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

在地中海的一块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型的半岛，这块半岛在以后的两百多年中为世界奠定了完整的文化基础，这一文化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它是如何产生的呢？数百年来，没有人能想明白，许多学者都曾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最终也一无所获。

与化学、物理、医学和天文等领域的专家相比，历史学家总是显得盛气凌人，他们喜欢用一种蔑视的态度来评判人们祈求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认为他们是居心不良。在历史学家看来，人们有能力研究蝌蚪、流星和细菌，却未必能在人类历史这一领域有所建树。

可能我的叙述有错，然而我认为“历史法则”是存在的。至今我们收获甚微，这也是事实，只因为我们的探索能力还不够。我们一直在忙着搜集材料，却忘了对它们作整理了，从中提取有价值和代表性的事实，然后对其分析总结，得出真正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于人类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可是有着不一般的价值。

在我最初涉足人类历史领域时，确实有些诚惶诚恐。在这里我引用一位科学家的名言，来对历史法则作出解释：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研究结论，当所有的物理和化学成分都达到了可以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便开始了。

将这句话翻译成为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当所有的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者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自然而然、或者突然地脱颖而出。

我再列举几个反面事例来论述这一观点。

思想处于类人猿水平的种族是不可能永久昌盛的，即便在天堂也不可能。

倘若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屋内，整日只知盯着冰面上猎捕海豹的冰洞看，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倘若达尔文为谋生计而不得不到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那么他就不可能取得生物学上的成就，倘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居住在罗曼诺夫庄园中偏僻小村落的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那么他也不可能发明电话。

古埃及诞生了人类第一个高级文明，那里气候宜人，然而当地居民的体格却不特别壮硕，且他们的进取心也不够，以致经济和政治状况都十分糟糕。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如此。后来迁居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却身材魁梧、精力充沛，两河流域的气候也非常适宜，不过那里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也不怎么样。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那里农业落后，除了横贯国土连接亚非大陆的那条大篷车道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商业贸易。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被耶路撒冷的教士所操纵着，这严重限制了个人发挥其积极性。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不错，那里的人们十分高大，贸易状况也很好，不过，这个国家却遭遇了经济极端不平衡的危机。小部分船主掌控了大部分财富，并且建立了严苛的贸易垄断制度。由此一来，早先泰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被几个大富豪所把持了，他们就连劳苦大众最基本的劳动权力也剥夺了。这些主宰者冷漠无情，对人民的生活不管不顾，由于他们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腓尼基最终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化为一片废墟。

总的来说，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难以俱全。

公元5世纪，在希腊终于出现了完美平衡的奇迹了，然而它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更奇怪的是，就连这奇迹也不是先发生在希腊本土上，而是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上。

我曾在另一本书中对著名的岛屿桥梁作过描述，它们沟通了亚欧大陆，促进了两大洲的交流和贸易。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通过这些岛屿的桥梁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不仅有商业活动，更是把亚洲的思想引入欧洲。在小亚细亚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上留下了商人们的足迹，这个地方叫爱奥尼亚。

当时距离特洛伊之战还有数百年，希腊本土的一些部族逐渐控制了这块长约90英里、宽仅数英里的土地，在此建立了城市并予以殖民，其中有名的城市有以弗所、福赛、米莱图斯和艾里斯。在这些殖民城市的周围，成功的因素以理想的比例日臻完备，致使这里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后世文明虽有比肩者，却从未能超越。

个中原因很多，有三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殖民城市的居民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多是本民族思想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

第二，殖民地积累了大量新旧时代以及亚欧大陆通商贸易获得的财富。

第三，殖民地的统治者给予了广大人民群众平等的机会，以使他们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华。

为何我没有提及气候因素呢？其实对于一个重商轻农的地区来说，气候的因素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船只照样会制造，货物一样可以装卸，只要港口没有结冰，只要城市没有遭遇洪灾，那么居民是不会对气候有多大的兴趣的。

然而爱奥尼亚的气候对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倒是很有利，在没有书籍和图书馆的时代，知识是靠人类口口相传的，城市的水井附近成为了早期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最古老大学的诞生地。

知识阶层中只有一个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他就是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不过此人的背景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他们并非是怀疑他因抢劫了银行或者是杀了人，才从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跑到了米莱图斯，主要是因为对他的身份不确定，他是腓尼基人还是奥夏人？是闪米特人还是游牧人？

位于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小小的城邦在当时竟然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世界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就如今天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只凭直观印象来评价他们的邻居，很少会过问邻居的家庭。

我们这本书并非是关于介绍数学或者哲学的，所以不需要对泰勒斯的思想多费笔墨来阐述了。值得一提的是，泰勒斯对于新的思想常待以宽容，这种友善的态度在爱奥尼亚普遍存在。在当时，罗马不过是远方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旁的小城镇，犹太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西欧和北欧也只是一片鬼哭狼嚎的荒野。

为了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对自从希腊众领袖渡过爱琴海将特洛伊城的财富掠劫一空后希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有所了解。在那时，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不过是初级文明社会的产物，他们就像是四肢发达的孩子，将生命看作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或者是充斥了刺激、赛跑、角斗等项目的竞技。我们现代人如果不是为了牛奶和面包而努力工作，那么人们未尝不想也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血性的角斗士对待他们的信仰和上帝的态度十分诚挚，就如对待人生中的重要事件一样。在公元10世纪时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就掌控着希腊人所创造的一切，然而他们也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与尘世间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人类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与他们信仰的上帝划清界限的呢？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没有人能明白。然而，天堂里的上帝从来就没有对尘世的子民中断过他的深情厚意，上帝的感情令人感到亲切而富有个性色彩，最终促使了希腊的宗教焕发了新的魅力。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大都明白，宙斯是万神之主，他胡须虬髯，他的力量非常强大，一旦他狂躁起来，世界立刻就会电闪雷鸣，仿佛到了世界末日。虽然孩子们在摇篮里常听大人讲述神的故事，然而等到他们稍微懂事，能够自己阅读神话故事时，他们便会尝试研究崇高的神灵的弱点了。那时他们所见到的神灵只是在愉快的家庭晚会上突然出现的易容客，这些人相互恶作剧，根本停不下来，或者他们会参与人们的政论活动，然后因为各自支持一方的观点而激烈地争吵着，所以，每当尘世发生争论的时候，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也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不过，虽然宙斯也有和人类一样的弱点，他却仍称得上是伟大的上帝和强大无敌的万物主宰者。为了人类的安全，还是不要触怒他为好。然而，宙斯是比较“通情达理”的，这个“通情达理”词汇的含义，现在华盛顿会议中那些专门在院外进行游说活动的说客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的确，宙斯是通情达理的，如果我们把握得好，还可以求得他的通融。更重要的是，宙斯十分幽默，他不会把本人和神界抬得高高在上。

