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专题(2)
政党领袖身体的消亡，注定演化成政治事件乃至于军事斗争。这看起来像是1913年事变逻辑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民国呈现出一片溃败之势。
但问题在于，“刺宋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疑问。到底是谁主使刺杀宋教仁，无论是当日还是今天，仍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而吊诡的局面，却在1913年并不清晰的“事实”上出现了。刑事案件演化为政治攻伐，进而上升为军事斗争，从而改变历史航道。
从这个角度来立论的话，刺宋案案情本身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何种动因汇聚到了宋案之上，并且由此导致了大分裂乃至于大败局。
刺宋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从上海赴京。
这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如不出意外，将北上组阁，成为政府总理。时年，有十年老资格革命党人的宋教仁年仅三十一岁，正处而立之年，组责任内阁之夙愿得遂，正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十余天前，宋氏登杭州之南高峰，看钱江潮起潮流，作诗言志，抒胸中之意，称此时之心态，似“竞上高峰”，“欲挽强弓”以成政治伟业。
晚十时许，宋教仁与送行的人抵达沪宁车站。车站有专为议员而设的接待室，宋教仁与送行者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一送行人吴仲华来告，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击中宋教仁腰部。随后又有两声清脆的枪声，显然没有再击中人。
按照于右任的回忆，此时他正在议员接待室与友人叙话，见接待室中不见宋教仁与黄兴，以为二人已上火车，忽然听见枪声，知有异变，急忙往前查看，见宋教仁倚靠在剪票口的铁栅旁。宋教仁痛苦已极，口呼叫“吾中枪矣”。于右任、黄兴等一面安排追捕凶手，一面派人借汽车送宋教仁前往沪宁铁路医院。当时诸人欲先护持宋教仁，而车站警察也不知去向，凶手竟扬长而去。
一位目击者后来向警署报告称，枪手“身材矮小，着黑色军衣”。当时目击者称，凶手开第一枪命中宋教仁之后，即匍匐于地，随后左右连开两枪，用意为吓唬追捕之人。
另一位目击者当时看到一人在地上爬起来，从月台往外狂奔，中间连跌两次，终于消失在车站，该目击者还注意到，当时车站没有巡警，并且案发前一直在水果摊前的两个男子也神秘消失。
宋教仁被送医院后，医生Dr.Culpin（格尔本）断定宋之生死，需四十八小时候后再作判断。随后黄兴至医院，按宋教仁致袁世凯遗电，语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1]
22日晨，宋教仁逝于上海沪宁车站医院。
宋案发生、凶手未逮捕之前，舆论界对于此事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起。《民立报》当月23日刊文即指出当日社会舆论对于宋案的混乱：
对于此事之评论，则无不以刺客为受人指使而来，灼然共见。其议论中约略可分为数派：有一派谓发生于党争者，国民党于议院既占优胜，又主张政党内阁，权利关系，遂有他党生出龌龊之感想，致产生此凶残之手段者；有一派谓议员有定昨晚北行者，因宋先生被刺，立即至车站、船埠取回其行李，视宋先生伤势如何，以确定其趣旨者；有一派谓此系宗社党所指使者；又一派谓此意外事，与总统问题极有关系者；又有一派谓宋先生系极有力之政治家，其北行之职，志在调和南北，反对党之加害宋先生者，正以害国民，自此南北统一之希望，益陷于渺茫之境者；又有一派谓国民党失一宋教仁，将有百宋教仁出，前仆后起，以从事于建设事业，经此一打击，国民党或可益加振作，且打消其从前之暮气者，云云。[2]
这些猜测，虽然互不统属，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是相通的。其一，宋教仁遇刺，不是个人私怨，而是政敌的龌龊手段。其二，宋遇刺，将是民国政治的一大危机，关涉议会、内阁、总统、南北调和乃至国民党改造等民初政治中最大的问题。
就在宋教仁遇刺次日，国民党就得悉，刺客名为武士英。23日，英租界巡捕就捕获了武士英幕后主使、上海青洪帮的首领之一应夔丞。而随着线索越挖越深，案件直接牵连内阁总理赵秉钧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宋案的漩涡越卷越大，果如案发之初议者所言，民初政治遭遇了严重危机。
