：“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就不应该除去草了？”

先生说：“这样又是佛教、道教的意见了。如果草对你有所妨碍，为什么不除去呢？”

薛侃说：“这样做就又是刻意喜好、刻意为恶了。”

先生说：“不刻意喜好或为恶，并不是完全没有喜好和厌恶，那就像是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说的不刻意去做的人，只是说喜好为恶都要遵循天理。不除去这些，就又增添了一分意思。这样就和没有喜好或为恶一样了。”

薛侃说：“除草怎样才是遵循天理，没有其他意思呢？”

先生说：“草妨碍了你，天理来讲也应该除去，那就要这样做。偶尔虽然没有立即全部除去，也不成为心中的拖累。如果有一分在意的话，心体就会被拖累，就会有许多动摇气节的地方。”

薛侃说：“也就是说，善恶完全不在于物了。”

先生说：“只在于你的心。遵循天理就是善，动摇气节就是恶。”

薛侃录八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着，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求学的人说：“做学问必须得有个头脑的功夫，才有着落。即使未能无间，如同舟有舵，一提就醒。不这样，即使从事于学问，也只是做个依意义沿袭而取的事罢了。只是做事不彰显，学习不察觉，不是学习的大本达道。”

先生又说：“见到真道时，横说竖说都是。如果在此处通达，彼处不通达，只是没有见得真道。”

薛侃录九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220]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221]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222]”

译文

有人说：“想要做学问，但由于父母（主张）的原因，不免有科举的拖累。”

先生说：“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奉养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前贤说过‘只担心失去志向’，只需要担心做学问的志向不真切而已。”

薛侃录十

崇一[223]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224]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崇一问：“平时总是说要多忙。有事情固然要忙，没有事情也忙。为什么？”

先生说：“天地气机，本来没有一刻的停止。然而有个主宰，所以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但是主宰常定。人应这个主宰而生活。如果主宰安定时，就同天地运行一样不停止。虽然应对的方法千变万化，却常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内心泰然，全身都听从心的命令。’如果没有主宰，只有气在心中四处奔流，怎么能不忙呢？”

薛侃录十一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225]。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226]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殁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227]，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228]。安肯以此望人”？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学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薛侃说：“自前年起，自我感觉好名的毛病已经减轻许多。最近仔细省察，才知道这个毛病完全没有去掉。岂止是仅仅做到外在不爱好名声的样子给人看就算是不好名了？只要听到夸赞就喜悦，听到毁谤就忧闷，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

先生说：“十分正确。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之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哪来还会有好名的功夫？”

先生又说：“‘担心隐没于世但是名声不相称’的‘称’字读去声，也就是‘名声超过实际情况，君子以之为耻’的意思。实与名不相符，活着尚可弥补，死了就来不及了。孔子认为‘四十岁五十岁而无闻’，（其中的“闻”字）是指没有闻道，并非指声誉。孔子说：‘是闻（闻道）也，非达（显达）也’，他怎么会以是否有名声而看待别人呢？”

薛侃录十二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悔悟。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药，然而重在改正错误。如果把悔悟念头留在心里，那么又会因药而生病。”

薛侃录十三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229]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功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230]，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译文

刘德章说：“听闻先生用精金来比喻圣人，用分两来比喻圣人的功力，用锤炼来比喻学者的功夫，是最深刻的。只是先生您说尧舜是万镒金，孔子是九千镒金，疑惑仍旧没有平息。”

先生说：“这又是从表面生发的念头，因此才替圣人争辩分两轻重。如果不从表面生发念头，那么尧舜比作万镒金不算多，孔子比作九千镒金也不算少。尧舜万镒金，就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金，也就是尧舜的，原本不分彼此，所以称为圣人的，只看精一，不看多少。只要内心纯粹天理的地方是一样的，就可以同样被称为圣人。如果从力量气魄上分辨，又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后世儒者只在分两轻重上比较，因此流于功利。如果摒除了比较分两轻重的心，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力量精神上尽力而为，只在内心纯粹天理上用功，那么就人人自我满足，个个圆满成就，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向外追慕，无不完满充足。这就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后世儒者不明白圣人学问，不知道在自己心中的良知良能上来体会认知扩充，却去追求认知自己不知道的，追求胜任自己不能做的，一味只好高骛远。不知道自己是桀纣一样的内心，动不动要成就尧舜一样的事业，怎么能行呢？终年碌碌奔忙，一直到衰老死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太悲哀了。”

