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倘使没有意识，那么这个世界便不会充满了各色纷呈的现象。

★荣格

创造性力量很容易变成破坏性力量。这只取决于人们的道德人格：是用此力量做好事或做坏事。如果人们缺乏这种道德人格，则没有一种说教能够提供它或取而代之。

★荣格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被唤起的，就是那个久远的背景——古老的人类心理模式，它们源于遗传而非后天习得，我们从业已模糊的往日世代继承了它们。

★荣格

勒庞并不是将群体中的个人状态与催眠状态作单纯的比较，而是把群体中的个人状态解释为就是一种催眠状态。我们不想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只是希望强调如下事实：勒庞以上分析的致使个人在群体中发生性格变化的后两个原因（即感染性影响和被强化的暗示感受性）显然并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因为感染其实是暗示感受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弗洛伊德

这个神话持续了一千年，在这段时间内不仅无懈可击而且意义重大。可是这一切，都在11世纪时发生了变化，此时意识已经开始显露迹象。

★荣格

一、革命类型

说起“革命”一词时，我们马上会想到“政治变革”这个名词。从语意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革”和“命”两部分的因素组成了所谓的“革命”，按照它们的排列顺序，先要有“改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任命”。事实上，“革命”一词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因为质的改变而突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含表面上的改变，也包含那些内在的质的剧变。比如，某种信仰的骤然消失，某种思想观念的突然飞跃，某个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等。

意见和信仰是定位人类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在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理性、感性、情感及神秘主义等诸多因素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作用和效果。就像政权的更迭并不是革命的唯一结果，一场革命往往会演变成一种信仰的变革，然而驱动革命发生的动机常常是理性的：这个动机或许是试图反抗苛刻的暴政，改变现状；或许是对可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或许是想要反抗某个众叛亲离的君主，推翻君主专制的统治等，这些理由不胜枚举。

革命爆发的原因极可能是纯理性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大多数革命的起源中发现一定的规律性，但我们必须谨记，除非把理性的认识转化成感性的行动，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这些理性的因素并不会对大众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

理性逻辑或许能够制造出足够多的理论依据，并用这些依据来揭示暴政必然被推翻的道理，然而，如果试图用它左右和影响大众来对抗暴政，恐怕很难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原因在于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解等很多方面的素质都极其有限，革命领袖们的政治理念不可能被他们完全接受和认同。想要影响大众群体，就必须激起民众的认同感，并用具有煽动性的神秘主义因素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就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们用系统严谨的理性逻辑来抨击那些旧制度的弊端，并试图以此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而某些社团则利用神秘主义逻辑，快速地壮大他们的队伍，塑造人们的信仰；同时，情感逻辑将人们多个世代以来禁锢的热情释放出来，所以，当这两种逻辑遇到一起时，极端的放纵就产生了。这种集体逻辑左右着俱乐部、议会等组织和机构，并促使它们的成员采取行动，最终产生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造成的暴行。

纠结于革命产生的原因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除非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占据了大众的思维，否则它的结果不可能卓有成效。由于大众的独特心理，历史事件形成了特殊的形式，而相应的，大众运动也由此具备了共性特征。所以，我们只要描述和分析具体的一次革命运动，就能对其他的运动有一定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大众并不是一场革命的出发点，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革命的一种工具而已。他们是一种缺乏组织性的存在，假如没有人刻意地去左右或领导他们，他们就是徒劳的、无意义的存在。而一旦受到了某种正确性的刺激，他们很快就会响应这些刺激，甚至突破、超越原本的局限性——原本大众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历史学家或许会因为突发的政治革命而惊喜和震撼，但这样的革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行为方式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所以，单纯地变换政府名称恐怕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也不会重塑这个民族的灵魂。

那些能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可才称为真正的革命。但这样的革命往往进行得十分缓慢，以至于历史学家都无法确切指出这种“循序渐进”的革命状态始于何时，所以，与其将之称为“革命”，不如将其命名为“进化”或许更为贴切、准确。

因此，当我们试图进一步研究大多数革命的起源，并对它们进行分类时，我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列举的种种要素明显有些顾此失彼了。而如果单就革命对象这一因素来说，那么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三大类。

二、科学革命

这样说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这三种革命对象中最为重要的其实是科学革命。尽管人们很少去注意和重视科学革命，但它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政治革命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但我们确实应当把它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我们之所以把这样的革命称为“进化”，是因为它们进展得十分缓慢。但仍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不在此列，这类革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但它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称之为“革命”。达尔文的理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进化论就使整个生物界为之颠覆；又比如巴斯德[1]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在巴氏有生之年就带给了医学界革命性的变革；不得不提的还有物质裂变理论（the theory of the dissociation of matter），人们在此之前一直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但这个理论向人们表明了即使是永恒的原子也同样遵循着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科学革命发生在观念领域，都是纯粹知识性的革命，通常来说，这无关于人们的情感和信仰，也无法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革命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遵守它们。

