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思索的惰性

片山孤村

正如物理学上有惰性的法则一样，在精神界，也行着思索的惰性（Denktraegheit）这一个法则。所谓人者，原是懒惰的东西，很有只要并无必需，总想耽于安逸的倾向；加以处在生存竞争剧烈的世上，为口腹计就够忙碌了，再没有工夫来思索，所以即使一想就懂的事，也永远不想，从善于思索的人看来，十分明白的道理，也往往在不知不识中，终于不懂地过去了。世上几多的迷信和谬见，即由此发生，对于精神文明的进步，加了不少的阻害。

聚集着聪明的头脑的文坛上，也行着这法则。尤其是古人的格言和谚语中，说着漫天大谎的就不少，但因为历来的脍炙人口，以及其人的权威和措辞的巧妙这些原因，便发生思索的惰性，至于将这样的谎话当作真理。又，要发表一种思想，而为对偶之类的修辞法所迷，不觉伤了真理的时候也有；或则作者本知道自己的思想并非真理，只为文章做得好看，便发表了以欺天下后世的时候也有的。并非天才的诗人，徒弄奇警之句以博虚名的文学者，都有这弊病。对于眩人目睛的绚烂的文章，和使人出惊的思想，都应该小心留神地想一想的。例如有一警句，云是“诗是有声之画，画乃无声之诗。”这不但是几世纪以来，在文人墨客间被引证为金科玉律的，就在现今，也还支配着不爱思索的人们的头脑。但自从距今约百四十年前，在莱洵（G.E.Lessing）的《洛康》（Laokoon）上撕掉了这骈句的假装之后，突然不流行了。然而，就在撕掉假装的这莱洵的言论中，到现在，也显露了很难凭信的处所。靠不住的是川流和人事。说些这种似乎高明的话的我，也许竟说着非常的胡说。上帝是一位了不得的嘲笑家。

现今在文明史和文艺批评上做工夫的人们中，因为十分重视那文艺和国民性的关系之余，大抵以为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反映，大文学如但丁（Dante Alighieri），沙士比亚（W.Shakespeare）瞿提（J.W.Goethe）希勒垒尔（Fr.Schiller）等，尤其是该国民的最适切的代表者，只要研究这些大文学，便自然明白那国民的性格和理想了。而国民自己，也相信了这些话，以为可为本国光荣的诗人和美术家及其作品，是体现着自己们的精神的，便一心一意地崇拜着。

这一说，究竟是否得当的呢？我想在这里研究一番。

大概，忖度他人的心中，本不是容易事；而尤其困难的，则莫过于推究过去的国民的精神状态。现今之称为舆论者，真是代表着或一社会全体，或者至少是那大部分的意见的么？很可疑的。一国民的文艺也一样，真是代表着那国民的精神的么？也可疑的。在德国，也因为一时重视那俗谣的长所，即真实敦厚之趣之余，遂以为俗谣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何人所作，是自然地成就的；但那所谓国民文学是国民的产物国民特有的事业之说，岂不是也和这主张俗谣是自然成立的话，陷了同一的谬误么？为什么呢？因为文艺上的作品，是成于个人之手的东西，多数国民和这是没有关系的。而诗人和艺术家，又是个性最为发达的天才，有着和常人根本底地不同的精神，在国民的精神底地平线上，崭然露出头角。这样的天才，究竟具备着可做国民及时代的代表者的资格没有呢？据我的意见，则以为国民的代表底类型倒在那些不出于地平线以上的匹夫匹妇。那么，在文艺上，代表国民底精神，可称为那反响的作品，也应该大概是成于被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先生骂为粗俗，嘲为平凡，才在文学史的一角里保其残喘的小文学家之手的东西了。例如，在现代的明治文学里，可称为国民底（不是爱国底之意）精神的代表，国民的声音者，并非红叶露伴的作品，而倒是弦斋的《食道乐》罢。这一部书，实在将毫无什么高尚的精神底兴味，唯以充口腹之欲为至乐，于人生中寻不出一点意义的现代我国民的唯物底倾向，赤条条地表现出来了。弦斋用了这部书，一方面固然投国民的俗尚，同时在别方面也暴露了国民的“下卑根性”而给了一个大大的侮辱。“武士虽不食，然而竹牙刷”那样的贵族思想，到唯物底明治时代，早成了过时的东西了。弦斋的《食道乐》，是表现这时代的根性的胜利的好个的象征。

反之，高尚的艺术底作品，则并非国民底性情的反响；而且，能懂得者，也仅限于有多少天禀和教育的比较底少数的国民。这样的文学，要受国民的欢迎，是须得经过若干岁月的。而且因为是同国民的产物，则不得不有若干的民族底类似。这类似之点，即所以平均国民与艺术家的天禀和理想的高低；那作品，是国民的指导者，教育者，而决不是代表者。所以那作品而真有伟大的感化及于国民的时候，则国民受其陶冶，到次期，诗人艺术家便成为比较底国民底了。但是，至于说伟大的天才，完全地代表国民的精神，则自然是疑问。然而，即此一点，也就是天才的个性人格，成为天才的本领，有着永远不朽的价值的原因。因为理想的天才，是超然于时间之外的，所以时代生天才一类的话，又是大错特错的根基，在伟人的传记等类，置重于时代，试行历史底解释者，多有陷于牵强附会的事。我之所谓伟人，是精神底文明的创造者之谓，并不是马上的英雄和政治家。

