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农庄的一切至今仍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所有的家什，以至于细微末节，我都能记得一清二楚。那张矮轮卧床静静地躺在卧室的角落里，另一个角落里是那张纺车——当纺车开动时，纺轮上下翻飞，发出呜咽的声音，仿佛是世界上最忧伤的曲子，不经意间触动人思乡的念头，精神为之沮丧。当我在旁边走过时，那声音就像幽灵一样在我周围倏突飘荡。卧室里还有一个大火炉，在冬夜里，塞满了胡桃木块的大火炉熊熊燃烧，烧得咝咝作响的木块里时不时的渗出甜甜的汁液。这甜甜的汁液并没有给糟蹋掉，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刮下来，吃掉了。这时，那只懒猫一定一动不动地躺在炉边，旁边是靠着火炉打着盹儿的狗，时不时的眨一眨眼睛。姑妈坐在炉边全神贯注地织着东西，伯父坐在另一边悠然地抽着烟斗。没有铺地毯的橡木地板在我们每天的走动中被打磨得滑溜溜的，以至于都能模模糊糊地映出跳动着的火焰的倒影。火炉里的木材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时不时的迸出点火星到地板上，在留下一些凹下去的黑板后，火星慢慢熄灭了。我们六七个孩子就在火光明灭里嬉戏。“薄板”椅面的椅子胡乱摆放着，这其中有一张是摇椅。一只摇篮闲在那里，不过它的闲也只是暂时的，只是没有到它该发挥作用的时候而已。在寒冷的冬日的早晨，我们一群孩子穿着衬衫紧紧地挤在炉边，慢慢腾腾的，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舒适的地方，而到屋外风雪交加的走廊中间的洋铁水池那里去洗漱。
在正屋前面栅栏外就是那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乡间大道，那儿是蛇的天堂——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它们喜欢躺在那里晒太阳。不过，如果我们在那儿与蛇相遇的话，响尾蛇、鼓身蛇便立马弄死；黑蛇或是传说中“箍形”的那一类蛇，便立马逃走；最有意思的遇上“家蛇”或是“花纹蛇”，我们会想办法捉住它带回家，用来作弄我母亲的姐姐帕翠阿姨，她是最讨厌蛇的了。我们将蛇放在帕翠阿姨的针线篮里，等她将针线篮往膝上一放开始做针线活的时候，蛇就会慢悠悠地从篮子里爬出来，她便会吓一大跳。她总是害怕蛇，虽试过了几次去克服这种害怕，但终究还是不成。她对蝙蝠也同样不喜欢，而我却觉得蝙蝠与蛇一样都是很好玩的。蝙蝠的性情是那样的温和，皮肤是那样的光洁，只要玩弄得法，它是非常惹人喜欢、怜爱的。这类翼手类的东西，我全都熟悉，因为在离汉尼巴尔三英里远的一个岩洞[17]里，生活着许许多多这类东西，我经常去捉一些带回家给妈妈玩。如果是上学的日子，这件事很简单，因为按常理我得上学，没有什么时间去搞蝙蝠。母亲也不是个疑心重的人，总是相信人家。当我对她说“我衣袋里有样东西送给你”时，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一探究竟。不过她总是在我揭开谜底前就自己把手抽了出来。她那样的讨厌蝙蝠，真是很稀奇。她年岁越长，经历越多，但老观念是永远也改不了。
我估计她可能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岩洞，可是附近的其他人几乎个个都去过，就连很远地方的人都组成旅行团体乘船到这儿来参观岩洞。那个岩洞长达几英里，洞内高高低低蜿蜒曲折，很容易进去了就迷路再也出不来了。谁进去都存在这个危险，蝙蝠也不例外。我在跟一位太太进去参观时就曾迷过路，在我们带的蜡烛快要燃光时，才好不容易遇上找寻我们的人，这才脱离了险境。
“英京·乔”是个混血儿，有一次进岩洞玩就差点出不来。如果洞里没有那样多的蝙蝠作为食物的话，也许他就饿死在里面了。不过洞里的蝙蝠数量是不会少，起码得有上万只。出来后他把他的经历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他的这段经历后来出现在了我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只是结局不一样，在我的笔下他活活饿死岩洞里了，不过这只是艺术的虚构而已，实际上他安然无恙。
盖恩斯“将军”是镇上最早的酒鬼，他曾在那岩洞里迷路，一个星期之后，人们才在离洞口几英里远的萨佛顿附近的一个小山顶的缝隙里发现了他的手帕，然后他才被人们挖了出来。数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他的手帕。我和他相识很多年了，他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家产。也许他之所以得救他的鼻子是出了大力的——他的鼻子是那样的有特色，很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
岩洞里安放着一具尸体，一个十四岁小姑娘的尸体，这使这个岩洞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尸体安放在洞里充当便桥桥面的玻璃圆柱体内，柱内注满了酒精，尸体就浸在酒精里。据说镇上的无赖、泼皮曾打算拉住小姑娘的头发将她拖出来，看一看她的脸，不过这一想法始终也只停留在想法的层面。据说这位姑娘的父亲是圣路易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别人眼里，她的这位父亲是个怪人，曾做过不少荒诞不稽的事情。她就是被自己的这位父亲亲自安放在这儿的。
