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2)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华人、华裔作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从前，只有将美国华裔文学指涉的范畴加以更加详细的区分，才有助于中国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批评体系。张子清教授在综合多种分类和界定的基础上在《美国华裔文学（总序）》中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内涵做出了具体界定：“所谓华裔文学并不包括华侨文学，即移居美国的第一代华侨用汉语或英语创作的文学，例如国人所熟知的林语堂、聂华芩、白先勇、张爱玲、黎锦扬、於梨华、陈若曦、董鼎山或刘耀中等人的作品均不属此列。它专指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创作的文学。因此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①华裔作家在美国自幼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熟练地掌握了英语，用地道的英语写作。②华裔作家通过移居美国的父母和中国的典籍，自然地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积聚了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的积淀。”（注：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总序）——《女勇士》，汤亭亭著，李剑波、王轶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董美含在《“美国华裔文学”的概念界定》一文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美国华裔文学，是由旅美华侨或美籍华人所生（此条限定了血统）、在美国成长受教育、具有美国国籍、母语为英语并以英语为主要创作语言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注：董美含：《“美国华裔文学”的概念界定》，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第199页。）
目前在国内有关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译名有两种普遍接受和运用的界定，即美国华裔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对此，不同的专家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和倾向。而本书参照以上评论家的看法和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主张将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译为“美国华裔文学”，因为中文的表达习惯是把涵盖面大的定语放在前面，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应为“美国华裔文学”。同时，这也和学术界广泛接受的“美国黑人文学”（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犹太文学”（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保持一致。其具体内涵应包括作者的族群属性因素、创作语言因素、反映社会生活面因素和蕴含文化价值诉求因素。为此，美国华裔文学可具体界定为由旅美华侨或美籍华人所生，在美国接受教育，具有美国国籍，母语为英语或以英语为主要创作语言的作家所创作的以华裔美国人和华人移民的社会生活为对象的、蕴含华裔美国人独特精神和价值的作品。这是笔者参考学界的各种界定方式，对“美国华裔文学”概念在本书中内涵的一种概括，其中一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第二节 美国华裔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美国华裔文学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出生于1865年的欧亚混血女作家水仙花（Edith Maude Eaton，水仙花是她的中文笔名）。水仙花在她的作品中对华人形象的感性描写，向美国读者展示了真实的华人形象。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水仙花本可以在美国社会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她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中国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了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出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注：Ling，Amy and Annette White Parks，eds.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p.19.）怀着对故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字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因为她与主流东方主义话语的分庭抗礼，水仙花并不是一个受美国读者和学者欢迎的作家，从她的创作成就和在美国的声望我们可以窥斑知豹。她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报刊文章、一部自传和一本收录了她所书写的发生在华人身上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Spring Fragrance，1912），后者被公认为她的代表作，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但当时出版时只印了2500册，以后再版发行量也不大。她的作品在当时不太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水仙花生活在华人受到极度排斥的时代，当时的华人和其他亚洲人居住于北美种族文化金字塔的最底部，法律地位比非洲人还低。所以，在对华人充满敌意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早期书写华人生活和华人故事的华裔作品不太可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和受到主流读者的欢迎。
美国对华人包含美国华裔的蔑视和冷漠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爆发。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美国不得已与中国在战争中结成了盟友，美国媒体肩负起把美国人眼中的“异教徒中国佬”变成“可以信赖的朋友”的责任和任务。于1943年，美国终于废除了1882年以来实施的《排华法案》，引起了短时期的华人移民热。华裔族群的日益庞大开始在美国社会中作为新生势力崛起，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激发下，华裔大学生的族裔意识被唤醒，为了唤醒更多华裔美国人的主体意识，有些大学生拿起了笔，用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去表达他们的情感和观点，就这样一批新的华裔作家蓬勃成长起来并取得了显赫成就，在美国文坛上开始发出华裔的声音，改变了华裔失语的状态，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刘裔昌被当代美国华裔研究者看作是第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父亲和光荣的后代》描写了华人移民父子两代人的争执与冲突，最终两代人放弃了对中华文化的眷恋，热烈拥抱美国的“民主”。虽然这部小说被国内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者认为有迎合美国人看中国人的心理和崇尚白人优越论的“自我东方化”色彩，但它却开启了美国华裔作家以英文自传的形式书写自我身份与种族文化的传统。
黄玉雪是第一位在美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美国华裔女作家。由于其巨大影响，她被汤亭亭等美国华裔女作家尊为“美国华裔文学之母”。她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写的是旧金山唐人街一个华人家庭的五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唐人街上了大学，走进了白人的世界，并在工作中获得了白人世界及政府的认可，成了“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
