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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圣人之治◎

【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注释】

①尚:推崇。

【译文】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不以奇珍异宝为贵重之物,使人民不做偷盗的坏事;不炫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产生邪恶、动乱的念头。因此,有道的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要净化人民的心灵,满足人民的温饱,减损人民争名夺利的心志,强健人民的体魄。要常使人民没有伪诈的心志,没有争名夺利的欲念。使那些智巧之人也不敢肆意妄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理政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

不尚贤,使民不争。

【解析】

本章是老子对无为之治的具体论述与见解。

圣人之治在于无为。只要心里没有贪念,就不会有不满及争夺之心,从而使自己到达一种纯朴自然的状态。要使社会物质条件丰富,民众就不会为温饱而起纷争,生活安逸自在,达到一种最理想的境界。民众为了能使这种美好生活永远延续,就会自觉地维护这种和谐共处的状态。即便有一些自认为是的人想改变这种生活,民众也不会同意,从而使有智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

虚其心,实其腹。

老子还说,不要使民众产生志向,但是要使民众的体格强健起来,有了强健的身体,就不会有痛苦产生;不崇尚贤者,就不会产生志向,志向是人心滋生贪欲的前因,如果内心存有志向,人们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择手段,这是恶行发生的一个前提。不以难得的货物为尊贵,那么民众就不会为了得到这些难以得到的东西而产生偷盗之心。老子还特别提到,作为最高统治者,首先不要存有欲望,而应与民众一样达到无知无欲的境界,因为民众是以圣人为榜样的,圣人如果有欲望表现出来,民众就会觉得不知所措而出现混乱。最后老子说,能做到这些,就是无为之治,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地方了。

不推崇贤能之才,使人民不争名夺位。

从政之道

◎清静无为——宋仁宗开创治世◎

“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一章里,老子阐述的是“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治国,即国君不妄加干涉百姓的生活,使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政策宽松,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争兵役。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因此出现了国家政治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局面。北宋中期的皇帝宋仁宗,正是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解决了内忧外患,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宋仁宗(1023年至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后改名为赵祯,宋真宗的第六子。仁宗即位之前,宋朝官僚体制膨胀,冗官冗兵的问题突出,而对外战争又屡战屡败,尽管西北面的党项(即后来的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没有消除。

宋仁宗即位后,他一面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一面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力图实现政治清明,使百姓安居乐业。

终仁宗一朝,宋仁宗赵祯在对待文武百官的态度上,一直持谦和、宽容的态度。仁宗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朝臣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即便在言论上忤逆皇帝,最大的处分也不过是降职,或是贬谪到其它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罢了;而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说不定还会把被贬谪的官员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在少数。那时的大臣,上书的内容敏感,什么话都敢说。有一次,仁宗皇帝的宠妃张贵妃想求仁宗封自己叔叔张尧佐为三司使,仁宗答应了她的请求。但是,御使包拯坚决不赞成,他认为三司使是主管朝廷财政工作的重要官员,而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难以给张贵妃交差,只好让步说道:“实在不行的话,就封他个粗官做吧,你看让他当节度使如何呢?”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是个虚职,仅仅是个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见皇帝让了步,便答应下来,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不能认同,于是对仁宗说道:“节度使怎么是粗官呢?太祖、太宗不都做过节度使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没有怪罪他。回宫后,张贵妃不甘心,撒娇使性,想让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只好训斥她道:“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高的官位,难道你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正是由于仁宗对百官的态度很宽容,所以他那一朝出了不少名臣,宋朝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可谓名臣辈出。

宋仁宗颁布诏令与民休息。

仁宗对朝臣态度宽容,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

仁宗朝的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得仁宗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至于被谗言蒙蔽了头脑。皇帝的宽容仁厚,也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先天下之忧而忧”,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所以,仁宗一朝奸佞小人很少,朝中多数是些品德高尚的官员。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仁宗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

