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签名售书的诱惑

九月底，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饥饿综合症》。发行部门提出请我去搞一次签名售书。我没有拒绝。

没有拒绝不等于没有犹豫。

数年前我曾参加过几次签名售书活动，被人包围，被人拥挤，被读者的热情融化，获得过醺然的满足。甚至也见过这种活动的严酷——

一九八六年，上海某书店和外地一家出版社联合举办签名售书，一次请了七八位作家，如同打擂一般。有的作家读者少一些，签名桌前冷冷清清，他竟耐不住这份冷落，中途便拂袖而去，使自己和别人更加尴尬。谁都知道一时的热闹和冷清，并不说明作家的价值或文学的价值。只不过是一时的虚荣和面子问题。

我所犹豫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看看喜欢规划和预测未来的人们是怎样评价当今文学的：

“发表着，苟活着。”

“在低谷，在准备，在迂回……”

“当代作家们都有自己无法跨越的疆界！”

在这种情势下单人独马地进行签名售书之类的文学活动是否明智？《饥饿综合症》的定价是六块三毛五，这个数字对一本四百页的小说来说不能算低。这个数字也是对作者文学魅力的一种考验。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看小说呢？

——人云亦云，旨在抱怨纯文学的读者急剧下降，谁也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

读者本来是站在作家身后的。至少作家在拿笔的时候应该有这种感觉。一旦失去了这种感觉，便失去了跟读者的交流，失去了自信，陷于迷惘和脆弱。而文学没有读者的参与，生命就会枯竭。

我突然由被动的应允变得渴望进行这次签名售书活动。不必把自己的神经安全而又可靠地裹在橡皮膏里，失去应有的敏锐和勇气。作家更不可逐渐缩小自己的心理空间。敢于观察那些正在观察你的人，直接感受现代读者的心理风貌，了解一下他们的感情投入和经济投入，用鲜活的经验医治思想的贫乏和软弱，不是很好吗？

人也许注定要陷在自己的陷阱里，作家不是常跟自己过不去吗？签名售书最糟的情况就是没有人买书，我坐一个小时的冷板凳（我的导演们希望这次活动从十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结束），这又有什么关系？无非是使自己难堪，让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的朋友失望。我知道自己不会绝望。即便绝望又有何妨？不是有人说创作生于绝望而死于欢乐吗？何况预感并不都准确。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的神经变得脆弱了？既禁不住过多的现实，又禁不住过多的虚幻……

当代文学早已失去了悠闲矜持。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钟，编辑室主任董全平和责任编辑李玉皓，陪我准时来到西安市钟楼书店，买了书等待让我签名的人已经从书店的大厅里排到了大门外。出版社发行部主任邱作霖已经等得有几分焦急，其实是被感动得有些焦急，他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提前得到消息的人在书店还没有开门就等在门外了。我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在“低潮”和“疲软”中的我的读者。

我们省去了首发式那一套例行公事的仪式，我直接走到了签字桌前。人们让我讲话，我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因为读者永远是文学魅力的源泉。我第一应该做的是不要让这几百人等得太久。

排在前面的竟然有两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们告诉我从八点钟就开始在这儿等候。我感到不安，感到惭愧，对文学和文学的当代读者也肃然升起一股敬意。为了节省我的时间，他们提前在纸片上写好自己的名字，大多是为自己买的，也有为父母买的、为爱人买的，为孩子买的、为朋友买的。还有人希望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一句他们喜欢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喜欢什么，许多人从我的书里摘出他们喜欢的句子。原来大家一边排队一边就开始阅读了……

“用愤怒和偏见代替思考总是无益的。”

“我总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色调。”

“爱能填补精神饥饿。”

“饱汉不知饿汉饥。”

……还有许多读者自己想出来的稀奇古怪但最能传达他的情感的话。

在旁边一直协助我的董全平君跟读者商量，不能让我给每个人都写一句话，那样就不知道这次签名活动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已经签了一个小时，队伍却愈排愈长，后面的人会有意见。签名签名嘛，只签名字！他解救了我，并让书店停止再卖我的书。

即使如此，我签到下午一点多钟才结束。书店经理告诉我售出了五百多本书——这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数字。任何文学活动都不可能不附丽于社会条件，看上去书也变成了商品，但同做买卖又不是一回事。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纯文学意义上的活动，根本目的不在于售出多少本书，而是对自己文学现状的一种憬悟。受到读者鲜活灵魂的感召，与读者达成一种默契、一种交融，体味到当代精神里那种深厚的强有力的东西。

文学是永远的存在。

作家可以从可敬可爱的读者身上，找回“正常的平静的自信”。

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