在美国风起云涌、各种运动闻风而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裔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其中小说创作率先突破旧的创作模式，百花齐放，各显千秋。以其特有的风格、文化内涵征服了读者，由边缘向中心迅速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汤亭亭的杰出创作实践叩开美国主流文学神圣的殿堂之门，使得美国文学界把她的作品列为当代美国文学、女性研究、族裔研究、人类学等课程的必读教材。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声誉日盛，与汤亭亭取得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以一名生活在美国唐人街华裔的视角来自述美国华裔的生活和经验。该作品一经发表立即饮誉美国文坛，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成为被学术界引用最多、最广的文本，作品的节选被载入了《诺顿文选》和《希斯文学选集》，由此进入了美国大学讲坛和大学生阅读课程。汤亭亭的第二部长篇力作《中国佬》（China Men，1980）追述其父辈在美国的奋斗历史，揭示了华裔男性族群集体沉默的原因，强调了重获历史阐释权的重要性，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成为叙事的焦点，获全国书评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获普立策奖提名获国家图书奖。她的第三部作品《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1989）则通过对男主人公惠特曼·阿新现实生活与白日梦的交错描述，继续追问华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获西部国际笔会奖。
赵健秀有着“亚裔美国文学匪徒”之称，他以强烈的批评个性著称文坛。他对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认识和表述极具特色，对文化的理解更是独树一帜，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也具有典型意义。他经常通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表达其族裔和文化理念。他矫正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亚裔在白人眼中的刻板印象，尤其是亚裔男性在白人眼中的刻板印象。在欧美主流文学作品中，黄种男人总是被定型为女性化而难以琢磨的异类，他们软弱、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为了彻底颠覆这样的刻板印象，赵健秀致力于在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和传奇故事中找寻华人的男性英雄传统，比如《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国演义》中的关公等。他从中国文学经典中汲取了无尽的营养，树立了具有进攻性的，好战的，梁山好汉式的华裔男性英雄传统。他始终不遗余力地通过写作彰显华裔身份认同的必要性，以期树立新的华裔文学形式。《唐老亚》（Donald Duk，1991）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他以建立文化英雄主义和华裔美国人认同观为基础，开辟了一条属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之路。他的第二部小说《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1994）涉及白人种族歧视，讲述的是唐人街关家两代人不同的身世、不同的世界观及其在美国的历史文化变迁中的生活状态。
谭恩美是继汤亭亭之后最成功的华裔作家，其作品的畅销程度甚至超越了前者，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她的处女作《喜福会》（Joy Club，1989）根据外婆和母亲的经历，以四对母女的故事为经纬，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母女之间微妙的感情，展现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该书一出版就大获成功，连续40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销量达到500万册，并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等一系列文学大奖，还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创下了极高的票房佳绩，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谭恩美接连又完成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和《灵感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两部长篇小说，皆延续了《喜福会》的成功。《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是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描写母女关系最深刻的一部，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这部作品中，谭恩美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写作手法，巧妙地将故国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糅合在一起。在文本结构和语言方面突破了理性的、逻辑性较强的直线型写作传统，改用女性特有的、富有感性的语言和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圆形叙述结构。《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南茜·维拉德（Nancy Willard）更是盛赞此小说的结构，“将此书比喻成精雕细刻的象牙球，一层镂空里面还有一层，如此层层不穷，结构非常精巧”（注：谭恩美：《接骨师之女》译后记，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到了“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20世纪90年代，汤亭亭在创作晚期所表露出的对“地球人”身份的向往被新崛起的华裔女作家任碧莲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走向了对自己族裔身份的摒弃和多种身份的自由转换，但依然无法摆脱“香蕉人”的困惑。《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1）以轻快、诙谐、反讽的笔触，表现了中国移民追求“美国梦”的奋斗历程，探讨了美国族裔双重文化身份的转换和建构，双重价值标准的冲突和调和，质疑了“熔炉”模式中“典型美国人”的定义，颠覆美国主流社会对族裔的本质论式的偏见。《莫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是任碧莲继《典型的美国佬》之后的一部力作，被称为姐妹篇，描述了《典型的美国佬》中主人公的孩子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如何在成长中构建自己的身份。《俏太太》（The Love Wife，2004）描述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保姆，在一个多种族的华裔王家所引发的故事，通过王氏家族的反应，大胆探讨家庭、个人认同、种族及美国梦等问题。由于她独特的书写策略和写作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任碧莲被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华裔作家，她的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Who is Irish，1999）中的一篇被收录在《本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由此可见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