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去打仗”(2)

首先，比起英国，日本是近邻，中国人去日本学习费用要节省得多。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早已翻译了自身所需的所有重要军事书籍和技术手册。很明显，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中国人最好还是依葫芦画瓢。对中国人来说，学习日文书面语无须另起炉灶，比学其他外语要容易得多，而且翻译起来省时省力。有大量证据表明，到1910年，西方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关于现代战争的书籍，中文版已是唾手可得。（17）此外，有人认为中国人能从日本人那里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这倒可以理解。这当中还包括针对共同的西方敌人（包括沙俄与扩张的德国）来实现帝国复兴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从中暴露出清廷官员是如何绝望。这些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恨不得把它分割为几块小殖民地。无论如何，清政府注意到，出于帝国利益，英国加强了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海军大胜俄国远东舰队，英日关系也起了一定作用。中国人确信，光靠过度扩张的大英帝国的顾问们获益不大，而从近邻日本可以学到更多。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本应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军事重点。外国军事训练对交战双方阵营中许多将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中有些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师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军官和军事顾问。有些则在日本军校受过训练后被特聘，为袁世凯组建北洋新军。袁世凯（1859——1916）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这次小规模的军事复兴中受益最大。还有一些曾被湖广（湖北、湖南两省）总督张之洞（1837——1909）派去日本学习，这些人学成后成为湖北新军的核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双方指挥作战的年轻军官是曾在日本军校留学的同窗好友。革命党人的起义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镇压，随后参与政治纷争的双方年轻军官都和日本不无关系。比如，黎元洪（1864——1928）在督练湖北新军时，曾几次赴日本考察军事。他是前海军军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放弃军职，后在武汉担任高级军官。1911年，他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事实上，在随后15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为各大军阀效力的高级军官不少接受过日本的军事训练。（18）

由此可说，1901—1914年标志着中英军事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英国对中国的军事改组和恢复的影响可忽略不计。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陷入混战，在争夺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混战完全局限在陆地上，因为缺乏组建海军的财力。军阀头目吴佩孚（1874—1939）、张作霖（1873—1928）、冯玉祥（1882—1948）等觊觎全国首领宝座，深知陆军可堪大用，从无需要去顾及海军。既然中国的海上威胁已经解除，投入金钱和精力组建海军的迫切性也就不复存在。中国已被死死困在陆地，一谈起海洋，顿感无力。中国的命运已完全受外国海军，尤其是英日海军和后起的美国海军的摆布，听任外来入侵者在中国沿海横行，沿长江一路而上。

军阀混战的早期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在欧陆战场展开殊死搏斗，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日军这时进占中国，巧妙挑动欧洲列强内斗，其兵力一到中国，便站在远东表现更为强势的英法势力一边，反对新兴强国德国。尽管中国人声言中日同属协约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派兵取代战败的德军霸占了中国山东。此时，中国军队力量薄弱，各自为战。虽有外交家积极斡旋，知识分子和学生上街示威，都无力挽回颓势。中国也不能指望外国列强来拯救自己于屈辱危难之中。英国是日本的正式盟友，自不会向中国人承诺提供持续帮助。不过，来自英方的建议倒不少，英国银行、企业家以及英国政府提供了各种零星支持，为中国军阀提供武器，贷款给他们用于购买军火，甚至帮助训练官兵。但这些帮助均属徒劳，结局令人扼腕。

有趣的是，一开始最可能向英国求助的人恰是逐渐失宠于英国之人，他就是孙中山。（19）孙中山曾在夏威夷和香港两地接受教育，授课老师是英国人，他的看法趋近于当时居住在大英帝国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海外华人。詹姆斯·康德黎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的医学老师。1896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拘留孙中山，康德黎设法救出学生。孙中山曾旅居英属马来亚两年半（大致在1908年至1910年年底），其间得到过英国的庇护。他享有足够的自由在英属殖民地和保护国旅行，但当他受到旅居英殖民地华人同胞的推举爱戴时，便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孙中山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军事救国的路线，学习美法等国的革命模式，使中国从君主制的帝国转变为现代共和国。这一点使他不被英国人所喜爱。

孙中山的革命军事斗争生涯始于1900年，前后持续达25年。除战败或将领反叛，从海上逃离外（通常乘外国船只），基本上都在陆地。1920年，孙中山方获得几艘沿海船只。这反而让他更加意识到中国海军力量的薄弱。他期望自己一手建立的黄埔军校能培养出新一代海军军官。孙中山逝世前，正是国共两党夺权的早期阶段，国民党“左派”兵变，孙中山被迫逃到一艘战舰上避难。（20）可以说，孙中山没有从海军直接受益。

孙中山的军事活动从未得到英国的支持，且其努力大多毫无收获。他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与反西方的日本民族主义者过往甚密，这使他在涉及英国的利益时变得不可靠。此外，孙中山不断派遣热忱的支持者，深入华裔英国人以及居住在英国殖民地的新移民当中，宣传革命思想，尤其是在英属海峡殖民地、印度管辖的缅甸和澳大利亚。孙中山的活动让英国官员忧心忡忡，更加担忧他们统治下的多元社会中的法治问题。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孙中山的追随者被派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河内和西贡，新一代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在马来联邦、菲律宾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人中逐步成长起来。最终，英国不会不注意到新加坡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本地区开展爱国活动的半官方基地。这些民族主义者行事谨慎，避免公开地反对英国，但是英国及其他殖民地当局已提高警惕，注意与孙中山有关的一切活动。（21）

