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意外的流亡——让他奋发图强
范旭东人生的前三十年，大多数时候是在困苦中度过的。他幼年丧父，往往要靠救济度日；后又流亡日本，旅日十余载。尽管艰辛，但是也并非总是不幸。幼年虽然丧父，但是范母勤劳贤良，通情达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心中对儿子虽有百般不舍，却依旧支持儿子远赴日本求学。其兄范源濂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对自己的幼弟给予极大帮助。
范氏孤儿
1883年10月24日（光绪九年，癸未，九月二十四日），范旭东在湖南长沙东乡诞生。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锐，字旭东。
对于弱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入主中原已有两百余年的大清国，此时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洋人的坚船利炮屡次轰开大清的国门，昔日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不得不和来自西方的列强，甚至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就连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被人付之一炬。面对满清的昏庸，洪秀全毅然举起了反清大旗，战火燃至十余个省，大清动用各路大军连续十余年的剿杀才予以平定。
在这样一个年代，普通人不但需要承担不断增长的税赋，随时还要面临可能降临的死亡，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
范旭东降生时，范家原是小康之家。范旭东的祖父曾经在直隶省大兴县任县令，此大兴县即今天的北京市大兴区，此地紧邻京师，元明清三代为“天下首邑”。范氏祖父任职大兴县期间，大清国已开始由盛而衰，此时贪污腐败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范氏祖父却坚持出淤泥而不染，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始终与民秋毫无犯。而正是这样一个清廉的官员，在贪腐成风的时代，毫无疑问就成了官场的异类。在上级眼中，官不爱财，就没有能够约束他的手段，不能约束他，那么他就随时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于是对于这样一个不贪的官员，上级处处提防，时时留心，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范氏祖父自然也看透了官场的污秽，晚年便辞官归隐，在青山绿水中安度余生。
范旭东的父亲名范琛，以教书为业。范父天生体弱，却并没有因为体质差而忽略在学问上的修为。范父好学不倦，在教书授业的同时不断求取新知。范旭东年幼时范父便对其进行启蒙教育，教授《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
范家育有三子，范旭东最幼。在范旭东之上还有一兄一姊。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长范旭东8岁。范旭东降生时，范源濂在其父的教导下，学业已经完成启蒙，进了私塾开始进一步学习，13岁就考中了秀才。在范旭东年幼时，范源濂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范旭东的姐姐极为不幸，未婚而卒。
范母谢氏贤良淑德，继承了中国妇女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仅善于持家，思想也较为开明，支持自己的子女多读书。为了孩子的学业，甚至不惜让两个儿子漂泊海外。
这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代同堂、衣食无忧。然而，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幸福无疑是一种短暂的奢侈。
1889年，范旭东七岁。这一年光绪皇帝“亲政”，把持朝政数十载的慈禧老佛爷不再垂帘听政，要把权力还给皇帝。然而，皇帝亲政却没有给范家以及天下苍生带来任何惊喜，反而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
就在皇帝亲政的这一年，湖南大旱。范家所在的长沙一带江河湖泊干涸，土地龟裂，禾苗枯死，全年几乎颗粒无收。面对如此大旱，官员为了讨好刚刚亲政的皇帝居然隐瞒不报，各地奏折纷纷粉饰太平，吹嘘丰产。可怜千千万万的灾民，生活本已难以为继，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税赋。下乡收粮的官吏丝毫不顾百姓死活，依旧大肆搜刮。转瞬间断粮者不计其数，即使如范家这般小康之家也无力应对这样的天灾人祸，断了口粮。
很快，旱灾所及之地饿殍遍野，范氏祖父、父亲在饥荒中撒手人寰。范家一夜间一落千丈，一贫如洗。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范母谢氏在既无遗产继承又无亲友可依的情况下，顽强地养育着自己的几个孩子。然而，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女人能做的终究是有限，不得已范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投靠了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保节堂是封建时代专门用来收留贫苦贞洁妇女的。那时社会上要求女人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种极其苛刻的道德观的束缚下，许多丧夫后无依靠的妇女选择投奔保节堂。
在保节堂的日子也并不轻松，范旭东一家依旧食不果腹。为了养育自己的孩子，范母拼命劳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替别人做针线活，没有一丝闲暇。尽管如此艰辛，收入依然微薄。此时范旭东的兄长范源濂已经十五六岁，有了一些劳动的能力，也能外出打些零工帮助母亲补贴家用。
范母带着两个孩子虽然过得异常艰辛，但是她始终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业。白天范母让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跟随舅舅读书，到了晚上又把范源濂叫到跟前亲自督促他学习。范旭东则跟着姑姑读书认字。
在范母的严格要求下，原本就聪慧机敏的范氏二子学业进步神速。范源濂不到二十岁就学有所成，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他很早便外出授课，补贴家用。兄长范源濂有了稳定的收入以后，范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姑母的帮助下，范旭东拜师学作八股文。这八股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毫无新意。
对这种八股文范旭东极为反感，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本无法从八股文中得到满足。在当时科举尚未废除，以八股文考取功名，是无数读书学子们的梦想，但是范旭东小小年纪便有了反抗八股的思想。他认为，八股文纯粹是替古代圣贤说话，根本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替别人发声的皮囊，他要自立，他要有主见，他要发挥自己的能力，他要做真正的自己。十九世纪末期，湖南长沙人文荟萃，当地有名的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执教者，注重做人。范旭东虽出身寒门，却深受当地风气所熏陶。
