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善为士者
【原文】
古之善为士者①，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②：豫焉若冬涉川③，犹兮若畏四邻④，俨兮其若客⑤，涣兮若冰之将释⑥，敦兮其若朴⑦，旷兮其若谷⑧，混兮其若浊⑨。孰能浊以静之徐清⑩。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⑪ 。
【注释】
① 士：又作“道”, “士”指的就是行为居处符合老子的“道”之原则的人。
② 强：勉强。容：形容，描述。
③ 豫：犹豫，谨慎。涉川：渡河。
④ 犹：犹豫，慎重。四邻：这里指四方相邻者的攻击。
⑤ 俨：恭敬严肃。客：做客。
⑥ 涣：自在随意之义。释：消融。
⑦ 敦：敦厚，朴实。朴：未经雕琢的木头。
⑧ 旷：空旷，开阔。谷：山谷。
⑨ 混：混同。浊：浑浊。
⑩ 徐：慢慢。孰能：经文原为陈述句，非疑问句，本句及下句中“孰能”二字为后人所增，非经文原有内容。
⑪ 蔽不新成：实为“蔽而新成”, “不”是“而”的误字。蔽，通“敝”。意思是历久而常新。
【今译】
古时善于行“道”的人，精微奥妙而神奇通达，深刻得难以理解。正因为难以理解，所以才勉强地来形容他：小心谨慎啊，就像冬天涉水过河；反复考虑啊，就像害怕四方相邻者的攻击；拘谨严肃啊，就像在外做客；自在随意啊，就像冰雪消融时的样子；敦厚诚朴啊，就像未经雕琢的木头；开阔豁达啊，就像山谷；混同一切啊，就像浑浊的河水。让浑浊漂浮的物体安静下来，它就会慢慢地澄清。死寂无生气的人或事物运动起来，就会慢慢地焕发生机。持守这种“道”的人，不会要求圆满。正是因为没有达到圆满，所以才能够历久而常新。
【解析】
真正的高人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古”，是从前的意思；“善为士者”，指的就是行为符合“道”的人，亦可称作“善为道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高人，他们“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从字面上我们可以感知到，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状态，决非泛泛之辈可以达到的。这种描述是针对于“善为道者”而言的，但实际上说的就是“道”，只是因为“道”是不可窥知的，所以老子只能间接地通过善为“道”者来进行表述。那么，善为“道”者，究竟是怎样的“微妙玄通”，怎样的“深不可识”呢？下面老子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然而，既然是“不可识”的，又怎样去描述呢？其实，“道”的玄妙之处就在这里，它既深不可识，却也并非全然不可领略。如果完全不能够为人所领会，也就根本没有去论说它的必要了；如果它是平平常常就可以认识到的，也就毫不稀奇了。恰恰是处于可识与不可识之间，“道”才彰显出其独特的意义。
在这一描述中，老子接连选用了七个排比句来描述真正的高人。“豫焉若冬涉川”，就是说这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非常地小心谨慎，就像冬天涉水过河一样。不是有句话叫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吗，因为冬天河面是结冰的，但是这冰未必很厚，有重物压在上面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崩裂，所以人从冰面上过河都异常小心，唯恐脚步重了造成冰面的开裂。
“犹兮若畏四邻”，就是说，这个人做事情的时候，常常要经过反复的考虑，就像害怕遭受旁人的攻击一样。一般来讲，身边的人是最亲近的，而且相互照顾起来颇为方便。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一个人最大的危险往往就来自于身边的人，远水虽然解不了近渴，难以借力，但是也不会淹没了自己。其实，翻看一下历史也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个国家所遭受到的攻击绝大数情况下都来自于邻国，在交通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尤为如此。所以，最需防备的不是远方，而是四邻。“豫焉若冬涉川”说的是对自然环境的警惕，而“犹兮若畏四邻”说的则是对人的警惕。
“俨兮其若客”，意思是，拘谨严肃啊，就像是在外面做客。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总是很随便的，而到了别人家里，一般都是会感到拘谨的，特别是一些做事很讲究的人。因为既是别人的家，就意味着要与别人发生关系，而稍不小心，就可能惹恼了别人，至少是会令别人心里感到不快。《红楼梦》第三回描写了林黛玉进贾府的情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林黛玉是何等的小心翼翼：“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般人做客，虽然不会像林黛玉那样多虑，而且普通人家也不会有贾府那般的讲究，但是受约束怕也总是难免的，即使是到了至亲的家里，大概也不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的。
