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死结

幽暗的光线抹在《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马蹄上，像敷了一层淡淡的霜。连续几个小时，常书鸿保持着躬身俯视的姿态，他需要努力地眯起眼睛才能看清它们。

张议潮的故事，常书鸿已不陌生。在敦煌，张议潮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就像此时的常书鸿一样。公元848年，张议潮率领敦煌军民起义，历经百战，先后收复敦煌和河西地区，终于使敦煌脱离了吐蕃长达百年的统治，重新回归唐王朝，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大业。伴随着张议潮的马蹄声，敦煌的城市历史自此被改写，在复归帝国版图的进程中，这座城市也开始迎来了新生，再度繁华起来，莫高窟也不例外，在张议潮和他的继任者曹议金的大力营造下，开凿了大量美轮美奂的石窟，在这个乱世，缔造了佛国的神话。十几年后，为了纪念张议潮的功绩，他的侄子张淮深修建了156号功德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当时的场景，被无名画师们永远地留在156窟的壁画中。联翩的旌旗、威武的骑兵、军乐队和舞姬环绕着意气风发的张议潮，他刚刚从唐王朝获得嘉奖凯旋，马队掠过山野，他还将继续开创敦煌的时代。

常书鸿临摹这幅壁画的时候，莫高窟依旧人烟罕至。连年的战乱，以及西方探险家们的劫掠，令佛国一片狼藉。在西北夹杂着沙尘的凛冽寒风中，他裹紧了透着膻味的羊皮袄，在国破山河在的悲哀中，临摹了这幅壁画，并自此开始了动荡而执着的守望。仅仅十年前，他还在法国巴黎过着安逸的生活，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连续四年夺取了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然而，一切都源于一次或许是注定的奇妙邂逅，在旧书摊上无意中发现的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常书鸿面前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来自他的故乡，千里之外的中国，然而，他却对它们异常陌生，他从不知道，在西方立体化的油画之外，竟还有这样的一种绘画传统，只凭着单线条的勾勒，就能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力量。

常书鸿开始无比想念敦煌，尽管他从未见过它。同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的妻子陈芝秀无法理解他的选择，他们身处世界艺术之都，而他们的故乡连年混战，物价飞涨，早已容不下一张书桌，哪里还有艺术的空间。可是，常书鸿还是执意先回国了，并在国立艺专任教。1937年，陈芝秀带着年仅6岁的女儿常沙娜也只好从法国启程。然而，她们尚未到达北平，抗战就爆发了，北平随即沦陷。母女俩随着难民潮一路南下，险些在空袭中丧生。后来，她们被一个法国的天主教堂收容了两个月，由于母女俩都会说法语，法国的神父和修女们对她们都很友善，陈芝秀最终皈依了天主教。在教堂里盘桓了两个月后，她们才继续南下。后来，不论是在昆明，还是搬到重庆，陈芝秀都坚持做礼拜。1941年夏，陈芝秀在重庆生下了儿子，常书鸿为他取名嘉陵。生活似乎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常书鸿依然惦念着素昧平生的敦煌。两年后，在梁思成和徐悲鸿的鼓励和促成下，常书鸿加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任副主任，3月抵达敦煌后，他又决定留下，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为了说服妻子，常书鸿不断地向她描述敦煌彩塑的艺术造诣，陈芝秀终于被他说动，决定带着一对儿女前往敦煌。

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搜索着每一个洞窟的奥秘，贪婪地寻找着那些一千年前落笔时的心境。156窟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就是在此时临摹的。这个洞窟的墙壁上，附着着大片的炭色，那是在1920年代，从俄罗斯战争的战场上逃亡到中国的哥萨克士兵们，被收容在这里，他们在窟中生火做饭，熏黑了大片的壁画，墙上的金箔也被他们刮走，所幸，低处的张议潮出巡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成为常书鸿在莫高窟临摹的为数不多的壁画。

信仰上帝的陈芝秀则开始被迫进入佛国，不断地与各种神佛擦肩而过，敦煌的艰苦更是令她始料未及，然而，莫高窟中的彩塑还是慰藉了她一段时间，她也开始临摹唐代的雕塑，似乎暂时忘记了生活的艰辛。然而，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家庭的矛盾，却还是开始频繁地袭向她。在遍布佛像的敦煌，她坚持在家中摆放圣母像，它成为她与常书鸿争吵之后唯一倾诉的对象。不久后，一个国民党军官赵忠清到敦煌，他是陈芝秀的同乡，乡音迅速将他们拉近。1945年夏，陈芝秀留下了尚未成人的一对儿女，和赵忠清私奔。当常书鸿终于意识到妻子的出走，纵马去追时，已经来不及，他在戈壁上坠马昏厥。悲伤与踌躇之后，常书鸿还是决定带着儿女们留在敦煌。他的坚持很快有了收获，此后，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莫高窟的春天，似乎到了。

