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与阶层地位认同（2004—2014）

范晓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地方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经济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并发展壮大。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私营经济真正迅速发展起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把“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宪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之一，该讲话精神后来被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中。200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5] 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9] 36号文件）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都对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统计表明，2002—2013年，全国私营企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如图1所示，2004年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为263.83万户（含分支机构，下同）, 2006年年底达到544.14万户，2010年突破800万大关，增加到845.52万户。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实有私营企业1253.86万户，比上年年底增加168.14万户，增长15.49%。其中，2002—2004年间，私营企业数年度平均增速超过20%，在经历了2005—2008年的增速放缓后，2009年后又开始加速上升，2013年的增幅回到15.49%的高位。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也在成长，学术界对此没有明显分歧。

纵观整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私营企业主毫无疑问是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的来源较为复杂，既有因为自己能力无法完全施展的国有部门职员，也有出于寻求稳定工作的城乡无业人员，还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经济收入、社会声望都较高的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如果说在私营企业发展初期，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社会群体可能占有较大的比例，那么2000年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主阶层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的各类精英、准精英再生产的过程。本研究认为，作为“老中产”主要构成的企业主群体，他们在创建私营企业之前所拥有的职业经历，不仅在微观上形塑着每个人的社会态度和行为，而且最终可能在宏观上影响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

一、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

改革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特征是“整体型社会聚合体”，主要是四个大的“社会聚合体”——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社会阶层内部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高度一致，但又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整个社会侧看是一个金字塔形，俯看好似一组同心圆，该阶段的社会结构较为“固化”，社会开放度偏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基本建立，旧体制出现松动，既有的一些体制精英开始大批“下海”，原来在市场打拼的体制外精英日渐成长，私营企业主阶层规模开始不断壮大。

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主，尤其经济精英的转化尤为明显，而普通民众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1993年、2000年和2002年三次私营企业调查曾经对私营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的最后职业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1993年的普通工人占比最高，为24.0%，但2002年该比例下降至4.8%；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占比从6.0%下降到3.3%，专业技术人员则从11.1%下降到6.7%，降幅几乎都接近50%；企业负责人占比从1993年的15.4%上升至2002年的55.4%，占到了最后职业的半壁江山，与之类似的个体户比例从8.8%增至15.2%。

然而，实际上，在创办私营企业之前，企业主很可能经历过不止一次职业变动，即所谓的职业流动。如表1所示，从来没有过职业流动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几乎都在10%以下，有过1～2次流动经历的占比在80%左右，而3次及以上的比例不超过10%。

虽然2004—2014年的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操作测量与先前（1993—2000年）有较大调整，缺乏直接的可比性，但还是可以对职业流动趋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图2呈现了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对私营企业主开办私营企业前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的6次私营企业调查。2004年的平均流动次数为1.34次，2008年略有下降，为1.14次，2014年又上升至1.41，呈现一个U形曲线。同时，流动次数的跨年度比较结果显示，年份越晚，职业流动越趋频繁，尤其是次数在4次及以上的比例最为明显，这也进一步表明私营企业主在创办私营企业前的职业流动有增加的趋势。

中国的职业流动，除了涉及与一般社会类似的职位、职级外，还与单位分割、体制区隔等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组织结构密不可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作单位仍然对中国社会分层有着重要影响，职工对工作单位依然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单位的地位紧密相关。到了21世纪初，单位作为资源控制和运用主体，其地位仍然比职业地位更显著，同类职业在不同单位类型其收入含量相异。由此，我们在考察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时，仅仅分析职位、职级变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单位制度纳入分析框架，讨论他们进入职场后的地位流动轨迹。针对2004—2014年间的6次私营企业调查相关问题的设计，我们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视作国有部门，外资、港澳台企业和其他私营企业作为非国有部门。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还对不同单位的具体职业做了简明的类型化：（1）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将职业分为三类：科级及以下干部、专业技术（包括教师）人员、县处级及以上干部；（2）在企业（既包括国有部门也包括非国有部门）中，职业被分为三类：一般工作人员（销售人员和其他职员工人）、中级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主要负责人；（3）在农村工作经历中，分为村干部和农民（包括外出打工者）。接下来，我们就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的基本类型和群际差异做深入的探讨。