“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这三句话总起来说，讲的都是谨慎小心的一方面，而下面一句，角度就完全变换了——“涣兮若冰之将释”。什么叫做“涣”呢？“涣”就是散开的意思，特别用于形容冰雪消融之时水势很大的情形。而这一句讲的就是，善于为“道”的人，非常地自在随意，就像冰雪消融时流动不拘的样子。这就与“俨兮其若客”说的完全相反了，一个是拘谨，一个是随意，这样一来，老子所讲的就似乎有些东拉西扯、自相矛盾了，但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这是说，开始的时候，要像个处女那样稳重、娴静，等敌人放松了警惕，露出了破绽，再像逃跑的兔子一样飞快地进攻，从而使敌人猝不及防。作战是这样，而做人也是这样，应当静的时候就能做到静，而应当动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动起来。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的。但这的确是人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不是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嘛，做人就应当有这样广阔的适应性，才能在生活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第五点呢，是“敦兮其若朴”。“敦”，就是敦厚诚朴的意思，而“朴”，是未经雕琢的木头。善为“道”者具有敦厚朴素的特点，但还不是一般的敦朴，而是朴讷到了就像一块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木头一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敦兮其若朴”是一种混同于自然的未经开化的境界，而这样正是善为“道”者的高超之所在。敦兮若朴，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讲成具有一股傻气、呆气，但是这种呆傻，不是较常人有所不及的那种状态，而是远高于常人之上的一种修养水平。
第六点，老子讲的是“旷兮其若谷”，就是说这个人的胸襟是何等的开阔空旷啊，就好像深广的山谷一样。在第六章，老子将“道”称作“谷神”，说的也是“道”具有山谷一般渊然而虚静的品质，成语“虚怀若谷”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这一点是老子所一向肯定的“道”的最基本的品质之一。
包容的智慧
高人的最后一点，是“混兮其若浊”，意思是，善为“道”者，能够混同一切，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泥沙俱下。我们现在讲起“泥沙俱下”这个词，通常表达的都是负面的意思，可实际上所谓“泥沙俱下”者，并非就是不好，它也有好的一方面含义。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写有这样的话：“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战国后期，秦国独强，势欲吞并东方六国，而东方六国也在进行着积极的抗争。为了抵御强秦的侵伐，六国派遣说客到秦国，欲通过某种手段来削弱其国力。这样一来，秦国本地的一些大臣就向秦王说，来自别的国家的人都是心怀不轨的，不是真心为秦国效力，因此，秦王就下达了逐客令，要将来自他国的谋臣全部驱逐出去。可实际上呢，在这些来客之中，大部分还是忠心为秦国效劳的，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为此，李斯上书秦王，写的就是这篇《谏逐客书》。他说秦国只有能够悦纳天下英杰，才能够最终一统天下。秦王认为李斯说得很有道理，就收回了逐客令。但是呢，逐客令也并非是无由而发的，收回了逐客令，真正效忠秦国的来客可以被留住，而一些奸细不也同时都给留了下来吗？这就要看清事情的主次方面了，毕竟，挽留住大批的人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事情，而驱逐个别的奸细是居于从属地位的。这就是“泥沙俱下”。你如果不要沙子，就得连水也都一同给拒绝。有沙子固然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失去了水人就会被渴死。况且，水带进了沙子，还可以进行淘汰。我们看一看后来的结果就知道了，秦王收回逐客令之后，在这些外来谋臣的共同辅佐之下，秦国变得更加强大，统一中国的进程大大地加速。
国事如此，做人也是如此。《菜根谭》中说：“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意思是一块堆满了腐草和粪便的土地，才能孕育生长许多生物；而一条河流清澈见底的话，就很难有鱼虾生存。一个真正理解大道的君子，应该有容忍庸俗丑陋甚至是污浊事物的气度和雅量。孤芳自赏或自命清高，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老子所说的“混兮其若浊”，也就是告诫人们，要有宽广的容纳度，不仅能接纳好人、善人、贤人或自己喜欢的人，而且能接纳庸人、俗人乃至小人、坏人，以及自己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人。就像前文中讲的秦王，各色人等都容纳了，恢弘的气象也就产生了。对事上，不仅要接受好事、善事、喜事、快乐事，而且对一切羞辱、委屈、脏污都要适应并能容忍得下。人立身处世，如果一味地保持自己一尘不染的高洁操守，眼里容不得一粒灰尘，怕也就让人很难接近了。俗话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可以进行严格的要求，而对待他人，还是宽容一些为好。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其意思是，让浑浊漂浮的物体安静下来，它就会慢慢地澄清。死寂无生气的人或事物运动起来，就会慢慢地焕发生机。这说的还是一种“随适”的品质，也就是说需要怎样，就能做出怎样的表现。看起来浑浊不是吗？但可以安静下来，而变得很澄清。看起来安静不是吗？但可以动作起来，而变得生机勃勃。孔子曾经讲过：“君子不器。”也就是说，能够担当得起国家政务的优秀人才，不可以像器皿那样，只有某一种特定的用途，而是能够博纳一切，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事情。
关于善为“道”者，老子讲了一系列高妙的智慧，当然，这远非其全部，正如老子所说，是“强为之容”，这里所述，不过是撮其要者大略言之而已，至于“道”的广博渊深、微妙玄通，更需要智慧的人在自己丰富的人生实践中去进行不断的体会和领悟。