这或许是对宙斯最好的评价了。有一点有着明显的益处，那就是古希腊从来就没有制定过什么严苛的教规，来规定普通人应该信仰什么，不应该信仰什么。由于那时没有“信仰”这一概念，以及冷酷的教义和凭借绞刑来推行教义的教士，因此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修改宗教教义和天堂的概念。

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的塞萨利人对于自己的邻居奥林匹斯众神的崇拜，并没有居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那么强烈。雅典人认为受到了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庇护，所以常常对众神之主表现得不够恭敬。那些住在偏僻地区的阿卡迪亚人却坚持着质朴的信仰，他们最憎恨的就是以懒散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信仰。人们对德尔法的朝拜是福西斯的居民赖以维持生计的根本，所以他们认为在奥林匹斯众神中，阿波罗是最伟大的。那些从远方来的客人，不管他们身上还剩多少钱，都应该去向阿波罗烧香跪拜。

犹太人信仰的上帝只有一个，这是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当时犹太人集聚在一个城市内，他们的力量日臻强盛，最终使其他的朝圣地没落，而犹太人将对宗教信仰的掌控维持了一千多年。否则，要使犹太人在这么长的岁月中只信仰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

希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力图使自己的城市成为整个希腊的中心，但他们的尝试均告失败，而他们的努力换来的只是长年无意义的内战。

一个性格自傲的民族绝对会因其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时常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的著作，实际上与真正的《圣经》毫不相干，充其量只是普通读物罢了，根本不能算是“圣书”。这两部著作所讲的都是一些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对其心存崇敬的后人便将他们列为希腊人的伟大先祖。不过书中也有不少宗教知识，因为当时在希腊人在内战中，众神各自支持所属的城市，反而将本来职责搁置一边，悠闲地坐观自己辖地内所展开的大厮杀。

至于荷马的《史诗》是不是从米纳瓦和阿波罗身上得到了启示才写就的，希腊人却没有予以什么关注。要知道，《荷马史诗》是人类文学史上光彩熠熠的篇章，在漫长的黑夜中，它不仅是陪伴人们的最好读物，也使孩子们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可以说，《荷马史诗》代表了一切。

在这个充溢着知识和自由精神氛围的城市中，到处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轮渡所散发出来的呕人气味，到处铺衬着华美富丽的中国绸缎，也到处漂泊着富贵闲人的笑语。泰勒斯就是在这个城市中出生的，他在这里成长、学习、工作，最终也在这里撒手人寰。

倘若他从研究中得出的观点与其他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也不需要因此而对其批判，因为泰勒斯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泰勒斯在米莱图斯家喻户晓，就如现在爱因斯坦在纽约无人不知一样。倘若你向纽约人问起谁是爱因斯坦，他就会说，爱因斯坦就是那个留着蓬乱头发、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科学家，这个人还写过一本关于旅客从车头走到车尾的小说，并且在周末的报纸上发表了。

这个叼着烟斗、爱拉小提琴的怪才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颠覆了自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物理学体系。然而，在当时他的这一发现并没得到千百万慵懒的纽约人的关注，他们只会在自己打高尔夫球时力图摆脱地球引力却没有成效时，才会记起这项伟大的发现。

古代的历史教科书通常都是对泰勒斯的贡献避而不提，只以“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一句话敷衍。或许当时的《米莱图斯报》曾在头版刊登过大字标题：“本地学生发现了真正的科学奥秘。”

到底泰勒斯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推翻了前人开创的道路，从而另辟蹊径的，我无法解释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泰勒斯并非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的超人，他的智慧也不是凭空幻想出来的。在公元前7世纪，无数先哲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科学领域，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资料，后世学者随时都可以用作参考。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开始探索宇宙了。

埃及的建筑师们也在经过精心设计后，才将两块百万吨重的花岗石安放在金字塔内部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们对太阳的活动作了认真的观察，然后准确预测出了雨季和旱季的周期，为农民提供了耕种的日历，使得农业生产步入规范的轨道。

不过，即便这些人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答案，他们依然认为大自然的变化是上帝旨意的具体体现。在他们的观念中，上帝掌控着季节更替、日月变换和潮汐涨落，就像是国会议员掌控着国家的农业部、邮政部和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不过，虽然他持反对态度，但是和多数受过教育的公民一样，他不会在公众场合下发表自己的观点。倘若海边的鱼贩子在某一天遇到了日食，因为被这怪异的天气吓住了，便跪拜在地上向神主宙斯祈祷，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泰勒斯不会将此事说给别人以引起讨论。实际上，稍微懂得天文学知识的小学生都知道，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这一天，会发生日食，而米莱图斯城会在白日陷入片刻的黑暗。

日食发生的时间正是下午，当时利迪亚人和波斯人正在火拼，随后他们便罢手了。在一般人看来，正是由于光亮不够、视野模糊才使他们停止了厮杀。利迪亚人却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在效仿数年前阿加隆山谷战役所发生的奇迹，将天国的光芒遮住，以使他们所支持的一方不打败仗。

对于这种看法，泰勒斯是绝对不相信的。

在泰勒斯的思想中，他将一切自然现象都看作是某种永恒法则所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真实体现，绝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是神灵随意掌控的结果。以他的观点，即便那天下午除了以弗所大街上的猫狗追逐，或者是哈里奇所举行的一次婚礼，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件，日食这一现象仍会照常发生的。

通过科学的观察和分析，泰勒斯总结出了一条符合逻辑的理论。他将世间万物的发生和变化归纳成一条普遍存在的法则，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世间万物皆源于水，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水的世界，从创世之初水就与世界并存了。

