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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无之为用

【原文】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注释】

① 辐: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共:即“拱”,拱卫、集中的意思。毂:车轮中心车轴穿过的圆木。

② 当:正是之义。无:空无,空虚。

③ 埏:搅拌,揉合。埴:泥土。

④ 户:原义为单扇的门,后来也用于门的泛指。牖:窗户。

⑤ 利:便利。

⑥ 用:作用。

【今译】

车轮上的30根辐条集中到一个车毂中,正是因为它有了中间空虚的地方,才有了车的用处。揉合泥土制作陶器,正是因为陶土的中空,才有了器皿的用处。开凿门窗制作房屋,正是因为门窗的空隙,才有了房屋的用处。因此,“有”带来便利,“无”带来用处。

【解析】

“无”的用处

老子在这一章集中阐述了一个问题:“有”和“无”的辩证关系。关于“有”和“无”,第一章就提到过,在第二章,老子更是直接提出:“有无相生”,而本章就可以看作是老子对“有无相生”这一论点的进一步阐发。

老子举出了三个例子:车、器和室。车的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呢?是轮子,车可以没有其他的部件,而唯独不能没有轮子,有了轮子才能叫做车。现在的车轮有多种不同的种类,而古代的车轮是比较单一的,它是由辐条构成的,一般是每个车轮三十根辐条,这些辐条全都集中到轮子的中央,这个中央的部位就叫做“毂”,这就是“三十辐共一毂”的含义。轮子怎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是通过转动来发挥作用的。不只要转动,还需要通过轴心将轮子固定起来,这样,轴心之处就必须是空的。即使是现在,车轮多种多样,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车轮,它的轴心部位也一定都是空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发挥车子的作用。

对于器呢?器,就是器皿,指各种用来盛装东西的用具,特别是指陶器,因为在上古时期材料科学还很不发达,用来制作物品的材料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所以用泥土制成的陶器是应用最多的器皿。揉合泥土做成陶器,只有做成空的,才能发挥出器皿的作用,不然,也就没有办法盛东西了。

对于房屋也是一样的,里面是空的,才能住人,才有房屋的用处。中国古代有一个官职的名称可以说是对于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说明,这个官职就是“司空”, “司”是掌管的意思,因此有很多官位都以“司”来命名,如司寇、司马、司徒、司士等,而“司马”之类的复姓也就是由官职转化而来的。那么,“司空”是掌管什么的官职呢?是工程建设。这显得很有趣味,“空”与“建设”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想要建筑什么,都得进行挖空的工作,所以这个官职才叫做“司空”。

总而言之,这些东西给人们提供便利,是因为“无”才发挥了它们的用处。试想一想,如果车毂不是空的,车轮也就不能转动,那么车也就无法运行了;如果陶器和房屋不是空的,里面也就不能盛东西和住人,那么,是不是它们也就没有陶器和房屋的用处了呢?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各种“有”在提供着便利,可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却是各种“无”。这就是“有”与“无”的辩证关系。

实际上,“有”与“无”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有”的发挥作用,依赖于“无”,同样,“无”的发挥作用也依赖于“有”。失去了“有”,也就无所谓“无”;失去了“无”,也就无所谓“有”。“有”“无”一定要相互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以老子所举的例子来说,车子、器皿和房屋,都是因为“无”才能发挥各自的用处。可是,从另一面来看,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有”才发挥了用处。所谓的“无”,都是因为“有”才形成的。车轮的轴心是空的,可它的周边却是实在的;陶器的内部是空的,可它的外围却是实在的;房屋的里面是空的,可它的边框却是实在的。正是有了这些实在,它们才有了各自的作用。同样,“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音乐效果也是以“有声”作为背景才得以实现的,如果一直都是无声的,那还谈什么胜有声呢,那还能叫做音乐吗?对于一幅画来说,如果完全都是空白,片墨皆无,那不就成了一张白纸吗,还谈什么美术欣赏呢?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如果说一个字都没有写,一点儿表露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含蓄蕴藉呢?