刺客
武士英是被摆在刺宋案前台的小人物，同时，又是受辛亥后政局冲击的游荡“兵痞”。
刺客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贵州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南方军队大规模裁员，他就流浪到了上海谋食。
武士英所住六野旅馆的旅客供称，武在上海，相当狼狈，“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又有报道称，武士英“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总之，这名被裁撤的前滇军管带在上海相当不得意，坑蒙拐骗，无所不为。
南方军人在辛亥之后不得意，武士英不是个案。民国元年（1912），南北议和成，随后南方裁减兵员数十万人，却没有办法妥善安置。士兵如何复员，成了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兵士，在辛亥年，或多或少曾为革命出过力，也对革命功成之后分一杯羹心存幻想。然而，革命之后，非但未有获利，反而被裁汰，混迹社会，又没有别的谋生的办法，难以立足，讨口饭吃尚且不得。裁兵而成兵痞，对社会不满之心态，正可为人利用。同时，因武士英曾当过兵，会使用枪支，素有军事训练，身手敏捷，也正是刺客的最佳人选。
据事后《民立报》报道武士英供词，武士英杀宋教仁，完全是受人（应夔丞）利诱蛊惑。据武士英供词，他对宋教仁所属的政党（国民党），并不了解。不过他对作案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之所以杀宋，是为求“名利双收”。“名”指的是入共进会之事，而“利”则是应夔丞许诺事成之后的一千大洋。
共进会，是当时上海的一个由前帮会（青帮洪帮公口三帮）组成的半政团性质的组织，而应夔丞正是共进会的首领。入共进会，对武士英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保护伞。而一千大洋，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巨资，对落魄的武士英来说，这个诱惑也相当大。
以民初武士英这样的边缘人物，根本无缘得知宋教仁的行踪，也没有能力独立策划刺宋这样的大案。武士英的初供、在应夔丞家查获的手枪和来往密函，直指应夔丞。
那么，雇凶杀人者应夔丞又是什么人，雇凶目的何在？
早在《民立报》报道的查抄应夔丞家之时，就注意到了应夔丞府第不同凡俗。应府在新北门外文元坊，有房三十余间，甚为豪阔。府门有两块牌子，分别为“江苏巡查公署”与“中华国民共进会机关部”。
私人府邸，同时作为两个机关的衙署，说明应夔丞身份不一般。在后来的一系列报道中，应夔丞本人奇诡的身世经历，也变得逐渐清晰。
应夔丞，原名应桂馨，字夔丞，四十九岁，原籍浙江宁波人。应其人，外观壮伟，出手阔绰，善于逢迎交际，有文化功底，中西文略窥门径，处于华洋混杂之上海，会圆熟操弄英语。应夔丞早年家底颇丰，因游手好闲，又染上烟瘾，整日沉迷鸦片馆，家道由此败落。因缘际会，应夔丞在鸦片馆认识了清末上海帮会中最重要的人物范高头。凭借处事圆滑狡黠的本事，应夔丞为范高头所欣赏，并提拔为得意助手。范高头为清末帮会最为著名人物之一，其帮会主要从事贩卖鸦片，开设烟馆，最盛之时，下辖数千成员。范高头本人，出道之前，为沪上一船夫，未入帮会。故应夔丞拜著名青帮头目李征五为师，排号“大”字辈。
青帮排辈，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二十四字代代相传。至清末，随着青帮上一代“理”字辈的纷纷过世，“大”字辈已属青帮中辈分最高的人物。时在法租界独霸一方的黄金荣，因未入正式帮会，自称“天”字辈，意为比“大”字辈更高一级。而下一代青帮领袖人物杜月笙崛起于1910年代，其辈分不过是“悟”字辈，与“大”字辈还差一辈。
应夔丞协助范高头打理帮派事务，在清末青帮中获得了较高的辈分，这成了他后来屡次起伏的帮会资本。后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成员在冲突中杀死官兵，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久范被拿获正法，其党羽也四散逃匿。
应逃避了一段时间，恰逢山东赈捐，遂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后又因贪污不法事，弃官逃走。遁迹一年之后，应夔丞因通洋务，得了河南一官员的欣赏，改往河南省办差。不久又因为大肆招摇，为同僚忌惮，遂查应在上海不法事。应不得已，又挂冠回宁波，旋又因侵占宗族公祠公产，引发同族公愤，应又回上海。