然而，对常书鸿而言，心平气和地躲在洞窟里临摹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他忙于带领大家维护洞窟，治沙；他还得面对土匪和军阀的勒索；他想尽办法抵御这些外来的压力，用女儿的画去交换洞窟里的佛头；为了给洞窟装上门，他不得不时常前往敦煌县城，动员官员、商人们做功德，捐献窟门。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又开始频繁地在国内外进行各种交流访问活动，随即又被卷入“文革”的洪流。常书鸿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他只临摹了七幅壁画，壁画上的那些曾经令他痴迷甚至改变他一生的古老线条，最终也没能完全进入他的绘画中。他的画作中依稀闪烁着那些冰冷石窟里的影子，却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影子。

1947年，常书鸿和助手李承仙结婚，他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后来的时光。常沙娜到美国留学后，弟弟常嘉陵开始像一个前朝的幽魂那样，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洞窟中游荡，有时与沉默的佛像对视，有时跳过一堆不知在什么朝代遗弃的尸骨，有时则百无聊赖地躺在漫天的飞天花雨中睡去。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孩子们都还没有出生，忙碌的大人们忙于整修治沙、临摹壁画，人们来不及照顾孤独的常嘉陵。几年后，常沙娜回到敦煌，发现弟弟晒得更黑了，也比从前更加沉默，她坚持把弟弟带去了北京。

当常嘉陵的姐姐常沙娜和弟弟常嘉煌先后为莫高窟的文化瑰宝所震撼，开始作画，进行创作的时候，这片戈壁滩却在悄然吞噬常嘉陵的人生。到北京读书后，他从来不在同学面前描述自己的家庭；当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令远在大漠中寂寞终老的常书鸿声名鹊起时，人们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着素昧平生的常书鸿，在狂热的人群中，常嘉陵倔强地咬紧嘴唇，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英雄的儿子。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常嘉陵到杭州探望伯母。有一天在雨中，伯母忽然拉住他，指着前面一个独自踽踽而行的老妇人说，快看，那是你妈妈。

常嘉陵愣住了，他无法把面前这个苍老的女人和在记忆里定格了14年的母亲重合在一起。大伯母急得轻声喊，她真的是你妈妈，快追上去啊。

常嘉陵却始终站在雨中，望着母亲蹒跚的身影逐渐远去。那是在分别之后，他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的命运已经经历了颠覆性的转折，解放后，赵忠清入狱，最后病死在狱中。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她长年靠帮人洗衣服、料理家务获得微薄的收入，从此再也没有拾起刻刀。

五年后，在杭州，常沙娜摸到了母亲苍老的手，那双雕刻的手，因为长年劳作而泛起一层层丘壑，这是常沙娜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已经苍老不堪，表情木讷，她依然保持着当初的倔强，她对女儿连说了几句抱歉，除此之外，她们已经无话可说。后来，常沙娜每个月都会瞒着父亲，给远在杭州的母亲寄钱，一直到1979年底，常沙娜收到了干妈的来信，陈芝秀去世了，因为心脏病。

31年后的今天，常沙娜仍然记得收到那封信时的心情，仍然无法掩饰自己的悔恨。她说，她曾无数次想告诉母亲，自己其实早就原谅她了，早在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就已经原谅她了。她总以为会有机会亲口向母亲说出这些话……

收到干妈来信后，常沙娜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常书鸿。忙碌的常书鸿若无其事地“哦”了一声，平静地询问着她去世的原因和去世的时间，又去忙别的事情了。过了几个小时，常书鸿突然失魂落魄地叫住常沙娜，连问了几声，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没有人知道，20多年来，他是否依然心存幻想，他是否在爱恨交加之间想过两人真的从此不会相逢，他们的生命真的从此之后不会有任何交集。或者，他是否曾经想过，这段已经尘封了20多年的感情，还会再一次狠狠地刺痛自己。

这些事情其实他早该知道，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被取消而他仍坚持要继续办下去的时候，早在他在兰州依然决意西行的时候，早在他从法国启程回国的时候，早在他在巴黎的小书摊上无意中撞见《敦煌石窟图录》的时候，如果当年他留在法国，或者至少是留在中国东部的那些大都市，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两个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然而世事不存在假设，何况生离死别在那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敦煌摧毁了他们一生的幸福，它贪婪地吞噬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而他却仍要固执地守护着它。在敦煌的40年，通过常书鸿的全力捍卫和推介，敦煌再度震惊世界。敦煌辜负了他，他却像张议潮那样开创了敦煌的又一个时代，来自国内外的朝圣者开始不远千里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像要寻找一则尘封已久的箴言，许多年轻人甚至决定从此留下。常书鸿的一生，就像在莫高窟荒芜的山坡上匆匆消逝的光阴，就像那些翻滚的流沙，它们永远不知道，下一阵风吹来，自己又将飞向哪里。由自己选择的生活，由时代造就的命运，就这样在这片寂寞的戈壁上纠缠在一起。这个结没有解开的一天。

（撰文：张泉）

常书鸿

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32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1936年回国后，历任北平艺专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造型部主任、教授，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

159窟 中唐（781—848）

一五九窟 常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