【从政之道】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周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632年，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与楚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楚国战败，而晋文公成为春秋时代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个中原霸主。城濮之战后不久，楚成王因为想要改立太子，而被太子商臣逼迫着自缢身亡。商臣继位后，是为楚穆王。楚穆王极力扭转与晋国的争霸战争中挫败不利的局面，先后吞并了周边的数个小国，并且西联秦国，在与晋国的实力对比中渐渐占居了上风。然而，正当楚穆王欲夺取霸主地位的时候，却突然薨逝，儿子侣继位，是为楚庄王，时周顷王六年，即公元前613年。
按理说，楚庄王继位后，应当在父亲的基业之上，更进一步，积极振作，奋发图强，一雪前耻，可实际上楚庄王的表现却令楚国宫廷上下颇感失望。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楚庄王啊，自从登上王位之后，整日花天酒地，对朝政毫不过问。不仅如此，他还塞绝了朝臣的劝谏之路，声称：“有敢谏者，死无赦！”
对于楚庄王的怠政，大臣们的反应是很不一致的，有一部分人对此是很欣喜的，为什么呢？楚庄王什么都不过问，也就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便乐得逍遥，有国君带头，自己也可以私下里纵情享乐了；然而很多忠直的大臣就不一样了，他们为国家前途担心，对这种情形感到非常的焦急，可是楚庄王有令在先，有谁敢以生命为代价去劝谏呢？况且，既然楚庄王那样说了，即使自己肯于为国献身，也不一定会起到实际的作用。因此，三年的时间一晃过去了，楚庄王依然我行我素，忠正的大臣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这个人就是素以忠义闻名的大臣伍举。伍举不惜舍身求见楚庄王，但是他没有对庄王的行为进行直接的非议，而是很委婉地讽谏说：“臣见到了一只大鸟，对它的举动感到很不解，因此来求问大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只鸟，停在山阜上，都有三年的时间了，一直不飞也不鸣，请问大王这是一只什么鸟呢？”这实质上就是在暗指楚庄王的怠政。楚庄王听了伍举的问题，会意地回答说：“这只鸟啊，三年不飞，可是一飞起来就会冲天；三年不鸣，可是一鸣起来就会惊人。”伍举是个聪明人，一听楚庄王这么说，心里就明白了，因为楚庄王能够提到“冲天”“惊人”，说明他心中还有着远大的志向，所以也就存在着转变的可能。
伍举满以为自己的劝谏发生效果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庄王依然如故。这就令大家更着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大臣苏从决定冒死进谏。苏从可不像伍举那么婉转，而是将自己的心中所想照直说出，他对楚庄王说：“你这哪像个国君的样子啊，如此下去，楚国岂能强盛起来啊！”因为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苏从讲起话来无所顾忌。
楚庄王见到苏从这样无礼，立时大怒，抽出宝剑来就要杀了他。但是苏从对此毫不畏惧，只是忠诚地恳请楚庄王为了国家社稷再不可如此懈怠下去。意外的是，楚庄王并没有真的杀苏从。他将宝剑收回，让苏从退了出去。
之后不久，楚庄王对苏从和伍举委以重任，亲理国事，励精图治，相继战胜了齐国、晋国等强大的诸侯，问鼎中原，成为继齐桓公和晋文公之后的又一个春秋霸主。
显而易见，楚庄王是一个很英明的君主。在即位之初的三年时间里，他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以“无为”之表，行“有为”之实。当时之所以不理国政，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刚刚即位，立足未稳，反对者和阻挠者很多，如果一开始就迅速地推行新的政策，做出大的举动，必将遭受到极大的阻力，这对他以后的治国是很不利的。他利用这一段潜隐的时间，悄悄地考察国事，将上上下下的情况都进行了透彻的了解，并明确了接下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且对行动有了十足的把握。三年过后，楚庄王见时机已经成熟，迅然出手，诛杀了罪恶昭彰的五个大臣，罢免了一大批庸碌无能、不够忠诚的旧臣；对那些在自己“怠政”期间仍尽职尽责、以国事为重的忠臣都加以重用，还起用了一大批奋发有为的新人，并且还广泛地聘请天下的贤能之士，藉此开创了一代霸业。
试想，如果楚庄王不顾时机，刚一登基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不仅会遭受巨大阻力，而且很可能导致另外一番结局。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三国时期，魏国司马氏专权，司马师废掉曹芳，新君曹髦依然掌控在司马家族的手中。曹髦不堪忍受做一个傀儡皇帝，于是愤然出击。然而，他完全没有把握好时机，在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司马昭监控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不仅讨贼失败，自己也被杀身死。与曹髦不同，少年康熙帝就表现出了远在其上的谋略。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国事由辅政大臣来处理。后来康熙亲政，但是辅政大臣鳌拜不肯让出权柄，飞扬跋扈，俨然以皇帝自居。面对这种情况，康熙耐心地等待时机并进行悄悄的准备，表面上对鳌拜十分谦恭，暗地里却精心训练了一群童子军，终于设计将鳌拜拿下，除掉了这个最大的威胁。与康熙比起来，曹髦的心智就显得过于浮浅了。楚庄王能够成就一国霸业，康熙帝能够开创清朝盛世，看来决非是没有根由的偶然之事。
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楚庄王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之人，他看似荒怠政事，毫无作为，可实际上却是为将来的大展鸿图做着很好的准备，恰如其所言：“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为人之道】
我的朋友胡适之
