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独闯哥本哈根

1819年9月，14岁的安徒生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只身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哥本哈根距离欧登塞只有96公里，然而对于当时的安徒生来说可谓长途跋涉。在哥本哈根，他住在韦斯特盖德的一家旅馆里，过着犹如“偷渡者”一般穷困潦倒的生活，但他内心十分坚定，他深信上帝的庇护，决意像个英雄一样面对新的挑战。

当时的哥本哈根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它的四周是高耸的城墙，向东可以遥望蜿蜒的瑞典海岸，向北是风景旖旎的斯万尼莫尔湾、连绵起伏的农田、磨坊、庄园；而哥本哈根城里的景色却乏善可陈：10万人口的城市聚集了40万的老鼠，遍地可见垃圾、排泄物，传染病盛行。哥本哈根作为丹麦的首都，聚集了大批的上层阶级和更多的下层阶级，赌博、卖淫、偷窃横行，毫无道德规范可言。即便如此，哥本哈根仍然是诸多怀揣艺术之梦的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丹麦最大的剧院，汇集了最多的有权有势者。剧院对于丹麦人来说既承载了他们对生活的所有幻想，又是一个无比真实的舞台。

漫长的冬夜，剧院里灯火通明，乐声嘈杂，短短几个小时的戏剧，演绎着别人的嬉笑怒骂，却足以让观众沉醉其中，忘记经济的萧条，忘记生活的艰辛，忘情地愉悦。皇家剧院是当时唯一的公立剧院，每年开放9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剧团演出，最多可以容纳近1 400名观众。这样的哥本哈根，这样的时代，对安徒生的戏剧之梦来说无疑是充满能量、充满可能性的大舞台，而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鞋匠的儿子，在权贵当道、人才济济的大都市，想要站稳脚跟是十分不易的，纵使才华再突出，没有学习机会，接触不到上层社会，就意味着安徒生将永远只能被埋没。年幼的安徒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迫切地寻求各种机会想挤入上层社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初到哥本哈根的那个秋天，安徒生率先拜访了布莱德加德的舞者安妮·玛格丽特·沙尔，继而拜访了诺基斯盖德的贝尔福夫人。安徒生带着书籍印刷商艾弗森先生的介绍信找到沙尔夫人，一见到她便立刻脱掉靴子，开始穿着长筒袜一边认真地跳舞一边唱歌，每一个舞步、每一句台词都分外用心。然而，对这个突然闯入家中的陌生男孩，沙尔夫人充满了戒备，觉得他像一个疯子，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打发他离开，但安徒生却信以为真，他充满感激地承诺，不管沙尔夫人有任何需要他都可以帮忙。与此不同的是，安徒生在拜访贝尔福夫人时遇到了欣赏他的人——卡尔·奥托医生。卡尔·奥托是浪漫主义的拥趸，更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收藏家。那时的安徒生瘦瘦高高却四肢笨拙，破旧的褐色外套捉襟见肘，面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穷困潦倒样，这样一个14岁小男孩在那些见惯锦衣华食和绅士淑女的上层阶级人士看来十分新奇，当然也是值得同情的，因此安徒生成功地引起了卡尔·奥托的注意。初来乍到的安徒生以最自然的姿态出现在贝尔福夫人的客人面前，孩子气地朗诵着戏剧、诗歌片段，旁若无人地陶醉其中，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被他吸引了，惊叹于这个乞丐一样的小男孩如此天赋异禀却又天真纯朴。

卡尔·奥托的好友作家贾斯特·马赛厄斯·蒂勒在遇到安徒生之后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他正在自己家中整理写作素材，突然有人敲门，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进来了，看到蒂勒后突然摘下帽子，挥了挥手臂，问道：“先生，我可以朗诵一首诗吗？”没等蒂勒回答，安徒生就开始朗诵了，结束时向蒂勒深鞠一躬，紧接着就开始表演亚当·奥伦施拉格的《海格巴特和西格纳》，他一人分饰多角，表演得浑然忘我。蒂勒震惊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欣赏着让人来不及喘息的快节奏表演，那个素不相识的小男孩表现得那么自然，最后以即兴表演收尾，圆满结束后又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随后不等自我介绍就抓起帽子，消失在蒂勒家。这场偶遇令蒂勒印象深刻，虽然那个小男孩有点胡搅蛮缠，却不令人反感，因为他是那么天真无邪，一心扑在戏剧表演上的姿态让人动容，这令蒂勒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蒂勒同安徒生一样徜徉于乡野与都市之间，充满想象力且纯朴自然，这是他们深藏于骨血的品质，不事雕琢，无须赘言。