英国表现出怀疑和冷漠，还有其他的原因。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尝试了各种政治努力，并试图组织有名头的军阀，组建自己的军队，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委婉地说，在20世纪的头十年，孙中山的政治抱负屡遭不幸。当时，英国的经济利益要求稳定北京政权，即使由一个友好的军阀统领都可以，孙中山显然不够格。孙中山的日本旧友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的弱点，还想利用中国的资源，使日本成为东亚的主导国。孙中山需要援手帮助组建自己的军队，使他本人在军阀时代也成为“军阀”，这一要求不仅被起初教育他的英国人无视，连使他成为革命者、一度不吝鼓励的日本人也不予理会。（22）

值得强调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与中国人的战斗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关心中国人学习军事的愿望。英国最早向中国灌输现代战争的知识，但它率先进入中国，并早就得到了想要获得的大部分利益，面对其他列强，尤其是明治日本、沙皇俄国以及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的挑战，英国人开始表现谨慎。英国倾向于在清政府尚能维持之时给予帮助，同时寻找合适的可信赖的继承政权，维持秩序和稳定，确保贸易的正常进行。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抵御进一步的干预，防止国家被瓜分。此外，英帝国领地十分庞大，还有来自欧洲邻国的威胁，自顾不暇，这些都警示英国人不要陷入远东的军事纠纷，宜用外交斡旋予以处理。

1911年，清王朝覆灭。英国在远东也不复为当年头号列强。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日增，并早已得出相似的结论：1904—1905年沙俄战败后，美国的首要责任是拯救中国免遭日本人的铁蹄蹂躏。两国政府共同限制在华日本军事势力的扩张，首先是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山东问题，接着是1931年，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美国推动对日本军事冒险展开调查。此后一段时间，其支持表现为与日本联手使中国免于落入苏联之手。不过，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英美都没有直接参与中国领土上的战争。这一时期，最活跃的在华外国军官是来自日本、德国、苏联或者共产国际的特工。（23）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还有很多尚待揭开。对他们参与的战争则已有很多描述，在此不作赘述。1912—1925年，中国军阀混战，英国人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中国恢复军力的作用。吴佩孚虽是最后被看好的军阀，却无力领导受英国人支持的维稳势力，英国的援华兴趣进一步消退。

在组建一支强大海军的问题上，英国本可以给予中国最有价值的帮助。不幸的是，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舰队的沉没，这样的希望也石沉大海。此后，海军是中国最没有机会发展的军事领域。比如，萨镇冰（1859—1952）是当时中国仅存的著名海军上将。甲午战争落败后，他是为数不多的幸存将领之一。他的海军生涯开启于沈葆祯主持在马尾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24），此后他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清朝海军被日本消灭后，萨镇冰着手海军的重建工作。清廷派他率领一支海军代表团出访英国时，他凭借出色的工作受到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肯定。后来，多个军阀轮番控制北京政府，他荣升为海军总长，但无力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做些什么。不管是他的学生，还是他手下的军官，都没有机会在一无建树的部队里建立功勋。（25）1922年，萨镇冰上将离开海军，出任福建省省长，当时中国沿海海军事务完全处在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英日美三国的掌控之下。中国人彻底丧失了在自己领海的发言权。这一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几十年才告结束。此后，中国海军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就陆军建设而言，1937年之前，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恢复培养有战斗力的士兵，以备政府军不仅能打败地方军阀的叛乱，还可以在恢复国家主权的条件成熟时，在中国领土上打败外国军队。（26）不管是孙中山及其苏联顾问，还是蒋介石（1887—1975）及其德国指挥官，都不懂得如何恢复中国以往的军事传统，尤其是1800年以前满族八旗骁勇善战的可怕军事技能。诸如黄埔军校之类的院校、各省建立的中小军校和讲武堂里，都只传授新的作战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新式武器。这些学校主要培训军官如何击败眼前的敌人：北伐战争讨伐的军阀和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军队。中国从没有足够时间和资源建立职业军人的新传统，也没有培育必要的职业自豪感，以克服历史的惰性，吸收聪明的年轻人参军。

两大因素为再次激发中国人的战斗精神打下了基础。首先，动员农民既投身爱国的抗日战争，又以最好的传统方式，反抗地主和贪官污吏，用革命的新话语来说，跟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资本家作斗争。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传统，但中国共产党军队1935年向西北地区进行长征之后，从中获得的经验恢复和丰富了旧有的军事思想，那就是弱势军队开展游击战可以击败正规军，必要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27）其次，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刻起，一个新的太平洋强国崛起了。美国决心为重庆国民政府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提供全面支持。

但世界形势并不简单。一方面，大英帝国开始以英联邦的身份重新出现。另一方面，以欧洲大陆上结成的反德大西洋联盟为突出标志，一个非正式的帝国正在形成之中，以承担大英帝国于19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部分责任。美国人一手建立“事实上的帝国”，在远东外围起步，最后取代货真价实的大英帝国，接管了原有的中英关系。而中美交往之深，英国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更大的全球框架下，这种观点会带来可靠的视角。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战后写作了《英语民族史》，绝非偶然。随着英帝国的版图不断缩减，英国的命运更多维系在欧洲大陆，英国内部不乏有识之士鼓励善待退出帝国的这个殖民地（或13个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英国大学兴起美国学研究，这标志着研究视角上发生了显著的转向。英国人认识到美国文学家和政治家值得仔细研究，进一步承认美国人研究英国史、欧洲史和时事方面的学术成就，这证明丘吉尔所言非虚。美国建立的财富和权力新标准，赢得越来越多英国人的仰慕，无论是心服口服，还是口是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