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人
早年间，王朔写过一本小说，叫《我是你爸爸》。关于父亲，他是这样定义的：父亲犹如阳光是我们无时不需，有时却又要小心躲避的东西。
我想，在文化心理学意义上，这句话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很能反映传统中国的父权文化及在此统摄下的父子关系。例如，宝玉、贾琏、贾蓉等一干人，靠了祖、父辈的荫庇，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却又因为父亲的存在，终日谨小慎微、担惊受怕。《红楼梦》第26回，宝玉听到父亲叫他，心里的感觉是：“不觉打了个雷的一般。”第28回，当着母亲王夫人的面，宝玉开她“金刚丸”“菩萨散”的玩笑，像个“开锁的猴”，然而，在贾政面前，宝玉是不敢的，只剩下“唯唯而已”。这就是传统中国的“严父慈母”吧。第33回，贾环见到贾政，会“唬得骨软筋酥”。第44回，哪怕当着贾母、邢夫人的面，贾琏也敢“撒娇撒痴，涎言涎语的还只乱说”，可一听到要把他的老子叫来，就赶紧“趔趄着脚儿出去了”。由此可见，贾府里的父亲无疑是令人畏惧的，这里，我将其置于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之中，来具体地考察。
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中的所有人口——包括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都在他的权力之下。经济权、教育权、法律权等都在他的手里。
经济权利，对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先生宣称：“钱是要紧的。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然而，按照传统的法律，凡父母健在，则不允许子孙享有私人财产。“禁止子孙私有财产在礼法上可以说是一贯的要求。法律上为了防止子孙私自动用及处分家财，于是立下明确的规定。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罚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由此，“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在法律层面上，这些财产，仅为父亲所有，由父亲支配、处分，并不属于宝玉等人。不经过父亲的允许，儿子没有处分的权利。我们看到，第47回，宝玉同柳湘莲相见，谈及秦钟的坟墓，宝玉道：
“怪道呢。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我摘了十个，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他说不但不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过是这几个朋友新筑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这里，宝玉所述的情况是真实的，也是当时制度的写照。在此，有人或许认为，宝玉的经济权利受到限制是合理的，因为此时宝玉尚未结婚，还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为了其成长，他的一些权利有必要处于父母的监护之下。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是在用现代的法律视角解读以前的社会现象。按照传统的法律，“即使已成年，已结婚或已生有子女，同时已经有职业，已经获得公民的或政治上的权利，他依然不能保有私人的财产或是别立一新的户籍。”这即是非常重要的“别籍异财禁止”原则。我们看到，不但宝玉，即便是已经结婚的且有官职的贾琏、贾蓉，也不具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的日常花费，和府里的太太、小姐一样，也只能是在“官中”按份领取“月钱”而已。第72回，凤姐儿向旺儿媳妇抱怨道：
“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
更甚至，像贾赦这样，“这么胡子苍白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在个人的经济权益方面，也是一样。第3回介绍，他的住所在“一黑油大门中”“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之所以如此，因为法律是禁止他离开荣府，去另立门户的。第105回，贾府被抄时，贾政道：
“但犯官祖父遗产并未分过，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东西便为己有”。
由此，清楚地表明：按照传统的礼法，在贾母健在的情况下，他们兄弟之间也不允许分家析产。
再进一步地看，我们就会发现，“不但家财是属于父或家长的，便是他的子孙也被认为是财产。严格说来，父亲实是子女之所有者，他可以将他们典质或出卖于人。”宝玉、贾琏等人固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然而，贾府里如袭人、晴雯、鸳鸯等的奴仆的命运，就是生动的例证。第19回，袭人在家里听见她母兄要赎她回去，抱怨道：
“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澄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作什么？权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
可见，子女实是父亲财产权的客体。这是令我们现代人感到恐怖的。
与宝玉、贾琏等人相比，由于父亲的早逝，薛蟠在家族之中享有了充分的经济权利，当然，他也充分地滥用了这一权利。他继承了家中的“百万之富”“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过着终日“斗鸡走马，游山玩水”的生活，“头一个惯喜欢送钱与人的”。在他行使这一权利的过程中，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或许就是资助了妹妹薛宝钗，后者替湘云出资做东道主，在大观园举办了“螃蟹宴”，于是就有了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缺乏了经济权利，贾府里的儿子长大后，一个个地成长为毫无独立人格的、各自父亲的傀儡，赖嬷嬷口中的“奴才秧子”。只有宝玉成了其中的“异类”。
在父权社会里，父亲对于孩子的行为常要担负道德上和法律上连坐的责任。“子不教，父之过”已成了我们家喻户晓的成语。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和安全，做父亲的不能不注意家教。然而，这种教育权的行使，常常让人觉得失望，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第9回，宝玉叫了秦钟，一起去上学。行前来向父亲告别。贾政冷笑道：
“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
贾政的话里，没有一丁点的鼓励和期盼，有的只是讽刺、挖苦。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刚开始求学的孩子说的话。现在的教育学里，流行着“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样一句话。我想，宝玉之所以走上叛逆的道路，或多或少应该和贾政落后的教育理念存在一定的关系吧。
有趣的是第17回，大观园甫一竣工，贾政带领宝玉、众清客等人“题写对额”，结果，宝玉发挥的非常好，其才思可谓“机敏动诸宾”。然而，令人感到错愕的是，作为父亲的贾政，看上去却很生气。当宝玉题出“曲径通幽处”“沁芳”时，面对众人的赞扬，贾政的情绪还可以，笑道：