安徒生在上层阶级家中的频繁亮相让他收获了颇多赞誉，得到上层阶级的注意与讨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当属拜访当时新上任的皇家剧院指挥及导演吉亚塞普·西伯尼。那天，西伯尼正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晚会，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当宾客入座准备进餐时，门铃响了，安徒生依旧穿得像个小乞丐站在门前，对管家讲述了自己的来历以及渴望登上皇家剧院舞台的雄心。他的出身以及他那与出身不相配的梦想让人深受鼓舞，管家被感动了，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小男孩，他趁着去餐厅整理餐桌的机会，向西伯尼介绍了安徒生，听罢，西伯尼及各位宾客同意见一见这个传奇的小男孩。这个机会对于小安徒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是带着遗憾离开哥本哈根返回家乡，还是借此一举成名从此改变生活，都在此一举，因此这次的演出他格外投入，表演了一段在欧登塞时学会的民歌戏剧中的独唱，几段路德维格·霍尔伯格的戏剧片段，以及自己创作的诗歌。那晚的观众对安徒生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这对于当时走投无路而孤注一掷的安徒生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情不自禁地哭了。直到大诗人詹森·巴格森激动地握住他的手，问他是否怯懦过、担心过自己会被嘲笑时，他仍然抽噎不止，他用力地摇头，回答得十分坚定。詹森·巴格森为他纯净的言行以及那在成人世界里十分难得的纯粹动容了，他认为终有一天安徒生会实现梦想。西伯尼当即表示自己以后要栽培这个有着嘹亮嗓音的男孩儿，韦斯为他募集了一些资金资助他学习德语和基础教育课程，这是安徒生登上皇家剧院的基础。

此后，西伯尼开始免费教导安徒生歌唱技巧，并每周两次邀请他来家里吃饭。尽管安徒生还要帮西伯尼和他的下人干活，但起码他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有一天，当安徒生送饭菜到餐厅时，西伯尼站了起来告诉所有人安徒生是客人而不是仆人，从此安徒生更频繁地出入西伯尼家，感念西伯尼的礼遇，安徒生与西伯尼家中的成员愈发熟识，并且得到允许可以出入客厅，这就意味着当皇家剧院的歌手们聚在西伯尼家彩排时，安徒生便有机会聆听西伯尼指挥的音乐。作曲家韦斯同西伯尼一样，也信守承诺，为安徒生安排了德语课程，德语教师布鲁恩同样被安徒生的故事感动，为他减免了所有学费。

14岁的安徒生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看似其貌不扬，却散发着掩藏不住的光芒，这样一个小男孩出现在高雅的资产阶级中，向首都哥本哈根提出挑战。那是一个君主制占绝对领导地位的年代，也是君主制大受打击的年代。1807年与英国的战争丹麦惨败，1813年丹麦开始经济大萧条，哥本哈根成为一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精神监狱。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对安徒生这块璞玉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他出身低贱却有着非凡才能，而他的自然不造作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因此他赢得诸多欣赏与支持，这其中也包括教授兼诗人弗雷德里克·霍格-古尔德伯克。他的兄弟克里斯蒂安曾在安徒生尚在欧登塞时给予过他很大的资助，当安徒生来到哥本哈根后，弗雷德里克也曾为他募捐。为了感谢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安徒生一一拜访，并为他们献上一段充满热情的表演。

这一系列的拜访最终将安徒生带入到“巴克胡斯”的世界。“巴克胡斯”是丹麦黄金时代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汇集的场所，是文化的中心，它位于哥本哈根城外，依傍瓦尔比山，风景秀丽，空气新鲜，可谓乐园。每逢周末，哥本哈根半数以上的人汇集于此，观看皇室贵族游船，聆听宫殿内传来的袅袅乐声。在“巴克胡斯”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不受任何思想、行为的约束，他们崇尚自然，追求自由，每次相聚更像是沙龙，时代精神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并不一定就要对立，对大多“巴克胡斯”的成员而言，情感与理智拥有同等的地位。安徒生加入到这个堪称“丹麦黄金时代缩影”的文化团体之后，接触到更多名人，如创立了电磁学的物理学家H.C.奥斯特、诗人亚当·奥伦施拉格、法学家安德斯·桑多·奥斯特、作家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作曲家C.E.F.韦斯和公务员乔纳斯·科林。事实上，安徒生像极了在他晚期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他渴望改变现状，为自己争取一种全新的生活，前提是他那颇具传奇性的童年，虽然其中有许多塑造的成分，但哥本哈根的人信了，并且将他比作“自然之子”，因为他那“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本性。安徒生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对时事也具有超越年龄的洞察力，他深知自己获得认可的本钱，也清楚如何才能在哥本哈根站稳脚跟，因此他毫不掩饰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我就是自然之子。”由此，安徒生越来越多地与哥本哈根的上层阶级结识，并努力成为他们之中的名人。