二、职业流动存在明显的群际差异：出生队列与文化程度

在表2中，我们将私营企业主分为了5个出生队列：新中国成立前（1950年以前）、“50后”、“60后”、“70后”和“80后”，比较了不同部门的职业流动。一方面，在拥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人们中，科级及以下干部的占比相对稳定，在60%上下波动；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在“70后”队列中最高，为35.47%，而新中国成立前队列的比重最低；处级及以上干部比重随着出生时点的推移而下降。我们认为，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直接比较队列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将变化完全归因于世代效应，但是从趋势上看，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年轻队列中从党政机关的专业技术干部“变身”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要比年长队列高。而在国有集体企业有过工作经历的私营企业主中，担任过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担任过中层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随着出生时点的往后推移而上升，这一点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干部类似。

另一方面，对那些开办私营企业前在外资、港澳台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来说，曾经为主要负责人的比重从“解放前”队列的58.06%下降到“80后”的17.98%，该状况与私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比重非常相似。不过，对于那些担任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人而言，不同队列间的占比变化幅度比主要负责人比重要大（20.97%vs50.56%），并且高于私营企业中的相应变化幅度（20.50% vs 40.71%）。此外，销售人员及其他的比重在两种类型的非国有企业中差别不大。

下面我们来考察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在职业流动上的差异。如表3所示，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大学本科及以上者在干部地位的获得上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在国有集体企业中，大学本科及以上者在主要负责人、中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等职业上存在明显优势。另外，在非国有部门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在外资、港澳台企业中成为主要负责人、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比例偏高，私营企业中显得更为突出，该特征和国有集体企业基本一致。概言之，文化程度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在机关事业单位中显得不那么重要，而这很可能成为促使这些国有部门精英“下海”的重要推力。同时，较高文化程度的私营企业主，他们在企业中更可能拥有过较高的职业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职业流动经历将有助于他们后来的私营企业创建。

总体上看，2004—2014年，在创办目前的企业前，有着国有部门工作经历的私营企业主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见图3），从最高的68.07%（2006年）下降至2014年的34.26%。而离开非国有部门去创立私营企业的企业主却不断攀升，2014年比2004年高出近20个百分点。不过，跨部门流动的比例增长不明显，从9.1%上升至11.95%。

1．国有部门的职业流动：缺乏明显的流动壁垒

如前文所述，我们将国有部门分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考虑到国有集体企业与外资、港澳台企业、私营企业等都参与市场竞争，个体如果在国有集体企业有过就职经历，这对他们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有着正向影响，而且这些社会资本对后来创建自己的企业也非常重要。在表4中，我们按年份对2004—2014年间6次调查数据做了统计分析。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国有部门流动的可能性在2008年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在2004年，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流入国有集体企业的比例为14%, 2005年有一个骤增，但2008年后基本上在30%～40%波动。由于调查时点与职业流动时点并不完全一致，故严格来说，以上分析只能算是一种不太精准的趋势判断。

下面我们来考察国有部门内部具体职业之间的流动（见表5）。（1）对处级及以上干部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国有集体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除了2004年外，其他年份经历“处级及以上干部——主要负责人”流动的私营企业主占比都在7.5%以上，2010年达到了峰值，为9.27%。（2）科级及以下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主要负责人、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即经历向上的职业流动。2004年的调查表明，有34.09%的企业主曾经从科级及以下岗位成为销售员及其他人员，该比率从2010年开始就跌破10%，同时进入国有集体企业其他职业的占比在不断攀升。（3）专业技术人员更可能进入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岗位。2008年以后，专业技术干部成为主要负责人的比例开始低于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比例。总体来看，私营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所经历的国有部门职业流动，越来越趋向更合理的“人职匹配”，以向上流动或水平流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同为国有部门的不同单位，其作为资源控制和运作主体，缺乏明显的流动壁垒。对私营企业主而言，这种国有部门的流动，对其后来的私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影响不容低估。