薛侃录十四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231]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译文

薛侃问：“先儒认为心的静是本体，心的动是作用。这样讲怎么样？”

先生说：“心不能用动静来比喻本体和作用，动静是一时的。就本体而言，作用在本体，就作用而言，本体在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如果说静时可见心的本体，动时可见心的作用，这没有问题。”

薛侃录十五

问：“上智下愚[232]，如何不可移？”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译文

薛侃问：“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为什么不能改变呢？”

先生说：“不是不能改变，只是不肯改变。”

薛侃录十六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233]。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译文

薛侃向先生请教“子夏门人问交”这一章的内容。

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小孩子之间的交往，子张说的是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如果能够好好分析利用，也就都是正确的。”

薛侃录十七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34]，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如何？”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功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235]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236]，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237]之‘说’，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译文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儒认为学就是效法先觉的做法，怎么样呢？”

先生说：“学是学习摒除私欲，存养天理。从事摒除私欲存养天理的事，则自然能修正于先觉，考证于古训，自然能下很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的功夫，然而也不过是要摒除内心的私欲，存养内心的天理而已。如果说到效仿先觉的所作所为，就只论到了学习中的一件事，这也就像是专门向外寻求了。‘时习’就是‘坐如尸’，不是专门学习坐，而是在坐的时候修习内心。‘立如斋’，不是专门学习站立，而是在站着的时候修习内心。‘说’是‘理义之说我心’的‘说’，人心原本就因理义而喜悦，就像眼睛原本就因美色而喜悦，耳朵原本因音乐而喜悦一样，只是被私欲蒙蔽所连累，因此才会不高兴。如今私欲日渐摒除，那么理义就能日益普及润泽，怎能有不高兴的事呢？”

薛侃录十八

国英问：“曾子三省虽切，恐是未闻一贯时功夫。[238]”

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功，岂不是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从生！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239]，此恐未尽。”

译文

陈国英问：“曾子每日反省自身的功夫虽然真切，恐怕还不知道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功夫。”

先生说：“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是孔子看到曾子没有抓住用功的要领，才教导他的。学者如果真能在忠恕上用功，岂不就是做到一贯了吗？一个基本的思想就像是树的根，贯彻始终就像是树的枝叶。没有种植树根，怎么会有枝叶呢？本体和作用出自同一源头，本体还没有确立，作用怎能出现呢！所谓的‘曾子在作用方面，已经根据具体事物精细明察、竭力而行，但没能明白它的本体’，恐怕还没有完全说尽。”

薛侃录十九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

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240]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译文

黄诚甫向先生请教“汝与回也孰愈”这一章的内容。

先生说：“子贡博学多识，在见闻上下功夫。颜子则在内心下功夫。因此圣人询问子贡来启发他，而子贡所对答的，又仍旧只在知识见闻上。因此圣人叹息他，而不是赞许他。”

薛侃录二十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241]

译文

颜子不迁怒于他人，不重复犯过错，也是有未发之中的能力。

薛侃录二十一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242]

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243]”

译文

“种树的人一定要培植树根，养德的人一定要修养内心。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在初生时剪掉繁余的枝条。想要德行盛大，一定要在初学时摒除对外物的喜好。如果对外喜好诗文，那么精神就会日渐流出到诗文上去，其他诸多对外物的爱好都是这样。”

先生又说，“我在这里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各位一定要相信的，只是立志。学者一心为善的志向，就如同树的种子，只要保持自然，只管培养下去，自然能够日夜生长，自然气象日益完善，枝干树叶日益茂盛。树木刚生长的时候，就抽出繁余的枝条，也需要剪掉，然后树根树干才能长大。初学时也是如此。因此立志贵在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