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铜器
第一节 铜器概说
我们在祭祀、宴享、饮食、烹调及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皿数量繁多，器质繁杂。但在古代各种质料还未发明的时候，平民百姓使用的惟一器具就是陶器，而帝王及王公将相等上层社会人物为了表示自己地位的优越和身份的尊贵，都使用铜器。
古代铜器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那个时候使用的铜器都是原铜制作的。原铜是与金、银相互混合而存在的，而古代将金、银分离出来的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原铜内都含有金、银的成分。因此虽称之为铜，其实是铜与金、银的混合物。在当时还没有纯金的时候，人们眼中的铜就像我们现在眼中的金、银一样珍贵，所以人们都认为铜器是独一无二的贵重物品，不是国家最重要的典礼不能使用铜器，不是上层社会的人也没有财力使用铜器。古代铜器就像我们现在的金银器具一样贵重，在用途上和制作时非常注意，这就是古代铜器之所以精妙绝伦的原因。
金面罩人头像
商代时期制作，横径12.7厘米，纵径14.3厘米，通高41厘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该头像四川三星堆出土，表明商代巴蜀地区还存在另一种和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文化。
铜器的开始使用年代史书中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无法考证，一般认为起自黄帝时期。据《子华子》记载：“黄帝之治天下，百神受职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铜于首山，作大炉铸神鼎于山上。”这段话虽然并没有说明使用铜器是这时候开始的，但在此之前并没有制作铜器的记载，因此说铜器的启用始自黄帝也是极其合理的。但还有人认为铜器的发明远在黄帝以前，理由是现今出土的铜器的质地、花纹、颜色都与黄帝以前的遗物相符，这种观点也有一定道理。
不过，中国任何器物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进，最后形成比较固定的形态。这并不像西洋那样，重大发明在期前期后都有截然不同的明显区分。即使黄帝以前确实存在铜器，其用途也不很重要，其质地及做工也不是很精良，所以在中国铜器史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舍弃不说也无不可，故将铜器的创始定于黄帝时期是合理的。
黄帝铸鼎之后，铜器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在其后的二三千年中，国家举行重要典礼使用的器具以及上层社会使用的器具，无不以铜器为主。只是自黄帝到唐虞这段时期，礼制尚不完备，需要的器具并不繁缛。又因当时文字尚未普及，史书记载也不详细，国家铸造何种器物、社会使用什么器具也无明确记载，只能凭后来出土的器物作一概说，但深究起来又多不正确。并且后人对出土的器物也各有看法，很少有论断一致的，更兼出土的器物只是全貌之一斑，因而始终不能根据出土的器物对其作一系统的说明，只能就器物而论，无法说明那个时期铜器的全貌。
根据现在所能见到那个时期的铜器，其花纹多浅而粗糙，器具上的铭文都是用刀刻的阳文，字体与现在出土的牛骨、龟甲上的文字完全相同。各种器具的用途及制作的本意大多不能推究，而流传到现在的也为数极少，并且大都破碎不完整，在考古研究及器具鉴赏上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对铜器进行研究都是以夏、商、周三代时的东西作为起点。虽然中华文明始于黄帝，但一切典章制度、文物器具都是到三代时才趋于成熟。
夏、商、周三代时期，一切的重要器物几乎全为铜器，铜器的重要性比以前更突出，铜器制作也比以前更精良。夏禹铸有象征九州的九鼎，每只鼎上都刻有州名，即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九个州。一般都认为九鼎是江山社稷的代表，国家也将它定为传国之宝，铜器的重要性在这时达到了极点。至于日常的祭祀、宴饮等活动，也全部使用铜器。当时使用的器具中最高贵的莫过于铜器，而在器具制作中倾注心力最多的也莫过于铜器制作者，因而铜器的做工之精良，式样之美观，尺寸之合度，花纹之秀丽，无不佳妙至极。