“不可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选拟。”
等宝玉想出“有凤来仪”四字，众人都哄然叫妙。贾政竟生气地作负面点评，点头道：
“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
当宝玉引经据典，说出“稻香村”，贾政的反应是“一声断喝”，道：
“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你方才那些胡说的，不过是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
随后，还有如：
“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叉出去”“若不通，一并打嘴！”……
我想，在内心里，贾政应该是很高兴的。宝玉的表现应该让他确信自己的儿子并不缺乏聪明才智，当然，更重要的是，儿子的表现给他在众人面前挣足了面子。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一定要刻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也一定要用生气的口吻、贬低的语词来表达对儿子的认可。就像电影《刮痧》里的许大同，要用打儿子的方式，来表达对美国朋友的尊重。或许，这就是“中国式父亲”。
对于宝玉在诗词中展露出的灵气，作为父亲，贾政不懂得引导、尊重，一味地斥责为“精致的淘气”，批评宝玉“专在浓词艳曲上下工夫”。他亲自为儿子指定了学习教材：
“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及至第84回，贾政还亲自辅导宝玉写作文，题目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看到承题，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贾政摇头道：“不但是孩子气，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又看后句“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说道：“这更不成话了。”
“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乎注定一场艰苦的跋涉。因此，才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俗语。在今天，如果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矢志学习，这差不多是一件令自己的父母感到骄傲、别人的父母感到艳羡的事情。这里，宝玉像是那个说破“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天真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然而，却遭到父亲的训斥。成年人的世俗，怎么会容得下一个孩子眼睛里的世界呢？我们不能说，贾政不爱自己的儿子，然而，社会早已经有了一套关于父亲的格式化的标准，作为父亲，在儿子面前，就一定要板起面孔、不苟言笑，必须要吝啬表扬、高高在上。贾政他们自己是“社会结构的人质”，也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社会结构的人质”。唯此，才叫成功。这样的教育，是不是令人失望呢？更糟糕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教育权，展而言之，还应该包括对子女违规行为的惩戒权。在今天，这种权力的行使，要求以不损害对方的人格及人身权益为前提。然而，在传统的制度下，这种权力的行使则表现得比较直观、具体，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拿板子打屁股。这种常被称之为“家法”的教育方式，得到了国家法的认可和支持。
例如，第12回，写贾代儒打贾瑞：
代儒道：“自来出门，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据此亦该打，何况是撒谎。”因此，发狠到底打了三四十扳，还不许吃饭，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定要补出十天的工课来方罢。
平心而论，贾瑞这个家伙非常不争气，也确实该打。同样是家道中落，父母双亡，贾瑞的境遇至少要比贾雨村好很多，他有便利的学习条件，还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贾府。而贾雨村几乎一无所有，暂居破庙，卖字为生。按理说，贾瑞比贾雨村更应该取得成功，然而，他却饱暖思淫欲，心中毫无愿景与规划，不准备对自己、对家庭去承担任何责任，一心只想着王熙凤的床笫，欲做乱伦之丑事。由此，贾代儒发狠打了贾瑞“三四十扳”，也确是在履行教育的职能。然而，问题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以致很多时候都是恣意而为的，常常违背了这一权力配置的初衷。
第48回，借平儿之口，写贾赦打贾琏：
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么混打了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
这里，我们能说贾赦是在履行教育职责吗？他分明是为了一己之私，在迫使自己良知未泯的儿子变得更坏。这里，贾琏并没有任何违反教令的行为，只是凭自己的良心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却遭到贾赦的毒打。类似的情节出现在第29回，在凤姐的热情邀请下，贾母赴清虚观打醮，贾珍一时不见贾蓉，道：“怎么不见蓉儿？”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了出来。贾珍道：
“你瞧瞧他，我这里也还没敢说热，他倒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违拗不得，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又道：“问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道：“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
由此，我想起第6回，贾蓉向凤姐借一架玻璃炕屏，在王熙凤的炕沿上半跪着道：
“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
初读这段文字，我总以为是贾蓉的玩笑，而基于上述的分析，我觉得的贾蓉一点也没有夸张。
当然，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33回，贾政打宝玉：
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喝“快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便往里边书房里去，喝令“今日再有人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
贾政一见，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
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
