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1)
冷战开始时，日本一片废墟，冷战结束后，日本又是一片繁荣。地少人多，灾害频发，先天条件如此之差的日本在短短五十年内，便如此大起大落，日本战败后，忍耐精明、善于学习和创新，在困难时不忘远大的志向，在吉田茂、田中角荣时代成为日本的财富之源。但当日本在中曾根时代开始重新定位自己时，日本命运的怪圈又重新出现了，小泉纯一郎时代是日本第二次命运循环的开始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本，是对东亚秩序主导地位的争夺者，也是对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影响者。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成为美国占领下对抗苏联和遏制苏联的桥头堡，成为一个冷战的受益者。为什么日本能够在强势时走向失败，而在逆境中又能走向成功？当今的日本能否摆脱这个历史怪圈？这些疑问的答案，不仅存在于国际战略格局演变中，存在于日本如何利用大国博弈中，更存在于日本根植于内心的战略心态中。日本民族勤劳、富于忍耐的精神，在一个先天不足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内心难以培育民族优势感，始终是以一个抗争者的心态来支配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但当它走向失败时，又是以服从者的心态支配自己。当今，当日本处于新的历史拐点时，其走向如何取决于在抗争者和服从者之间寻求平衡吗？还是摈弃抗争者和服从者的心态，走向一个真正的大国心态。
吉田茂时代：战败后的重生
世界上总是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民族命运的转折与起伏，有时战胜国反而会陷入困境，而战败国却获得了更大满足，并且利用自己的弱者地位处处掣肘战胜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如此，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亦是如此。冷战时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可能在美苏两大阵营中左右逢源。因此，日本必须在使美国感到美日同盟坚如磐石的基础上，主动加入国际社会，争取有限的行动自由和自主空间。这是决定日本能否在战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基础。也许正是在这个阵线分明的状态下，使日本不仅展现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的优点，而且日本民族性格中那些精明忍耐、善于学习的优点也得以显现。
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之初，日本的命运开始受到美国、苏联、中国的共同影响。如果没有冷战，那么日本便可能处于三个大国的共同主宰之下。然而，冷战爆发使美国必须加强对日本的控制与改造，使日本成为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有力支撑。新中国加入了苏联阵营而脱离了与日本的接触，中国台湾因为国民党战败，更是与日本共同成为美国在冷战的全球部署中的重要棋子。因为早在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时，美国便已经认识到“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1]。
当美国开始改造日本时，实质上使日本面临着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重生的重大机遇。明治维新使日本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文化，使日本利用了近代中国的衰落和欧美大国的重重矛盾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使日本走上黩武战略，这其中的根源有三个：
一是外部条件。从近代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几百年间，国际社会信奉弱肉强食，军力竞赛和武力解决矛盾是所有强国的首选，全球战略格局的形成将所有大国都卷入矛盾的漩涡当中。日本成为强国之后，自然不可能用东方传统的“仁义道德”与西方国家保持“和为贵”。日本先后与英国有过三次结盟，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其实不是日本加入到西方社会，而是日本利用西方欧美大国的矛盾从中渔利的权宜之计。日本从未认为自己能与西方大国和平相处，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当中。
二是内部条件。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明治维新，并于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几千年来在自己面前总是傲为人师的中国，再于1904年打败了西方强国俄罗斯。在短短不到四十年间，日本由一个饱受西方羞辱和近邻蔑视的人见人欺的弱者变成了强者。于是在整个民族心态上，出现了褊狭的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中的弱点被误认为是导致自己强大的精神财富。褊狭的民族自豪感和在当时因为地少物稀带来的危机感，变异为日本总是处于武力解决争端的极端立场。
三是近邻中国。中国自近代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在生死边缘与变革图强两条路径上徘徊。地区中的最强国没有稳定的战略立场，自然会导致地区秩序处于动荡与风险当中，东亚地区便是如此。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始终在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压力下左支右绌、闪躲腾挪，而且历经晚清的戊戌变法、宪政改革，又历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与内战，根本无力来推动东亚地区稳定的秩序，这使日本产生了企图称霸的觊觎之心。中国的贫弱成为日本盲动与嚣张的诱因。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美国的改造，上面这三个条件无一存在。日本在经历过生死边缘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又面临着第二次重生的机遇。
首先，冷战开启，美国成为西欧国家盟主，而且西方国家相对于中苏社会主义阵营，拥有更加发达的经济与科技。当美国需要日本和西欧共同对抗中、苏时，日本已经无须考虑西方国家给日本带来的战略压力。日本不仅可以尽享强大的美国的保护，而且还可以利用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团结诉求，更加便捷地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与世界上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和平相处。这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巨祸之后的巨福。如果没有冷战，美、苏、中共同主宰日本，日本能否尽享西方国际社会团结和共同复兴之机遇，实属疑问。
其次，日本政体得到美国改造，是日本战后最大的红利。日本内部政治制度虽然保留天皇，但却真正实现了君主立宪政体。政府不再对天皇极权负责，而只是对国民负责。日本除保留天皇这一国家象征外，几乎全盘按照西方制度建立了国体，尤其是和平宪法颁布后，日本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辩论，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国家命运被少数极端分子把持的局面。日本政府首脑需要经过公开选举产生，日本没有、也不允许拥有军队，也就可以专心于经济、科技、教育等国内的基础建设。日本通过享有几乎没有安全威胁的外部环境，而使自身严谨细致、勤劳、善于学习与创新的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次，美国在苏联和中国均需要日本的情况下排斥它们对日本产生影响。苏联需要日本，不仅是想利用日本缓和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也想通过发展日苏关系来分化美日同盟的压力。内战后的新中国需要利用日本来获取国际认可，而中国台湾又与日本属于同一阵营。中苏结盟使中国专注于国内问题，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诸多企业获得大量军用订单而开始重新繁荣。日本的战败使日本必须进行自我变革，而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和冷战的开始，使日本可以在远离漩涡的情况下，在美国的羽翼下开始真正的“韬光养晦”。