“无为”是老庄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它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既深且远。把握无为的思想,既是我们了解历史、洞察世事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在世上生存发展的有效策略。

当有则有,当无则无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叫做“阴”“阳”。“阴”“阳”的实质就是对立统一,这从太极图中可以最为直观地看出来,“阴”和“阳”既相互分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统一在一起。而“有”与“无”,就可以看作是“阴阳”关系的一种代表。“有”与“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有”中就包含着“无”, “无”中也包含着“有”。“有”之以“无”为用,“无”之亦以“有”为用。而单纯的“无”和单纯的“有”都是失之于偏颇的,也就难以最好地发挥作用。

《庄子·山木》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这段话的背景是,一次,庄子在山中行走的时候看见一棵大树枝叶十分茂盛,可是伐树的人却停留在旁边而不去砍伐它。庄子问为什么不去砍这棵大树呢,伐树的人说:“这树没有什么用处。”庄子由是感慨地说:“这棵树就是因为不成材而能够终享天年啊!”庄子走出山来,留宿在朋友家中。朋友叫童仆杀鹅来款待他。童仆问主人:“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第二天,弟子问庄子:“昨天遇见山中的大树,因为不成材而能终享天年,可是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掉,先生你将怎样来对待呢?”庄子说:“我庄周呀,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庄子的这种观点表达的是为人处世要把握好一种分寸,做到应时而顺变,不可拘泥于一方,应当争求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也就是说,人要通过这种随顺的处世原则来过一种悠游自得的生活,役使外物却不为外物所役。

知晓了“有”与“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做事的时候就要充分地掌握好“有”“无”的分寸,在需要“有”的时候,就将“无”转化为“有”,而在需要“无”的时候,则将“有”转化为“无”,做到当“有”的时候则“有”,当“无”的时候则“无”。

那么,在现实中如何才能处理好“有”与“无”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事例。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关于这个人,孔子有过这样的评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也就是说,宁武子这个人呢,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表现得很聪明,可是在国家政治很混乱的时候就表现得很糊涂。表现得聪明,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这种聪明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很好地发挥用处的,它需要的前提是国家政治的有序运行。比如说,对于一把刀,正常人用它来切割东西,所以刀使用在正常人的手里是越锋利越好,可是如果刀掌握在暴徒的手中,那么它越锋利,伤害性也就越大了。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在他辅佐的人很贤明的情况下,就会给天下带来很大的益处,可是如果他辅佐的人是一个毫无仁德的家伙,那么,他的才智发挥得越好,给社会所造成的害处不就越大吗?

孔子的贤徒冉求,就因为帮助季康子敛财而受到了老师孔子的严厉批评。在孔子看来,季康子已经非常富有了,可冉求还在帮他搜刮天下的财富,他一个人的财富增加得越多,广大百姓所拥有的财产就会变得越少,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孔子对自己的其他徒弟说,冉求不是我的徒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攻击他。在古代,擂鼓是战争中进军的号令,代表着征讨,孔子认为,冉求的这种有嫌“助纣为虐”的行为是应当受到征伐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有在适逢其时的情况下才能很好地发挥其用处。这就是“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的原因。

而“邦无道则愚”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当乱世之时,“愚”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保身之道。

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郑板桥有一幅十分著名的匾额,上面题写的是四个字:“难得糊涂”。人们常常称赞某个人真是聪明绝顶,可是,聪明不易得,糊涂则更难得,因为这种糊涂不是真的糊涂,不是智力没有开化的那种糊涂,而是超越了普通的聪明的那种糊涂,是看似糊涂,实为大智,人们常讲的“大智若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这一点,孔子也评价宁武子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就是说,他的聪明是别人可以达到的,而他的糊涂却是别人达不到的。对于宁武子来说,邦有道的时候就有智,邦无道的时候则无智,如此,在有智与无智之间自如地转换,则无论邦有道还是无道,自己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来应付,这就是合理地运用“有”“无”之妙而带来的有利效果。

【从政之道】

陈平赤身脱险

陈平(? ~前178),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是西汉的开国重臣之一,曾在汉惠帝和汉文帝时受封丞相,在建立汉朝和保卫汉朝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陈胜和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不日之间,起义军就以星火燎原之势威胁着大秦王朝的统治,与此同时,原六国贵族纷纷起兵,反抗暴秦者,一呼百应,千里河山,遍地狼烟。陈平就身处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他最早投奔的是魏王咎,后来因为遭受谗害而转投于项羽的帐下。陈平是一个颇富才华的人,少年时代也是饱读经籍,但在项羽的手下却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很不得志。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但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仍是项羽,刘邦虽然攻破了咸阳,却不敢自居为王,为了表示卑下而掩藏自己的野心,他亲自到项羽的营中谢罪。刘邦与项羽的这次会见在历史上被称作“鸿门宴”,就是在这场宴会上,陈平第一次见到了刘邦,他敏感地发觉到刘邦是一个可成就大事的人物,而项羽之徒则不足与谋,于是心中暗暗生起了叛楚归汉之意。