三代时的铜器在名称、式样、尺寸、花纹、字体及款识方面，也多有改变，各代不尽相同。
夏朝初年制作的铜器上只有阳文古字，还没有制作大段花纹。各种铜器上有款有识，款居内而凹陷，识居外而凸出。款是凹陷的，则字体为鸟迹篆。也有以花纹作为款的，也有无款无识的。大概古人在制造铜器时非常慎重，凡是用心铸造的重要器具上都有款，国家大事所需要的铜器上也有款。用以称功颂德的钟、鼎之类的祭器上则有识，盘、盂用于儆戒的器具上也有识。而普通且不重要的典器则一般是无款无识。夏朝崇尚忠诚，所制作的铜器也反映了这种精神，都是朴直精美、中规中矩的。
相比较而言，商代的铜器上的花纹更为精细，只是仍不深入字体，纯是象形虫鱼篆体，笔画虽浅，但比以前的稍宽。到商朝中期，铜器上的花纹虽然仍和从前一样，但字画变得深而宽，然而仍没有精花压细花的制作方法，各种器具上大多是只有识而无款。商朝崇尚质朴，所以铜器大多朴素而没有文字，花纹繁密、款识布满铜器的种类则很少。
到了周朝初年，铜器上开始有了粗花压细花的制作方法。其字体虽然大多仍是象形之虫鱼体，但已经间杂有类似大篆的字体了，且笔画由深而宽变得深而窄了。到东周初年时，字体完全变成了大篆，象形文字已经看不到了。但上面的花纹显得粗糙，反而不如以前精细了。至周朝末年，虽然花纹没有变更，但字体已经参用小篆了。周朝尚文，所以那时制作的铜器雕刻细密，款识与夏器略同。
利簋
西周时期制作，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
陕西省临潼县博物馆藏。
簋同鼎一样是重要的礼器。簋在商时无盖，西周、春秋时常带盖，战国之后便很难见到了。利簋内底有字体近商末文字的铭文4行32字，记述“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填补了我国古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总之，夏、商、周三代时期，铜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对铜器制作格外精心。所铸造的铜器都以蜡为模，花纹和款识精细如发，工整清晰。识文的笔画好像凹面朝上的瓦一样不深峻，字体大小、深浅如一，洁净清晰，毫无纤毫模糊的痕迹。虽然字体、花纹前后有深浅宽窄之分，但内宽外窄却是同一格调。至于做工方面，全都玲珑剔透，规矩工整，即使和今天的机器制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当时铸造时对铜的选择极其严格，绝无砂砾等杂质掺杂其间。而且，制作铜器的工人被列入“四民”中，并不像后世那样被视为地位低下之人，所以他们大多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再加上国家对铜器的制作不计成本并投入大量时间，只追求精美，这三个条件促成三代铜器名垂千古。
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天下，谋万世功绩于一身，极力销毁夏、商、周三代遗传下来的东西，企图以此转变人民的观念。凡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合理制度、道德准则、胜迹名物等，都想方设法进行销毁，使民众没有比较好坏的机会，以便于自己专政。铜器是国家重要的器物，合理的政策和言论多在款识中表露出来，于是铜器也成了秦始皇竭尽全力毁坏的目标。所以，铜器发展到秦朝时，不但没有将三代时的成就发扬光大，反而惨遭摧毁，遭到灭顶之灾，即便是夏禹王所铸造的九鼎也未幸免于难。
九鼎流传下来已有几千年了，各代都奉为至宝，视若神明，但此时也惨遭毁灭。至于其他铜器，既然没有九鼎重要，也不像九鼎那样巨大伟岸，被毁灭的更是不计其数。三代苦心经营两千余年的重要器具，在秦代几乎毁亡殆尽。铜器遭受的劫难以这一次最为惨重。