2．非国有部门的职业流动：趋向均衡

表6是对非国有部门流动率的统计。结果显示，在2004年的调查中，有24%的企业主曾经从外资、港澳台企业流动至其他私营企业，2008年该比例降至14%，到了2014年又升高到48%。由此可见，在创立私营企业前，私营企业主在非国有部门内部的流动率呈现越来越频繁的职业流动。不过，与国有部门内部的职业流动相比，非国有部门的年平均流动率要略低一些。

除了以上的年度比较，我们还就非国有企业内部的职业流动做了相关的统计分析（见表7）。2004年，外资、港澳台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职业流动没有带来明显的地位变化，即水平流动；2008年，大多数人属于水平流动，还有20.83%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到了2010年，除了6.12%的人经历向下流动外，其余属于水平流动或向上流动；2012年和2014年的向上流动水平基本上与2010年相当，但是201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方向的人员分布更趋均衡。

3．跨部门职业流动：中高职业地位者优势增强

表8报告了私营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职业流动。总体而言，调查的年份越晚，跨部门流动的比例越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在四种跨部门职业流动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私营企业之间的职业流动水平最高，国有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流动次之，而国有集体企业与外资港澳台企业之间的流动水平最弱。由此可见，人们从国有部门流向其他私营企业，并最终创立自己的私营企业，是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外资、港澳台企业之间的职业流动（见表9）。2004年，在两类单位有过职业流动经历的私营企业主中，超过半数为技术干部和教师（58.06%），最少的是处级及以上干部，仅为4.3%，其中科级及以下干部成为企业负责人的比例为11.83%，技术干部和教师成为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占比分别高达32.26%和54.84%。跨年度比较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从2004年的58.06%下降到2014年的32.77%，科级及以下干部的占比从37.63%上升至55.46%，而处级及以上干部的比例在2008—2014年间始终处于波动的态势。相比较而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其他私营企业之间的职业流动，其特征和其余外资港澳台企业间的流动基本一致。

在国有集体企业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流动的比率从2004年的11.43%增加至30.06%，而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流动比率则从2004年的5.71%变至50.87%，当然两者在2008—2012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波动（见表10）。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历流动的销售人员及其他的比率呈现下降趋势。以上发现与私营企业的情况基本一致。

4．其他流动：乡村精英优势明显

许多经验研究发现，村干部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精英群体，其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都体现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极其重要的社会来源。图4显示出，2004年的调查中有13.34%的企业主曾经担任村干部，到2014年，该比率增至34.06%，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虽然调查无法判断担任村干部和在其他私营企业工作的先后关系，但该发现不能否认曾经拥有村干部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呈增长的趋势。

对拥有农村工作经历的私营企业主而言，如果还同时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2004年科级及以下占了55.73%，处级及以上仅为5.34%，其余的38.93%成为技术干部和教师，但村干部在进入党政机关的优势不显著；到了2008年，这三个比例分别为64.29%、3.57%和32.14%，之后变化不大，而且是否担任村干部并不影响其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任职。与之不同的是，除了2004年，村干部在和国有集体企业的职业流动中优势显著（p＜0.001）。

此外，具有外资、港澳台企业工作经历的人中，2004年村干部并没有表现出比农民更多的优势，超过半数（69.57%）的曾经在农村工作的人也从事过销售人员及其他等地位较低的工作，2008年只有11.11%的人从事类似工作。在2010—2014年的调查中，我们也基本未发现村干部在外资企业的职业流动中有显著优势。然而，在同时拥有农村工作和私营企业工作经历的企业主中，2004年村干部的优势也不明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从2010年开始，村干部与私企主管或中高管理层的流动显著高于普通农民（p＜0.001）。

