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两个陌生人
1841年3月下旬的某个早上，那段期间我没有特别的活可忙，于是就去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镇上散步，想着在繁忙季节到来之前，哪里还能找到些现成的活干。安妮与往常一样去了二十里外的珊蒂山，她负责雪丽尔咖啡屋庭审期间的餐饮工作。我想伊丽莎白也跟着她去了，玛格丽特和阿隆索待在萨拉托加陪他们的姨妈。
在议会大街和百老汇的街角处，靠近莫恩的酒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老板仍然是他。我碰到了两位穿着体面的先生，都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印象中是一位熟人将他们介绍给我的，但至于是谁，我却想不起来，他介绍说我是拉小提琴的一把好手。
反正，他们迅速就此跟我聊了起来，问了我很多在小提琴演奏方面的问题，想知道我到底有多精通。他们似乎对我的回答相当满意，提议我为他们服务一小段时间，同时声称我就是他们在工作上所需要的人。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姓名告诉了我：迈瑞尔·布朗和亚伯兰·汉密尔顿——我对名字的真实性表示强烈怀疑。迈瑞尔·布朗显然已到了不惑之年，矮矮胖胖，面相精明而机灵。他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头戴黑色礼帽，声称自己住在罗切斯特和雪城两地；亚伯兰·汉密尔顿是个年轻人，五官端正，长着一对清眸，据我判断他不超过二十五岁。他高高瘦瘦的，穿着黄褐色的大衣和花纹雅致的背心，帽子鲜亮，整体着装都极其时尚。他的外表略显阴柔，但是很有魅力；看上去平易近人，显得颇为世故。这两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马戏团的，正要前往华盛顿市与马戏团会合——两人之前离开了马戏团一小段时间，一路往北游览这个国家，偶尔演出赚取费用。他们声称很难为演出找到伴奏，如果我能陪他们一路到纽约，他们会支付我每天一美元的报酬，如果我还愿意为他们每晚的表演伴奏，额外再追加三美元，此外还会支付我从纽约回到萨拉托加的费用。
我立刻接受了这诱人的出价，既是为了他们承诺的报酬，也是为了满足想参观大城市的愿望。他们迫不及待地动身了。本想着这次出门不会太久，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写信给安妮告诉她我去哪儿了，兴许当我回去时，她也差不多到家了。于是，我带上了小提琴和一套换洗衣物便准备出发。两匹棕红色的骏马拖来了一辆看上去美观大方的带篷马车。他们将行李——三只大大的箱子绑在行李架上。他们坐上了后座，我则爬上了驾驶座，驾着马车驶上了从萨拉托加到阿尔巴尼的路。新工作让我兴高采烈，我就如以往的每个日子一样愉快。
我们经过了波尔斯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叫这个名字——然后颠簸进了一条山路，直通阿尔巴尼。我们在天黑之前到达了那座城市，在纽约州博物馆南面的一家旅店歇脚。
这天晚上，我有机会亲眼观看他们的表演，也是我同他们共处期间唯一一次。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架起乐器，布朗表演节目。节目包括扔球、在绳索上跳舞、在帽子里炸煎饼、让隐形的猪尖叫以及其他口技和戏法。观众寥寥无几，对表演也不是很挑剔。汉密尔顿所谓的收入只不过是一个空罐子，里面的钱少得可怜。
第二天清晨，我们重新上路。两人都显得很焦虑，他们说当前的重中之重是不加耽误地赶到马戏团。我们急着赶路，再没有停下表演。我们按时到达了纽约，寄宿在城西的一间旅馆，位于百老汇到河口的街道上。我想这次远行终于要结束了，盼望着一天——最多两天后我就能回到萨拉托加，回到亲友身边。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开始纠缠我，要我继续随他们前往华盛顿。他们说既然夏季将至，马戏团一到华盛顿就会向北出发，他们还承诺如果我继续陪同就给我一个高薪的差事做。他们详述了这能带给我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让我最终只好接受这一提议。
第二天早晨，由于我们即将进入一个蓄奴州，他们建议我在离开纽约之前最好去办理一下自由身份证明。我突然想到这是个谨慎的决定，要是他们没提出来，我是不会想到的。我们随即动身去了海关。他们在那宣誓证明了我是自由之身。海关草拟了一份文件递给我们，指示我们拿到书记的办公室。我们照办了，书记在上面添了些内容，收了我们六先令。因为结束之前还有其他手续要办，我们又回到海关。支付了海关官员两美元之后，我终于得以把文件塞进了口袋，与我的两位朋友回到了旅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这些文件根本值不上这笔办理费，因为生活中我还未碰上什么事情会危及到我的个人安全。我记得，办理文件的书记在一本大册子上做了备忘录，我认为它至今仍在办公室里。若有人怀疑，请查阅一下在1841年3月下旬至4月1日的登记人，我确信至少能找到与这项特殊事务相关的记录。
有了自由证明，我们便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就乘渡轮去了泽西市，经此一路去往费城。我们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继续赶往巴尔的摩。我们按时抵达那里，在靠近火车站的一家旅馆歇脚，旅馆的老板或许叫拉斯伯恩，要么就是旅馆的名字叫作拉斯伯恩。从纽约一路赶来，他们想回到马戏团的心情越来越急切了。我们把马车留在了巴尔的摩，然后坐车前往华盛顿。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了华盛顿。第二天就是哈里森总统葬礼，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盖茨比酒店住了下来。
