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齐家有道，平天下自齐家始(1)
光大祖传“八宝饭”
曾家是中国古代家庭的典型。曾国藩既承继了他祖父、母亲坚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父亲拙诚、忠孝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崛起堪称典型。他们认为，耕是吃饭的本事，读是获取功名的根本，世代不忘耕读之本。曾家的家规至少到曾玉屏时已具雏形。他创立的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祀、敦亲睦邻。
曾国藩为人处世、秉性风格与他的家庭根基和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对祖父曾玉屏创立的家规，曾国藩归结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就是读书。旧时代的中国家庭，不管境况如何，都一定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大多张贴这样一副对联：
把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农业社会的真实反映就是耕读文化。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一切作为都始于家庭。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就是耕读。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之句，如早年诗作“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即是耕读生活的写照。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这并不是为了安慰家人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一个社会现实。在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非常落后，更何况曾家处于山区，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可谓无所求于他人。
鱼：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旺。
猪：生猪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更可想几百年前的农村了。早在清前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每年腊冬之月，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太阳同起落。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颇合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在农业社会里，本来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但早起却是勤劳的象征。
扫：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人的生命几乎是依赖于自然的。为了减少疾病，讲究清洁干净就很重要。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清扫，以示万象更始，一个新的年轮开始。
考：就是祭祀。曾国藩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这其中，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对祖先的敬祀既是习惯，又是潜意识的一种心理行为。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淳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息息相关，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居家的法宝。他还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自己力量之所为，“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这虽有歌颂之嫌，但一个人威信的建立往往是由近及远的。
这八件事，家里无论老幼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家庭成员禁绝疏远六种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氏的家庭教育、“八字家诀”，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家教家规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他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时刻用祖父的家诀教育子孙，要求属下。直到自己的兄弟成了地方大吏，仍旧要求曾氏子弟媳侄勤俭持家，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虽然有穿不尽的官服朝靴，但日常穿戴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衣、做鞋，以此要求子女、考查自家女儿和媳妇的女红。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时（曾国荃也成了浙江巡抚），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祖宗家法，牢记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不能丢“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功夫”。
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时常记述祖父组织的“耕织家庭”，认为那时家里虽贫苦些，但却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家庭成员间的友谊和敬爱。他说：这个家庭给他的是礼义廉耻，给他的是勤俭质朴，给他的是孝悌尊友，给他的是忠君爱国。
除“八宝”外，曾玉屏还给后人留下了“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自古楚地多巫祝。在农村信巫术之风很盛，这些“把戏”大多是愚弄没有知识的人，混一口饭吃。但这个“职业”坑害了无数人家。因此，走南闯北的曾玉屏告诫家人不可信医药、僧巫和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专治怪病的“游医”。僧巫即是巫婆、道士和尚之类。在曾玉屏看来，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地仙即是风水先生之类。
曾氏数代都克勤克俭，因而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他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一文，尚余九十九文，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尤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作为六世孙的曾国藩，对于祖上的元吉公“行事不尽悉”，只好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传闻”记述下来。在铭文中有这样几行字，确实道出了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龟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
蓰茏（xǐlóng）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几年之后，过继给曾骥云的曾国华生有一子，对叔父喜得长孙，曾国藩说，“叔父近年于占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造新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留下的家法并不多。大概是属于身教多于言传的一类。但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述及的，每当曾国藩在面临大的抉择时，曾麟书都能及时督导，不但使曾国藩兄弟们受益良多，而且连左宗棠等人对曾国藩之父都敬佩不已。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的上谕中也几次提及曾麟书，并称赞曾氏“一门忠义”。
晚年的曾麟书命长子曾国藩书写的一句联语，颇能代表他的希望和寄托：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麟书在曾氏家族史上，堪称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良好家风传承下来，他把自己乃至曾氏家族的抱负交付给了下一代。这是另一种传承。曾国藩兄弟们能接好这个传承吗？
总之，正是湖南湘乡秀美的山水，曾家勤俭而严正的教育，加之封建的国度，偏僻的山村，传统而落后的文化习俗，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的性格，造就了这个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和屠杀农民起义的“曾屠户”，一个令世代评说、争议不休的历史人物。
勤俭治家，树家风之先
作为晚清朝廷寄予厚望的重臣，曾国藩统领湘军，辅佐国政，发扬湖湘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之誉。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指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会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子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他敦促家人坚持每日工作，并多次为全家人拟定严格的工作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难能可贵的是，处于清末社会的曾国藩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比如他就明明白白地对子女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他的学生李鸿章解释自己的苦心：“儿女有出息，给钱有何用？儿女没出息，给钱又有何用？”
齐家是平天下第一要义
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他写道：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家庭和睦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裔，独待者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占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认为欲“和”则必“孝”“友”，并且将“孝”“友”这两个原则细化到日常的做事中。关于“孝”，曾国藩还讲道：凡子之孝父母，必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犊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能像曾国藩所说的这样去做的，家庭关系必然和睦，这是处理家庭事务的根本原则。当然，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