不久之后,刘邦被项羽困在咸阳,难以脱身,当此一筹莫展之际,张良决定铤而走险,去找陈平进行秘密会晤,以寻求帮助。令张良未曾想到的是,陈平与他一见如故,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十分爽快地答应帮助刘邦脱难。

项羽虽然号为天下诸侯之首,但是勇而寡谋,很容易上圈套,不过,他手下的范增是个足智多谋之人,一般的计策大抵是瞒不过他的。为了成功地营救出刘邦,必须暂且让范增离开项羽的身边。于是,陈平给项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给楚怀王加上义帝的尊号,然后遣送他回郴州去养老,这样,项羽就可以对天下发号施令了,再不必因为楚怀王在身边而有所顾虑。这个提议正中项羽的下怀。陈平知道:遣送楚怀王,是一件大事,非派得力之人不可,而此人非范增莫属。果不其然,项羽向范增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意向。范增对此表示同意,也认为这件事应当由他去做,但是,范增在临走前叮嘱项羽一定要答应他,千万不可放刘邦回汉中,因为汉中是刘邦的根据地,放他回去,就等于放虎还山,遗患无穷。项羽应诺,范增才放心而去。

估计范增已经走远了,不会再知道咸阳这边的消息,陈平就对项羽进言:“现在天下刚刚安定下来,社会生产还没有恢复,必须节约用度才是,而现在各路诸侯齐聚咸阳,每日军饷耗费巨大,莫如遣散各路诸侯赶紧回国,各守一方,如此,就不必再为此担忧了。”项羽觉得陈平言之有理,于是立即下令:天下诸侯,路远者给十天的期限,路近者给五天的期限,在限期内速速做好回国的准备。但是在命令中项羽又附加了一条,唯独刘邦要留在咸阳,以陪王伴驾。

项羽不放刘邦回汉中,这在陈平的意料之中,于是陈平授意张良,采取了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令刘邦上书项羽,请求回老家沛县省亲。项羽对此犹疑不决之时,张良献言,说刘邦若回沛县,恐怕就在那里落足生根了,莫不如放他回汉中,然后再去沛县取他的家眷做人质,这样,刘邦就不敢乱来了。陈平又说:“刘邦既已受封汉王,如果不放他回汉中,恐怕不能服天下人之心,以为大王言而无信,不如就依张良所说,放刘邦归汉中,再扣留他的家眷做为人质。这样既可以保全信用,又可以约束刘邦,岂非两全其美?”项羽遂同意放刘邦回汉中,刘邦乃得脱身。

再说陈平,虽然已生起了归汉之心,但毕竟还欠缺一个得宜的时机,并且那时楚汉之争还没有正式展开,项羽和刘邦还并非彼此敌对。然而不久之后,刘邦和项羽之间的对立就公开化了,此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就是项羽手下的司马卯归降了刘邦。项羽因此迁怒于陈平,陈平也心生惶恐,如若继续留在项羽帐下,不仅难以见用,反而容易招惹杀身之祸。更为重要的是,他已完全看清了项羽乃一介莽夫的真面目,遂决心去找在刘邦营中谋事的好友魏无知。

傍晚时分,陈平偷偷来到了黄河岸边,请船夫送他过河。船行驶到河当中的时候,从船舱里又出来一个船夫,两个船夫对陈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又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看见这一情形,陈平觉察到这两个船夫并非善类,而且有意加害于他。陈平知道,他们之所以生出歹心,乃是怀疑自己身上带了贵重的财物,从而欲谋财害命,可是自己身上恰恰没有带什么钱财。想到这里,陈平就将衣服脱了下来,并且动作很明显地将衣服摔到船上,将腰间也清理得很干净,以表示衣服里并没有藏着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两个船夫亲眼见到陈平身上并没有带什么财物,也就收起了谋害他的念头,只管将陈平送过河便了。

在一般的情况下,钱财总是对人有益处的,可以给人带来很多方便,然而在某些特殊时候,过多的钱财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害处,陈平在遭遇歹徒之时,正是机智地示之以“无”,才化解了一场凶险。这就是“无”的利处。

渡过黄河之后,陈平顺利地抵达了汉营,经魏无知的引介,拜见了刘邦,两人相谈甚为投机,陈平很快成为刘邦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谋臣,英雄终于寻得了用武之地。

