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又闻严打声

无数个雾霾深锁的日子里，这一天，显得不同寻常。

上午，一场声势浩大，剑指非法集资的动员部署会议，由北京市政府主持召开。

下午，市打非办马不停蹄，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井井有序地公布了八项重点举措：

一是着力开展好多形式、多媒体宣传教育活动。建立打非媒体宣传联盟，实施“百千万”宣传教育工程，培养100名讲师、1000名金融风险监督员、10000名社区和农村联络员，构建打击非法集资社会宣传监督体系。编制“以案说法”系列宣传片，揭露非法集资的欺骗性，隐蔽性和迷惑性。

二是加强技术防范，建设高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

三是打击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卖飞单行为。

四是明确各类非法集资案件的认定标准，制定本市金融风险处置规定。

五是加强打击非法集资专业化队伍建设，形成一只坚强有力，市区协同、专群结合、高效运转的工作队伍。

六是健全完善打击非法集资快速处置联动机制，提升处置工作效能。

七是加强源头防范机制建设。

八是联合打击和处置一批重点案件，形成震慑效应，净化金融环境。

这一天，日历指向2015年4月23日。

距离另一个国家级的会议，仅仅两天之搁。

28日，在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人民银行、住建部、证监会等11大部委要员云集。

要进一步推动省级政府落实本地区非法集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推动有关部门落实监管职责。

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研究梳理当前打击非法集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推动立改废工作。研究建立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已经暴露的非法集资问题要突出重点，坚决打击。

同时也要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强化对非法集资的监管预警，建立长效的预警机制。

公安部宣布的作业机制，也是春风吹，战鼓擂，始终保持对非法集资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和检法机关，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力维护经济秩序稳定。

坚持打防结合，立足“打早打小”。

建立以情报为主导的侦查模式，有效提高主动发现和主动进攻的能力。

对工作中掌握的非法集资线索，及时通报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共同加强方法和控制，形成打击合力。每年5月15日，各地公安机关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中宣传活动，其中非法集资是重要宣传内容之一。

仅仅两天后，离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布的统一行动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首善之都的北京，就第一个横刀跃马，挺身而出。如此上行下令，协调一致，高效果敢，不得不令人心生希望，乃至热血沸腾。

我们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中央各大部委，地方各个省市相继进入战斗序列，那种万马嘶鸣的激越场面！

然而，一旦冷静下来，梳理一下近20多年来的“革命”形式，我们又不得不困惑莫名。

近20多年来，尤其是2007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以来，如此壮怀激烈的宣誓动员场面，如此统一组织集中的行动，如同电影画面一般，每年都会上演。

人们对它的每一个起承转合，都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还没看到开头，便已经猜到了结局。

几乎每一年的新闻腐败后，人们都会听到相关负责人大同小异的感叹：

非法集资案件的大案要案，呈现高发态势！

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等，都大幅上升，同比增长都在200%左右，均已经达到了历史峰值！

于是乎，2014年的数据，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跨省案件133起，参与集资人物超过1000人的案件145起，同比增长314.28%，涉案金额超亿元的364起，同比增长27.21%，都显著高于2013年。

“有的非法集资案件涉及到十几个省，二十几个省，这都不稀罕，最多的一个案件涉及到29个省区市。”杨玉柱说。

犯案区域，也在不断向中西部扩散。全国31个省（区、市），87%的市（地、州、盟）和港澳台地区，都相继“沦陷”。

与此同时，新案件还不断向P2P网络借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教育、房地产和私募股权等新行业，新领域蔓延。

何意屡禁不绝，愈演愈烈？

是打击不够严厉？

非也。对于非法集资，尤其是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当局一直都在严刑峻法。

最早祭旗的，是长城公司沈太福。这是一个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也拍案而起的狂人。

身高不到1.60米的沈太福，年届而立辞职下海数年之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空前的投资热情迸发。各种民间集资行为尤其活跃，利息也水涨船高。

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从银行以9%—12%的年利率贷到款后，转手就倒了出去，年利率也涨到了20%—30%。

利差之庞大，令人瞠目结舌。敏锐的沈太福很快地玩起了这个新招。被他拉下水共同做局的，还有160多名退职的司局级老干部和个别不良媒体。

在中国人民银行向其发出“乱集资问题”通报之时，不知吃错了什么样的药，沈太福竟然忘乎所以地成为了民营企业对抗中央政府的第一人。

中南海震怒了。

1993年3月31日，沈太福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拿下。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国“第一非法集资案”。

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被处决。是时，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非法集资的金融立法，他被指控的罪名是“贪污罪和行贿罪”，依据正是长城公司是集体性质。

那以后，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公司邓斌、姚静漪，辽宁省营口市东华公司汪振东，浙江省丽水市杜益敏，温州市乐清市女子郑存芬，安徽亳州兴邦公司法人代表吴尚澧……几乎每一年，都有若干集资诈骗案主犯被处以极刑，课以其他重刑犯的案犯更是数以千万计。

然而，如上所述，非法集资不但没有消灭，其“魔爪”所伸及的地区、领域、受害者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数量，极其诡异地顽固向上生长。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且听作者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