宋仁宗对待老百姓也相当仁慈。《宋史·仁宗本纪》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处对仁宗善待百姓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当遇上水旱灾害的时候,仁宗都要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希望能够早日结束灾害;或者会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让自己罚站,向上天谢罪。此外,仁宗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到民间,过正常人的生活。仁宗一生所做的善事很多,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宋仁宗还很珍惜每个人的生命,对于判处死刑的案子,仁宗都要亲自复审,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据史料记载,仁宗在位期间,罪犯中每年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大概都在千人以上。仁宗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的时侯,从来都没有说过刻毒的言语,因此就更不敢在断狱的时候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仁宗也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的时候冤杀了好人,那么这人一辈子便不能再提拔了。

宋仁宗对臣民态度宽容仁慈,但是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却要求很严格。仁宗生活俭朴,他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像以前的帝王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仁宗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仁宗在宫苑内散步的时候,屡屡回头张望,随从的侍卫都不明白仁宗是什么意思。等回到宫里后,仁宗对妃嫔说道:“今天我渴坏了,快快给我倒些热水来。”妃嫔觉得很奇怪,于是问道:“皇上在外面为何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却没有看见随从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我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朝臣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

在对外关系上,宋仁宗也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能让人乐观。北面是幅员广阔,强悍跋扈的辽国。宋朝建立后,曾多次与辽国交战,但结果是胜少败多,辽国一直都是宋朝北部边境的巨大威胁。西北面是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党项人的部落,仁宗即位时,党项已经接受了宋朝的册封,被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但是,党项人一直骚扰宋境,每次入侵,总能掠夺大批牛羊牲畜。与此同时,西南方向是吐蕃诸部的活动区域,与宋接壤的边境自青海西宁直到今天的四川雅安一线。吐蕃部落较多,这些部落经常袭扰宋朝边境。面对严重的边患问题,宋仁宗一面任用贤将守边,一面对异族采取安抚政策。宋仁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仁”也有很多具体事例。比如,辽国发生了旱灾,饥民大批涌入了宋朝境内,仁宗命令地方官员对他们进行救济。当时,向宋称臣的高句丽国因受辽国的挑拨,朝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大臣建议出兵惩戒,宋仁宗却回答说:“那只是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的话,也不一定能杀得了高句丽的国王,还会殃及两国的黎民百姓,我看还是算了吧,贡物少就少点吧!”后来,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在评价宋仁宗的外交政策时,说道:“先帝兼爱南北,不轻启战端。”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人之道

◎少私寡欲——崇尚节俭的汉文帝◎

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心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统治者只有勤俭节约,与民休息,才能赢得民心,治理好天下。汉文帝清心寡欲,厉行节约,后继者汉景帝效法他的政策,终于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汉高祖时期,天下刚刚经历完战乱,到处都是一片衰败残破的景象。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说的是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

汉文帝与民休养生息。

汉文帝即位后,实行无为之治,以“慈”、“俭”为治政原则。首先确立宽厚的法治精神,废除“连坐”等严刑;接着“诏定振穷、养老之令”,保障百姓生活无忧。当然最重要的是多次下诏减轻赋税,轻徭薄役,施行节俭治国的政策。

汉文帝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继承帝位的第二年,有人献上一匹千里马。他下诏连同送马的路费一并退还,同时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说:朕不接受任何名贵稀奇的奉献,要地方官们通知四方,以后不要打主意奉献什么东西上来。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建又大又漂亮的露台,以供欣赏山水风光。汉文帝本来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了工匠,让他们算算该花多少钱。工匠们说:“不算多,一百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一百斤金子合多少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工匠们粗粗地算了一下,说:“十户。”汉文帝听了,说道:“不要造露台了,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吧。”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甚至连车辆仪仗也没有增添。

汉文帝拒受别人献上的千里马。

此外,汉文帝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

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汉文帝去世前,曾颁下遗诏,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他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据说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所有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独没动汉文帝的陵墓,因为他们知道,汉文帝的陵墓里面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北宋文学家吴垧在《五总志》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履”。由于草鞋材料以草和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藉”。在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主要是贫民穿,而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做出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只能称为“绨衣”。“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就是这样的龙袍,也穿了很多年。龙袍破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接着再穿。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也是只穿朴素的服饰。当时,贵族女子长衣拖地是一种时尚,而汉文帝为了节约布料,即使对自己最宠幸的妃子,也不准她们衣服的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也不带花边。

正是由于汉文帝勤俭节约和爱民如子,他才与其后继者景帝共同创造出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史家评论汉文帝时说“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这是丝毫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