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牵着我的手——在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钱永刚

（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图书馆，上海200030）

2015年是我父亲带我们一家归国60周年，回顾60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1955年9月17日。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与妈妈、妹妹一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我那时才7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送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有多久，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进了一间很大、很漂亮的头等舱。那时，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长大后才知道，原来轮船公司禀承当局的意愿，以“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为由，想阻止父亲回国。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从来不会回头，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还是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得知我们全家挤在一间狭小的三等舱中，出面和船长交涉。她愤然说，“你们就让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我们这才住进了头等舱。

邮轮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上来看望父亲，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2005年，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林孙美玉在信中说：“您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回到祖国后，我们一家来到了北京。不久就落户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我们住在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好的房子里，有卫生间和厨房。可是做饭既不是用煤气，也不是用电炉，而是烧煤球，但父亲和妈妈都很愉快，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记得回国之初，吃早饭时，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大人叫我们喝，我们不敢，因为在美国喝的牛奶是凉的，不加热的，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牛奶。我跟妹妹交流着，被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讲给大人们听，引起一阵大笑。

刚从美国归来的我，基本上只会讲英语，与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更不要说听课，学习了，因而很需要父亲领着我走过这段艰难之路。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他正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建四处奔波。在他领导下，力学所很快就成立了，时间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他还参加了《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他给科学家们讲授电子计算机、讲授受控热核反应，这些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

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忙碌，自然也就无力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父亲的大手很少再牵着我的小手，漫步人生路，但他却用另一只无形的手，继续引领着我，以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告诉我如何做人、如何成才。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眼界非常宽、看得非常远的人。他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逻辑思维的能力；二是形象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要靠后天的培养、训练，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父亲上中学时，我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演奏、学书法、学摄影。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培养、训练，大大多于其他人。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的故事告诉他的老师冯·卡门教授时，卡门教授赞叹地说：“你的爸爸真了不起！”

除了形象思维，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而能让这两种思维能力都得到提高的，是书。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在大学时，他读过俄国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回国的时候，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现在只要有我喜欢的书，不管有用没用，都找来读，毫无功利目的。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2年，父亲退出了第一线，他年纪大了，他的腰有些弯了，手也不那么有力了，而我的手也不再是被父亲牵着的小手了。“大手牵小手”，已经成了遥远而甜蜜的回忆了。但是我很快就感到父亲仍然在“牵”着我前行，不是用他的手，而是用他的行为，他那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父亲不但“退而不休”，而且他科学家富于探索的热情更加高涨，更加炽烈，他关注的范围更宽了，涉足的程度也更深了。他不仅涉猎音乐、绘画、电影、文学、生命科学、技术美学、现代农业，而且有研究、有心得、有创见。

随着时间的流淌，研制导弹、火箭、卫星的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年迈了，甚至不得不卧床了。尤其是他的听力衰减得非常厉害。以前，他是个“铁杆广播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一早一晚的“科学知识”和“新闻联播”，是他必须要听的节目。为此，我们家吃饭的时间都要为广播节目让路。直到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许多家庭已经没有了收音机时，父亲仍然在收听广播。据说，喜欢听广播，不爱看电视的人，大都是形象思维能力特强的人。可是到了晚年，他已经听不了广播了，无奈地对我说：“咱们支个电视吧。”于是，我在他的房间里支起了一个电视。他问：“多少钱？”我没有告诉他，只说：“算我孝敬您的。”

他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不仅没有“卧床”，而且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完全形成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机制。他说：“讲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形象思维，要善于联想，提出假设后再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加以证明。要是连‘假设’都没有，何来‘证明’？现在许多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学这学那，初衷很好，但太功利：学弹琴、学舞蹈，学画画都是为了升学时加分。我们那时候哪有级啊？我父亲要我学画画，学到哪儿算哪儿。”

2009年10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再也不会牵着我的手走人生之路，再也不会用语言给我讲述人生的哲理。但我总感到，他过去是一棵大树、一座高山，现在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场”。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

我敬佩父亲，因为父亲像一棵大树，我是大树上的小鸟，有繁茂的枝叶遮挡，不必担心风雪骄阳；父亲又像一座高山，我是高山上的小草，有了高山的滋养，才能茁壮地成长。

2015年是我父亲带我们一家归国60周年，现在我也已经退休了。我也要像父亲那样“退而不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