近些年，越来越多曾经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人员选择创业，尤其在IT、金融等行业。在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中，私营企业主中没有人曾经在海外留学或工作。2008年调查表明，有1.54%的人有过相关职业经历，2010年下降至0.76%，而2012—2014年都为1.77%。所以，总体上看，“海归”型的私营企业主在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比重并不高。

三、作为职业流动后果的地位认同

地位认同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是“阶层意识”的重要维度之一。一般来说，人们在讨论私营企业主阶层时，更多指的是他们的客观社会地位，而主观层面的地位认同不仅是阶级形成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他们各种社会行动的关键因素。在本文中，沿袭通常的操作测量，我们将地位认同操作化为经济地位认同、社会地位认同和政治地位认同三个维度。

（一）三维度认同

图5报告了1993—2014年私营企业主对三维度地位认同的中位数。在经济地位认同上，1993—1995年都为4.5, 1997—2002年增加了0.2, 2004年以后，中位数维持在 [5.1, 5.5] 的水平，这表明企业主所认同的经济地位略有下降。在社会地位认同上，1993年为4.0，相比同年的经济地位认同和政治地位认同，其认同的地位是相对较高的，而后1997年增加到4.6, 2000年年初又有所下降，2004年之后也稳定在5.0，与经济地位认同水平一致，即两者完全重叠（见图5）。在政治地位上，1993年为4.6, 1997年增加了1.1, 2000—2004年稳定在5.0, 2006年后持续增加，2014年达到6.0。总体而言，均值比较表明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有上移的趋势。但是，囿于该统计指标的局限性，很可能掩盖了地位认同内在的异质性，为此下面我们将对地位认同重新类型化。

为了更为直观地比较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分布情况，我们将选择1～3级地位阶梯的界定为高，4～7级为中，8～10级为低。如表11所示，企业主认同经济地位为高的占比从1993年的29.30%下降到2014年的17.55%；认为经济地位属于中的占比从1993年的64.90%增加到69.74%；而低经济地位认同比率从1993年的5.70%增长到2014年的12.72%，几乎翻了一番。在社会地位认同和政治地位认同上，变化趋势与经济地位认同基本相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2003年为界，三维度地位认同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高地位认同下降、低地位认同上升，中层地位认同始终维持上升态势。总之，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呈现“趋中”特征，同时2002年以后地位认同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我们认为，这与该阶段国家层面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财产权等的日渐明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地位认同的不一致

有学者通过对1993—2002年私营企业调查问卷资料的分析，认为私营企业主对自己的三种地位的评价是显著相关的，虽然不同地位评价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那么，2002年之后，企业家的地位认同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又呈现什么趋势呢？为此，我们分别对经济地位认同、社会地位认同和政治地位认同两两相减，将得分 [1, 9]、0、[ -9, -1] 分别定义为“偏低”认同、“一致”认同和“偏高”认同，以比较企业家的认同偏差情况。

表12为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偏差的分布情况。对经济地位认同与社会地位认同的比较发现，“低经济高社会型”的占比在2004年为25.97%，到了2014年下降至19.34%，同时“高经济低社会型”占比从2004年的26.09%降到23.69%；与以上两类型形成反差的是“经济—社会一致型”在过去的十年中上升近10个百分点。经济地位认同与政治地位认同的比较显示，“经济低政治高型”占比与“经济低社会高型”相似，呈现下降趋势（从22.07%到14.85%），而“经济高政治低型”却从43.07%增加至46.48%，这表明经济地位认同与政治地位认同偏差有上升的趋势。此外，社会地位认同和政治地位认同之间的偏差趋势和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偏差基本一致。在图6中，我们比较了“经济—社会一致型”、“经济—政治一致型”和“社会—政治一致型”的变化趋势。从结果不难看出，“经济—社会一致型”的占比最高，“经济—政治一致型”最低，“社会—政治一致型”居中。总的来说，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的不一致性经历了2004—2012年的波动上升后，2014年又有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职业流动与地位认同