复次，以“正义者最后之胜利也”这一句暧昧的话所代表的道德底世界秩序，即“善人昌恶人灭”这一种思想，和历史上的事实是不合的。文艺上的作品也一样，并不是只有优良者留传于后。荷马（Homeros）之所以传至几千年之后者，因为他在许多史诗中占着最优胜的地位之故；沙士比亚之所以不朽者，因为那内容有着不朽的思想之故：这些议论，是从西洋的文学史和明治文坛的批评家先生们讲给听到耳朵也要聋聩了的。但是仔仔细细地想起来，总觉得是可疑的议论。只看希腊的文明史，有着不朽的价值的天才和作品，不传于后世者就很多。那传下来的，也许又不过是几百分之一。靠了这么一点的材料，而纵论希腊的文明是怎样的，所谓Classic者是这样的，惟希腊实不胜其惶恐之至。而况解释之至难者如过去的精神状态，竟以为用二三句修辞的文句就表现出来，则实在大胆已极了。倒不如尼采（Fr.Nietzsche）的《从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edie）和朗革培恩（J.Langbehn）的《为教育家之伦勃兰德》（Rembrandt als Erzieher）那样，不拘泥于史实，却利用了史实，而倾吐自家胸中块垒的，不知道要有趣而且有益到多少。因为历史底事实的确正，是未必一定成为真理的保证的。例如，即使史料编纂的先生们，证明了辨庆和儿岛高德都是虚构的人物，其于国民的精神，并无什么损益；他们依然是不朽的。所以，我相信，阿染和久松，比先前的关白、太政大臣还要不朽。我自然是承认历史的价值的，但从这方面，倒想来提倡非历史底主义。

据勃兰克斯（G.Brandes）最近的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说，则希腊悲剧作家的文字之传世者约有三百五十，而残存着著作的仅有三人。这就是遏息罗斯（Aeschylos），梭孚克来斯（Sophokles），欧里辟台斯（Euripides），而虽是这些诗人的作品，残存者也不够十分之一。叙情诗人（女）珂林那（Korinna），是曾经五次胜过宾达罗斯（Pindaros）的，但残存的诗，不过是无聊的断片。罗马的史家挞实图斯（Tacitus）的著作，所以残留至今者，据说是因为皇帝挞实图斯和史家同姓，误信为史家的子孙，在公共图书馆搜集挞实图斯的著作，且使每年作钞本十部的缘故。虽然如此，但假使十五世纪时德国遏司忒法伦的一个精舍里不发见那著作的残余，则流传者也许要更其少。十六世纪时出版的法国滑稽剧，是千八百四十年在邻国柏林的一个屋顶室的柜子里发见，这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的。便是有名的《罗兰之歌》，也在千八百三十七年才发见钞本，经过了八百年而到人间来。更甚的例，则如希腊罗马的诗稿的羊皮纸，因为牢固，于券契很有用，所以竟有特地磨去了诗句，用于借票的。同样的例，在美术品也颇多。如莱阿那陀（Leonardo da Vinci）的《圣餐之图》，是最为有名的。

举起这样的例来，是无限的，所以在这里便即此而止。就是，文艺上的不朽，决非确实的事，大诗人和大杰作之传于后世者，多是偶然的结果，未必与其价值相关。反之，平平凡凡的作品却山似的流传后世者颇不少。

又据勃兰兑斯氏之所说，则多数的图书文籍，不但是被忘却，归于消灭而已，因为纸张的粗恶，自然朽腐了。所以倘不是屡屡印行的书，则即使能防鼠和霉，也还是自然化为尘土。然而，这是人类的幸福。否则，我们也许要在纸张中淹死。交给法国一个国民图书馆里的法国出版的图书，据说是每日六十部；但是，新闻杂志还在外。千八百九十四年巴黎所出的日刊报章，是二千二百八十七种。凡这些，都是近世人类的日日的粮，而又日日消去的。不，这虽然是太不相干的话，但倘以为我们所生存的地球，我们生存的根源的太阳，都不过是有着有限的生命，则不朽的事业，也就是什么也没有的事。

总而言之，在现下的文坛上，徒弄着粗枝大叶的，抽象底议论和偏向西洋的文明论的人们之中，很有不少的僻见；尤其是对于“国民”，“文学”，“天才”，“时代”等的关系，虽然是失礼的话，实在间或有闹着给孩子玩刀子似的危险的议论的。什么困难的事，本来是什么也没有的，因为被思索的惰性所麻痹了的结果，这才会到这样。还有，对于文明史，文学史，哲学史等的真相，即这些果有人类的“精神史”之实么？关于这事，原也想试来论一论的，但这一回没有余暇，所以就此搁笔了。

（一九〇五年作。译自《最近德国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