那位圣路易的著名医生叫麦克道尔，他既是内科医生，又是外科医生。有时候他会觉得行医并不能赚几个钱，那时他就会另辟财路。有一次，他与他的主顾产生了纠纷，自那以后，再也没人请他治病了。不过后来有一次意外。当有一家的主妇得了重病，其他医生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他默默地走进了那家的屋子，环视了一下现场，然后停下来，静静地待在那儿。他戴着一顶大号的垂边帽，腋下夹着一大片姜饼。他一边全神贯注地对着病人张望，一边不时掰下一大块姜饼，大口大口地嚼着，姜饼的碎末掉了一地。病人的脸色惨白，闭着眼躺在那里。家人们或站，或跪，或哭，或悲地围在床边，死亡的寂静笼罩着他们。看了一会儿，医生突然很轻蔑地拿起药瓶闻了一下，随手就扔出了窗外。人们都被他的这一举动镇住了，不由自主地让开一条道，让他走到了床边。只见他将姜饼往病人的胸口一放，厉声地对旁边的人说：
“你们这群白痴，除了哭哭啼啼还能干什么？床上这个女骗子压根儿什么病都没有。”
然后回头对床上的“女骗子”说：“把你的舌头伸出来！”
亲友们的神情立马变了脸，停止了哭泣，愤怒起来，纷纷谴责他对病人的残酷行径。可是他粗鲁地打断了他们的指责：
“一群只会哭哭啼啼的蠢货！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能教训我这个医生，我跟你们说，躺在床上的这个女人一点事没有——就只是懒而已。一块牛排，洗一个舒适的澡就能解决她的所有问题。不过。就她的这点教养，她这人……”
这时，那个似乎已经病入膏肓的妇人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狠狠地盯着医生就是一顿臭骂，简直就是火山爆发，天昏地转，飞沙走石。不过，这正是麦克道尔医生希望看到的结果，而她的病也就好了。麦克道尔医生就是这样一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在南北战争爆发以前的十年，他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家喻户晓，众人敬仰。
沿着门口的那条大路往前，是一片还未成形的丛林。穿过丛林的小道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长，虽然丛林还没成形，但已经使得小道在白天都微微有些昏暗了。穿过那片丛林突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大草原，星星点点的野草莓到处都是，点缀得草原更加动人，草原的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在草莓花儿盛开的时节，我们一大清早就去到那里，在清新而令人沉醉的空气里，闪闪发亮的露珠挂在草叶上，依依不舍地与草叶道别，树林里早起的鸟歌声婉转。
走下树林茂盛的山坡，左边便是一个从胡桃树皮制成的秋千。树皮一干，秋千就成了一件危险的物件。当孩子们欢快地玩着秋千，荡上四十英尺高的时候，干燥了的树皮往往会不堪重负而断裂，每年有不少的孩子因此而摔伤，需要接骨。不过，上帝似乎对我很垂青，我一次都没摔过，而我的八个堂兄、堂弟、堂妹们却没有一个幸免的，前前后后，一共摔了十四次。不过这花不了几个钱，因为那时的医生通常是按年付给固定的报酬的——一家人每年二十五元。乔宁和梅雷迪思是当时佛罗里达的两位医生，我至今仍对他们记忆犹新。他们所收的报酬同样是每年二十五元，但他们不但给人全家看病，还会免费提供一些病人所需的药物，并且剂量还不小，就算是身体最壮实的成年人也不能把一副药全吃下去。在那个时代，蓖麻油是最平常的药，一剂的量大约是半勺。在服食时一般会配上半勺的新奥尔良糖蜜，以使病人在服药时好受一点，但病人从未感觉到加不加糖蜜有什么分别。甘汞、大黄、干药刺巴根也是当时常用的药物。如果药物都奏效的话，那就只有给病人放血了[18]，然后将芥末膏均匀地涂抹在他身上。这一套救命的方法听起来虽然很可怕，但还是很管用的，经过放血的人的死亡率倒不高。甘汞是有副作用的，它能让病人大量地流口水，坏掉几颗牙。当时根本就没有牙科医生这个行当，牙科医学基本为零，要是有人牙齿腐烂或者牙痛，除了拔掉牙齿别无选择。
通常每个家庭的老妇人都是医生，普通的疼痛交给他们就能解决了。她们在树林子里采些药草，搭配搭配，将剂量配得能让最凶猛的狗服下后，都能躁动起来。还有“印第安医生”，那是一个庄重而严肃的野蛮人。他们部落的幸存者，精通自然的奥秘和草药的药性。居住在森林地带的人们都很信服他的本领，那儿有许多关于他妙手回春的传说。在遥远的西南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有一个人与我们的“印第安医生”相似，那是一个黑人，没有受过医生的专门训练，可他却能治一种小孩害的古怪而致命的病，并且手到病除，而一般医生却对此病束手无策毫无办法。要是有孩子害了这种病，人们就去请他，孩子们服了他配制的草药，很快就会痊愈。这草药的配方是他的祖父传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再传给他的，对于配方的成分他严守秘密，谁也不告诉，恐怕他会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到那时，毛里求斯的人们将不免恐慌了。这是我在一八九六年听那里的人提到的。
在很早以前我们那儿还有一个“信神医生”，那时一个专长是牙科的农家老太婆，住在距离汉尼巴尔五英里远的地方。当病人找她治病时，只见她将手按在病人的下颌上，然后说：“信！”病人就马上痊愈了。这位名叫厄特巴克太太的“信神医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曾亲眼见到她两次治好了我的母亲的病。
我们家的家庭医生梅雷迪思医生不久就举家搬迁到汉尼巴尔去了。他是个老好人，心地好，曾好几次救过我的命。不过此事就说到这儿吧。
在我成年后，家乡的老人们看见我总会说，你这孩子七岁前就是个药罐子，整天病恹恹的，似乎离开药就活不了。在我母亲八十八岁的时候，我专门问过她这件事：
“那时候恐怕你为我是操碎了心吧？”
“是的，非常担心。”
“生怕我活不了？”
她想了一想——好像是为了梳理梳理思绪想想清楚实际情况——然后回答说：“不，是怕你活下来。”
这听起来好像是借用别人的一句话，但也可能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