在毁坏三代遗物的同时，秦始皇为了显示铜器是自秦朝创始而不是以前流传下来的，因而另辟蹊径，发明了在铜器上镶嵌东西的方法，如镶嵌金银丝、金银片、金银块、大小珍珠、各色宝石及孔雀石等，设计还算精巧，图案也极自然，做工也很佳妙。在款识方面，和周朝末年相同，也是大、小篆参用，但此时以小篆为多。隶书虽然已经行世，但还没有以之作款的。铜器镶嵌之法属于创制，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汉朝兴起后一改秦制，效仿先王，取法前代，对于夏、商、周三代的规章典制极力恢复，不仅将三代铜器重新置于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其基础上又多创新意。如在铜器上镀金、镀银、包金、包银、画漆、雕刻等，这些创作手法均始于汉朝，且都取得了成功，因此十分值得称道。所说的镀金，现在的人大多将其与流金混为一谈，不知道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流金的颜色并不是器物原有的颜色，也不是以真金施于铜器之上特意求得的金色，而是由于铜器内所含的某种物质与空气或水反应后而发生的一种颜色变化。导致发生变化的究竟是何物质，人们暂时无法确定，只知道凡是做工精细、质地光亮平滑的铜器表面容易产生流金，猛地一看，就像是从铜中溢流出来的真金一样，所以名曰“流金”。但是，从现代人化验的结果来看，流金内是不含丝毫黄金的。如果擦拭过多，或者出土年久，金色也会自动剥落。如果是真金，颜色怎么会经常变化呢？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
秦代制作，通长225厘米，高152厘米。秦俑博物馆藏。
秦始皇陵发现的铜车马是秦代铜器制作技术的代表。双轮、单辕结构，前驾四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铜御官俑。制作极其复杂，也异常精美。
至于镀金，则的确是将真金用火镀在铜器上。其金质很厚，粘合之力也很强。如果再用极大的力量将它与铜器在一起压合，则接合处的金和铜就会相互混合，浑然一体。真不知古人是采取何种方法使金和铜达到密不可分地步的。其色泽青而亮，沉而实，就像以纯金制造的一样，美观绝伦。
鎏金银高柄博山炉
西汉制作，高58厘米，底径13.3厘米。
陕西茂陵博物馆藏。
该博山炉陕西兴平出土，系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竹节长柄，柄下接圆形底座，底座上有两条镂雕的龙，龙仰头张口，上承炉柄。炉柄作五节竹节状，柄上端铸出三条曲体昂首的长龙，龙头上托炉身，龙体鎏金，爪鎏银，体态矫健，形象生动。
汉朝中期，人们又发明了镀银的技术，其方法和镀金相似。另外，还发明了包金、包银的方法，就是将金、银制成的壳包裹在铜器之上。这种外壳很厚，制作也很精良，与铜器原件没有丝毫凸凹不符之处。如果不是精于鉴别的人，经常会把它误认为镀金或镀银的铜器。
画漆的方法也兴起于这个时期，就是用漆在铜器上添画各种花纹。画漆选择的铜器多是素器。如果在铜器上刻铸花纹，自然是不需要漆画的。所绘的花纹完全是仿三代遗制，笔迹极为工整，宽窄也很有规律，是仿造古代器具上黑漆的古色古香而制作的。
汉朝中期，人们还发明了用刀在铜器上雕刻花纹并用阴文刀刻字体等技术，事情虽然简单，但却是前所未有的。此时的款识采用的多是隶书，以小篆作为款识的全是汉朝初年的铜器。秦朝创制的镶嵌之法，这时候也非常流行，用这种方法所制作的铜器足以和秦朝的相媲美。无论是嵌丝还是嵌片，其边口都非常整齐，而原器与镶嵌没有丝毫长短不齐、粗细不直的情况。后世虽有仿制的这种铜器，但都达不到那种纯熟的技艺，所以人们谈论镶嵌时，往往将秦、汉并称。
三国时期，各国战争不断，征伐不休，以至于统治者无暇顾及铜器的生产，因而这时期铜器的产量也极为有限。在铜器款识方面，都统一使用了隶书，篆字也从此绝迹了。两晋存在时间很长，应该在铜器发展上作出较大的贡献，但事实相反，这段时期的铜器产量也极为有限。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有很多种，主要原因是国内庸君辈出、提倡不力所导致。而南北朝时期，战事不断，兵连祸接，古代名器因四处转移而导致失踪的事不绝于书。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发展新的铜器，就连流传下来的古代铜器也遭受了大规模的摧毁。
唐朝建立后天下太平，文治武功足以和汉朝相媲美。只是此时赤金、黄金的界限也分得很清楚，重要的器具多以赤金制造，一般人对待铜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将它和赤金等同了。于是，使用铜器的人没有了以往那种荣耀感，铸造铜器的人也没有了以往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制造的铜器虽然没有减少种类范围，但也不过是虚应了事、敷衍塞责罢了，并没有生产出几种名器。并且这个时候瓷器又开始萌芽，人们重视铜器的心理渐渐转移到了制造瓷器方面。