晚饭过后，他们将我叫到了他们房间，付给我四十三美元——这比我的总薪水还多。他们说因为自萨拉托加以来的旅途中，他们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让我参与演出，所以才格外慷慨，以此作为补偿。他们还告诉我马戏团原本打算第二天早晨离开华盛顿，但由于总统葬礼的原因，他们决定再停留一天。自初次见面以来，他们一直表现得非常友善，毫不吝惜对我的赞许；另一方面，我对他们也极有好感，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之后也会相信他们的每言每行。在自由身份证上的先见之明以及其他无须赘述的百多小事，都表明他们是真的把我当作朋友，在发自内心地为我着想。我一无所知，一直以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现在我相信他们是罪恶的。为了金钱，他们设计引诱我远离家乡，远离家人，远离自由。至于他们是不是我不幸的罪魁祸首，是不是披着人皮的残忍野兽，读完本书的人将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如果他们是无辜的，那么我的突然失踪该如何解释？在脑中细想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绝无可能再将他们臆想为慈善之辈。
他们似乎很阔绰，给了钱后还建议我当晚不要上街。考虑到不熟悉城里的风俗习惯，我保证说会谨记这一建议的。在一名黑奴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旅馆后面底楼的一间卧室。我躺
下休息，一直到入睡都挂念着家乡和妻儿，感叹我们相距如此之远。天使没有来到我床边警告我逃走，梦中也没有听到慈爱之声来向我预示近在眼前的磨难。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空气中充斥着隆隆的炮声和丧钟的哀鸣。家家户户都掩上了黑纱，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天色渐亮，队伍从街尾出现，缓缓穿过大街，马车一辆挨着一辆，成百上千的人接踵而至，跟随着悲悼的乐声前进。他们抬着哈里森的遗体走向墓地。
从清早开始，我就一直跟着汉密尔顿和布朗，他们是我在华盛顿唯一认识的人。葬礼队伍经过时，我们肩并肩站着。我清晰地记得墓地里每响一下礼炮，就会有窗玻璃落到地上破碎成渣。我们去了国会大厦，在广场上逛了许久。下午，他们又去了总统府溜达，从头至尾都要我紧跟着他们，并向我介绍了各种名胜。至此时，我仍未见到马戏团的影子。事实上，我也没怎么想起这事儿——这毕竟是令人激动的一天。
下午，我的朋友好几次去酒馆喝酒。然而，据我所知，他们平时都不怎么嗜酒。好几次，一喝完他们就会再倒一杯递到我手里。或许从下文推断，我可能是醉了，但我其实并没有。到了晚上，经过又一番痛饮之后，我开始变得极其难受，脑袋开始犯疼——是一种沉闷的剧痛，难以形容的不快。晚餐时间，我毫无胃口，看一眼闻一闻食物都让我感到恶心。天黑之后，还是那位奴隶带我去了昨晚休息的房间。布朗和汉密尔顿建议我好好休息，表示出友善的同情，希望我明早会有所好转。我只脱了外套和靴子就躺倒在了床上。我无法入睡，头疼继续恶化到几乎无法忍受。很快，我感到口干舌燥、嘴唇焦裂，一心只想着喝水。我想着湖泊，想着河流，想着小溪，想象着自己俯身畅饮，想着正在滴水的木桶，想着从井底满溢而出的清凉甘露。到了半夜，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焦渴之痛，起身下了床。我对这家旅店完全陌生，对里面的房间也一无所知。没见到任何醒着的人，我只能盲目摸索，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找到了地下室的厨房。那儿两三个黑奴进进出出，其中一个女人给了我两杯水，暂时缓解了我的口渴。可一回到房间，想喝水的强烈欲望又回来了，口干舌燥，甚至比之前还要难受，剧烈的头痛也随之而来。我痛苦万分，从来没经历过这种痛楚，简直都快疯了——到死我都忘不了那一晚的可怕回忆。
从厨房回来一个多小时后，我察觉到有人进入了我的房间。混杂着不同的声响，似乎有好几个人，但我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布朗和汉密尔顿是否也在其中，我也无从推测。隐隐约约只记得有人跟我说有必要去看一下医生开点药吃，于是我穿上靴子——没披外套也没戴帽子——便跟着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或者是小巷，来到了大街上。街道与宾夕法尼亚大街垂直相交，对面的一扇窗户里亮着灯。印象中有三个人跟着我，但模模糊糊记不清了，像是一场痛苦的噩梦。我走向灯光，以为那是从医生的诊所里发出来的。我逐渐靠近，灯光似乎也随之变暗。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回想起来的模糊记忆了，之后我便不省人事。不知道昏迷了多久，一个晚上还是许多昼夜，但等到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链条锁在了黑暗中。
头痛已经略有缓解了，但身体虚弱不堪。我坐在一张粗糙的木矮凳上，没有帽子也没有大衣。双手被铐住了，脚踝上戴着沉重的脚镣，链条的尾端扣在地面的一个大圆环上。我试着站起，但只是徒劳。从痛苦的昏睡中醒来好一会儿，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哪儿？这些锁链是做什么的？布朗和汉密尔顿呢？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囚禁在这间地牢？我无法理解。在我从这个孤寂之地醒来之前有一段模糊的记忆空白期，至于期间发生了什么，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了。我专注地倾听，想找到一丝人声，但四周只有压抑的寂静。我每动一下，镣铐就发出碰撞的叮当声；我大声喊，却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在镣铐的可及之处，我尽力摸到身上的口袋，最后发现自己不但被剥夺了自由，连钱和自由身份证明也全都不见了！一个微弱又迷惑的念头逐渐在我脑中生起——我被绑架了，但我觉得这难以置信。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出了一些不幸的差错。一个纽约州的自由公民，从没得罪过什么人，也没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会受到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细想着自己的处境，但是越思考，我的怀疑就越重。我万念俱灰，觉得无情之人谈不上什么信任与仁慈。我将自己托付给了上帝，希望祂守护被压迫之人。我将头深埋在戴着镣铐的双手之中，痛苦地哭泣着。