此间，笞责宝玉的同时，贾政说“我免不得做个罪人”，这显然是气头上的话。按照当时制度，这应该是夸张之语。事实上，即便贾政真的把宝玉打死了，也不见得有罪。按照清代的法律，故意杀死没有什么过错的子孙，父母应当被追究责任；而如果父母杀死不孝的子孙，或者子孙违反父母的教令，被父母责罚，无心致死，这两种情况都不承担罪责。虽然宝玉没有殴骂父母的行为，但也确如贾政所说的，具有“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荒疏学业”等事实，这显然是违反父母教令的行为，而作为父亲的贾政在惩戒过程中碰巧把他打死，是无须承担责任的。及至后来，贾政要用绳索来勒死宝玉，像这种极端的方式，按照当时的法律，这属于“非礼殴杀”，是要承担责任的，不过，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法律，要承担故意杀人的重罪，相反，其罪责极轻，只是“杖一百”而已。由此，像这类父亲杀子的案件，“若不是非理殴杀，便可不论。法律上所注意的不在是否违反教令而在是否非礼毙杀，这是客观的问题，前者则是主观的，只要父亲说儿子违反教令，法司是不会提出原因的，亦不须法司加以认定。”
法律除了肯定父母对子女的惩戒权，也赋予了父母的送惩权。即父母不亲自惩戒，而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要父母对子女提出违反教令或不孝的控诉，法司无不照准。如果官府会怀疑父母的指控理由是否成立，“也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法官追问谁是谁非，便等于承认父母的不是，而否认父权的绝对性了。”由此，用我们今天的话，这种送惩权，与其说是一项请求权，不如说这实为一项形成权。
此外，对子女的主婚权是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当时的法律，“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销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与媳妇离婚，子女个人的意志是不在考虑之列的。社会法律皆承认他的主婚权，以社会法律的制裁作为有力的支持。子女的反抗是无效的。”在“恋爱自由”成为常识的今天，这同样是一项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制度。我们看到，红楼梦里，年轻人的婚姻都是基于父权的意志而缔结的，如薛宝钗和贾宝玉。更甚至，尤二姐和张华，当他（她）们还没有成为一个生理意义上的人的时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谓不具有权利能力），他们的家长就预先订立了两人的婚姻关系。第64回介绍：
却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
相反，如果单是年轻人之间的恋爱，而缺少了“父母之命”这个要件，那么，这段感情就会被贴上“奸淫狗盗”“贼不贼，鬼不鬼”的标签，被无情的扼杀和否定。给了年轻人最多呵护，在很多事情上持开明态度的贾母，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同情。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通过对时下流行的评书、故事的点评，她对于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恋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贾母笑道：
“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第97回，当她知道了自己最疼爱的外孙女——林黛玉的所思所想之后，竟也一反常态地表达了反感。贾母道：
“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顽，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
“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在父权主导的婚姻面前，子女要么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如元春，点灯熬油般待在“那个不得见人的去处”；迎春，这个绰号“二木头”的懦弱的、善良姑娘，她在其短暂的婚姻生活中受尽了丈夫的百般凌辱，只留下一声令人透彻心扉的呐喊：“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要么悬崖撒手、斩断尘缘，如贾宝玉，“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再有，就是干脆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除了痴情的黛玉之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倔强而勇敢的司棋。第92回，写道：
自从司棋出去，终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他母亲见了，恨得什么似的，说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语。谁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道：“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今他来了，妈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亲骂他：“不害臊的东西，你心里要怎么样？”司棋说道：“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一身作事一身当，为什么要逃。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他妈气得了不得，便哭着骂着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哪知道那司棋这东西糊涂，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直流，竟死了。
英国的哲学家霍布斯，把政府比喻为一个叫“利维坦”的怪兽，因为在他看来，政府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我们看到，传统的法律中，父亲几乎垄断了子女的一切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他在保护子女的同时，又在吞噬着自己的子女，也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维坦”。
第45回，赖嬷嬷在凤姐处聊天，对宝玉道：
“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
依照赖嬷嬷所说的，贾政、贾赦这些人，作为儿子的时候，也是挨过打的，等他们长大，自己做了父亲，就学自己的老子当年的样子，打宝玉、贾琏、贾蓉这些儿子。由此，这是一个关于“父权意象”的传承、一个有关“中国式父亲”的生生不息的轮回。
马林生，某机关的工会主席，是《我是你爸爸》里的爸爸，在他眼里，“儿子马车就是一句话：欠揍！而在儿子眼里，他时而是个暴君，时而是个可怜虫。”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之间心灵的鸿沟却难以逾越。于是，像王朔说的，“两个本来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仇敌。……人类情感中最伟大、最值得赞美的那一部分一跃变为无法摆脱的痛苦及绝望的根源。”
每一个中国的父亲，莫非心里都住着一个贾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