生活虽然艰苦，却在很大程度了磨练了范旭东的毅力，培养了他坚强的品格。正是这样的品格，在范旭东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他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他依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戊戌变法
1894年，范旭东十二岁，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一次，大清皇帝天朝上国的美梦终于被惊醒，邻邦日本——区区弹丸之地居然把大清国打得落花流水。一纸《马关条约》不仅丢了属国朝鲜，还被日本占去了宝岛台湾。
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率兵收复海城。吴大澄是清末爱国将领，曾在与沙俄的领土争端中有力地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然而，衰朽贫弱的清军根本无力对抗日军的进攻，在牛庄一战中湘军大败，随后吴大澄也因兵败被革职。
回到湖南后，兵败的吴大澄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战败的原因。他要求湖南的学子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一雪前耻。在被革职离任前，他还召集湖南的有识之士，商讨在湖南实行自强的新政。经众人商议，一致认为自强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奖励学术。
基于此，吴大澄将省内的招贤馆改为求贤书馆，馆内既教授传统中国学科，又兼顾西洋新式学科。其中，中学以宋、元、明理学为主，史、地、盐、槽、兵、刑、水利为辅；西学以英文、算学为主，声、光、电、化学为辅。
这些新学措施让少年范旭东深深痴迷。他常常到求贤书馆阅读新式书刊，接触全新的知识。在求贤书馆，范旭东还十分热衷听众人探讨时政，他十几岁的年纪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吴大澄被革职后，接任的陈宝箴也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地方实权派人物，他到任之后，继续在湖南施行变法自强的新政策。少年范旭东才能有机会继续接触全新的知识。
正当范旭东在湖南家中苦读时，京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轰动了全国，也成为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 （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到了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成为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三十三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出版报刊十九种，成立新式学堂十七所。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三百多个。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湖南的维新宣传最为激烈。1896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宣扬维新变法，湖南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898年陈宝箴创立“南学会”，兴办“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他还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湖南的进步青年纷纷请求拜入梁启超门下。当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也放弃了在书馆的教书工作，拜梁启超为师，学习新学。当时梁启超的弟子中还有蔡锷，日后成为民国初年杰出的军事领袖。在梁启超众多弟子中，范源濂和蔡锷二人这一文一武成就最大。
经过连续数年的酝酿宣传，变法维新的时机逐步成熟。随着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等一系列侵略事件的发生，全国民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5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在湖南，范源濂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也积极参与到湖南的变法运动中。范旭东也追随兄长经历了一些变法事件。
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中写道：记得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满清政府曾一度试行新政，他们知道非废八股、设学堂、振兴工商业不能立国。所以，在戊戌维新前后100中，一切施政措施颇为有声有色，应有尽有。清廷严令各省奉行，尽管有些人反对，但也有些是奉行的，在各省中以湖南为最起劲。他们的新政措施，短期间样样都做了一点，开了一个时务学堂，出版了《湘报》和《湘学报》。和民众接触的就是那规模空前的南学会，实行通俗演讲……那时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听到过一回，现在回想，与其说是听过，不如说是看过更为恰当。那天，湖南各界名流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记得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这一晃将近50年过去了，诸位听了，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是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绝做不到。
皇帝虽然颁布了新政，然而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彻底执行之外，全国各地守旧官僚无一真正执行。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5天，就迫使光绪连下3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世凯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 “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发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当北京开始捕杀维新派人物时，湖南也陷入危机。湖南的守旧派开始将矛头指向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守旧派官僚上书慈禧太后，称陈宝箴身为封疆大吏，不但不奉太后懿旨查处维新派，反而包庇他们。要求将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续用。而戊戌政变遇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也积极倡导湖南新政，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这就让清廷有了充足的理由罢免陈宝箴。1898年冬天，陈宝箴被罢免，接替陈宝箴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虽热衷于洋务，但是他却反对变法，他的目标是在不改变中国政治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主政湖南之后，张之洞立即按照慈禧的旨意废除新政。维新变法期间湖南的维新派机关全部被查封，关于维新变法的书刊言论一律被禁止。同时发出逮捕令，全省缉拿维新派成员。