很可惜，泰勒斯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文稿资料，虽然他在那时可以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至今仍没有发现他写的文稿，我们对于他的了解仅限于与他同时代人的记载中关于他的一些只言片语，因此我们对于泰勒斯的真实生活只是略知一二，不够完整。泰勒斯从事贸易行业，他曾去过地中海的许多地方，与许多不同的人打过交道。或许你们会疑惑，实际上，早期的哲人大都兼有商人的身份，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哲人是“智慧的恋人”，然而他们也从不会忘记另一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命中。在他们看来，“为智慧而寻求智慧”，这一观点和“为艺术而寻求艺术”、或者为吃饭而吃饭一样，荒谬无极，贻害无穷。

哲人的观点是，世上的人们各有个性，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不好不坏的，评价世间万物就应该采用这样的标准，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哲人们一有空闲，便开始研究人类这种难以捉摸的高等生物，而且他们试图以人类的本来面目为切入点去探讨，而不是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想。

这种做法使得哲人们能与普通人和睦共处，并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影响力。相比不厌其烦的说教，指点人们通往理想国的捷径更有效果。

哲人们很少提出严苛的清规戒律来限制人们的行为。

然而，他们常以自身为榜样来向人们表示，只要认识到了大自然的法则，绝对可以获得寄存所有幸福的灵魂深处的永恒安宁。当哲人们在自己生活的圈子中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后，他们便有充分的自由继续作调查和研究了，甚至会去往一些被认为只有上帝才可到达的禁地进行探险活动。泰勒斯作为这群哲人的先驱，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

虽然他对希腊人古老的世界观作了分解，对每个部分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并且对自古以来希腊人所坚持的一些天经地义的事情提出了质疑，然而人们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使得他可以寿终正寝。或许当时有斥责他的观点是异端邪说的人，并要求他作出解释，不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在泰勒斯为世人指明了科学的道路后，追随者便蜂拥云集了。

比如说阿那克萨格拉，在他36岁的时候，他从小亚细亚来到了雅典，一直在当“诡辩家”，同时还在其他几所城市中兼任家庭教师。他对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讲课时经常向学生暗示，太阳不是由阿波罗驾驭着一辆马车，车上装载着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实际上太阳要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上一千万倍。

幸运的是，他的言论没有招致祸患，天国的众神没有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而用雷霆劈死他。于是阿那克萨格拉便有了勇气，将自己的理论深化，他提出了一种假设，月亮的表面到处是山脉和山谷，然后他又暗示说，世界上有一种种子，它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宇宙诞生之初它就存在了。

然而，这一次阿那克萨格拉所涉足的是一个禁忌的领域，他的言论正是关于人们最熟悉的事情，后世许多科学家也有过他这样的行为。日月星辰距离地球相隔千万里，然而哲人们通常不会这么认为。这位教师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种子”起源而来的，这种言论显然太疯狂了。这一言论与创世神话相背离，在创世神话中，上帝在大洪水后将小石子变成了男男女女，才使世界变得人丁兴旺。所有的希腊人在小时候都会听说这个故事，所以，任何对于它的神圣的真实性的否认，都会给当时社会的安宁带来不安，也会让孩子们怀疑先辈的智慧，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阿那克萨格拉便成为了雅典的家长们群起而攻击的对象了。

如果是在君主制或者是共和制的早期，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还是有能力保护一名不受欢迎的教书先生的，以免他遭受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们的迫害。然而，在当时的雅典，民主的程度可以说登峰造极了，自由精神进入到了每个人的思想中。而且，当时也被众人所排斥的伯利克里正是这位教师的得意门生，这使得法庭在对其治罪时又多了一条证据。最终人们借此事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独裁统治的运动。

当时有一名教士，他叫奥菲特斯。他是一个人口稠密的郊区的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建议最终成为了法律。这条法律条文的内容是：对于所有不尊敬宗教信仰或对神明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必须立刻治罪。也就是因为这条法律，阿那克萨格拉遭受了牢狱之灾。然而，希腊毕竟是个开明程度极高的城市，后来阿那克萨格拉缴纳了一些罚款就出狱了。他离开了雅典，又回到了小亚细亚，便一直居住在那里，他活了很久，在当地也有着极高的声望，直到公元前428年他才离开人世。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明白，统治阶级想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是枉然的。虽然阿那克萨格拉被迫离开了雅典，然而他的学说却留在了那里，并逐渐被后人所接受。200年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采用了他的学说，作为自己科学探索的基础。又经过了1000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被伊本·路西德所接受，他是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里向学生们传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将理论与自己的观察研究相结合，写了许多论著。这些著作后来被传到了比利牛斯山，在巴黎和布伦大学中传播着，并且不断地被译成法文、英文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西欧的人们接受了书中的一切思想，而这些思想现在已经成为了科学理论的基础，属于科学研究的入门知识，就如我们小时候所学习的加减法口诀一样。

我们再来谈论一下阿那克萨格拉。在他被治罪后的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内，希腊的科学家们被批准可以向学生们教授与神明信仰相左的学说。一直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这次被审判的是普罗塔格拉，他是一名流浪的教师，从希腊北部的爱奥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而来。这个村落由于是德谟克利特的诞生地而被世人所蔑视。德谟克利特可是一位有远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曾经提出一条思想：只有能够给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和最小的痛苦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这一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因此他也被看作是激进分子而长期受到了保安系统的监视。

普罗塔格拉深受这位老乡思想的影响，于是他来到了雅典，经过了几年的探索和研究，他向世人表明了自己的学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生命是短暂的，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对神明的崇拜上，应该将毕生的精力用来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这一学说无疑打动了人们灵魂深处的固执，相比过去所有的著作或者说教，这一学说更能使人们的信仰发生动摇。而且，当这一学说发表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间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当时的人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他们已经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显而易见的是，在这非常时期对神明的力量提出怀疑，必然会激起众神之主宙斯的怒火，真是不合时宜啊。因此，普罗塔格拉被看做是无神论者，他被勒令必须按照法庭的裁决修改他的学说。

若是伯利克里还在，是能够保护普罗塔格拉免受迫害的，可惜他已经逝世了。虽然普罗塔格拉是一名科学家，不过他还没有作好准备“为真理而献身”。

最终他逃走了。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他乘船前往西西里岛，所乘轮渡却在半途触礁损毁，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了，他极有可能在那场意外中溺水身亡了。

