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回到浪潮之巅

在线数字设备的增长正在快速影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现在，中国以具有一流且极具影响力的互联网产业而自豪。

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表明：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中国居民上网人数已过半。移动互联网引领了崭新的生活方式，“互联网+”行动计划不断推动企业的发展。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报告还指出，2015年中国新增网民3951万人，增长率为6.1%，较2014年提升1.1个百分点，网民规模增速有所提升。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已经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也推动了手机网民规模的增长。截至2015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年底增加6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 2014年85.8%提升至 90.1%，手机依然是拉动网民规模增长的首要设备，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 1.27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 18.5%。

在其他领域，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给出的所有数字都体现了显著增长。例如，中国域名总数为 3102万个，其中“.cn”域名总数年增长为47.6%，达到1636万个，在中国域名总数中占比为52.8%，它已经超过德国的“.de”域名，成为最大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ccTLD）。城市也正变得“智能”和“无线”，成千上万的人现在都成了数据时代的原住民。2015年，中国企业计算机使用比例、互联网使用比例、固定宽带接入比例相比 2014年分别上升了 4.8个、10.3个和8.9个百分点。总体比例达到了95.2%、89.0%和86.3%。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家喻户晓。

图灵革命，人类自我认知的新机遇

很明显，中国正快速步入信息社会。在从一个“四不像”到数字世界的进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对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本质将进行了深刻反思。

哲学的历史看起来有一点像正弦曲线（或者说是过山车，如果你喜欢的话）。它先起后落，再起，又落。当上升到波峰时，就是创新时代，这一阶段我们解决哲学问题。这时，哲学在属于它的时代里邂逅了这些开放性的根本问题。一旦问题被成功解决，它将与自己的镜像陷入爱河，而这一镜像对于任何一个思辨的人来说都是美丽且有吸引力的。像纳喀索斯一样，哲学沉沦于其镜像的美丽中，无法自拔。当下降到波谷时，就是学术时代，这一阶段我们解决哲学家的问题。在《第四次革命》这本书中，我将尝试说明图灵革命是革新哲学和再次攀上一个新波峰的绝好机会。

毫无疑问，今天的学术哲学过于自我沉醉。如果可以让它去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其自身，就再好不过了。而且，这个世界本身急需哲学洞见和新概念的设计。当创造信息社会、塑造这个上亿人将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生活于其中的全新数字环境，以及重新思考我更愿意称上为“人类计划”的项目时，我们需要用哲学武装自己。但我们需要的是哪种哲学？在我看来，我们要的应该是具有深刻变革性的哲学，而这场变革正是由信息与通信技术所引起的。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还未被信息与通信技术所触及：教育、工作、社会关系与人际交往、娱乐、政府管理、政治、艺术、文学、大众媒体、法律、健康、商业、工业、通信、科学等。很难想到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被这场图灵革命所转变或是重新定义。这意味着，旧的哲学问题正在升级，我们需要思考个人身份、知识的本质、科学的基础等问题。

但事实是，新的哲学问题更加突出：

· 什么是信息的本质？

· 信息社会的社交有什么不一样？

· 我们可以调和人类的自由和智能机器对这份自由的可预见性之间的矛盾吗？

· 在隐私和安全之间，我们又能找到怎样的平衡？

这些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些例子。很明显，信息哲学并不是说为了下一个产品或新应用而发展出某种理论。与那些由信息与通信技术引起的深层转变有关，它事关我们怎样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事关我们如何解释万物，也就是语义学；事关我们如何抽象化自身，以及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或会成为什么，也就是教育、身份和哲学人类学等理论；事关我们如何相互交往，如何管理和塑造合作关系、冲突关系以及如何才能建造自己想要的社会，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构思。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正在创造的信息圈为我们的生活、思考和交往提供了崭新的环境。当然，这正是哲学应该尝试解释并帮助去正确塑造的东西。因此，这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或者以一种我比较倾向的方式来说，是一个网络环境道德问题。是时候回到浪潮上巅了。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确定性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一种崭新视角重新找回控制和力量上间的恰当平衡。请允许我稍作解释。