既然日本仰美国鼻息，那么就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在冷战格局下，美国最需要的外部援助是帮助其遏制苏联和中国，而吉田茂的个人政治取向又与美国的要求相契合。他在1949年的自由党大会上宣称日本“将高举反共、民主主义的大旗，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追求人类的幸福，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完成复兴国家的任务”[2]。这一表态，无疑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立场的反映，而且极为明确地表示日本要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这成为美国对日本进行“宽大”处理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日本赔偿问题中，美国确立了惩罚性的“拆迁赔偿”原则，即“日本保存在其领土外的所有财产，应该按照有关盟国当局的决定移交，除维持和平的日本经济以及对占领军的供应所必需的物资和设备外其余一律拆迁”[3]。实际上，这对已经崩溃的日本经济并无影响。
日本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美国的首肯，同样也会得到美国的帮助。有人统计过，吉田茂会晤麦克阿瑟总计有75次，每次均由吉田茂首先提出；吉田茂任首相的五年内，每周至少有两次通信。日本当然不仅是因为战败的自卑而处处仰仗美国，而更是主动利用美国，获得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军事占领都最终使占领国如疲牛拉车。军事占领不仅意味着占领国承担着被占领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之责，甚至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帮助它来发展经济和理顺政治关系，而且还容易导致占领国军政人员与被占领国普通民众的对立情绪。这个难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加之朝鲜战争给美国造成的压力，使美国日益感到美日之间需要重新界定外交关系。作为日本而言，对于美国的军事占领，既需要美国来抚平战争创伤，也有心理上的无奈和压力。吉田茂担心，美国军事占领使日本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而且日益丧失自主的国民精神状态，甚至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基于这样的互动，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设想便浮出水面，“《旧金山和约》”[4]就此出台。
吉田茂认为《旧金山和约》是公正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宽大的和约”[5]。旧金山会议召开背景无疑对日本是有利的。朝鲜战争在使美国日益感到中国志愿军的压力时，在政治上也导致冷战加剧。美国期望日本不仅是对抗苏联和中国的重要防线，而且还应当是美国进入欧亚大陆东端的重要桥头堡。如果日本的立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出现哪怕一些微小的波动，都会影响冷战双方的心理反应。日本在美国冷战力量体系中的位置突然间增大，可能令日本决策者都出乎意料。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避免了被美国宰割的险境，而且在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台湾海峡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使得日本的战略地位得以提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需要对日本有些类似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扶德抑法的做法。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改变世界性的地缘政治斗争规律，而且欧洲的“陋习”向东转移到了亚洲。
吉田茂就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史特莱斯曼，利用战胜国的弱点来增强对它们的影响力，从而减少战败后的损失，甚至为战败复兴创造机遇。《旧金山和约》使日本作为战败者，既避免了德国式的分裂，也避免了像意大利那样承担过多的战争偿付。当然，美国轻而易举地在日本取得驻军权利，在保护日本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日本的控制。
日本不可能不把国家安全交给美国。从根本的战略力量对比看，如果日本要自己承担国家安全责任，即使是很少一部分的国家安全责任，都容易出现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战后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承担国家安全责任将会拖延日本复兴经济；二是承担国家安全责任使自己的对外行动处处受制于美国，而且使美国又多了介入日本处理发展经济与军事问题的支点。最重要的是苏联和中国因为朝鲜战争也不可能跨过海洋来干涉日本。日本将自身安全完全交给美国，对于日本是无奈之下的明智。
日本通过美国的保护，而且有正当的理由（如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和经济实力有限、男性人口数量不足等），避免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军备当中，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等基础性建设。所以，日本正如吉田茂婉拒美国希望日本重建军备的要求时所说：“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决定兵力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负荷过重，它就会累垮。”[6]
应当说，美日同盟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是双赢，而不是一赢一输，意义更为深远的是，美国与日本以这种形式媾和，开启了一个战胜国处理战败国的新模式，这个模式在历史上从未出现，却在美国与日本之间出现了。这说明，三十年战争确立的主权平等独立原则已经开始真正实现，即使它没有改变实力地位差异导致的强弱之势。在欧洲近代史上，不断出现战争兼并和领土鲸吞，胜利者要求失败者割让领土甚至吞并之、大国吞并小国的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这对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居然没有出现领土吞并与转让。不得不说，这是国家关系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
一个战败者，并没有完全牺牲主权，甚至居然还有所收益，这似乎是命运对日本的垂青。其实，即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输掉太平洋战争，仍然控制着太平洋西部和中国东部，也不可能在战争之后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对于日本的保护和控制、利用，对于日本而言是战败后的意外。然而，日本的转变却是因为犯下巨大的战争和战略错误而出现的“祸福相依”，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战略自觉，所以必然以丧失主权和长期的行动自主权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