戴阿格拉斯是另一位受到希腊人迫害的科学家。不过他并不算是哲人，只能说是一名青年作家。由于他打输了一场官司，便认为是神明没有帮助他，于是他将个人的愤怒一股脑儿发泄在神明身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在因为自己的苦命而独自思考着，最终他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到处奔走，以恶毒的语言亵渎希腊北部人们所信仰的神明，他的狂妄也换来了法庭对他的绞刑判决。然而在临刑前夜，这个胆小的家伙也趁机逃走了。后来他去了科林斯，在那里他继续诽谤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可惜最终他因火气太盛而呛死了。

希腊人对于异见的排斥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法庭对于苏格拉底那场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这件事历史有着详细的记载。

当人们谈起守旧的世界，谈起古代希腊人那极端狭隘的心胸，谁都会说出苏格拉底的事情，以此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最有力证明。在今天，历史学家经过详细的搜集和考证，关于苏格拉底的情况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资料。他是一位街头的演说家，虽然他出身卑微，但却才华横溢，以致被人嫉妒。他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时，人们仍是相信神明的存在，因此苏格拉底便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虽然雅典人并不能真正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到底指的是什么，却明白了另一个事实：这位使者对于人们敬若神明的东西一概否定，就连传统的风俗也表现出轻视的态度。最终，雅典的统治者将这名老人迫害致死，虽然他的神学观点（这是统治阶级为了使大家相信而牵强附会加在他身上的）与他的罪名没有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本是一位石匠的儿子。他的石匠父亲有很多子女，然而收入微薄。因此没有余钱来供这些孩子们念大学，要知道当时的教授们都是“实在人”，每教一名学生要收两千元的学费。而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那些所谓的真理，研究一些无意义的现象，根本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的观念是，人们只要学会培养自己的理念，即便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无所谓，因为从学校学习的关于彗星和行星的知识本就无益于拯救灵魂。

就是这样一个鼻梁塌陷、衣冠不整，然而却气质朴实的小个子，不仅白天要在街头巷尾与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争论，到了晚上还得忍受着妻子的絮絮叨叨（他的妻子为了家庭的生计，天天在家中为别人洗衣服，然而她的丈夫却将这一谋生手段看作是生命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苏格拉底当过兵，打过仗，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兵，后来他成为了雅典参议院的议员，然而在当时众多的有着新思想的教师中，他成为了首个因自己的思想而被判死刑的人。

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我们就必须知道，在苏格拉底为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时，当时的雅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

苏格拉底以他一生的事业（他被处死的时候年逾七十），希望人们明白一个事实：光阴如梭，而他们正在虚度，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愉和无意义的胜利上。他们只知道挥霍上帝给予的诸般恩宠，以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哪怕几分钟的满足。苏格拉底相信人的命运应该是崇高的，他打破了传统哲学所设立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他的思想比普罗塔格拉更为深远。普罗塔格拉告诉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而苏格拉底的学说是：“人的潜意识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主宰我们命运的不是神明，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审判他的法官面前所做的演说（法庭上一共有五名法官，他们都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挑细选的，其中有些人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不管听众是否对这位老人抱有同情心，对他们来说，真算是最鼓舞人心且通俗易懂的哲理啊。

这位哲人向人们呐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权力规定别人的信仰，或者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力。”他又声称：“人们只要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即便他会失去家庭、朋友、金钱，他也会成功的。然而若是不对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彻底的了解，任谁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所以，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自由，而且政府不能干涉。”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实际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后，雅典的贫富之间、主仆之间的关系就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而苏格拉底是一个“温和分子”，他是一个能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并试图寻找一种折中的办法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的自由主义人士。然而，中间派是很难赢得任何一方的信任的，只是那时对立的两方处于对峙局面，谁也没工夫来对付他。

然后就到了公元前403年，当那些纯粹的民主派掌控了国家，将以往高高在上的贵族赶走后，苏格拉底也将遭受到他的劫数。

他的朋友得知这一情况后，劝他早些离开这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

但他的敌人太多了，以致苏格拉底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对方的魔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苏格拉底都在扮演着一个“口头演说家”的角色。他为了自己的演讲而整日忙碌着，他将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中流砥柱的政客的伪装和谎言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这后来成为了他的习惯。慢慢地，他的名字在希腊竟是无人不知了。当他在上午谈论一件事时，到了晚上全城的人都知道了，甚至有人根据他的事迹编写了一本戏剧。

在他被捕入狱前，整个希腊已经对于他的事迹，不论重要政论，还是生活琐事，都是了如指掌了。

他那些主导整个审判的敌人们（比如说那个没有知识，自以为明白神明的旨意而在起诉中格外卖力的可怜的粮商），均相信他们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对社会尽责，是为城市除害，像这样一个“知识界”的高端危险分子，一个只会教人懒散、不满和犯罪的恐怖家伙，绝不能容许他存活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身处这样危险的境地，苏格拉底依然在用自己绝妙的口才为自己辩解，以致陪审团的大部分人都有了释放他的意向。他们提出了条件：只要苏格拉底放弃他的辩论和学说，不再企图去影响别人的选择，不再对政府进行无休止的质问，那就可以赦免他。

然而苏格拉底当场拒绝了。

“我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还有良心，只要我还能听见自己的心声，那么我就会继续前进，为人们指明通往真理的道路。我要继续拉住每一个我所遇见的人，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即便我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终，法庭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了。

苏格拉底的死刑被缓期一个月执行，因为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回来，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允许行刑的。在这一个月的缓期内，这位哲学家并没有设法逃走，反而是老老实实待在监狱中，思考着如何改进他的思想体系。虽然他有很多机会逃走，不过他都拒绝了。他已经觉得不枉此生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也累了，是该休息了。就是到了行刑的那一刻，他还在和朋友愉快地聊天，开导他们去追求真理，劝告他们不要将精力浪费在物质追求上，而应该更多地思考精神领域的东西。

然后，他饮下了毒酒，安静地躺在了床上。从此，关于他的一切争论也随着他的与世长辞而销声匿迹了。

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曾经在那些气势汹汹的人们的咒骂中受过惊吓，他们不敢再抛头露面，于是便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