辛亥革命前，应夔丞入同盟会，与陈其美往来密切。同盟会向来重视利用帮会力量闹革命，在资金与人力上，都对帮会有所倚仗。陈其美之所以能在上海站稳脚跟，更与帮会的支持大有关系。应夔丞在青帮中地位高，又广有产业，自然成为陈其美最信得过的帮会成员与得力后援。应夔丞家新北门外文元坊遂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的一个据点。据称辛亥革命前，于右任也长期住在此处。辛亥革命中，率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就有青洪帮组织的敢死队，据称应夔丞也曾组织敢死队为陈其美效力。革命成功之后，同盟会一方的陈其美与光复会一方的李燮和发生总督之争，青洪帮势力再一次襄助陈其美，使其夺得上海都督之位。
应夔丞积极参与革命，自然并不是做赔本买卖。革命之后，陈其美视应夔丞为左膀右臂，任命其为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孙中山赴上海，也由应夔丞殷勤招待。后应夔丞扈从孙中山入南京，担任护卫队队长，随后改任庶务科科长。因终究不脱帮会作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应夔丞解职返沪。1912年7月，应夔丞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召集长江上下游青、洪、公口三帮，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3]，充会长。9月，应夔丞入鄂活动军队发动兵变。鄂省兵变失败，副总统黎元洪通电缉拿应夔丞，获即正法。应又返回沪上，随后结识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经洪述祖与陈其美多方疏通，得江苏都督程德全转圜，注销通缉，并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
应的这份履历表之大起大落，好比过山车，让观者应接不暇。前清之际，敢随范高头以帮会之力挑战清廷，又勾连革命党人以敢死队攻击清廷衙署，民初之后，煽动党徒四处活动，甚至于挑动兵变。处在黑白两界，数跌数起，应夔丞这类奇诡人物的生存技巧，也只有处清末与民初国家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才有可能立足。不过，应夔丞数度颠仆背后，始终透露出一致的消息：帮会与政权之间的多重关系。
作为前清青帮“大”字辈的大佬，应夔丞在乱纪违法的同时，也有反对清廷的一面。但应的反清，是为“乱”而反，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念。而革命党人（陈其美）利用的，恰恰是应夔丞的青帮势力，以此造反。不独上海如此，帮会势力参与革命，甚至主导革命，是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四川、山西的哥老会，云贵的公口，上海的青洪帮，都是革命中重要的力量。但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帮会势力参与革命，并无建设心态，要的是在革命之后进入政权分一杯羹。但其作风，又难以脱离帮会人员本色，其参与政权的结果，又往往声名狼藉、民怨沸腾。以贵州公口为例，贵州革命后公口林立，会党“明目张胆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而头戴英雄结、鬓插杨梅花、腰围战裙、足穿麻儿鞋之辈，招摇过市，有如戏场”，“政权匪势混而为一”，“一家不入公口号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詈以白衣，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官长兵弁四行奸淫，省垣受害之人总在千家以外，凡属良家妇女不敢一出户庭”。会党势力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猖獗，终究不过是一时。南北议和之后，国家内战分裂危机在形式上获得了解决，帮会势力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新政权一旦稳定，就调转枪口，以扫平会党势力。仍以贵州为例，唐继尧在贵州一天之内，就“枪杀帮会分子二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