三、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在下面的内容里，让我们来谈一谈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类革命从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及对人类长远意义上的作用来看，与科学革命相去甚远，而且其起源也不同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唯一起源是理性因素，而理性对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几乎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

如果说理性是科学革命的起源，那非理性因素就是控制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关键所在，无论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如何，它们都构成了一种细微精妙的无意识信仰行为，理性对这两种信仰不具备任何影响力；不仅如此，信仰的强烈程度使它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阻挡。人们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或蛊惑，就会发自内心地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随时做好为信仰牺牲自己利益、幸福乃至生命的准备。至于他所信仰的东西是否荒谬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对信徒来说，信仰是不容置疑的存在，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信徒们对它极尽狂热并顶礼膜拜。正是由于人们坚定不移地认同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才使它获得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彻底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思维。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使这种力量逐渐消退。

正是因为人们把信仰视为绝对真理，才使信仰变得不够宽容。而这一不宽容的特性通常就是暴力、仇恨、迫害等诸多因素的导火索，而这些因素往往又是重大政治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或派生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

强烈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常常与信仰相伴相生，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透彻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特别的阶段。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缺乏宽容，无法调和，有时甚至彼此敌对或仇视，究其根由，其实就在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对情感发挥作用而外显出来的力量。

我们如果忽视了信仰的情感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忽视了信仰必然存在的不宽容性，忽视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忽视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对人类的情感所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那么，我们无法透彻理解大革命的某些历史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信一些历史学家们会觉得上述这些概念过于新奇，这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他们仍会继续尝试通过理性逻辑来阐释那些明显与理性不相关的各种现象。

宗教改革覆盖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法国历史，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本身并不是由理性来决定的。但是，直至新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依然运用理性逻辑来对其加以诠释。例如，在《通史》这一部由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作的著述中，我们就能读到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自发式的遍及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人们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来参与和推动这场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单个的人类个体是可以拥有虔敬的道德心、大胆的怀疑精神和缜密的推理能力的。

这些历史学家的论断是不是不可撼动的呢？其实他们的论点很容易就能推翻：首先，这类运动绝不可能由人们自动发起；其次，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正是政治和宗教信仰能取得成功并撼动世界的关键所在，理性因素塑造不了它们，更不可能引导和控制它们。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拥有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相同的法则——非理性的力量是它们得以发生和形成的重要依靠。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抑或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许多看似截然不同的思想形式，事实上具备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基础，并遵循着相同的无关乎理性的逻辑方式。

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可能是引发政治革命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这些原因最终可以用“不满”一词来表达。一旦“不满”开始普遍化，民众的怨愤情绪不断攀升，就会形成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强大到甚至可以与当时的政府相抗衡。

如果“不满”的强大作用要得以发挥，就必须有长时期的酝酿和积累的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一场革命常常外显为一系列不间断的现象，其间，它的演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而不是在某一阶段结束，在另一阶段再继续。然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当代的革命都是在一时间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在瞬间就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如巴西、土耳其、葡萄牙及中国的革命，都是这样的情形。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那些异常保守的民族，他们对激烈的革命往往情有独钟。追根溯源，我们发现正是“保守”这一特性决定了这一事实，正是因为保守，他们才接受不了缓慢的进化过程，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逐渐变化，一旦发生矛盾并且矛盾加深时，他们往往倾向于猝变，而这种骤然的进化往往最终就会演变成一场革命。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适应了渐进式的、缓慢演化的民族，也无法完全避免革命的发生。例如，在英国，上层统治者致力于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力和无上权威，而底层民众则试图通过代表这一媒介来实现个人在政治上的自主和解放。这场斗争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直至1688年，才最终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做了一个了结。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大革命的导火索都是由上层人士引燃的民众。然而，底层民众一旦摆脱了政治和精神上的束缚和枷锁，革命的威力就完全属于民众了。

军队在一场革命中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得到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可能发生。正如王权在法国的丧失并不是始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时，事实上，早在国王的军队不再向他臣服，并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不复存在了。

正是精神传播的方式使军队逐渐产生了叛逆之心，并逐渐对现有秩序的存亡越发淡漠。所以，虽然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随着土耳其少数军官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土耳其政府时，希腊的军官也受其感染，密谋效仿土耳其，改组希腊政权。

