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光辉的路

201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的90周年华诞。而90前的中国正处在苦难深重的泥淖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取得了国家的独立，人们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国。经过90年的风风雨雨，走过90年的光辉历程，取得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如今繁荣昌盛的中国。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上下求索，艰难追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对付西方侵略者的主张，对内则提出振奋民气、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但是，他们学习西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野的认同，对内改革也未得到响应。

洪秀全等人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前期以《天朝田亩制度》为追求，努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农民阶级所构建的空想社会主义除了能激发贫苦农民投身起义造反外，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后期洪秀全还支持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纲领的《资政新篇》，但并没有也无力付诸实施。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经历，都使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震慑。于是，他们“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求富”相标榜，先后办起了一些军工和民用企业，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宗旨，是想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个“用”，来维护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制度这个“体”。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以英国为标准，效法日、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清廷皇族责任内阁的建立，表明它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

与立宪派同时代诞生的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在这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下，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这些历史事实说明，近代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都无法承担起民族振兴的重任。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些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尤其是专制文化的复辟，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启蒙运动来挽救中华民族，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也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劳农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苏维埃政权对中国友好的外交姿态，都吸引了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的关注，也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李大钊在1918年就开始介绍和评价十月革命，并由此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为中共的诞生奠立了理论基础。

一、“五四”运动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规定战败的德国应将在中国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们群情激昂，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随后，“五四”风潮迅速波及全国。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旋即各地工人、商人等起而响应。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最终阻止了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工人罢工响应学生运动，迫于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同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国内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而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

党的一大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很弱小，会议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当时中国的革命前途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让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沉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的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提供了可能性。

党的一大以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罢工斗争蓬勃兴起。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

二、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2年初，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及种族歧视，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与白人海员同工不同酬，工资待遇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还常遭受凌辱、打骂及克扣工资，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

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无理拒绝后，香港中国海员忍无可忍，在海员工会联合总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举行大罢工。短短一个星期内，罢工规模迅速扩大，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广州各工会给了香港海员以积极的支持和协助。从1月底开始，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罢工极为关注，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做返回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为支援海员斗争，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工总人数一度达10万人，香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港英当局采取离间、恫吓、威胁手段对待罢工海员，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出武装军警实行戒严，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从而更加激起了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3月4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返回广州，港英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扫射，当即打死6人，打伤一批工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分别增加工资；实行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减少工头的中间盘剥；抚恤“沙田惨案”死者家属，赔偿伤者医药费；恢复被取缔的工会，释放被捕工人等。

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广州10余万工人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此次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9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国共合作

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紧迫的课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后，党加快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同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洽国共合作事宜。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为执行这一决议，2月初马林第三次来华。此时，中国北方发生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给中共自身带来诸多困难，形势十分不利。同年5月，共产国际虽然又作出了《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7月18日中共中央才收到这个指示。因此这个指示要点，未能在中共三大得到贯彻。

为了在全党确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谭平山、向警予、邓中夏、王荷波、何孟雄、邓培、徐梅坤、罗章龙、项英、孙云鹏、林育南、王仲一、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李汉俊、王用章、王俊、冯菊坡、张连光、朱少连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这些代表分别来自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州、山东、浙江、满洲（即东三省）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的代表；还有安源、长辛店、唐山、浦口等地工会组织的代表。代表全国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这些代表有的是经过推举，有的是由中央和各区委指派的，大都是各地区区委书记和工会运动的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正式开幕以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的草案，并对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会开幕后，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最后检讨了中央和各地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陈独秀报告后，各地区委员会的代表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陈独秀作了《中国时局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报告。马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

大会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作了“二七”惨案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张国焘作了关于铁路工会情况的报告。会上还散发了刚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小册子。大会在讨论“二七”罢工问题时，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损失太大，是打了败仗，得不偿失。但多数人认为，“二七”罢工虽然遭受了一些损失，可是意义重大，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

大会在讨论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联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大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代表的，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毛泽东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的，强调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官僚的党，加入去只有使党腐化。”全体加入国民党，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就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主张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担心加入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等于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蔡和森甚至设想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马林认为，保留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削弱国民革命势力，主张“职工运动都应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大会经过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了明确的统一的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大会根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8个决议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分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议决案还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地位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还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大会最后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1923年9月以后王荷波接替谭平山入中央局）5人组成。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1923年9月以后兼任秘书）。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决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一策略方针的确立，使党能够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次大会，在批判党内“左”倾错误的同时，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右”倾错误已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