一时间湖南上下人心惶惶，抓人的捕快遍布大街小巷，维新派成员危在旦夕。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弟子，也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他也成了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迫于形势，范源濂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带着借来的盘缠，他和一批维新派成员一道赴上海避难。在上海，范源濂等人收到梁启超从日本发来的信函，邀他们去日本求学。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成为许多有志之士的选择。于是范源濂等人便启程赴日，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范源濂出走之后，清廷鹰爪并不甘心，他们不断到范家骚扰范母和年少的范旭东，甚至威胁如果不供出她大儿子的去处，就要拿小儿子抵罪。清廷的威胁让范母意识到自己的小儿子也处在了危险之中，一旦清廷狗急跳墙，就很有可能加害范旭东。为了小儿子的安全，范母把范旭东送到了一处书馆攻读古文，学雕刻和绘画，希望以此为掩护，减少清廷对范旭东的威胁。
范旭东在书馆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年的时光，转眼间已是1900年，这一年范旭东18岁，也正是这一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旅日十二载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的和平改良之路被堵死，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决议在长江沿岸联络各省会党和防军，起兵勤王，再次改革政治。唐才常、林圭、蔡锷、范源濂等肩负着这项重大使命，秘密潜身回国，并成立自立会。
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时务学堂的学生均踊跃参加。各路自立军原定8月9日同时举事。由于康有为的汇款未能如期到达，起义经费不足，只得延期。但是有部分自立军没有及时收到延期起义的通知，依旧如期起义，结果力量分散的自立军很快便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起义失败。随后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侦获。张之洞先发制人，封锁沿江各码头，搜抄设在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先后逮捕唐才常等20余人，当夜便将唐才常等11人秘密杀害。张之洞大开杀戒，湖北维新派人士被害者达百余人。
汉口自立军失败时，范源濂等人正在洞庭湖舟中与湖南时务学堂师友秘密联络准备起事，他们一行人直到到达长沙才知道汉口起义失败的消息。而当时张之洞已经密令湖南抓捕维新派。形势危急，范源濂等人一旦被抓获，极有可能会被处死，不得已范源濂等人只好放弃起义计划，准备再次东渡日本。
此时的范源濂已经成为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范旭东也很有可能被牵连。为了弟弟的安全，在赴日之前，范源濂冒险找到范旭东，决定带他一起前往日本。对一个母亲而言，仅有的两个儿子都要离开自己，这将是多么痛苦的分离！但是范母分得清轻重缓急，为了自己的儿子，她愿意忍受孤独和思念。在万分不舍中，范母目送自己的两个儿子远去。在友人的帮助下，范旭东跟随兄长躲在船舱底部，从长沙到汉口再到上海，一路避开无数捕快的搜查，最终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初到日本的范旭东语言不通，便进入一家华侨资助的学校学习日语，同时兼修政治、哲学和数理化等知识，开始接触系统的西式教育。在国内长期的贫苦生活让范旭东的身体极为虚弱，为了锻炼身体，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柔道、击剑、射击、马术等。范旭东特别喜好骑马，每日清晨在田野纵横驰骋，无论盛夏隆冬，从不间断。
这一时期，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封建顽固派，言论激烈。范旭东常往请教，梁启超循循，启迪良多。
一次，在《新民丛报》报社，范旭东看到了日本自由党在1881年发表的一篇宣言，宣言称其目标是：组织自由政党，发挥协同一致的精神，扩大天赋自由，抑制人为权势，上以改良政治，下以推进自治。这一宣言对范旭东触动颇深，当中国还在高呼皇帝万岁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限制个人权力；中国以八股文来限制读书人的思想，而日本则鼓励自治来发挥个人的才智。中国虽大，但是四万万人却被一个皇帝束缚着手脚，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日本虽小，却是有能者居之，个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日本以举国之力而战胜中国一个寡头皇帝，如今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范旭东也积极从事爱国宣传，编译爱国小说如“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等篇，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范旭东因积极响应梁启超提出的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准许自由办报、奖励科学发明，开矿山、办工厂等主张而深得梁启超的喜爱，生活上也给予其热情照顾，对此范旭东一直感念不忘，他曾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学费。因为单靠老兄接济的，有时遇有预算外的必要用项，还是不够。”
除了不断接受新思想，从事爱国宣传外，范旭东还积极考察日本社会，研究日本富强的原因，寻找救国的良策。在刚到日本的三四年中，范旭东先后考察了大阪、熊本、神户、横滨、东京、西冈、冈山等地。
在考察中，范旭东广泛接触日本人民，看到日本民族振兴之势，无论城市乡村，工农业一派勃勃生机，人民丰衣足食，精力旺盛，显露出民族的尊严与自豪，深切体会到他们那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和三十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有极大的关系。
1868年前，日本的幕府统治时代，封建统治枷锁束缚日本的经济、政治发展，美、英、荷、俄、法等国入侵，不平等条约重重叠叠，压得日本人民喘不过气来。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封建统治危机加深。农民起义、市民暴动此起彼伏，反对幕府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尊王倒幕”运动迅速展开。