等到天下太平了，他们又回来了，便开始继续他们老师的事业。因此，在苏格拉底离世后的十余年中，他的思想传播得更广泛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就在这时，希腊城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争夺希腊半岛统治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了，雅典人在这场战争中可算是完败，斯巴达人获取了最终的胜利。这是一场体力击败智力的胜利。不过，这种胜利的影响是不会持久的。因为斯巴达人从来没有对此战有任何记载，他们对于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贡献（当然，除了一些军事战术，这些战术已经被运用到了当今的足球比赛中）。斯巴达人自认为他们推倒了敌人的城墙，摧毁了敌人的舰队，他们已经取得了永久的胜利。然而，雅典人的思想却并没有因为此次战败而失去敏锐的锋芒。波罗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不到10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便又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渡轮，在希腊人组成的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们一次次地崭露头角。

并且，虽然伯利克里的努力在当时没能得到重视，不过最终却使雅典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如公元前4世纪的罗马一样。罗马、阿拉伯和非洲的有钱人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即便只允许他们参观一下城邦附近的某所学校，他们也会感激涕零。

要我们现代人对古代的社会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古代，生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由于受到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将罗马人和希腊人视作丧心病狂的人群，因为在那时基督教仇视一切异教文明。希腊人和罗马人被看作是对信仰的选择很随意的人，所敬拜的神明也不够崇高，而他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只知道吃喝；他们整桶整桶地饮着萨莱诺酒，沉湎于埃及舞姬的柔声细语，有时会奔赴沙场，仅仅是为了满足嗜血的乐趣而大肆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英格兰人。

不论是在希腊还是罗马，都有很多的商人和军火贩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罗马这种人可能更多。他们不会理会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陈述的精辟独到的伦理道德，他们通过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正是由于他们的富有，所以下层人民不得不忍受着他们的霸道和无礼。然而，他们这些人在社会上毫无威信可言，所以他们也不可能被看作是当时社会文化的象征。

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了埃帕菲洛地特的寓所，历史上这家伙联合尼禄将罗马及其殖民地掠劫一空，因此成为了拥有百万级家财的暴发户。当我们注视着这个投机主义商人运用得到的不义之财所建造的四十余间屋舍时，便不禁摇头长叹：“这家伙实在是太腐败了。”

然后，我们便坐了下来，开始阅读爱比克泰德的书。爱比克泰德曾经给埃帕菲洛地特这个家伙当过仆人，但我们在细读他的书时，却明显感觉到在与一位有着高尚品格的灵魂神交。

人类都有这样的毛病，喜欢关起门来对自己的邻居或者身边的人评头论足，然而你们不要忘了，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可算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正如统治阶层那个趋炎附势的小人艾洛菲洛地特是他那类人最真实的代表一样。2000年前人们对于完美生活的追求，其欲望并不比现代人低多少。

不过，那时的“完美”概念与现在的“完美”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那时的“完美”是一个西化的产物，与东方文化是不相融合的。然而，那些根据自己的理解，并将之作为最高追求的所谓“野蛮人”，怎么说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推动了这种生活哲理的发展，后人才能对其不断完善并接受。倘若我们认为纯正的良心、朴素的衣食、以及健康的体魄和丰足的收入是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那么我们不妨承认祖先的生活哲理。那些“野蛮人”对于灵魂的归宿并不感兴趣，他们将自己视为有教养的高等生物，凌驾于地球其他生物之上。他们经常谈论神明，就如我们现在谈论“原子”、“电子”这样的概念一样。在他们的观念中，万物皆起源于同一个事物，所以当爱比克泰德在谈及宙斯时，便声称这位神只是所有尚未得到解答的难题的代名，正如欧几里德在解数学题时喜欢用X和Y来作为数字代名一样，这个代名可以有丰富的涵义，也可以不足称道。

在那时人们对生活投入的关注最多，其次便是艺术了。

他们对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他们采用苏格拉底所创造的分析方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们有时会出于对完美世界的追求，而陷入到一种荒唐的极端，这使人感到遗憾。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柏拉图是当时众多哲学家中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主张不宽容的人。

众所周知，这位雅典青年就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是苏格拉底思想的记载者。

他对老师苏格拉底的言论和所表达的思想进行了整理，编辑成对话形式，这就是传诵后世的《苏格拉底福音书》。

在他完成了本书的编纂工作后，便开始对老师思想中的一些艰涩隐晦之处作出注解，并为此撰写了大量文采斐然的文章。后来他便开课讲学，将雅典人对于公平和正义的学说跨越国境，传播于世界。

在这些活动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废寝忘食的忘我精神真是能与圣徒保罗相并论了。然而，圣徒保罗一生的经历充满了危险，他曾遍游各国，将上帝的恩惠传送到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里，而柏拉图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张舒适的座椅，他所传授的思想需要世界各地的人去主动到他那里学习。

因为他的出身和他的财富足够支持他这样做。

首先，他是雅典人，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

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便可以继承一笔不小的财产，足够维持他的富足生活了。

最后，他的口才出众，不论谁听过他在柏拉图大学的讲课，哪怕只听过一次，都会甘愿跋山涉水来到他的寓所受教。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柏拉图有着当时的年轻人普通存在的特性。他曾入伍当兵，军旅生涯并没有使他产生兴趣；他曾参加户外运动，他是个赛跑和摔跤的好手，然而他也从没有赢得过什么荣誉。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喜欢去国外旅行。他曾经横渡爱琴海，在埃及的北部短暂地停留过，重温了他那赫赫有名的祖父索伦所走过的路。然而自从那次旅行归来，他就再也没有外出了。他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的一座风景秀美的花园里住了下来，在长达50年的时间内他都在花园内向世人传授他的学说，闻名于世的“柏拉图学园”也因此得名。

柏拉图本来是个数学家，后来逐渐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关于政治领域的思想成为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柏拉图也是一名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在他的思想中，人类是从低级逐步演化为高级，世界也从美好的社会中产生了美好的制度，又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了美好的理想。

当他把这一思想写在羊皮纸上向世人宣示时，的确吸引了众多的人，然而当他尝试将这一思想变为具体的法则，为他的“理想国”建立理论基础时，他对于人类公平和正义的热情却使他变得疯狂起来，以致失去了其他的顾虑。他对于“理想国”的阐述虽然被那些有着浪漫情怀却只懂纸上谈兵的政治家推崇为人类未来至高无上的完美世界，然而在这个独特的城邦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人们对于这一思想都存在着诸多偏见，尤其是那些只懂得退伍的将军们。这些人有着富足的收入，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们喜欢与政治家打交道，却对下层社会的人冷漠以待，以表明自己的崇高地位，自己属于上流社会，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特权。