哥本哈根的生活像一杯喝不完的苦茶，在最初的几年，安徒生过得十分辛苦，为了获得戏剧表演上的进步，他为自己设置了重重考验，努力的过程十分不易，有些梦想在现实中破灭了，有些梦想一如既往地扎根在心中。黑夜虽然漫长，却总有曙光乍现的一刻。

1821年，安徒生遇到了自己的曙光。那时，王妃卡罗琳听说了他的故事，想在腓特烈城堡见他一面。安徒生觉得自己的希望来了，于是那天他非常兴奋，又是演讲，又是唱歌，王妃奖赏了他一些吃食和一卷裹着糖果和银币的纸张。他打开纸卷时，糖果不小心滚落在王妃脚下，他像在大街上一样，旁若无人地趴在地上捡起糖果，这样的恭敬和泰然取悦了王妃。安徒生带着自己的奖品手舞足蹈地离开城堡，一路轻跳，一路歌唱，路过花园时，情不自禁地抱着一棵树亲吻，对着花草倾吐自己的兴奋之情。“你疯了吗？”另一个路过的男孩打断了他的陶醉，安徒生尴尬得一句话都没说，飞快地跑回家。

王妃的召见并未像安徒生期望的那样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大的改变，事实上，在1821—1822年这段时间里，安徒生几乎日日食不果腹。饥饿对安徒生来说并不算什么，从小贫穷的生活已经让他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穷困、饥饿，甚至与妓女、罪犯为邻都不足以令他向哥本哈根认输。1819年他面临同样的困境时，曾接受为他提供食宿的赫尔曼森夫人的帮助，在一个工匠那找到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然而他的瘦弱与敏感，以及幼时在欧登塞木匠那里打工的糟糕回忆让他只做了很短的时间就放弃了。而如今，再次走投无路，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做工匠学徒的安徒生只能依靠慈善机构，在哥本哈根贫贱的红灯区勉强度日。

后来，安徒生在布莱莫霍尔姆的索格森夫人那找到了住处——一条臭名昭著的街道尽头的四层小楼中的一间储藏室，只要不去剧院和戏剧学校，安徒生就坐在那个阴暗不透光的窄狭房间里阅读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或改写自己曾经的小作品，或用自己从高级商店里讨来的布头为木偶缝制新衣服。尽管居住环境脏乱不堪，周围邻居鱼龙混杂，安徒生却没受多大影响，他曾在自传里写道：“我在梦想之路上快乐生活时，不曾注意到环境的糟糕……直到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回看曾经，我才意识到那是深渊。”索格森夫人是一个苛刻的小妇人，丈夫去世了，她的经济条件也并不理想，对待经常支付不起房租的安徒生她无法表现得慷慨，她要求安徒生每月必须支付20个银币的食宿费，安徒生竭尽所能地求她减免一些费用，她始终不肯让步，最后安徒生只能盯着客厅墙上画像里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索格森先生祈祷，希望他能劝劝自己的妻子，安徒生甚至天真地将自己的眼泪抹到索格森先生的眼睛处，想让他感受一下他的伤心，然而那毕竟只是死去的人的一张画像，所有的祈求与哭诉都是徒劳无功的，安徒生在索格森夫人那儿只住了一年半，就搬去艇长夫人亨克尔夫人家，那时安徒生的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16岁的安徒生正经历变声期，嘹亮的歌声不再，指挥家西伯尼也停止资助，他在芭蕾舞学校以及宫廷剧院的学习也毫无进展。

1820—1821年安徒生在宫廷剧院学习芭蕾舞，尽管辛苦，他却甘之如饴，因为作为剧院的学生，他每周有三天晚上可以进入国王新广场剧院女舞蹈学生的闲谈室，坐在那群演员中，听她们聊着无关的话题，自己却置身事外，沉浸在进入剧院的喜悦中。1821年1月11日，安徒生参演了芭蕾舞剧《尼娜》，扮演一名身穿紧身衣的音乐家，这是他的处女秀，因此分外重视，早早地穿上演出服，兴奋而谨慎。演出结束后，他连戏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穿着芭蕾舞鞋和红色长筒袜兴奋地在新国王广场奔跑，然后兴高采烈地来到皇室制表师热根森家炫耀自己皇家剧院演员的身份。

舞蹈演员的生活虽然辛苦且不稳定，却给安徒生带来一些难得的机会，比如见到大作家亚当·奥伦施拉格。那时，安徒生正在舞台上跳舞，台下皇室包厢里国王正看得津津有味，安徒生慢慢走到台前，旁若无人地注视着台下，这个怪异的举动吸引了国王的注意，而安徒生却浑然不知，因为他当时正沉浸在见到大作家亚当·奥伦施拉格的喜悦中。