在近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名叫胡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当时，“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作为一个学者，他身处“文人相轻”的环境，但他却能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凝聚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
胡适的胸襟阔大，具有伟大的包容精神。他以自己无上的智慧洞悉了人间的光明和黑暗，悟透了人生道路的平坦和困顿，修炼出用自己的胸襟去包容世人，包容宇宙的宗教般的度人济世情怀，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赞誉。
正是靠着这种博大心胸和乐观豁达的精神，胡适得以从容地周转于当时严酷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并以自己的地位和努力为众多文化界人士的生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胡适曾向很多朋友或学子提供过无私的帮助。胡适自己也说：“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留学，生活相当拮据。当他在哈佛大学专心求学时，政府突然停发了他的半公费奖学金，使他几乎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万般无奈之中，他想起了一位并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适。于是他向胡适拍了通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1000美元。没多久，钱果然寄来了。林语堂才得以完成哈佛大学学业。后来，他又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请胡适代借1000美元。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回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的借款。蒋校长查询财务，才知道两笔钱都是胡适个人所汇。林语堂闻知，深为感动。
胡适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现代中国许多伟大的学者文人都曾受惠于他，国学大师王国维、刘文典、季羡林，历史学家邓广铭、周一良、钱穆、何炳棣，文学家徐志摩、张爱玲，红学家周汝昌等等。胡适是益友，更是良师，顾颉刚、傅斯年名满天下自不必说，其他如吴晗、罗尔纲、罗家伦、吴健雄、千家驹，饶毓泰、唐德刚等数不胜数。
台湾著名的作家李敖，恨不得骂尽天下所有有名望的人，独对胡适心存崇敬。李敖曾陷入穷困潦倒之中，向不少朋友和名人写信求助。大学者胡适向这个当时无名之辈欣然寄去1000元。因此，每每提起胡适，李敖总是感佩不已。
他的朋友不仅仅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大人物，而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北平时，拉黄包车的人也会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而且他不是在说瞎话，他真的与胡适交情不错。
1962年，胡适去世之后，人们敬致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广大民众更是有数十万人为其送葬，葬礼规模之大极为罕见。在胡适墓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于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的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的为人，暗合老子的大道，真正做到“混兮其若浊”。如果你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场，观察胡适结交的人物，你都会发现，里面有你喜欢的人，也有你不喜欢的人。由此，许多人得出结论，与胡适交往的人太杂了。殊不知，浑浊的河水一样鱼龙混杂的人际圈子，正是他善为“道”的高明之处。
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师——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是东汉后期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师。
郑玄的家世原本是很显赫的，但是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祖父和父亲两代都没有做过官，而是在乡间务农。就农民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寒酸的。郑玄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并没有一条事先就已经为他铺好的前程似锦的道路，他要想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郑玄天资聪颖，而且自幼好学，经过勤奋的攻读，在16岁的时候，就已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对谶纬方术之学也颇为通晓，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少年的郑玄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誉为神童。