到了五代及宋朝时期，高窑温瓷器的烧制已经获得成功，其适用的范围不亚于铜器，并且外观也比铜器漂亮。因此，整个社会舍弃了铜器制造，把精力转到了烧瓷方面。所以，这时期名窑兴起，佳瓷日出，全国上下都改用了瓷器，以致在三千年中占据优势的铜器日渐衰落，走上了灭绝之路。从事实上来说，铜器时代至此已完全宣告结束。因为以前的铜器完全是使用的器物，国家有规定，家庭也必须使用，因此制造铜器成为一种必然。而这个时候，除少数为必需的祭祀器具外，其余的只作为文玩陈设，可有可无，制作与否随心所欲，不再像以前那样，遵照国家规定必须制造。
按常理来说，宋代铜器的产量最大限度也不过和晋、唐时期的产量相当，而事实上宋代铜器产量极多。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由于宋徽宗个人大力提倡的结果。据考证，宋徽宗嗜古成癖，凡是古代名器无不进行仿制，而其中又以仿制铜器为多，而且惟妙惟肖，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所仿制的三代铜器，除笔画内宽外窄的特点未能完全相似外，像锈色、式样方面完全与原铜器相同。所仿制的秦、汉镶嵌铜器，更是与原铜器达到了惊人相似的地步，完全可以欺骗世人。
除仿制外，又发明了在铜器上烧蓝釉的方法，因为用烧蓝釉方法而制造出来的铜器，其光泽、颜色都胜过了古代铜器。
宋代距今也仅千年光景，其间没有发生长期的战乱，所以宋代制器大都能流传至今，并且大都是仿古之作。虽然在做工、花纹方面不及远古铜器，但式样、尺度均与古器没有差别。我们虽不能见到远古铜器的真面貌，但因宋代铜器流传了下来，我们也可从中窥见远古铜器的真面貌，对研究远古铜器来说有极大的价值。
仿青铜簋
宋代制作，高14.5厘米。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年拍卖，成交价3.85万元。
簋是夏、商、周三代时期重要的礼器。该簋完全按照古代簋的形制仿制，青铜制作。
景泰蓝双联瓶
清代晚期制作，高19厘米。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年拍卖，成交价2.2万元。
该器落款为“大明宣德年制”款，其实是后世仿造。景泰蓝发明于明景泰年间，是在铜胎用金、银、铜丝勾勒出图案的轮廓，然后施以珐琅釉烧制而成。
元代统治中原不到百年，且征伐不止，文治未修，除了敷衍塞责铸造一些不必要的铜器外，几乎没有制造其他铜器。到明朝时期，国运昌隆，文化、物资全都齐备，铜器制作也稍微复兴。虽然制作的普通器具极其简陋，但皇家使用的器物却极其讲究。对以前的古器全力仿制，镀金、镀银、包金、包银及镶嵌各器，也都尽力铸造。其炼铜技艺之精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真正体现明代特色的是宣德炉，其精美、佳妙的程度空前绝后，在古玩史上独占一页，其成就之伟大可想而知。所铸的其他器物，也是精妙绝伦，被后世视作和金、银一样珍贵，只是件数太少不易得到。景泰年间，又发明了在铜器上焊丝、作花并烧五色料釉，也就是世人所称的“景泰蓝”。如今景泰蓝已名扬海外，誉满全球，这不仅是明代人的荣耀，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自豪。
清代继承了前朝的一切，并仿制明代流传下来的各种铜器，仿制品应有尽有，做工、花纹等足可以与原铜器相媲美。只是到了乾隆中期时，西洋器物进入国内，优质的货物将劣质的货物挤出社会，我国数千年来日渐退步的手工制品自然也遭到了淘汰。平民从事铜业的也都改行了，国家的造办处也实行裁减和撤销，此后铸治的只是普通使用的器具，所以清代的铜器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如今科技发达，制作铜器的工具、质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铜器的成本很高，除了不能代用的少数铜器外，即使是粗劣的铜器也不多见，更不用说精美铜器或仿制铜器了。西洋制造的器物，都是现在的比古代的精美。而中国的器物，则多是古代的比现代的略胜一筹。是国人不努力，还是智力不如古人呢？看着中国铜器制作的日益退步，其原因真是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