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传习录》上(1)
本篇导读
是卷由阳明弟子薛侃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九月在江西虔州（赣州）刊刻，记录者分别为徐爱、陆澄、薛侃。根据徐爱在卷首《引言》中的叙述，阳明在《大学》“格物”问题上，悉以“古本”为是而不同于朱熹《大学章句》为代表的“新本”之说，显示出阳明与朱熹的思想差异，以至于在社会上引起了种种揣测乃至质疑，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正德三年（一五〇八）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后，有一番大彻大悟（史称“龙场悟道”），其学“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然而在社会上有的人或与阳明仅交一面，或尚未亲见耳闻，便根据“传闻之说”来对其思想妄自臆断，另一方面有些弟子由于未能久炙门下，故往往“得一而遗二”，不能全面了解阳明学说，鉴于以上情况，因此徐爱将其亲炙阳明十余年来的平日所闻加以记录整理，“私以示夫同志”云云。这段叙述清楚地表明了《传习录》的由来。徐爱所录今仅存十四条，但都很重要，“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等重要命题及概念均在其中出现，而在陆澄及薛侃的记录中，则有“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无善无恶”、“精金喻圣”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内容丰富、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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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1]问：『「在亲民[2]，朱子谓当作「新民」[3]，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4]，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5]，「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6]，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左为本书条目，右为陈《集评》本条目，至207/340同。
[1]爱：徐爱（一四八八至一五一七），字曰仁，号横山，余杭之马堰（浙江余姚）人，为阳明妹婿及首位弟子。正德七年（一五一二）与阳明同舟由南京归越（浙江），上卷开首十四条即当时的记录。
[2]亲民：古本《大学》作“在亲民”，程颐改正《大学》时，在“亲”字下注“当做新”。
[3]新民：古本《大学》作“亲民”，朱子采用程颐的“新民”说。
[4]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5]明德：认同、实践并彰显美德。
[6]九族：自高祖至玄孙。
译文
徐爱问：“《大学》经首章的‘在亲民’，朱子认为应作‘新民’，朱子的说法与《大学》传第二章‘作新民’的文字似乎是有据可依的。而老师您认为应按旧本作‘亲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
阳明说：“‘作新民’的‘新’字是指自新的百姓而言，与‘在新民’的‘新’字不同，‘作新民’怎么可作为‘在新民’的依据呢？‘作’字与‘亲’字含义相应，而不作‘新’字解。后面说的‘治国平天下’，都没有‘新’的意思。比如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这些都是指‘亲’字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所说‘亲亲仁民’，亲近就是仁爱。百姓不能彼此亲睦，虞舜就任命契为司徒，尽心竭力地推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伦理观念，这就是亲民的方法。《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都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其中‘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因此说‘亲民’就包含了教化养育这两层意思，而说‘新民’便觉得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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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1]，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2]。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3]，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4]。』
注释
[1]定理：“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朱熹《大学或问》）
[2]义外：告子的观点，“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
[3]至精至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
[4]见朱熹《大学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条注。
译文
徐爱问：“《大学》‘知止而后有定’，朱子认为是指‘事事物物都有定理’，似乎与老师您的看法相矛盾？”
阳明说：“如果在事事物物上寻求至善，便是把义看成外在的了。至善是人心的本体，只要作明明德修养工夫，并达到至精至一的境界就是至善，当然寻求至善也不能离开事物。而朱子在这条注释中说‘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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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1]，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2]。」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1]温清定省：“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礼记·曲礼上》）
[2]《礼记》言一句：见《礼记·祭义》。
译文
徐爱问：“至善如果只从心中寻求，恐怕不能穷尽天下所有事物之理吧？”
阳明说：“心就是理。天下难道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
徐爱又问：“比如事父的孝、事君的忠、交朋友的信、治理百姓的仁，其中有许多节目仪式须要讲求，恐怕也不能不考察吧？”
阳明说：“世人被这个说法蒙蔽很久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明白的，今天暂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谈一谈。比如事父这件事，难不成要在父亲那里寻求个孝的理？事君难不成在君主那里寻求个忠的理？交友、治理百姓难不成也要在朋友和百姓那里寻求个信和仁的理？孝、忠、信、仁都只在此心寻求即得，所以我说‘心即理’。如果此心没有丝毫被私欲遮蔽，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添加一分一毫。如果此心全是天理，那么表现在事父上自然就是孝，表现在事君上自然就是忠，表现在交友和治理百姓上自然就是信和仁。因此只须在此心上做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即可。”
徐爱问：“听了老师您这番解释，我已觉得有所醒悟。但是旧说依然萦绕心间，还不能完全看破。比如事父这件事，其间早晚请安问候、嘘寒问暖等节目，难道不须要讲求吗？”
阳明说：“怎么不讲求？只是要有个头脑，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比如讲求寒冬保暖，也只是要讲求尽自己的孝心，不使有一毫人欲夹杂其间；讲求炎夏避暑，也是要讲求尽自己的孝心，不使有丝毫人欲夹杂其间。如果此心没有人欲，全是孝心，那么冬天自然会思量父母的寒冷，自然会去采取保暖的方法；夏天自然会思量父母的炎热，自然会去了解消暑的办法。防寒消暑都是那纯孝的心发出来的，必须先有纯孝的心，才会思量讲求这些防寒消暑的方法。譬如一棵树，树根就是那颗诚恳孝敬的心，枝叶就是尽孝的许多节目。树必须先有根，然后才能长出树叶，而不是先讲求树叶，再去栽培其根。《礼记》上说：‘孝子心中有深爱者，心中必定是和气的，其脸色必定是欢愉的，欢愉必然展现为温婉的。’必须先有深爱父母的心为其根本，自然会有和气、欢愉、温婉的表现。”
赏析与点评
“心即理”是阳明学第一命题。阳明认为，作为道德法则的“理”不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身上，忠、信、仁、孝等这些道德原理都存在行为主体的心中，并由此来批评朱子学的理在事物的观点，因此阳明实际上是在与朱熹对话。但是，徐爱担心若只在自己心中追求至善原理，就不免遗落了“天下事理”。而所谓“事理”显然并不仅指道德原理，还应包括自然、社会以及具体事物的存在原理。从阳明的回答看，他只回答了至善之理在心中，并没有直接响应天下事理的客观性问题。可见阳明对“理”的理解是扣紧人的德性问题出发的，至于物理是否在心外客观存在，乃是德性问题以外的另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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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朝朔问[1]：『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2]。』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什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注释
[1]郑朝朔：郑一初，揭阳（广东）人，阳明为吏部时（一五一一），朝朔为御史，问学于阳明。
[2]学问思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第二十章）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必须从事物上讲求？”
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保全天理达到极致，怎么能在事物上讲求？你不妨举出几个例子来说说看？”
朝朔问：“比如孝敬父母，怎样才是保暖消暑之节目，怎样才是奉养合宜，须寻求个恰当之法，才是至善，所以才说有学问思辨的工夫。”
阳明说：“如果只是讲究保暖消暑、奉养合适的礼节仪式，这是一两天时间就可讲清楚的，何须用学问思辨的工夫！只是在讲求保暖消暑、奉养合宜的节目时，要使此心全是天理之极致，如果这里没有学问思辨的工夫，将不免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因此，即便是圣人，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训示。如果只是把那些礼节仪式讲求得适宜，便称作至善，那么今天的戏子扮演了许多正确的事亲仪节，也可称作至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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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1]、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2]，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3]。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什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