1868年倒幕派的政变，彻底摧毁了德川庆喜的政权。新政府推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实施新政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建立了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日本通过变法一步步走向强盛时，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政治黑暗、政府腐败、外敌入侵、经济衰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维新运动破灭，甲午战争惨败，八国联军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签订……
面对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同样处于被列强侵扰的困境，变法后的日本励精图治，经过30多年的努力建设，现今已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国了。而大清国却始终固步自封，顽固保守，错失大好时机，现如今沦为列强鱼肉的对象，难道我中华民族从此就要受尽磨难永无宁日了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旅居日本期间，范旭东对国家的现状了解越发清晰，对这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乎绝望。一度他曾想依靠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为此他还学习制造炸药，希望通过炸死几个满清官员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不过，这一计划毕竟太过肤浅幼稚，终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在学习制造炸药的过程中，范旭东开始接触化学研究，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决心研究化学。
1905年，范旭东完成了中学学业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就在这一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大战。对于发生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宣布“中立”，并为交战双方划出了交战区。这场战争给东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最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宣告结束，日俄双方签订条约，在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
这一消息传至日本，日本人无不欢呼雀跃。当范旭东得知此事时，他感到了无比的耻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过这件事，范旭东爱国热情高涨，特意照相立下誓言：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做立誓之证。又加旁注：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之，男儿男儿，其勿忘之。此后他为了振兴中华一心埋头读书，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舞会，同学们都很敬畏他，称他为“怪人”。
1908在冈山高等学校，由于学习刻苦努力，深得校长酒井佐保器重。临近毕业，范旭东向酒井佐保征求意见，提出自己将来想从事军工专业，以坚舰利炮来拯救中国。不料酒井对范旭东哈哈一笑，轻蔑地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范旭东听后义愤填膺，从中进一步洞察到日本人处心积虑图谋中国的野心，报国之志益坚，遂放弃造兵救国之念，坚决以化学为出发点，走工业救国之途。
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应用化学，享受官费待遇。大学期间，范旭东师从近重真澄。近重真澄对古代金属的研究造诣很深，范旭东也认真搜集我国汉、唐以来的钱币和金属器皿进行研究，尤其对“中国冶金术探源”的研究很有创见，颇得近重真澄好评。学习期间，近重真澄以渊博的知识，平易近人的态度，奖掖后进的高风亮节，受到范旭东的尊敬。1910年毕业时，近重真澄又力荐范旭东留校任专科助教。
就在范旭东毕业这一年，经兄长范源濂介绍，他与小自己1岁的许馥女士相识。许馥也是湖南人，早年受到梁启超变法维新风气的影响，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接受新思想，成为湖南进步女青年。1905年到日本官费留学，立志报国。
两人相识后，很快陷入热恋，并喜结连理。漂泊异乡的愁思，忧国忧民的情怀，让二人相见恨晚。对范旭东远大的志向，许馥非常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她所追求的不是守着丈夫孩子安度余生，而是甘心做丈夫背后那个默默无闻的伟大女人。在许馥这位贤妻的照料下，范旭东得以摆脱生活琐事，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在此后数十年的生活中，两人相互依靠相互鼓励，感情日益深厚。当范旭东由一个无名青年成长为实业大亨时，他们依旧相亲相爱，任何诱惑和艰难困苦都动摇不了两人的真情。
正当范旭东和许馥沉浸于爱情的甜蜜时，国内的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起义。起义部队迅速占领武昌城，很快就控制了武汉三镇。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南方诸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面对国内这一惊天动地的变化，范旭东欣喜异常，他当即决定回国。当时范旭东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待遇相当优厚，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日本，完全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如果回国，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但物质条件根本就挡不住范旭东强烈的爱国之心。对于他回国这一决定，妻子也十分赞同，这就更坚定了他回国报效的决心。
当范旭东向京都帝国大学的负责人递交辞呈时，学校方面却拒绝了范旭东辞职的请求。学校方面的理由是：范旭东当时正在授课，如果准许他辞职，那么他所教授的课程将无人接替。对于自己的学生，范旭东的人格要求自己必须负责到底，不得已他只好继续留校，直到学期结束。当学期结束范旭东再次提出辞职时，校方再也找不到借口留下这位优秀人才。很快，范旭东便带着妻子，乘船回国了。三十多年后他曾著文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辛亥革命，激动了年轻人的感情，不由得不热血沸腾，当时我在日本京都帝大做研究工作，早去晚归，生活比较安适，国内还在激变，一天一个说法，实在叫人难受，趁冬假得闲，赶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