迫于生计，郑玄18岁的时候出任地方小吏乡啬夫，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务。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十分勤恳认真，并且对待那些孤苦可怜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尽己所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郑玄甚得乡里好评，不久晋级而成为乡佐，就是乡里管理赋税的小官。在乡里谋事的同时，郑玄丝毫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业，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刻苦的学习。
一天，北海相杜密到高密巡视时见到了郑玄，对他的才学非常赏识，于是就调任郑玄到郡里任职，以使他有机会得到深造。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就辞去了官职，进入太学学习。太学是汉朝的最高学府，而郑玄师从之人又当时知名的经学博士第五元先。此后约10年间，郑玄悉心治学，并且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州（相当于今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一带），遍访名儒，转益多师，使得学问达到了极为渊博的程度。但是郑玄自己却毫不满足，又不远千里，西入关中，拜扶风的马融为师。
马融是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经学大师，虽然徒从甚众，但是仅有少数高徒能够亲承马融本人的教授，而大多数人则只能够通过这些高徒间接地受教于马融。郑玄投学到他的门下后，三年不为马融所知，并且一直没能亲自见到马融。但是，郑玄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懈怠，在治学方面一点儿也不马虎。
有一次，马融与众高徒在演算一道浑天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疑难。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徒弟想到了郑玄。因为郑玄虽然未能直接受教于马融，但是在那个学术圈子中，郑玄有一定的名声。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这个徒弟去请教郑玄。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这道问题到了郑玄那里，不过就是一道很普通的天文学问题罢了，并无甚难之处，很快就给出了答案。由此，马融才见识到郑玄过人的才华，开始对郑玄十分看重。
郑玄在马融门下受学七年，因父母年迈而回到家乡。此时的郑玄，于百家之学已无所不通，成为一代鸿儒，但是他的家境依然很清贫。于是，他一面种田，一面授徒讲学。东汉时期，在官员选拔方面采取的是荐举制，像郑玄这样学问好而名声高的经学大师，在当时是很容易被荐举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但不幸的是，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党锢之祸”。东汉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朝政日非。当时的一个世家大族李膺对此非常不满，他联合太学生们抨击朝政。这惹恼了执掌朝权的宦官们，李膺等一百多人被下狱处死，又有数百人被囚禁和流放，这些获罪者被称作“党人”。这些“党人”的门生故吏、亲戚朋友们，也都遭受禁锢，即有官者免官，无官者不得授官。这场政治风波在历史上被称为“党锢之祸”。
由于党锢之祸的发生，郑玄遭受连累而被禁锢十四年不得任职为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郑玄恰恰得以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工作。在这十数年中，郑玄遍注群经。郑玄的经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不拘泥，择善而从，使得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融为一炉，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郑学受到士人的普遍推崇，逐渐成为儒学主流，这创造了经学的统一时代，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出于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统一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解除了对党人的禁锢。郑玄这才有了为官的机会。但是，此时郑玄对于黑暗的东汉官场已甚为反感，羞与那些邪恶祸世的外戚、宦官为伍。他先后十数次辞拒了各种征召，决心不再出仕，而专意于经术，著书立说，授徒讲学。郑玄的弟子遍及天下，投于门下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郑玄在其晚年遭受兵乱，曾避居于徐州。孔融任北海相时邀请郑玄回乡。在回高密的路上，郑玄曾遭遇黄巾军，但他们对郑玄十分尊重，见到郑玄皆行参拜之礼，并且因慕郑玄之名，对高密也未加侵扰。官渡之战中，袁绍为壮大声势，争取民心和声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已经年迈而又染病在身的郑玄被逼无奈，只得抱病而行，路上病势加重，病逝于元城（今河北大名境内）。直到病重和临危之时，郑玄还在注释《易经》。郑玄的学生们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学术的言论编辑为《郑志》。郑玄以其毕生的精力注释和传授儒家经典，是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大师。从唐代起，郑玄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将其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郑玄的经注仍然是这些古代经典的权威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