以上分别讨论了私营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的职业流动和当前的地位认同情况，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分析他们的职业流动轨迹对地位认同的影响。考虑到每次私营企业调查都会有一部分企业被追踪，故本文将分年度依次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13）。在模型设定上，我们控制了性别、年龄、党员身份、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学变量。

在经济地位认同方面，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集体企业的职业经历，对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认同影响不大，该变量系数仅在2006年通过统计检验；与此类似，在私营企业或外资、港澳台企业工作对经济地位认同的影响也不大。而同时拥有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经历的私营企业主，这种职业流动在2004年对其经济认同具有正向效应，但到了2014年，该效应变成了负向。在社会地位认同上，国有部门流动和非国有部门流动的影响力似乎要更强一些，分别有两个年度通过显著检验，而且方向皆为负；跨部门流动经历的影响要弱于其在经济地位认同上的效应，不过方向为正。在政治地位认同上，国有部门就业经历的影响力最强，2004年和2006年都为负向显著效应，到了2012年变为正效应；非国有部门流动在2012—2014年对政治地位认同具有负向作用。此外，跨部门流动在2010年对企业主的政治地位认同有着正向影响。总的来说，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在年度上并不稳健，不过非国有部门流动对其地位认同具有一致的负向效应，即在外资、港澳台企业或其他私营企业的工作经历并没有提高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如果将在国有部门流动的人们称为“体制精英”的话，那么这些在非市场部门“打拼”的则为“市场精英”。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市场精英型的私营企业主所认同的地位要比其他企业主要低。

表14考察了农村工作经历对企业家地位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担任村干部、农民或外出打工对其地位认同具有正向效应。具体来说，相对于没有农村工作经历的企业家，来自农村的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认同度更高，这种影响强于其他两个维度的地位认同。在理论层面，该经验说明，经历向上职业流动（从农民成为企业家）的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度更高。

四、结论与讨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交织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表现的现代化变革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之中，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就是中国社会双重变革的产物。2000年以后，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作用下，中国的企业主阶层在某些新兴领域得以迅速壮大，其职业流动和地位认同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企业主在创立私营企业前的职业流动频率在总体上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但是存在明显的体制差异。在国有部门中，从较高行政级别者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在不同年龄段没有很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国有集体企业中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在市场部门中，主要负责人的比例随着企业主的年龄上升下降的速度较快，而中低层人员的上升速度要高于国有部门的相应速度。此外，文化程度对机关事业单位中对职业流动的影响要远弱于其他部门。

（2）私营企业主在国有部门内部的职业流动缺乏明显的结构壁垒，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流动相对比较顺畅；在市场部门内部的职业流动中，外资、港澳台企业与其他私营企业的流动趋向均衡和多元；而跨部门职业流动中，中高地位者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村干部身份在创建私营企业过程中的精英优势地位呈现增长态势。

（3）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总体有下降的趋势，但中层认同相对稳定；在地位认同一致性方面，“经济—社会一致型”的占比最高，“经济—政治一致型”最低，“社会—政治一致型”居中，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轨迹。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市场精英型的私营企业主所认同的地位要比其他类型企业主低，拥有不同流动轨迹的企业主在地位认同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系统差异。

针对以上的发现，我们认为：（1）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私营企业家逐渐进入退休年龄，新生代企业家的职业流动越来越频繁和多元化，要充分意识到来自非国有部门的私营企业主在地位认同水平上偏低的现象。因为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从非国有部门成长为私营企业家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他们对私营企业家阶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参与和利益表达都将带来深刻的影响。（2）私营企业家的地位认同不一致问题反映了目前企业家阶层普遍存在的对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不足的某种表达，这为构建新常态下良性的政商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3）职业流动轨迹对企业家地位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来自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家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地位认同水平，那么这种差异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发挥作用？是不同部门的职业流动带来的社会资本差异所致，还是流动轨迹导致的企业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