令人意外的是，柏拉图的著作流传到中世纪的欧洲时，受到了那里的哲人们的推崇。但很不幸，那些哲人们将柏拉图的“理想国”学说变成了对抗宽容精神的工具。

这些哲人们学识渊博、素养极高，然而对于柏拉图思想所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他们所生活的中世纪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他们却视而不见。

比如，以基督教的教义来评判柏拉图，显然他不够虔诚。他对于祖先所敬拜的神明非常憎恶，他认为那些神明不过是同马其顿的乡下佬一样低俗无趣。他曾对那些关于神明们在特洛伊战争中的丑恶行为的记载而深深不齿。等到他慢慢长大后，他终年坐在小橡树园中，对于国家各个城邦之间那些无意义的争论也变得愤慨起来。他认为旧民主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也慢慢相信，宗教信仰是普通老百姓不可或缺的，没有了信仰，他所追求的理想共和国就缺少安定团结的基础。因此以他的观点，理想的共和国就应该制定一部限制公民行为的法律，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不论是富豪贵胄，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绝对服从，没有例外，谁违背了这部法律，就应该被关押或者被流放，甚至处以极刑。此种观点是柏拉图思想的核心，然而看起来不免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曾经追求和为之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

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柏拉图思想转变的原因。苏格拉底出身低贱，他在平民百姓的生活环境中长大，而柏拉图则生于大富之家，他远离了真实的社会，也惧怕现实的生活，虽然他也老是一样对世界的丑陋和黑暗充满了憎恨，但他选择了逃避，他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理想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思想不可能实现，在那个割据征战的时代，不管是想象中的完美世界还是现实存在的完美世界，都已经逐渐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很快，整个希腊半岛被马其顿帝国所征服，马其顿帝国拥有广阔的疆域，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马其顿帝国开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时代。

然而，在古老的希腊半岛上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为马其顿帝国所征服的时候，半岛上出现了一位璀璨夺目的伟大思想家，他的存在使得那一带步入暮年的希腊民族成为了世人永久的怀念。

这位思想家就是亚里士多德。他来自斯塔吉拉，从小便是一个神童。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已经知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类的文明添加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著作被誉为智慧的源泉，在他之后的数百年中，欧洲和西亚的人们不需要再忍受10年寒窗苦读，就能获取丰富的知识食粮。

在18岁那年，他离开了斯塔吉拉，来到了雅典。他在这里聆听柏拉图的授课，当他毕业后，他又到各个城邦给别人授课。公元前336年，他回到了雅典，就安定了下来。他在阿波罗的寺庙旁边的一座花园开办了自己的学堂，当年他也曾在这里传道授课。他的学堂吸引了各地的学生前来听课。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雅典城很少有人愿意开办学堂讲学授课。在当时，雅典城已经逐渐失去了曾经的商业重镇的地位，因此那些期望发财的居民都迁到了附近的亚历山大港和马赛，以及西南方的一些城市。至于那些没走的人，都是一些穷光蛋或者是好吃懒做之徒。他们是推崇自由精神的祖先们中顽固守旧一派的子孙。那些顽固派虽然曾经对民主城邦作出过贡献，却也为城邦埋下了灭亡的祸种。对于柏拉图的学园，他们充满了偏见。在柏拉图逝世的十多年后，他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回到了希腊，继承了老师的事业，继续向人们讲授关于万物起源和神明平凡的哲理，当然这些仍难以为公众所接受。不过，那些守旧的老人却非常激动，他们摇头叹息，咒骂他将希腊变成了虚妄自由和放任信仰的地方。

倘若守旧老人们冲动一些，那柏拉图的这位得意门生可能就会被赶出国了，然而老人们久经岁月，知晓利害，便没有这么做。因为，柏拉图的得意门生可是一位体格强健且文质彬彬的哲人，希腊人对于他渊博的学识和考究的衣装相当崇拜，他也是希腊政界一位重要的人物，绝不是一两个小流氓就能将他赶出城邦的。

亚里士多德还是马其顿帝国太医的儿子，曾和帝国的皇子们一起入学。在他刚毕业时就被任命为小皇子的教书先生，在其后的八年时间里，他都伴随着年轻的亚历山大皇子成长。因此，当皇子成为了亚历山大大帝后，他们的师生之谊便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盾了。在亚历山大大帝征伐印度时，掌管希腊半岛的行政长官甚至对他关心备至，生怕这位帝王的恩师遭遇什么不测。

但是，当亚历山大大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想起了太师父苏格拉底的遭遇，他不愿经历像他那样的命运，于是他像老师柏拉图那样，从此慎言慎行，在给人讲哲理时绝口不提政治。然而，他对于统治阶级的民主和平民百姓的议政的非议在希腊无人不知。因此当他看到雅典人爆发起义，将马其顿帝国的守军赶走时，他也不免觉得恐惧。于是他借道埃维亚海峡，悄悄来到了卡尔希斯。当马其顿帝国的军队镇压了起义，再次征服了希腊时，他已经去世数月了。

两千多年过去了，要让我们现在寻找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证据，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环境，在那个到处都是演说家的城邦内，他的任何活动都无法与政治脱离干系。可惜他的学说无法赢得人心，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就是诋毁神明以致遭受神主宙斯严厉惩罚的异端邪说。客观来说，是对他存有偏见的有实权的政客们对于他的敌视和污蔑使得他不能被公众所接受。

当然，这样的现实环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那些独立的民主城邦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希腊半岛在不久后便被马其顿帝国征服了。

也没过多久，罗马帝国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从此希腊城邦成为了帝国的一个省份。

在很多事情上，罗马人甚至都要比全盛时期的希腊人显得宽容，因此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也很快停止了。帝国的居民被允许自由思考和行动，但不允许对提过的政治原则提出质疑，因为在罗马人看来，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安定繁荣，全是依靠这些原则的指导。