而这样的喜悦并非时时都有，安徒生作为一个临时演员，登台的机会并不多，日常训练又十分辛苦。那时，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的传统是小演员时常被限制在自己的住所，若随意嬉闹或荒废训练，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去。安徒生显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孩子，他企图跳过枯燥的重复练习，超越高年级生直接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因此，他带着勃勃雄心找到芭蕾舞教师达伦和他的太太，达伦夫人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善良女人，当她了解到安徒生那恢宏的理想以及单薄的现实时，对他倾注了许多同情，安徒生时常前来拜访，并与达伦的女儿成为朋友，达伦的女儿十分欣赏安徒生的木偶剧，尤其是《蓝胡子罗尔夫》。尽管有了达伦夫人及达伦女儿的欣赏，安徒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无数个早晨，他在练功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练习“巴特曼”动作，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在达伦的五幕剧《阿米达》中扮演一个侏儒男巫的机会。

1821年4月12日，《阿米达》正式上演，安徒生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被印在节目单上。这被安徒生形容为人生的里程碑，他拿着那张节目单爱不释手，兴奋得夜不能寐。然而，观众反响并不理想。

《阿米达》是一部以战争和爱情为题材的四幕剧，主角是叫阿米达和伊斯麦尼的两名女巫，她们住在一个由一群侏儒男巫守卫的小岛上，抓住了乌巴尔多的朋友纳尔多，乌巴尔多带领军队攻击小岛，驱逐了所有男巫，安徒生就是男巫中的一个，他同其他男巫成群结队地穿过舞台，假装逃进树林，最后巨石滚落，男巫倒地。安徒生过于投入，一头栽倒在石缝里，直到戏剧结束都没有起身。而观众反应平平，《阿米达》以失败告终，安徒生的首演就像投入泥沼的小石子，无声地被淹没，最后被遗忘。

后来，安徒生又接受了几个临时演员的工作，结果依然没有起色。当他进唱诗班做临时演员时，恰逢变声期，他唯一的任务就是站在台上充实合唱队伍，完全不用发声，只需随其他演员做几个整齐划一的动作。不得志只是唱诗班生活的一部分，让安徒生难过的是他人无端的嘲笑和戏弄。有一次表演时，安徒生嘴里被人塞满鼻烟，他除了向导演哭诉，别无他法。

在戏剧学院的日子，这样的嘲笑作弄如影随形。1820年秋天的一场演出结束后，安徒生被赶出舞台，演员约翰·丹尼尔·鲍尔握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舞台上高喊：“先生，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丹麦人民！”而那时台下空空如也，鲍尔的表情看似严肃，实则充满嘲讽，他看不起这个靠人资助的穷小子，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他觉得安徒生的演员梦简直是痴心妄想。这样的遭遇并非只发生在安徒生身上，事实上，那时正式演员同剧院学生之间的关系普遍十分紧张，年长的演员理所当然地使唤学生为他们做事，言辞刻薄，充满嘲讽，甚至会在辅导训练时对学生实施体罚。

1821年秋天，安徒生彻底离开了舞台，结束了学习舞蹈的日子。这不是最终的结局，安徒生的戏剧梦依然炙热地燃烧，旧的故事成为经历，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安徒生从费迪南德·林德格伦那儿获得了上课机会。第一次上课时，安徒生坦言自己对成为演员的渴望，林德格伦却不认同，他劝安徒生不妨考虑一下其他出路，因为他认为安徒生并不适合成为一个演员。安徒生感到震惊和失望，不能成为演员，他还能做什么呢？林德格伦建议安徒生去学习拉丁文。霍格-古尔德伯格教授帮安徒生安排了拉丁课，可没上多久，安徒生就腻烦了，枯燥的语言课对好动的安徒生来说是一种折磨，不出意外地他逃课了，后来，安徒生逃课去剧院表演木偶剧和写剧本的事被霍格-古尔德伯格得知，霍格-古尔德伯格十分恼火，安徒生可怜兮兮地去道歉，像他每一次向上层阶级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一样，企图再次获得霍格-古尔德伯格的同情，可他并没有买账，霍格-古尔德伯格严厉地批评了安徒生，让他分月拿走寄存的30枚银币，并表示以后不会再为他做任何事情。

1821年的严冬，安徒生变得孤苦无依，只能依靠借债度日。祸不单行，1822年春，皇家剧院学校将他拒之门外。至此，安徒生正经历着人生最寒冷的时期，寒风凛冽时，雨雪纷飞时，食不果腹时，他都从未如此伤心绝望，1822年的第一天，他偷偷登上剧院的舞台，大声祷告，希望自己的春天快点到来。事实上，他的春天已经不远，只要继续坚持，隆冬将近尾声。坚持是安徒生独闯哥本哈根以来支撑他走过艰辛之路的力量，他对梦想始终充满热忱，面对困难不曾动摇信念，这将是他最重要的钥匙，为他寻到贵人，打开通往春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