一方面，被广泛接受的英美分析哲学精于控制哲学论述。精准的词汇、逻辑性、严谨的差异性、科学信息、实证或思想实验、数学公式、统计数据、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论据、用分块和推理的方式讨论问题……通过这些方式，分析哲学可以对哲学问题施以极高的控制力。不足的是，如此多的技术控制最终都有可能沦为无用功，变得琐碎且不适，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哲学家问题。正如伟大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说过的，逻辑学家一刻不停地削着他们的铅笔，却从不动笔写字。这种对哪些东西施加控制的观念如果最终演化到决定哲学研究范围的程度，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糕。

另一方面，同样被广泛接受的欧洲大陆哲学善于用其强大的思考能力去丰富哲学论述。生动形象的词汇、修辞手法、学术文献、文学、艺术、诗歌、社会政治分析、历史事实和推理，以一种叙述性的风格，假设其存在和宗教式的方法处理问题……通过这些方式，大陆哲学可以将深刻且有力的东西加入到哲学问题中去。但是，如此丰富且有力的填充物也许会溢得到处都是，从而变得模糊不清、没有条理，并让人困惑不已，甚至有时会成为彻头彻尾的错误。在这种情景下，如果这些填充物的力量最终助长了非理性和对逻辑的不耐烦，或是促成了反科学的观点、相对主义、蒙昧主义和玄学，情况同样会变得更糟。

如倍耐力（Pirelli，一家轮胎公司）的著名广告语所说，“没有制动，动力一无所用”，反过来形容没有动力的制动同样适用。最好的哲学（正如正弦曲线的波峰）永远将理性控制和强有力的观点相结合。这也是我希望能够重新获得的新视角，很明显我们现在需要它。说到信息哲学，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它会逐渐成熟并成为第一哲学。假若这一点没有实现的话，信息哲学为我们提供强有力且被能够被控制的思想的任务也就宣告失败了。而我们需要这些思想去塑造“人类计划”并使上有意义。这是我想说的最后一点。

在21世纪，我们需要从设计的角度去探讨哲学。哲学处理的是开放性问题，这些问题被事实和数字所约束，但最终的解决却并不依赖于这两者。在开放性问题中，双方可以获知详情，理性且不执拗于自己的观点，不满于双方可以勉强接受的方案。当我们可以为开放性问题的解决设计（不是发现或创造）方法时，我们就进步了。但是，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就意味着忘记了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教诲，而沉迷于一种幻象。在这种幻象中，我们只讨论事实本身，而不接受任何层面的抽象，而这些层面的抽象也许可以让问题被很好地解决。就好像两个人否认一辆二手汽车的价值，却不试着去接受这辆车的价值（它包含了财务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行驶费用效率价值等）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考量来决定。

哲学问题正因为深含哲理，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是允许存在分歧的，因此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不止一个了。即使在数学问题中，我们都已经对等式的多个解、有无穷多解、根本无解或是只能给出近似解习以为常。哲学问题与此类似。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它们的答案，就必须放弃所有的绝对形而上学理论，转而使用一种推理的方法去阐明抽象的各个层面，而所提及的问题在这些层面将真正可以被解答，进而接受更多的约束。最终，你会发现有很多解决方案，并可以根据某一个层面的优先目标，确定其中较为优秀的方案。很多哲学家的问题在于没有说清楚这一点，从而引起了无休止的谩骂、争吵，最后免不了关起门来做学问或变成学术垄断。

信息社会的出现与现有哲学的重大转变和信息哲学的诞生息息相关。举例来说，哲学观点和历史事件没有什么不同，都有着启蒙时刻。这些宏观的变化已经让我们尝试着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作出解释，并意识到这是一次大范围和深层次的蜕变。因此，诸如“奇点”、“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赛博文化”（Cyberculture）等流行观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将成为无用的哲学“万灵油”；在最好的情况下将是成长过程中伤痛的见证：我们很疑惑，寻找着新的确定性，急需富有指导性的框架，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不断讲故事的方式。这些故事有的很振奋人心，有的则让人害怕，但都是异想天开。我们要做的是为自己的时代创造出一套稳健、可控、内容丰富且属于它自己的哲学。这不应该通过一些奇怪的推理去完成，但也不能委派给“科学家或IT工作者去解决”。因为他们通常并不负责解决开放性问题，或是设计解答这些问题的必要思路，抑或是达成塑造世界并使其有意义的终极目标。而当应对这些问题时，他们往往会陷入一场极为天真的哲学辩论中。

我们需要概念设计和具有多重问题解决能力的专家，我们需要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