名相李泌

谈到对道之“有”“无”的理解和运用,再也没有比李泌用得更深刻和灵活的了。李泌乃唐朝名相,在安史之乱后,以其大智大勇,使陷入动乱的唐王朝安定下来。

李泌幼年时便有神童之誉,受到名相张说、张九龄的赏识。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提拔老实听话但才能不高的官员,恰好李泌跟在他身边。李泌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手握大权,向来正直无私,怎么会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的人呢?张九龄听后非常惊讶,改口叫他小友并纠正了错误。

成年以后,李泌精研学问,尤其喜欢《易经》和《老子》,非常博学。他经常往来于嵩山、华山、终南山之间,访仙求道。此外,他还喜欢与佛门中人交往。相传他在修道期间,遇见一位名叫懒残的和尚,习得高深佛法。天宝年间,唐明皇忽然想起这位当年的神童,特召他进宫讲《老子》,并任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所以,李泌结识并交好了诸位皇子。

安史之乱后,唐明皇仓皇出走川蜀,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肃宗即位后,知道李泌是大才,到处找他。此时,李泌已看到天下大乱,又得知肃宗即位,正是用人之际,便主动来到灵武。肃宗见李泌到来,大喜过望,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战局。李泌全面分析天下大势,并进行了全盘谋划。

他首先为叛军定性,认为安禄山、史思明等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图谋天下的野心,不过想劫掠一番而已。不出几年,就会衰败。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不求速胜,务求彻底肃清,不留后患。至于具体战略,他认为应派大将李光弼驻守太原,出井陉口。命郭子仪攻占冯诩,进入河东地区,阻断范阳与关中叛军的联络。密令郭子仪故意开放华阴一线,让叛军沟通关中。这样一来,叛军既要北守范阳,又要西救长安,在千里战线上往来奔波,精兵锐卒必然会被拖成疲惫之师。而唐军则以逸待劳,反复截杀追击,消耗其有生力量。此后,再征调各路兵马,会师扶风,与太原朔方军联合攻击长安。派皇子建宁王李为范阳节度使,屯军长城一带,与李光弼互为犄角,以攻取范阳。如果他们得手,叛军就会丧失老巢,最终必然会在河南一带被诸将消灭。肃宗听罢,照单全收。可惜的是,由于急功近利,肃宗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策略执行,致使河北留下后患。

李泌给肃宗帮了大忙,肃宗要封他做官。他坚辞不干,只愿以白衣之身为朝廷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李泌虽然没有任职,却“权逾宰相”,为朝廷出谋划策,居中调度,责任甚重。但他常常做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常以世外神仙自居,说些什么“麻姑送酒来”之类不着边际的话。史书上说,“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当时,肃宗喜欢建宁王李准备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但是,当时的皇太子是李,如此安排,有可能动摇太子的地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李泌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肃宗不情愿,但在李泌的说服下最终接受了。

肃宗非常痛恨李林甫,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大奸臣造成的,要对他挫骨扬灰。李泌劝他说:“陛下这样做,不是说太上皇犯了大错,当年用错了人吗?这不是间接地是给上皇大难堪,揭父亲的疮疤吗。你父亲年纪大了,又出奔在外,听到你这样做,会受不了打击而病倒,外人也会认为陛下不能安养老父。如此一来,父子关系就难以处理了。”此言一出,肃宗恍然大悟,搂着李泌痛哭。

由于李泌与皇上关系极为亲密,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嫉恨。两京收复,大局已定,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李泌便主动要求退隐,进衡山修道。肃宗准他退休,但赏赐给他了住宅和禄位。

没多久,唐明皇和肃宗相继去世。广平王李豫(即李)继位为皇帝,是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立即召回李泌。皇帝不仅任命他为翰林学士,而且赐他府第,又强迫他娶妻吃肉。李泌这次没有坚持,全部奉命照做。但是,当时的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便找个机会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也很无奈,只得派他外任。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不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遭到另外一位权臣的排挤,再迁任杭州刺史。

建中四年(783年),朝廷发生泾原兵变,唐德宗逃往奉天。危难之际,德宗把李泌召到身边。不久,李泌正式出任宰相,又被封为邺侯。贞元五年(789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李泌身逢乱世,经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历次参与军国大计,运筹帷幄,抚平安史之乱,安定唐朝边陲;勤修内政,协调内部,保全太子,并使国家军政费用充裕;人事上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为唐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云谲波诡,许多名臣都不得好死。李泌执掌大权,身负国任,遭到许多权臣嫉恨,五次被排挤出朝廷。但是,由于他悟得大道,淡泊宁静,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高深境界。他能把握住“有”与“无”的关系,该有则有,该无则无,一身绝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既建功立业,又能避祸全身。李泌对大道的理解和运用,对今人有着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