与西塞罗同时代的人所推崇的思想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希腊的思想体系中，主张宽容精神的祖先们将这一思想寓于一些明确的观点中，这些观点是他们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观察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然而在罗马人看来，他们不需要讨论这方面的事情。他们漠视道德理论，且认为这种态度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只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他们注重实践，向来对高谈阔论不屑一听。

假如一个外国人在某天的下午坐在老橡树下，向人们讲说政治理论或者月球潮汐，罗马人是不会拒绝的；假如这个外国人传授一些实用的知识，罗马人必然十分欢迎。

然而，若是谁想坐而论道，或者是谈论歌舞、烹饪、雕塑和科学这些方面，最好还是选择希腊人或者外国人为对象。既然爱神丘比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谈论那些严肃的罗马人所轻视的东西。

罗马人的工作是竭尽全力管理好不断扩张的疆域，他们从统治下的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人中挑选精壮男丁，将他们训练成步兵和骑兵，以保卫帝国的殖民地，扼守连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通道。

罗马人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维持境内各民族和各省份之间的和平这件事上。

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成就的桂冠只能赐予最功勋卓著的人。

通过精心地策划，罗马人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体制，这个体制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存在着，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可是一项伟大的功劳，在当时，帝国的臣民只需要缴足赋税，并在言行上遵从帝国统治者所指定的那几条法律，他们就可以享有充分的自由了，他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们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敬拜一个神，也可以敬拜所有的神，都没人干涉。然而，不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信仰，都必须谨记，在这个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内，要保证所有部族和省份的人们的安定，就必须忠实地执行这样一条准则：宽容待人，人亦宽容相待。如此，“罗马和平”才能真正实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不得干涉邻居或者陌生人的事情，即便他们认为对方侮辱了自己所信仰的上帝，那也不应该冲动解决或者求得官府判决，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重要的聚会上所讲的：如果你所敬拜的上帝认为应该补偿那人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施以某种恩惠的。

就因为这句权威性不够的话，官府可以拒绝受理任何关于信仰的案件，并要求军民不要将带有偏见的私人问题呈交法庭处理。

倘若一群卡帕蒂西亚商人迁居到歌罗西人的地方，不仅继续信仰自己的神明，而且还在那里建造了朝拜的寺庙，那么歌罗西人也可以因为相同的原因而搬迁到卡帕蒂西亚人的地盘，也同样可以信仰自己的神明，并建造庙宇。

人们在争论时常说，之所以罗马人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就是因为他们对歌罗西人、卡帕蒂西亚人以及其他部族的人都致以相同的蔑视态度。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不过我可不能确定。然而，在其后的5个世纪里，罗马人对于宗教信仰的宽容，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十分盛行。罗马人将他们的统治体制变成了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为大多数人所欣赏，他们愿意减少彼此的摩擦，愿意以实际的行动来收获成果。虽然在现代人看来，未免有些虚幻，然而这的确是事实。

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的，凭借武力征服所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可能长久的。

罗马人在征服世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

年轻的罗马战士战死沙场，不计其数的白骨被抛在战场上无人问津。

在帝国建立后的五百多年中，无数的社会精英都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这个横跨爱尔兰到黑海的庞大帝国的管理工作中。

最终，他们不得不自食恶果。

毕竟，以一个城邦的力量来统治整个世界，即便罗马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其背后的管理工作也的确耗空了罗马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帝国的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他们厌倦了生活的现状。

他们已经占领了所有的土地，拥有了想要的游船和马车。

他们也拥有了无数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世间的美酒，吃遍了世间的美食，游遍了世间的青山绿水，结识了世间的美丽女子，并且将世界上所有的古籍典藏收归进他们的藏书室，将世界上所有的名画墨宝挂在他们居室的墙上。在他们用餐的时候，会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奏家为他们演奏；在他们年幼时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他们也因此学到了应该了解的知识。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觉得所有的美食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书籍都变得乏味，所有的美丽女子都失去了诱惑，甚至于活在世上也成为了一种负担。有太多的人宁愿有一次轰轰烈烈的死亡。

对他们来说，只有对于未来世界的遐想是他们最好的安慰。

曾经崇拜的神明已经不复存在了，聪明的罗马人也不再相信托儿所传唱的歌谣中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美了。

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主义学派的哲学体系，他们宣扬仁爱、克己奉公和大公无私的美德，宣扬要为公众奉献一生。

然而，这些学说不免空洞。

在各个城邦的书店内，到处堆满了赛诺、伊壁鸠鲁、普鲁塔克和爱克比泰德的著作，他们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哲学人物。他们的著作内容华丽而丰富，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论上的说教并不能对罗马人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所帮助，罗马人需要的是一种精神食粮式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哲学体系只能说是一种纯哲学色彩的宗教（这里我们假设宗教思想和追求高尚有益的生活的愿望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它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要求，这“少数人”属于上层阶级，他们很早就享有了学识渊博的希腊教授对他们单独授课这样的特权了。

因此，对于这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老百姓嗤之以鼻。在当时，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认为大多数的神话故事都是愚昧无知的祖先臆想出来的。然而，他们毕竟还没有达到那些大哲人的境界，因此也不敢对神明的存在持有异议。

于是，就像所有底层百姓会在那种环境下所做的，他们也采取了行动：虽然表面上对帝国所崇拜神明依然恭敬，然而背后却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信仰另一个宗教行会。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在泰伯河畔的古城中，越来越多的宗教行会被城中的居民所接受。

我所引用的“行会”是一个希腊词汇，它的本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群人必须对行会最神圣的秘密守口如瓶，不能泄露半点信息。只要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才有资格知道行会的秘密。行会的性质就如现在大学里的兄弟联盟一样，将相关联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在公元一世纪时，行会只能算是一种信仰形式、或者一种思想、亦或者一种教义。一个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离开了长老会而加入了基督科学教会，他就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了。现在我们常说的“教堂”、“贵族院”和“英国北部教会”实际上都是新兴的词汇，在当时人们可没有这样的概念。

假如你想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明白当时罗马的真实情况，你可以在下周末买一份《纽约时报》，不论哪一份，你都会得到你想要的信息。你会从中间的几版中读到关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引进的新教义和新处方的广告，这些广告旨在给人带来一种健康、富足和灵魂永恒的希望。