军事武装行动或许确实能推翻执政当局，摆脱旧有秩序的压迫。例如，那些发生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共和国国家政府的覆灭，几乎都是军事政变造成的。但是如果这个革命想要取得某种重大的成就并获得长久的胜利果实，那它就一定要依赖于民众对旧政府的普遍不满情绪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普遍愿望。

进一步说仅仅是小范围的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除非民众拥有普遍而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对新的政治生活已迫不及待，这样才足以促使革命的发生。纠结一帮人劫掠、破坏和屠杀并非难事，但要动员起整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进行革命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则必须要求革命领导人具有顽强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的决心及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过程中他们会夸大这种不满情绪，向愤愤不平的民众灌输仇恨思想，向民众宣讲当前的政府正是所有苦难、罪恶，特别是长期贫困的唯一根源。同时，也要让民众确信一点：革命所追求的新制度将造就幸福的时代，民众将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在旧制度下无法享受的权利。这些思想通过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得以萌发、展开、传播，等到时机成熟，革命就瓜熟蒂落了。

通过上述方式完成的革命包括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只是后者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前期工作，而前者则费尽周折，经过了很长的酝酿时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军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则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物质权力。基督教最初的信徒基本都是下等人、穷人或奴隶，这个群体虽然满怀热情，希望今生的悲惨遭遇能换得来世的幸福生活，但他们的思想非常混沌，根本无从知晓怎样才能改善目前的生活状态。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世人证明，教义正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播途径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的。然而，一些下层民众的意志和利益必然会涵盖在新的教义之中，这些意志和利益甚至可能与上层阶级的背道而驰，因此，君主和当政者们就必须加以仔细斟酌和考虑。所以，在君主认可新的宗教信徒如此之多足以堪当国教之前，必然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

四、政治革命的结局

在取得胜利后，一个政党在建立新秩序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来重组社会。至于这个团体会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取决于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获胜的党派正是因为得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阶级力量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的，所以，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教士的利益也就理所当然地会被优先考量，并对新的法律和制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如果一场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是纯粹通过暴力斗争来取得胜利的，那么，旧的法律、制度将被胜利者彻底推翻，而那些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们则将受到迫害、流放，甚至被消灭。

除了保护己方的物质利益之外，获胜的党派还要捍卫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进行迫害时，就会将暴力发挥到极致，对敌对势力没有丝毫怜悯和同情。这也是西班牙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以火刑来对付异教徒、国民公会推行严刑酷法及法国实施禁止宗教集会政策的重要原因。

胜利者有时会因为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实行一些现在看来极为荒谬的措施，如国民公会就一度颁布法令用纸币替代金币，严格对商品实行限价等。没过多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措施上遇到了阻力，人们纷纷对它进行诘难，法令也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在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时，它几乎已经到了被世人所唾弃的程度。同样的事情在这之前也发生过；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内阁，颁布了极为荒谬的法律，所有的条款几乎都是为了给予工会特权，可想而知，这项法律引起了其他群体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结果在掌权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内阁就被推翻了。

然而，上面提到的情况其实都属于特例，大多数革命事实上都会以一个执掌大权的新领袖的确立而结束。这个新领袖深知，要想长久地享受革命的成果，维持他的绝对统治力，首先考虑的不应该只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兼顾各方，维持平衡。出于这种目的，他必须斡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调和折中，如此便不会受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威胁。假如使某个阶级势力异常强大，那就是在削弱领袖自己的权威，但当权者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最无可置疑的一条定律。历代法国的国王无疑都深谙此道，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巩固自己的王权，必须励精图治，很多时候不得不让步于下层人士，他们不但要抵制贵族的权力侵蚀，还要削弱教士的势力。唯有如此，他们才避免了德意志皇帝在中世纪经历的不幸命运的重演，就像亨利四世，不仅被教皇革出了教门，声名狼藉，最终迫不得已还要前往卡诺萨去觐见教皇，恭敬地乞求得到他的宽恕。

在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法则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印证。例如，在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就曾一手遮天并显赫一时，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皇帝必须完全依靠他的兵士，因为军事集团的意愿完全决定了他的存亡废立。

这样看来，对法国而言，长期以来由一个几乎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或许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君主会因此而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并以此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而这样的权威使得他拥有了钳制封建贵族、教士甚至议会的实力。如果16世纪末的波兰也拥有一个类似的既具有绝对权力又受人爱戴的君主，那么，它就不致日渐衰微，最终消失在欧洲的地图上。

我们在这一章中已经阐述了政治革命有可能伴随的重大社会变革。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与宗教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相比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