当时的罗马和现在的纽约一样，各种宗教信仰随处可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毕竟罗马在当时是国际性大都市，与世界各地都存在着联系。

在小亚细亚北部覆盖着青藤的山顶上的人们，崇拜神母，他们将神母推崇为众神之母。然而，由于他们对神母祭拜时，常通过一些古怪而又不合礼法的形式来表达情感，因此罗马的统治者最终以武力手段将那些神母庙强行关闭了，并且还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他们进行任何宗教仪式，因为他们信仰的宗教只会鼓励人们放荡堕落甚至做更恶劣的事情。

在埃及这块充满着神秘色彩和各种冲突的土地上，诞生了几个性情乖张的神明，有奥赛里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等，他们和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迪梅特和赫尔墨斯一样家喻户晓。

而希腊人，在数百年前他们就已经建立起抽象真理和法律条令的基础体系了。在当时，他们又向崇拜神明的异族人们带来了另一种信仰，那就是由艾迪斯、狄奥尼索斯、爱多尼奇和奥尔菲斯所建立的闻名遐迩的宗教行会。从道德的高度来讲，这些神明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然而他们却被人们所接受。

在其后的1000年里，腓尼基商人经常去意大利的海岸做贸易，于是他们所崇拜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世仇）和他的妻子艾斯塔蒂也慢慢地为罗马人所熟悉了。也许是出于对艾斯塔蒂女神的崇拜，年老的所罗门国王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这使所有忠于他的臣民都感到意外。在漫长的地中海统治权的争夺中，这位令人敬畏的女神一直都被认为是迦太基城的守护神。虽然她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被推倒了，不过很快她就以基督教神明的身份在欧洲建立起新的庙宇。

然而，还有一位重要的神明，他在军队中享有盛誉。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他的形象被刻在每一堆断砖碎瓦上。

他就是伟大的米斯拉斯神。

我们从搜集的史料知道，米斯拉斯神本来是掌管亚洲的光热、气候和真理的神明，在里海地区有供奉着他旺盛香火的庙宇。当我们的祖先占领了那片水草丰沃的土地，在险山深谷的缝隙中找到了容身之所时，便在那里慢慢发展起来，最终这片土地成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欧洲。人们都相信，神明赐予了他们所需的东西，如果没有神明的恩惠，这地方的统治者根本就不能使他的权力起作用。米斯拉斯生活在天火中，他有时会将一缕天火洒在那些地位高贵的人身上，以作为恩赐。虽然他后来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就连他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了，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仁爱的哲人们头上的光环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在教堂和牧师出现的1000年前便有了这个宗教传统。

虽然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米斯拉斯神都在享受着人们敬拜的香火，然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想要了解关于他的事迹却异常困难。这是有原因的。在早期，基督教的教士极为仇视米斯拉斯的神话，对其的憎恨要超过一般神话的100倍。在他们的观念中，印度神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于是便处心积虑想要毁掉他所有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东西。他们煞费苦心，也收到了成效，米斯拉斯神的寺庙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这位神明曾在罗马享受了500多年的香火，正如在今天的美国长盛不衰的长老会一样，现在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只言片语的记载被留下。

然而，在当时还没有火药，他的寺庙虽然被推倒了，却未必被完全摧毁。我们经过细致的搜寻，终于从一些古城废墟和几个古墓中发现了一些资料，从而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关于这位神明及其一生的相当可靠的信息了。

若要讲米斯拉斯的故事，就需从很久很久以前（也不知是哪个古老的年代）讲起。在某一天，米斯拉斯神从一块巨石中脱胎而出。那时他还是个婴儿，安静地睡在摇篮中，附近有几个放牧者看到这一神迹，都慌忙过来跪拜。一个人逗着婴儿，他也高兴地笑着。

到了儿童时代，米斯拉斯便有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冒险经历，他的种种经历使我们想起了赫尔克里斯，这位神明也是做过许多惊人的事迹并最终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不同的是，赫尔克里斯秉性残暴，而米斯拉斯却和善待人。比如说有一次他与太阳神决斗，虽然他将太阳神打倒在地，取得了胜利，不过他又大度地过去拉起了太阳神。从此两位神明结为知己，亲如兄弟，以致人们常将两人混为一谈。

后来，当罪恶之神艾赫里曼带来一场大干旱，意欲将人类置于死地时，米斯拉斯站了出来，他一箭射中一块巨石，裂口处顿时流出一道清泉，泉水滚滚，流入龟裂的土地。艾赫里曼心有不甘，为达到其罪恶的目的，便想引起一场大洪水淹死人类。米斯拉斯知道这个情况后，便请人建造了一条大船，让人类将亲人和家畜全部带上船，这样一来又将人类从灭亡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然而他为了拯救人类，不使他们因为自己的性恶而遭受惩罚，却累得精疲力竭，最后他升入了天堂，成为了掌管公平和正义的神。

在当时如果有谁想要表示对米斯拉斯的崇拜，就需要经过一项仪式，也就是将面包和葡萄酒作为礼餐，以纪念米斯拉斯神和他的兄弟太阳神那次著名的晚餐。然后，还要用泉水来进行一次洗礼。当然，我们现代人是无法感受到这些仪式的意义的，因为这一宗教仪式在1500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一旦有谁建立了对米斯拉斯的信仰，那么他就要对所有虔诚的信仰者一视同仁。大家会在同一个摆满了烛光的祭台上祷告，大家会同唱一首赞美诗，然后同在12月25日这一天来庆祝米斯拉斯的生日。在每个星期的首日，他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只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神明。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称每星期的第一天为“星期日”。当有信仰者逝世，他们将会把他的尸体摆放好，然后等到审判日那天，好人会得到大家的祈祷，而坏人则会被投入烈火中烧毁。

这些美丽动听的神话以及在罗马军队中影响深远的米斯拉斯精神，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那时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是很庄重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建立的最初几百年里，统治者一直都在找寻能够满足臣民精神需求的思想。

在公元47年，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条小船从腓尼基向佩加城的方向驶去，船上只有两个人，他们都没带行李，他们要去那个通往欧洲各国的要塞城邦。

这两人一个叫保罗，另一个叫巴纳巴斯。

两人都是犹太人，不过其中一人通晓罗马人的文化，并且持有罗马护照。

他们开始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旅程。

从那一刻起，基督教开始传遍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